最后的“天朝”

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 ）

沈志华 著

中文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上、下两册）

沈志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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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Celestial Empire”:

Mao Zedong， Kim II Sung and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45-1976 （in Chinese, 2 volumes） By Shen Zhihu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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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8-237-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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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1920年7月，朝鲜代表朴镇淳（右三）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坐在列宁身旁

1936年8月，金策签署的抗联第三军第四师委任状

1941年1月，金日成给王新林的报告

1943年10月，金日成回忆录刊登的八十八旅干部照片

1943年10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即八十八旅）部分指挥员于北野营的合影。从左至右，第一排，巴达林（副旅长）、张寿篯（政治副旅长）、王一知（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周保中（旅长）、金日成（第一营营长）、什林斯基（副旅长）。第二排，张光迪（第三营第五连连长 ）、冯仲云（政治部情报部长）、王明貴（第三营营长）、王效明（第二营营长），崔石泉（副参谋长）、 彭施魯（第二营第三连连长）。第三排，杨清海（第三连排长）、徐哲（第三连排长）、姜信奉（姜健，第二营政治副营长）、金光侠（第三营第五连连长）、金铁宇（第五连政治副连长）、隋长青（刘建平，第三营第六连连长）。第四排。安吉，朴德山（金一，第一营第一连政治副连长），崔勇进（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陶雨峰（第四营第八连连长）、金京右（第一营第二连政治副连长）。

1945年，朝鲜独立同盟、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400余人回国前，在延安罗家坪的合影。

1947年，李红光支队抬着金日成画像游行

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军旗

1949年2月，中共吉林省委民族工作座谈会闭幕，参会全体人员合影。包括林春秋（一排右二）、李在德（一排左四）、周保中（二排左四）等。

1955年12月，金日成手稿（主体）

1950年12月，中朝联军司令部成立，图为当时金日成与双方高级将领的合影

1951年6月，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停战谈判的有关问题

1954年9月，金日成到北京参加国庆

1956年4月，到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三大的勃列日涅夫、聂荣臻和金日成在一起

目　录

上册

导言　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一、中朝共产党人的早期关系

二、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的活动

三、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四、中共培养的“延安派”干部

五、苏联营地造就了“游击队派”

六、朝鲜革命者回国的不同路径

第一章　若即若离：同志相邻而未相交（1945-1949）

第一节　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一、苏联在北朝鲜的“联合政府”

二、整合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

三、斯大林把权力移交金日成

第二节　政权建立进程中的两党关系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二、革命面对民族认同问题的纠葛

三、中共解决东北朝鲜族问题的方针

第三节　中共领导亚洲革命的构想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二、中共取得亚洲革命领导权

三、北朝鲜仍在苏联的掌控中

第二章　朝鲜战争：朝鲜问题主动权转移（1949-1953）

第一节　毛泽东与金日成初次见面

一、莫斯科和北京给平壤泼冷水

二、斯大林为金日成开“绿灯”

三、毛泽东被“两驾马车”绑架

第二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一、斯大林力图避免中国出兵

二、金日成要求组建国际纵队

三、毛泽东决心出兵援助朝鲜

第三节　对北朝鲜问题话语权的转移

一、金日成被迫放弃军事指挥权

二、彭德怀下令全军停止进攻

三、对朝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

四、毛泽东坚持将战争长期化

第三章　提倡主体：金日成应对各方挑战（1953-1956）

第一节　朝鲜寻求盟国经济援助

一、毛泽东建构中朝友谊的努力

二、中苏对朝鲜战后重建的援助

三、北朝鲜三年经济计划的缺陷

第二节　金日成在党内排除异己

一、朴宪永和南方派全军覆没

二、延安派和苏联派受到排挤

三、金日成提出确立“主体”意识

第三节　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

一、非斯大林化与劳动党三大

二、反对派掀起党内政治斗争

三、金日成的反击与八月全会

第四节　中苏共同干预朝鲜事务

一、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去平壤

二、金日成被迫重新召开中央全会

三、毛泽东把金日成比作东方纳吉

下册

第四章　怀柔政策：毛泽东全力扶植金日成（1956-1960）

第一节　波匈事件引发对朝新方针

一、中苏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困境

二、金日成不失时机解决国内问题

三、毛泽东权衡利弊缓和对朝关系

第二节　中国志愿军主动撤离朝鲜

一、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

二、志愿军部队全部回国及其结果

三、金日成在北朝鲜实现一统天下

第三节　“大跃进”拉出“千里马”

一、金日成全面学习中国“大跃进”

二、毛泽东大力支持“千里马”运动

三、中朝携手迈上“共产主义”大道

第五章　中苏分裂：金日成开展等距离外交（1960-1966 ）

第一节　北朝鲜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

一、北京与莫斯科对朝鲜的激烈争夺

二、金日成与中苏分别订立同盟条约

三、中国在困境中对朝鲜的友好表示

第二节　中国容忍大批朝鲜族边民出走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二、朝鲜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边民流动

三、中国对非法越境问题的处理方式

第三节　毛泽东满足北朝鲜的领土要求

一、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二、金日成突然提出签订边界条约

三、中国被迫割让长白山主峰及天池

第四节　金日成“倒向”中国及其限度

一、毛泽东把东北交给金日成打理

二、中国对朝鲜百般迁就和包容

三、金日成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

第六章　貌合神离：毛泽东对朝政策的困境（1966-1976）

第一节　革命的友谊“破镜重圆”

一、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成仇

二、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三、毛泽东与金日成握手言和

第二节　中美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二、中美外交谈判中的朝鲜问题

三、朝鲜在中美关系解冻中获利

四、中国尽其所能维护朝鲜利益

第三节　朝鲜接替中共“继续革命”

一、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及其影响

二、金日成主义替代毛泽东思想

三、两位革命领袖最后一次会面

尾声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朝关系的重构

结语　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后记

上　册

导言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一个神话，一个关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
广泛流传。

自新中国建立直到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及两国其他公开报刊长篇累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手足情长、休戚与共，中朝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笔者生活在中国大陆，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所有中国老百姓一样，关于中朝两国关系的表述，一生所见所闻，都是上面这些赞美的言辞，甚至在双方高层关系极其紧张的时期，亦是如此。中国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一个故事，一句传言，无论真假与否，连续不断地对你讲了60年，就成了神话，由不得你不信。

其实，直到几年前，对于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朝鲜还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封闭性——无论媒体的对外开放还是公民的对外接触，朝鲜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封闭”国家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笔者在朝鲜的亲身经历与普通外国人一样，参观、游览、购物、旅行、歇息，无不在“保安”人员的严密包围和控制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主流媒体关于对外关系的描述中，几十年一贯制，对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价始终保持着一种声音，即使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年代，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官方媒体上也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2
就在不久前的中国，朝鲜问题的敏感程度仍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一提到“朝鲜”两个字，人们便噤若寒蝉，左顾右盼，似乎没有人愿意去了解和探索历史的真实。不仅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就是在学术界，对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论，也是讳莫如深，学者大多竭力避免踏入这块是非之地。3
这就难怪中国著名的中朝关系史专家杨昭全老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叹道：“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阐述当代中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4
其结果，造成中国的决策机构及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缺乏全面的、客观的和真实的了解，他们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完全陷身于那个历史神话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已经深刻感觉到中朝关系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更看到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似乎也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面对如此困境，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却像一个紧箍咒，牢牢地套在人们的头上，外面还裹着一层难以捅破的神秘面纱，令人难以看清出路。而构筑这个神话和面纱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语境”，即在冷战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维护由中朝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共同建立的政治同盟而打造的话语系统。当这种神话、面纱与人们已经接受的中朝“传统友谊”的历史记忆相链接，又被赋予超越现实政治的历史意义时，便成为诠释现实中朝关系时难以突破的特殊“语境”，并使得本来处于变动中的中朝关系难以摆脱历史与现实的两难悖论。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在中、朝以外的国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及其他西方的学者为中朝关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所迷惑，往往是“雾里看花”，搞不清在处理东北亚问题时，中国是否能对朝鲜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影响。

中朝关系的现状因袭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在中国（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果想要掌握现实中朝关系的走向，对中朝关系做出准确定位，从而制定一套比较合乎实际的对朝政策，毫无疑问，首先就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就要知道中朝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破除神话，揭开面纱，突破束缚人们头脑的有关中朝关系历史的特殊语境。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任何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现实关怀，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甚至如马克思所说是唯一的一门科学，5
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出于学术情怀，也有义务和责任破除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破解几十年来存在的一个历史神话——中朝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和永恒不变的“友谊”。

然而，对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还在冷战期间，国际学术界对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这方面发表研究成果最多的是韩国学者，且主要是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分析中朝关系的现状并推断未来的走向。6
此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其特点与中国类似，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性优于学术性，尽管与韩国学者相比，强调了对史料的运用，但分析方法以及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仍值得怀疑。7
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有两本英文专著值得注意。美国阿拉巴马大学韩裔学者张清教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后（1958-1975），朝鲜如何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弄平衡术，提升朝鲜的独立性，即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中国，同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又谋取苏联的援助。8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金学俊教授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期间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朝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并试图解答两个问题：1950年之前中共与朝鲜关系很有限，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出兵援助朝鲜；此后朝鲜是如何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而得以发展的。9
这两部著作都采用了历史学的方法，但共同的缺憾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少量美国外交文件，作者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中国和朝鲜的公开出版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主要也是基于第二手资料的研究。10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朝核危机发生以来，东北亚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关注朝鲜问题以及中朝关系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查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属于对国际关系的现状分析或政治学研究，真正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讨论的学者十分有限。11
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问题，值得关注的有1996年旅美韩国学者李在锦出版的《中国与朝鲜的变动关系》一书。该书分为战争、军事、外交、经济四章，对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中国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国内政治和政策取向，中国对南北朝鲜动机和能力的认识，中国与苏联（俄国）、美国和日本的关系。12
2003年韩国学者李元烨在香港出版了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重点在中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作者认为，尽管经历了从宗藩体制向现代关系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共同抗日及中朝两国共产党“长期密切合作”），中朝关系保持着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互动”。13
2009年韩国学者崔明海出版的专著，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1961年的中朝同盟条约。作者认为，对中朝关系的解读应摆脱传统的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视角，而强调中朝同盟关系的内部效用；中朝同盟不是一种为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合作体系，而是为了使对方国家未来不确定性最小化的管理体系。14
2010年日本学者平岩俊司出版了论述中朝“唇齿关系”结构与转型的专著，作者分析了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直到围绕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朝关系的结构变化。15
这些作者的看法和结论对于人们观察中朝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不过，书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公开出版物或间接史料，写作方法也偏重政治学，基本上没有对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

“新冷战史”或“冷战国际史”作为一个新兴历史学科的出现，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二十多年来，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入，美苏关系、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他领域如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都有研究者感兴趣。关于朝鲜问题，受到国际学界瞩目的首先是朝鲜战争研究，应该说这二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6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俄国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和披露，人们发现，以往对于朝鲜外交史及中朝关系史的叙事存在很多漏洞、缺陷、舛误以及片面性和虚假性。因而，很多历史学研究者承担起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的工作。随着大量档案的披露，有关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北朝鲜政治发展史、17
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18
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19
冷战时期苏联与朝鲜关系的变化、20
金日成主体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21
北朝鲜统一政策的演变等。22
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一些朝鲜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比较全面研究朝鲜对外关系历史（1950-1992）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姆斯特朗201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该书揭示了冷战时期朝鲜对外关系的动因、过程和效果。书中对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中国对朝鲜经济重建的援助、中苏分裂及中美关系解冻时期朝鲜的对策等都有较多的论述。23

专门讨论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开始出现。

俄国学者B•A•希恩在1998年出版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与朝鲜》，该书前半部分以六节内容讲述了1949年至1979年中朝关系的历史，并勾画出中朝关系起伏的大体脉络。书中使用了不少俄国的解密档案，中朝两国的公开文献，以及各种回忆史料。但遗憾的是，全书约一半篇幅讨论的都是1980年以后的情况，对于真正可以作为“历史”24
的那个时期的研究却显得过于简单，且议论和分析多于史实的描述。总体看，可以说是一部中朝关系简史。25

韩国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钟奭（曾任韩国统一部部长）于2000年出版了《北韩一中国关系（1945-2000）》该书利用大量新史料讲述了抗日战争后期至20世纪末中朝关系的历史，在很多方面还原了中朝两国交往的历史面貌。书中较多使用了口述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国民间发现了1962年中朝边界谈判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朝边界问题会谈纪要、中朝边界条约正本以及1964年3月20日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26
可以认为，这是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学术界最有价值的一部专门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学著作。不过，该书未能利用后来披露的大量中国、俄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这也就是书中对朝鲜战争结束前的历史描述较为详尽，而其余部分（除边界问题）则是简单概述的原因。

除了专著，还有一些注重使用最新解密档案的专题论文问世。如德裔美国学者沙弗的两篇论文，运用德国及东欧国家的解密档案，讨论了朝鲜卷入中苏争端的过程，以及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朝关系变化的历史。27
中国学者余伟民以朝鲜劳动党内“延安派”干部的命运为线索，考察了1950年代中朝关系的变迁；从苏联对朝政策的角度，论述了中朝关系的形成。28
成晓河则主要依靠最新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讨论了中朝关系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演变。29
美国学者亚当•卡思卡特研究了1945-1950年东北延边地区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族居民对中共的支持以及他们在朝鲜革命和朝鲜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1950-1954年中朝之间在社会层面的交往，包括中国是如何接纳和安置朝鲜难民及逃到中国的朝鲜军人，培养朝鲜留学生，接待到中国演出的朝鲜文化团体，以及对朝鲜战后重建的大力帮助等问题。30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傅瑞珍201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中朝关系的论文集，除了关于当下中国对朝政策、朝鲜对外政策及中朝关系的讨论，书中也收入了几篇研究中朝关系历史的文章。31

笔者曾广泛利用中国和俄国的双边档案，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的起源、爆发和中国出兵的过程。32
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发表专文讲述了在战争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33
此外，还讨论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中朝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过程、中朝边界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中国对朝鲜族边民外逃的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等问题。34

总体来说，国际学界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不过，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讨论的深度讲，还很难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历史中，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开的谜团，还有很多现象需要解释。本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是否具有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其基本的和本质的特征是什么？以下诸多细节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反映：

——早期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大批本来属于朝鲜共产党的成员为什么、又是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国共内战期间，特别是东北内战时期，朝鲜革命者曾给予中共很多援助，但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很多中共领导干部甚至当时还不知道金日成是何许人也？

——早在1949年夏天斯大林就决定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给中共，毛泽东对此也欣然接受，但是为什么在中共中央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举办的“学习组”或马列学院中，唯独没有朝鲜党的干部？

——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始终积极主张出兵朝鲜，甚至在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对中苏同盟的考虑，还有没有想到朝鲜问题？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当战后金日成上门求援时，为什么中国提供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了在战争中处于二线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援助的总额？

——金日成1955年底提出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全党确立“主体”，其背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针对的目标是苏联还是中国，或者两者都在其中？

——1956年朝鲜劳动党发生内乱，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毛泽东大发雷霆，一反常态地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年中国全部撤回驻朝志愿军部队的动议是如何提出的，难道其目的就是像当时人们理解的那样，为了政治宣传和逼迫驻韩美军撤退？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就提出要与中国结盟，但为什么中朝同盟条约在战争结束八年后才迟迟签订，而且是与苏朝同盟条约同时签订？

——稍微了解一些当代史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1962年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的“伊塔事件”，但有多少人听说过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发生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向北朝鲜移民的事件？

——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谈判和签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中朝之间争执了上百年的长白山和天池归属问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解决了？

——毛泽东三番五次对金日成讲，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就交给朝鲜来打理，其用意究竟是什么，金日成对此作何反应？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处于外交政策失控、对外关系孤立的情况下，期间中朝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何在，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考虑的？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秘密谈判中，朝鲜问题处于何种地位，周恩来是如何解除金日成的顾虑，又是怎样满足朝鲜的要求的？

——自1960年代初至本书叙述的时期为止（“文革”前期短暂的低潮除外），中国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友谊，对金日成一直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在毛泽东晚年，朝鲜在全世界大力宣扬、推崇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并提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原因及目标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以上对中朝关系研究状况的介绍以及这些值得思考和解答的问题可以看出，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历史学家。而中国研究者首先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拋开困扰人们的现实语境，从原始档案入手，解构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在严肃、扎实和经过考证的史料基础上，重新建构有关中朝关系基本史实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本书的主旨。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史料的发掘。

目前，涉及中朝关系的当事国档案及相关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程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仔细考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其内容和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当然是中国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开放以来，已经分三批解密了大量档案文件，期限到1965年底。其中，涉及朝鲜的卷宗共2424个，内容包括中朝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交部与驻朝使馆间的往来电报、外交部及相关机构有关朝鲜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处理中朝关系问题的一些规定和办法，以及驻朝使馆编写的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等。这些原始文件，对于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非常重要，也是本书的基本史料之一。不过，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幵放有两个缺陷。其一，解密速度太慢，目前只到1965年，此后的档案（按照中国档案法规定至少可到1981年）何时解密，尚不得而知。其二，解密限制过多，凡是涉及中朝之间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档案，原则上均不予解密，而人们可以看到的档案，反映的都是中朝友好和亲密往来的内容。因此，如果单纯依靠中国的外交档案，研究者不仅会受到考察年限的制约，而且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中国各省市档案馆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外交档案开放的缺陷。中国地方档案的解密期一般都已到1980年代，有的甚至到1990年代。其内容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规定，全局性的都会印发各省市，局部性的也会发到相关省市；2.凡参与对朝鲜进行经济技术援助或朝鲜访华代表团去过的各省市，均存有大量相关的报告、通报、总结等文件；3.有些涉及朝鲜的具体或特殊问题的省市，还存有不少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往来函电，如四川省、陕西省和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流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延安派干部生活状况的文件。本书对许多史实的考证和描述，便得益于来自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河北省、四川省、山西省以及一些县市的地方档案。35

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部门，陆续编辑、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档案文献集和中国领导人的年谱、文集、文稿、传记。尽管这些文献在选择和编辑的过程中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改动，.不如研究者亲自到档案馆查阅那样有自主性，但是对于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

在查阅中国资料方面，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中共中央及政府各部门都办了一些内部刊物，如中宣部编的《宣教动态》《宣传通讯》，中联部编的《各国共产党动向》《各国共产党简况》《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报刊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编的《外事工作通讯》，外交部编的《外事动态》，公安部编的《公安工作简报》，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国际共运参考资料》，等等。这些内刊非常全面地报道了各方面、各领域的问题和情况，虽然较少反映决策过程及结果的情况，但是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领导人及决策机构据以作出决策的大量信息和情报，也可以看出高层的意向和倾向。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些内刊，不但案头必备，还经常推荐一些材料予以刊登。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便可知道。36
这些刊物在地方档案馆和很多图书馆都有收藏，不难找到。

朝鲜的档案自然是封闭的，无人得见。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只有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如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朝鲜劳动党的历次会议文件，以及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理论刊物《勤劳者》及其他出版物。然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度十分有限，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否则必定落入“陷阱”。例如笔者发现，朝鲜出版的《金日成著作集》，中文版和朝文版就有差别，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和报告在中文版里是没有的。还需注意的是，对很多报告和讲话，出版者在编辑文集时做了大量修改。37
此外，正如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兰科夫教授指出的，阅读朝鲜的报刊资料，需要对朝鲜政治和党的术语有深入的了解，并掌握其中的奥秘。38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朝鲜的外交内政及其决策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与其交往的各个国家的档案资料。

事实上，在俄国、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等与朝鲜交往密切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密档案中，涉及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最近几年来，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不仅使研究者得以看到许多朝鲜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变化情况，而且可以填补中国外交档案在中朝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的缺憾。例如，关于1956年八月事件前后中朝关系几近分裂状态的情况，如果没有大量俄国的解密档案，人们是很难了解其内幕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中朝关系的变化过程，则只能依靠东欧各国及蒙古档案提供的众多信息才能得以把握。因为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俄国档案和中国档案均未解密。至于如何克服阅读东欧各国档案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和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North Korea Inter 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不仅组织专家对大量东欧各国档案进行挑选，而且还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以便各国学者利用。39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无疑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档案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自然是研究者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来自铁幕另一边国家的档案文献也并非不重要，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韩国档案和美国档案的利用。韩国外交史料馆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中国和朝鲜外交政策以及中朝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史料来源。特别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里不仅保存着大量关于朝鲜外交关系的卷宗，而且每年都有专门的朝鲜与中共关系的卷宗。此外，朝韩关系也是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因素，而韩国外交档案有关朝韩双方接触、交涉、谈判等情况的记录，就成为目前了解这一背景独一无二的原始档案。美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在世界上大概是最规范、最及时的。对于中朝关系，美国档案馆当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以及驻韩美军情报部门的情报评估和分析报告，却是不可不读的珍贵史料。尽管除少量秘密情报外这些报告基本上是依据报刊杂志或其他公开的信息成就的，但其观察之细微，分析之精到，不仅可以启发思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间接史料。40
还有，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及其做法，无疑对中朝关系有重大影响，而在这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的只能是美国最新解密外交文件尼克松卷宗及其他外交档案。41

在此值得提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实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其任务之一就是整理、翻译涉及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国外档案（主要是俄国、美国、韩国及东欧各国）。目前，工作进展顺利，收集和整理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行翻译。

口述史料的利用对于历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档案文献短缺的情况下。对于像朝鲜这样一个“神秘国家”，单凭公开信息和文字资料是很难了解的。由于背景复杂和文化差异，有时甚至很难进入文献的语境。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录的利用就是不可缺少的。韩国学者对于北朝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利用当事人和“脱北者”（defector，即从北朝鲜逃离者）的口述回忆及采访资料，对中朝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前述李钟奭的专著，就大量使用了对当事人采访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91年采访了曾经担任朝鲜内务相和职业总同盟（即总工会）委员长的徐辉和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副委员长洪淳宽。重要的是此二人在1956年八月事件后逃亡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曲折经历就是一部中朝关系的晴雨表。

了解到1956年曾有大批朝鲜干部逃亡中国的情况后，笔者也曾四处打听，多方探寻。可惜的是，当笔者1995年通过陕西省老干部局在西安找到洪淳宽时，老人已重病在身，无法说话。而住在他楼上的徐辉，两年前便已经病逝。毕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笔者2010年终于在太原市找到了朝鲜内阁文化省副相金刚和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他们虽年事已高，还是接受了笔者的长时间采访，详细回答了所提问题。42
对他们口述回忆的记录，也是本书重要的史料来源。

上述中国、俄国、美国、韩国和东欧各国相关的档案文献以及中朝两国的公开出版物，再加上部分口述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主体叙事的史料基础。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从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直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这一历史阶段（主体是冷战时期），中朝两党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大体脉络。

笔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影响中朝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1.地缘政治：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的门户，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朝鲜的动荡往往牵动中国的神经；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朝鲜站在哪一边对于中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冷战格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堡垒，在中美对抗时期，朝鲜则成为中国的盟友和前哨阵地，因而备受中国关注。3.意识形态：朝鲜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双方共同信奉的指导思想，国际主义原则和党际关系构筑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朝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政治结构的普遍性。4.传统理念：朝鲜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和保护对象，置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制之下，传统的“天朝”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观念中，而金日成在追随中国的同时则始终以反对“事大主义”、维护朝鲜独立自主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中朝关系又有其明显的特殊性。笔者在叙述和分析中朝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全书的写作结构和基本逻辑是：中朝两国共产党人都是在莫斯科的培育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而他们之间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朝两国关系的走向；二战结束以后，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以及斯大林去世，使得中国逐步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苏共同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失效后，毛泽东转而采取安抚政策，帮助金日成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北朝鲜也由此真正取得独立地位；中苏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同盟破裂，为朝鲜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和外交空间，金日成左右逢源，极大地提升了朝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采取的联美抗苏战略虽然尽力关照朝鲜的利益，但也因不得不放弃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把中朝两国的外交路线推向对立，中朝关系已是貌合神离；金日成有意扛起界革命的大旗，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而中国则全面改革开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里程，中朝两国关系表面平和，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中朝关系在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在梳理和解读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中朝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一、从战后斯大林对苏联在亚洲战略利益的设计看，北朝鲜是莫斯科必须实行有效控制的地区之一。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拉住朝鲜，继续进行扶植，使其长大成材。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言，朝鲜这棵“小树”是苏联和中国共同栽培的。

二、中国出兵朝鲜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逐渐改变了其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和形象。但与此同时，朝鲜争取独立地位斗争的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三、在中国东北居住的大量朝鲜移民及其后代属跨界民族，他们与邻居的朝鲜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而对中华民族却长期缺乏认同感。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中朝关系，并直接影响了边民流动、边界划分乃至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

四、在中苏关系恶化和长期紧张对立的过程中，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利。在中朝交往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朝鲜都可以保持主动地位，而在发生分歧、冲突和危机的时候，基本都是中国首先表现出和解姿态，并做出让步。

五、中朝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并非如双方宣传的那样表现为“永恒的友谊”，而是冷暖无常，变幻莫测。同其他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一样，中朝同盟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尽管在表面看来平静如水。

六、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的确表现出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本质在于，中国尽可能地满足朝鲜的一切要求，包括给予朝鲜充分的自由和主权，而朝鲜则需要中国提供保护和帮助。这种特殊关系的起点在1957年——中国从根本上转变了对朝鲜的方针。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尽管双方关系仍不免存在矛盾，但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在尽力维护两国的同盟关系和兄弟关系。中美关系缓和造成中朝外交战略的分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彻底结束了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笔者在结语中提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处理中朝关系时的出发点，从表面看是世界革命理念，但其内核则是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把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都视为同一阵营或可能联盟中的被领导者，试图打造一个革命的“天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谋求朝鲜的独立地位和个人（及家族）的专制统治。因此，就外交理念而言，中朝之间的矛盾是潜在的，且时时发酵。在处理冷战格局下的现实问题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为了应对美国的围堵以及后来苏联的威胁，中国需要朝鲜成为自己在东北亚的“挡箭牌”和战略缓冲地带，而朝鲜需要中国成为自己的“大后方”，他们确实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同盟关系。但是，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特别是到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中朝同盟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实际上已出现裂痕。所以，毛泽东理想中的“天朝”最终还是在他去世后走向了终结。在更深的层次上，中朝国家关系的症结与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样，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这种关系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原则为基础，因此这种特殊关系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

此外还应该看到，中朝关系不仅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冷战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的塑造和演变，在某些特殊时段甚至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如果说冷战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应对美苏对抗和经营周边环境，中朝关系则是连接这两个关键部分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不了解、不理解中朝关系的实质内容及其在中国领导人思考中的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人们就无从确定在广泛的研究中，是否真正把握了中国外交的全局、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中国在某些特殊阶段的对外行为。笔者写作本书的用意之一，还想提醒那些严肃对待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学者，过去绘制的历史画面存在巨大的缺陷，有必要重新检验诸多重大事件的因果联系。同理，对于那些根据被证明是相当有限的研究而对朝鲜半岛当今事态的思考和对策建议，也必须要加以重新检讨，因为本书用充分的历史文献证明，以往学界对中朝关系的认识存在问题，至少也是很肤浅的。

（全书注释部分另见PDF文件）

序篇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自从19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接受的是共同的领导——苏联共产党。1
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见面之前很久，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由于当时朝鲜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土地上，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谋划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作对象，而为了控制朝鲜半岛则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苏联的代理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朝两国（或者说两个民族的）共产党人一直是水乳交融、并肩战斗，但他们之间却很少有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并最终成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两支单独的革命力量。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走向。

在那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同时接受来自莫斯科（实际上是苏共）的垂直的和直接的领导。那么，在这个体系中，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门的著作，学术论文也寥寥无几。2
中国学者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国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及政治团体的关系；移居或旅居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反日活动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此外，在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关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人关系的专门研究近些年也有很大进展，主要有杨昭全先生的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3
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朝两党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论述的依据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论著，从引用的文献来源看，除使用中国（东北抗联）的档案外，多是以情报分析和口供为主的日本档案，而很少使用直接影响朝鲜共产党发展及中朝两党关系的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其二，有些重要事实，如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和再建、共产国际关于朝共命运的决定、中共接纳朝鲜革命者的过程以及八十八旅的形成和结局等，众说纷纭，还有很多基本史实没搞清楚；其三，对于早期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者只看到双方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利益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却较少分析其中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

毫无疑问，研究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主要应使用双边的档案文献。但十分可惜的是，朝鲜档案根本无法看到，而中国公布的相关档案又十分有限。4
于是，共产国际的档案就成了最重要的依据。然而，在苏联解体前，尽管共产国际的文献已大量出版（中译本很多），却极少包含朝鲜共产党的内容。直到俄国档案开放以后，情况才得以改观。目前涉及朝共早期历史及中朝关系的共产国际档案，主要有俄籍韩人学者Б.Д.朴编写的《苏联、共产国际与朝鲜解放运动》和日本学者和田春树主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朝鲜》。5

本篇主要依据俄国和中国的档案文献，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厘清一些重要事实。在此基础上，讨论和分析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朝鲜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从1919年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在俄国诞生至1935年朝鲜共产党重建工作终止，晚期从1945年朝鲜共产党在汉城再建至1949年全部并入平壤的朝鲜劳动党。早期的历史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0年，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在苏俄纷纷建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一赤塔派，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分别支持一派，相持不下。第二阶段，1921-1924年，共产国际试图调和双方矛盾，联合各派，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但终因两派分歧严重、势不两立而被迫放弃。第三阶段，1925-1928年，建党工作重心转入国内后，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在汉城组建，并很快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由于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及党内的激烈派争，朝共组织及中央连续更换四届，仍无法生存，共产国际被迫宣布不再承认各派朝共组织。第四阶段，1929-1935年，在强调以工农为主体成分的建党原则下，共产国际试图帮助朝鲜各派共产主义组织联合起来，重新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由于日本当局的严密控制，特别是苏联开始的政治镇压，老一辈朝鲜共产党人损失殆尽，共产国际七大以后重建工作基本停止。6
此后直到日本投降，朝鲜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其活动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其成员也基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中朝共产党人的早期关系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党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信念和追求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革命。在苏联和朝鲜境内建党受挫及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满洲地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并试图利用作为革命活动主体的朝鲜人的力量。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满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共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满洲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幵展武装抗日斗争，而朝鲜人则成为一直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中朝两党的诉求全面吻合，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共队伍。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同在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促进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则唤起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对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而朝鲜共产党人受环境限制又逐渐把活动区域转移到中国土地上。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密切的地缘关系，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不过，从目前接触到的史料看，虽然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支持下，但自朝鲜共产党建立初期直到1930年代消亡，中朝两党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和平行的组织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朝鲜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作为个人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和联系，直到加入中共的组织。

到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对朝鲜革命运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朝鲜“三一”运动爆发时，李大钊、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和《觉悟》等报刊，都对朝鲜的独立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对朝鲜人民反日独立斗争事业表示极大的声援。7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甚至亲自撰文，大力称赞朝鲜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抗敌的精神。8
第二是建立中韩互助社等民间组织。从1920年冬天起，在中国的朝鲜革命志士不断呼吁中朝合作，著名大律师施洋首先响应，并于1921年1月在武汉创办了中韩国民互助社。随后，全国各地均有效仿者，甚至广东护法政府也参与其中，办起了广东中韩协会。9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1921年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与朝鲜友人李熙春、李若松等合作，共同在长沙组织了中韩互助社。毛泽东任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10

至于朝鲜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有中国学者断言：“当时在上海的中朝两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至少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及其组织是“推动上海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1921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作为东亚最早共产党组织之韩人社会党及其骨干分子的活动，无疑具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工作的帮助与支持，应该说也可以作如是解”。11
在笔者看来，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现在下这种判断恐怕为时过早。

虽有文章称，作为朝鲜人在俄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韩人社会党领导人李东辉、朴镇淳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以后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会见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但文中未注明史料来源，故无法坐实。12
还有学者引证早年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梁泳泫的回忆说，派往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曾经借用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会见韩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3
或有史料称，维经斯基偕同杨明轩及朝鲜革命者安某于1920年8月来到上海，帮助进行中共筹建工作。他们与陈独秀接触，并帮助他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金家凤等朝鲜革命者也参加了青年团组织。14
这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来华帮助中共建党，也说明朝鲜革命者与陈独秀有所接触和合作，但那只是个人之间的往来，很难说是朝鲜共产党组织与中共筹建者有直接接触。至于说朝鲜共产党员金万谦、安秉瓒曾随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开展活动，15
也只能说明他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无法推导出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必然取得联系。

还有两件事需要说明。第一，关于朝鲜共产党人帮助中共建党的问题。根据中共早期领导干部王若飞的说法，1919年朴镇淳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16
有学者论证，实际上，朴镇淳通过临时政府总理李东辉（朝共上海派领导人）联系并帮助的是黄介民等人所组织的大同党。17
大同党当然算不上是共产党，不过在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活跃、派别林立而共产国际又急于在东方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尽管朴镇淳没有完成使命，但无论如何朝鲜共产党人还是尽了力。第二，关于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共建党的关系。据张国焘（中共建党发起人之一）回忆，当时韩国临时政府曾向他表示，他们与莫斯科有联系，并准备与苏俄建立关系。此外，英国档案中的情报资料也显示，1920年2月在上海永乐饭店，韩国临时政府外务委员李光洙曾与朱卓文（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李汉俊（中共建党发起人之一）开过会，会后也搞过一些活动。当时李东辉等朝鲜共产党人确实在临时政府中起主导作用，李光洙也有可能是受了李东辉的委托。但正如张国焘回忆所说，李大钊和陈独秀认为临时政府这批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只是赶时髦而已，因此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兴趣。18
所以，这两件事仍然无法说明此时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直接联系，更不能证实前者对后者有什么帮助，尽管这并不排除朝鲜人曾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华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甚至他们本身也可能有此意图。

能够说明朝鲜共产党对中共建党有所帮助的，确实有一件事情。此前有一些研究著作提到，韩人社会党曾把一笔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交给中国人，以资助他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有的说是20000元，有的说是11000元；有的说交给了共产党，有的说交给了大同党，还有的说交给了社会党。19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久前俄国公布的两份共产国际档案对此有详细说明。一份档案是1921年4月28日韩人社会党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李翰荣给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报告，说明其领取的共产国际资金的使用情况。据李翰荣报告，他独自带着200万卢布（纸币）到达中国，其中在上海“向中国社会主义领袖陈独秀提供了2万日元，用于开展党的工作”。20
另一份档案是同年10月16日李东辉和朴镇淳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报告。因为有传言指责李东辉及其助手金立挪用或私吞从莫斯科带回的资金，所以这个报告把全部资金的来源、去向和用途交代得一清二楚。该报告说，朝鲜共产党（上海派）从莫斯科一共得到两次资助：1920年3月，李翰荣在伊尔库茨克得到共产国际的资助400万卢布（分沙皇、杜马、苏维埃三种纸币），但是尚未出发，就被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全权代表加蓬截留了一半，到北京后又被远东共和国全权代表尤林扣留100万卢布。结果，朝鲜人这次实际只得到100万卢布（纸币）。1920年9月，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交给李东辉和朴镇淳40万金卢布，其中4万因带往北京的携款人被害而损失，3万在赤塔交给了朝共中央委员朴爱，到上海后又将6万交韩玄带回俄国，故实际使用的是27万金卢布。这两笔钱在上海共兑换成中国货币25.43万大洋（墨西哥鹰元）。报告列举了到1921年6月1日止这笔资金使用的详细情况，其中向日共提供2万大洋，向中共提供10500大洋，其余均为朝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所得（包括赤塔书记处的1900大洋）。21

由此可知，朝鲜共产党（上海派）的确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苏联资助的资金，金额为10500大洋（或2万日元），时间在1921年6月以前。不过，还有两个问题上述文件没有交代清楚。第一，共产国际这笔经费是李翰荣直接交给陈独秀（或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还是经过中间人（朝鲜人或中国人）转交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无法证明两国共产党人有高层的直接接触。第二，提供给中共中央（及日共中央）的资金是受共产国际委托转交的，还是朝鲜共产党主动分给的？鉴于朝鲜人为莫斯科的资金你争我抢的情况，22
笔者判断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如此，这笔钱对于正在筹备建党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而言，犹如雪中送炭，帮助极大。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中共建党的经费都是个人捐资，十分艰难。从李大钊到北大的俄文教员，每人数元、数十元不等，李大钊捐资最多，每月从薪俸中拿出100元。而在中共建立初期，总部及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分部，每月活动经费（包括生活补贴）共需1000多元。23

概括起来说，在中朝两党建立之前和初期，他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太一样。如前所述，朝鲜人因大量侨居俄国，与莫斯科的联系较早，关系也更为密切。共产国际对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援助自然也要更多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朝鲜人带引进入中国。就目前可以确认的史实而言，朝鲜共产党人的确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供过帮助，主要就是转交过共产国际的一笔经费。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建立直接联系。所以，如果说朝鲜共产党在1919-1921年为中共建党初期提供了间接帮助，或者说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起到了一定的“桥梁”作用，那么这个结论比较可靠。

实际上，在中朝两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关系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从中共建党初期开始，便有大量旅居中国或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朝鲜人献身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其中很多人还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成为领导干部。下面是在中国史料中出现较多的几位典型人物。

加入中共最早的朝鲜人。韩乐然（韩广宇），1898年出生在吉林省延边的龙井村，1919年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1920年来到上海。曾参加过朝鲜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后对朝鲜革命者的内部派争感到失望，开始接近中国共产主义者，1923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奉天结识了阎宝航，抗战后又到武汉认识了刘澜波，并被作为中共党组成员推荐到东北救亡总会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1938年11月，作为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作家、艺术家延安访问团成员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1947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24

早期加入中共年龄最小的朝鲜人。周文彬（金成镐），190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1914年随父迁居中国。1926年（18岁）在中学读书时便组织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负责指导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党组织活动。1936年任中共唐山市委工委书记，1939年任中共冀东地委书记，1943年任中共冀东特委组织部长兼溧中地委书记。1944年10月作战牺牲。25

在中共担任军事领导干部最早的朝鲜人。杨林（杨宁、毕士悌，原名金勋），1898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其父参加“三一”运动被杀害后流亡东北。1921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到广东，任黄埔军官学校区队长。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及广州暴动。1928年7月被派赴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到中国，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满特委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7月奉中央指令调上海，转往中央苏区，任苏维埃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后调任武装部参谋长。1935年随红军长征北上到陕北，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初东渡黄河作战牺牲。26

在中共干部中最有名的朝鲜人。武亭（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北平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考入北方军官学校（炮兵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后去上海，在中共上海韩人支部工作。1929年被捕，出狱后转赴香港，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深受朱德和彭德怀的信赖。1938年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组建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及朝鲜义勇队。1941年10月作为外国抗日领袖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其画像与毛泽东像并列挂在会场。抗战胜利后回到朝鲜。27

被中共保卫部门秘密枪决的朝鲜人。张志乐（金山），1905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1919年离开朝鲜。1921年考入北京国立协和医科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见到过李大钊，结识了瞿秋白，深受影响。1925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黄埔军校教导团。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陆丰苏区，经彭湃介绍加入香港中共党组织活动。1929年初北上，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12月被捕，并被押送到朝鲜，后因证据不足获释。1931年回到北平后受到当地党组织怀疑，未能恢复党籍。1936年8月，作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代表来到陕甘宁苏区，后安排到红军军政大学任教。1938年8月，因与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交往密切，受到延安保卫部门怀疑，未经调查而被秘密处决。28

转入中共的朝共领导人。李铁夫（韩伟健），1901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洪原郡。1919年去俄国，后来中国，一年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24年回到汉城，1926年12月加入朝鲜共产党（ML派），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朝共组织被破坏后，于1928年初流亡上海，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华北地区工作。1932年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3年被捕，不久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34年恢复党籍，后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被扣上“铁夫路线”、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1936年春中央纠正“左”倾错误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5月到延安出席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同年7月不幸病逝。29

回朝鲜后任职最高的人。崔庸健（崔石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中学时因组织反日活动被判刑，1922年流亡中国。先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后转入云南讲武堂。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五期六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后转移到黑龙江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任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抗联退入苏联后组建教导旅（第八十八旅）后，出任副参谋长、中共东北地区党委书记。1945年10月回到朝鲜，后来成为仅次于金日成的党政第二把手。30

在1930年代年轻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大批加入中共之前，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些，但是不多。与全面抗战后进入延安的大批朝鲜人不同，他们当时在中共干部中没有被特别作为外国人看待。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即在中共组织内有单独的朝鲜人支部。

第一届朝鲜共产党组织及中央被破坏后，一些干部逃亡到上海，并组织了朝共国外局（海外部），但未获第二届中央批准。31
于是，1926年4月，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成立，主要领导成员有洪南杓（责任书记）、梁明、曹奉岩、具然饮等。不久又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北京支部。32
同时成立的还有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及其分支机构。33
然而，这种做法是违背共产国际章程的。早在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就提出了“一国一党”的原则，即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其成员被批准移居他国时，必须参加所在国的共产党。34
1925年9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规定：在境外的朝共组织应当被看作是全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组成部分，并在朝鲜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但在工作中应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协调。35
11月9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致函朝共中央指出：在境外（包括苏联）的朝鲜共产党人不能干涉国内事务，也不允许在境外存在独立的朝鲜共产党。36
按照这些规定，在中国的所有朝共支部都要接受境内朝共中央的领导。问题是朝鲜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十分激烈，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第三届朝共中央虽得到共产国际承认，但内部派争频繁，连换五任书记。37
这些逃往国外的朝鲜人既不愿或者因条件限制无法接受境内中央的领导，又不能组建独立的党组织，就只好依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集体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38

1926年9月上海韩人支部成立，吕运亨主持成立大会，曹奉岩作报告。会议选举的支部委员有洪南杓（责任书记）、吕运亨（组织部长）、玄鼎健（宣传部长）等。会议讨论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中共的纲领和章程开展活动。因在上海的朝鲜人多住在法租界，而一个月前刚成立的中共法南区委的活动范围就在中共法租界部委和南市部委所辖区域，大会便委托吕运亨等人与中共法南区委联系，办理相关手续。支部临时办公室设在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28号吕运亨家里，后曾搬到雷米路（今永康路）30号。韩人支部聚集了一批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青年，党员人数通常达3040人。担任过支部书记的还有金元植（金炯善）、黄勋（崔重镐）、曹奉岩（朴哲焕）、具然饮（具沧海）等，很多已参加中共的朝鲜革命者也曾在这里工作，如武亭、韩伟健（李铁夫）、金山（张志乐）等。中共特派员汪河荣、林远祖等人负责指导支部工作，每月召开两三次集会，传达中共活动情况和行动计划。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作为一个秘密组织，韩人支部主要是通过大量外围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如宣传、集会、游行和鼓动罢工、发起募捐等。韩人支部还完成了中共指派或交付的一些任务，如1930年7月至1931年4月间，洪南杓、金命时接受上级指示，前往北满地区，动员朝共满洲总局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前后，武亭、张泰俊、韩镕等十几名党员奉调进入江西苏区工作等。由于受到中国当局、法租界巡捕房和日本总领事馆警署的镇压，韩人支部成员大部被捕或逃离上海，1933年1月9日金丹冶召集支部会议，决定暂时停止活动。39

在此期间，朝共中央曾试图通过韩人支部与中共组织建立联系。广州起义失败后，很多朝鲜革命者来沪，韩人支部人数猛增一倍，达80多人。朝共中央（ML派）随即派代表来沪，通过该支部与中共法南区委接触，商议成立一个中朝两党联络局。1928年2月，梁明作为代表常驻上海，继续与中共接触。不料，韩人支部很快发生内部分裂，互相指责、谩骂，中共法南区委虽有意调解，但终因情况不明、语言不通而作罢。此后，法南区委失去兴趣，疏远两派，梁明也离开了上海。40
至于中共对韩人支部的看法和态度，在中国档案材料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材料。1928年7月法南区委对他们的评价是：“负责人好，有能力”，“能深入韩人群众”。1932年4月中共法南区委在召开代表大会，韩国支部代表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决议强调该支部的特殊性，指出要“帮助他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他们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41

在国共合作时期，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来华朝鲜革命志士活动的集中地区。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警暑1926年11月22日的调查统计，在粤朝鲜人总计405名，其中共产国际派往广东政府各军任职的苏联军校毕业生24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在军中任职的军官48人（已战死7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分派到各军或继续补习的32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在校生228人，中山大学本科及预科生13人，其他参加义烈团、共产党等各种组织及飞行学校学生共60人。这其中有多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无从考证。42
据当事人金山（张志乐）的说法，参加中共组织的广州起义的朝鲜人估计有200名。43
在广东参加中国革命的朝鲜人中，有一批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如前面提到的武亭、杨林、金山、崔庸健等。

总之，在中共建党初期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朝鲜共产党与中共并无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上海韩人支部的建立，也不是两党之间的协议与合作，而是在上海的朝鲜共产党人的个人行为。这一时期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党人虽人数不多，但主要是一些精英人物，不仅学历高、有文化，而且经验多、斗志强。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开展的反日斗争和独立运动，无疑对中国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大革命失败以后，朝鲜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除少数辗转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外，大多数都去了东北——那里是来华朝鲜人最集中的居住地。

二、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的活动

除了苏联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中国的满洲（特别是东满）也是朝鲜人最集中的居住地，朝鲜共产党自然会把这里看作是其争取独立的斗争基地。44
以李东辉为首的朝鲜共产党（上海派）建党伊始，就看中了在满洲地区开展独立运动的社会基础，并派遣干部前往活动。通过与当地民族主义团体“间岛国民会”的合作，迅速打开局面，在延边（间岛）敦化县成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总监府，下设道本部和郡会，大力发展党组织。到1922年4月，延边道本部（敦化）下属9个郡会，共有党员1721人、预备党员829人；南满道本部（吉林）下属6个郡会，共有党员153人、预备党员65人；北满道本部（饶河）下属5个郡会，共有党员275人、预备党员87人。45
鉴于总监府只是外围组织，民族主义色彩较浓，朝共上海派又于1923年8月委派张基永、朱健等人到东满，与国民会青年骨干协商，成立了朝鲜共产党满洲地方委员会。46
此时，朝共的统一组织尚未建立，李东辉的上海派便成为满洲地区势力最大的共产主义团体。

1925年初共产国际放弃了在苏联组建朝鲜共产党的努力，而把朝共的活动重心转移到朝鲜境内；统一的朝鲜共产党组织及中央建立后，由于连续遭到镇压和破坏，1926年初大部分骨干力量又来到中国的上海和广东；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共产党在关内受到疯狂镇压，多数朝鲜共产党人便不得不转移到满洲。这样，几经周折，满洲便逐渐成了朝鲜共产党的主要生存之地及活动场所。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1928年8月第四届中央被破坏以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实际上已成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领导机构。47

以火曜派为主的朝共第二届中央成立后，1926年4月末，金灿委派曹奉岩、崔元泽、金东明等人到珠河县一面坡，与上海派干部协商建立朝共满洲总局。5月13日，朝共中央决定把满洲部改称为满洲总局，任命曹奉岩为责任书记。5月16日，满洲总局正式成立，由责任书记曹奉岩（火曜派）、组织部长崔元泽（火曜派）、宣传部长尹滋英（上海派）组成常务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宁古塔，下设东满区域局、南满区域局、北满区域局，并派遣金河球、金哲勋等人分别到各地建立基层组织。与此同时，满洲总局委任金东明为责任书记，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满洲总局。48
然而，

在满朝鲜人仍然没有摆脱分裂的命运。1926年底，出于对火曜派的不满，尹滋英、金河球辞职，总局借此开除了其他80余名上海派党员。以后，随着ML派在第三届、第四届朝共中央掌握实权，他们的势力也逐渐进入满洲。49
貌似三派联合的满洲总局，实际上内部已经蕴含了重重矛盾。此后，随着1927年10月满洲总局被日本警察破坏（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在满朝共活动进入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火曜派、汉上派（由上海派与汉城派联合成立）、ML派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满洲总局。50
尽管连续受到镇压，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还是保存了相当的实力。到1929年9月，仅火曜派满洲总局领导下的东满和北满地区，就有共产党员300余人，共青会员380余人，农民组合成员4千余人，青年会员2万余人。51

从一开始，朝鲜共产党在苏联境内和朝鲜境内派争不断的情况就延续到了中国境内，甚至愈演愈烈。如果说朝共派争在朝鲜境内的形式表现为中央频繁更替，各派轮流坐庄，那么他们在满洲的派争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各自为政，互相争夺；如果说朝鲜境内的派争手段最严重的就是告密和出卖，那么在满洲则已经发展到互相拆台、大打出手、借刀杀人，甚至不惜直接“杀害革命同志”。对此，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朝共满洲总局虽然开展了大量活动，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党内无原则的小组织”派争，以及各革命团体间“无原则之分裂”，导致运动缺乏统一性，已“陷于无力之状态”。中共南满省委则在报告中叹道：“这是在满韩人共产主义者间末日的前夜。”52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更令中共感到忧虑，即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开展的活动固然轰轰烈烈、前仆后继，但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朝鲜委员会在1930年5月指出的，“分布在满洲的朝鲜农民运动始终处于脱离整个中国运动的状态”。53

既是在中国开展活动，共产国际和朝共自然就会考虑到与中国革命运动及抗日力量的联系冋题。早在1925年9月21日，即统一的朝鲜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就指示朝共中央：“应尽量同日本同志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以便协调工作、相互支持。”54
1926年12月6日，朝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提出，“应该在军事上支持中国革命军，为此应该从朝鲜在满洲的游击队中选出优秀者”。当然，“朝鲜共产党应对其进行领导”。55
在共产国际档案中还保存了一份大约是1928年初起草的关于朝鲜共产党间岛局工作的报告，在报告所谈9个关注的问题中，专门提到“关于对满洲中国人抗日的支持”，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中国人和朝鲜人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6
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决议和文件中的口号，直到1930年代初满洲各朝鲜共产主义组织解散前，无论是在满朝鲜人的反日独立运动，还是朝共各派满洲总局领导的革命活动，基本上都是独立进行的，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57
这里的关键是身份认同和斗争方向的问题。

尽管朝鲜人向中国的移民年代久远，很多已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他们绝大多数人一直把满洲特别是东满地区当作暂时栖身地，没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西方国家理念的冲击下，以“剃发易服”为标志的皇朝效忠，被国籍归属的法律规定所代替。清朝政府在1909年颁布了中国史上第一部“国籍法”。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先颁布的也是国籍法，随后又有两次修订，其目的就是使那些越界定居的外来民族尽快“归化入籍”，但效果并不明显。为了对抗日本人侵占东北的阴谋，民国政府在1929年修订国籍法时，取消了对双重国籍的限制。即使如此，当时东北130万朝鲜族居民中入籍者仍不到十分之一。58
这样，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既已失去朝鲜国籍，又不承认日本国籍，也不愿加入中国国籍，就成为无国籍者。但在他们的内心，仍然认为自己是朝鲜人，且充满了独立、复国的愿望和冲动。所以，在朝鲜人看来，满洲只是他们“生活依托的地方”，是“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重要基地”，是朝鲜革命运动的“中心根据地”，而东满则是“朝鲜之延长”。这即是所谓的“朝鲜革命延长论”。于是，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不同，在满朝鲜共产党的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二房东”），以民族斗争为主，而不敢触动中国军阀、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59
这种状况不能不令开始把目光转向东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感到焦虑。

国共关系破裂以后，中共在关内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便有意在国民党势力尚未统治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虽然中共在建党初期便先后派罗章龙、林育南等人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但进展不大，直到1925年才建起哈尔滨特别支部、奉天支部。1926年春，中共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地方执行委员会，下属10个支部，共有党员73名。后虽有所发展，但因不断遭到破坏，至1927年夏天只剩下党员30余名。奉天支部到1926年9月只发展党员22名。1926年1月还组建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1927年5月改为大j连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共有党员230名，但半年后只剩下4个支部、17名党员。60
192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了东北地区的形势和党的建设问题，并决定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员会。此后不久，省委筹建工作因叛徒出卖而停顿。9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陈为人到东北组建满洲省委。10月24日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到1928年12月，整个东北地区共有36个地方党组织、270名党员。但就在这个月，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等13人遭敌逮捕，满洲省委及所兼奉天市委均遭破坏。1929年1月，刘少猷受命重组满洲临时省委。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加强对满洲工作的领导。61
从这时起，在满朝鲜共产党人的命运便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

陈为人刚到满洲开展组建省委的工作，就注意到在这里朝鲜难民多，“且有秘密组织”和“三千多（人）的武装”，并意识到满洲将来的斗争“主要是对日本的革命暴动和革命战争”，而参加者“必是中国的工农与朝鲜的农民”。62
满洲临时省委在1927年12月24日关于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中也指出，“整个满洲的革命工作”，必定是“领导中国农民联络朝鲜农民”及数十万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共同“反抗地主军阀与日本资产阶级的斗争”。63
为此，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11日的指示信中提出，中共满洲省委目前的任务是：根据“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原则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联合韩、蒙工农群众一致反对资本家地主，并建立统一的工会、农会组织。64
满洲省委在1928年10月东北党员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强调指出，帮助弱小民族，宣传中共的土地大纲和民族政策，“领导朝鲜人进行反日、反封建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65
尽管此时“少数民族”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在国际主义的理念指导下，在华朝鲜人的解放和独立活动自然需要纳入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然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工作刚刚起步，又不断遭到破坏，无论对群众的组织还是动员能力，都十分有限。据满洲省委文件记载：省委成立一年来，各地机构“尚未健全”，组织发展“毫无成绩”。1929年初情况仍未改观，“省委的组织异常脆弱”，地方工作处于“散乱无组织状态”，“能起作用的支部找不到一两个”。奉天、抚顺、延吉等地或者“组织瓦解”，难以召开支部会议，或者四处躲避，“畏惧不敢活动”。除哈尔滨情况稍好一点，其他地区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66
一方面要在广大的朝鲜人当中组织运动，一方面中共自己的力量又十分薄弱，于是，与人数众多且十分活跃的朝鲜共产党取得联系及处理双方关系的问题就必然要提上日程。

早在1928年1月，考虑到在延边地区的工人和农民中朝鲜人占绝对多数，而过去朝鲜共产党在这一带开展工作，临时省委请示中共中央：中国党在延边的工作，尤其是农民工作，是否应与朝鲜党建立密切联系，应建立怎样的关系？67
目前尚未发现中共中央就此问题做出答复的任何文献，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已有中共支部开始与朝共组织进行联系，或个别地接受朝鲜人入党，如在延边、桦甸等地。68
由于对朝共内部派争的痛恨和厌烦，同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宣布不承认现存朝鲜共产党的任何一个派别，而要求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此后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朝鲜人（尤其是汉上派）积极开展了朝共的重建工作。69
多数中国学者都认为，做出1928年12月决议后，共产国际便派人来中国，传达满洲朝共党员应根据“一国一党”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也“积极开展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70
这大概是受了当事人（如杨一辰、韩光）回忆的影响，他们都回忆说，朝鲜共产党被取消后，共产国际便要求朝鲜共产党员个别地加入中共，或“委托”中共吸收一些优秀的朝鲜共产党员。71
但是，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从文献资料看，直到1930年5月之前，共产国际强调的是中共应帮助朝鲜共产党重建，并未提出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的建议。在共产国际看来，此时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人不过是因革命需要而来到中国的外来民族。从中共吸收朝共党员的复杂过程来看，应该说是共产国际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

三、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共产国际1928年12月的决议是如何及何时传达给中共中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据曾任满洲省委临时书记李实的回忆，1929年6月刘少奇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中共中央交代给他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解决朝鲜党的派别问题”，第二是帮助朝鲜“在满洲重新建党”。72
这里显然还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中共满洲省委很快就注意到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积极活动的情况，并提出了吸收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的问题。1929年7月20日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书记玉真（化名）向中央提出：满洲总局“根据一国一党原则，编入于中国党的组织，恐是当然”，考虑到民族关系，应釆取“特别组织的方法”。73
7月25日，满洲省委朝鲜工作委员会成员江宇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建议这一问题应与共产国际代表及朝鲜党商议解决。74
8月，中共中央派时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的朝鲜干部金山（张志乐）前往东北，任务是帮助中共与朝鲜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同时作为代表出席在吉林召开的朝鲜革命青年联盟大会。金山曾于1922年取得中国国籍，后因不便活动而放弃。据金山讲，青年联盟大会的领导者都是曾参加广州起义的朝鲜革命党人，他们积极主张采取新的路线，即与中共组织合并。但同时朝鲜革命青年还要保持独立系统，接受满洲省委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的领导。75
9月，刘少奇将吸收朝鲜党员的问题列入了省委工作的重要日程，并提出有关“与韩党关系”的六条意见，其基本精神是加强联络、互通信息。76
10月9日，上海韩人支部在给中共中央民族委员会的信中再次提出，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需经共产国际批准，在此之前，中共应尽快与其联系，并予以指导。77
然而，未等共产国际表态和中共中央批准，满洲省委与朝共在满洲三个派别组织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在得知共产国际12月决议的精神后，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积极活动的三个主要派别——汉上派、ML派、火曜派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重建行动。汉上派的目标是继续单独建党，只是把重新建党活动的重点转移到满洲来。1929年8月汉上派在敦化成立了朝共再建委员会满洲部，由朱健担任责任书记。10月，尹滋英、金一洙、金荣万等骨干分子又在延吉召开了朝共再建筹备积极分子大会。78
与此相反，ML派倾向于在中共领导下建立朝鲜党部。据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给中央的报告，（是年9月）朝共（ML派）党员400余人要求加入中共满洲党组织，已经省委批准。采取的方式是解散原有组织，成立单独的党部，将名册和文件移交省委的民族运动委员会。按照廖的理解，这是作为团体加入中共组织。79
火曜派则要求与中共进行组织合作。在9月15日与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进行的谈判中，火曜派满洲总局同意接受中共的政治路线并采取一致行动，与中共满洲组织互派代表，建立密切的友党关系。火曜派实力雄厚，不仅掌握着数量众多的党团员和农民、青年，还与韩国独立军（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成为中共非常看重的一支“友军”。80
9月19日，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朝共组织关系变化的情况，请求中央解决朝共组织加入中共的问题，并派遣政治上忠诚可靠的朝鲜族中共党员来负责此项工作。81
9月29日，满洲省委再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尽快解决并重新规定与朝共组织的关系问题。82

1929年11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朝鲜毕业生韩斌和李春山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议后，他们在中共代表苏文的陪同下于1930年1月赶往哈尔滨，并召集满洲省委干部（14人）与朝共各派领导人（12人）开会，商讨在满朝共党组织与中共的关系问题。83
会议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无史料披露，但会后各派很快做出了反应。1月30日，汉上派满洲总局向中共中央报告：承认满洲的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满朝鲜人组织原则上也应该归入中国党；同意中共中央的提议，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朝共改组为中共指导下的独立组织。同时又提出，朝共外围组织农民同盟和青年同盟暂不解散，东满四县仍归朝鲜党部直接领导，而满洲运动的指导机关应有韩、俄、日的同志参加。此外，这些决定需要得到朝共中央批准后，再与中共中央详细讨论。84
其实，朝共中央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报告表明，汉上派对加入中共实际上持否定态度。不过，此时朝共各派普通党员和下层群众的情绪对其领导人的选择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朝共各派领导人只是争权夺利、空喊口号的状况早已引起基层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有关共产国际不再承认朝共组织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不啻雪上加霜。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还提出“民族自决”和为在满韩人争得土地权的口号，因而越来越得到朝共党员和朝鲜族革命群众的信赖。85

1930年3月，朝共各派代表再次召开协商会议。ML派代表在会上一致表示同意参加中共，火曜派的张时雨和汉上派的朱健、尹滋英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只有金灿（火曜派）等少数人表示反对，而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朝鲜共产党。86
3月20日，ML派满洲总局发表了解散宣言，宣言承认“朝鲜延长论”是完全错误的，主张解散朝共的满洲组织，在满朝鲜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87
此后不久，火曜派总局内部发生分裂，金策、崔东范（李福林）等很多青年积极分子以及多数总局委员纷纷加入中共，金灿已被解除总局委员之职，有些反对加入中共的委员则返回苏联。88
显然，朝共各派组织解散、广大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已为大势所趋。4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会议提出，对朝共党“应视为一种群众团体”，在斗争中“一个一个”地吸收他们入党。89
延边特别支部在5月8日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已经接管了这一地区群众运动的全部领导工作，并消除了原来朝共组织之间的派别纷争。90
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5月24日决议（草案）则提出了“韩国同志必须中国党化”的口号。决议认为，“满洲的韩国劳苦群众，必须参加目前中国革命斗争”；在满朝共党员应依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党；原来在满洲的朝共“一切组织应一概根本取消”；朝共党员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党，按中共党章成立各地支部。91
中共或许尚未意识到，“中国党化”的口号无意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既是外来民族实现“中华民族化”的前奏，也是解决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法理依据和逻辑前提——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满朝鲜革命者当然应该加入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

在这样的情势下，共产国际终于表示了明确的立场。1930年5月18日，东方书记处朝鲜委员会建议；将在满朝鲜人的一切工作统一归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应与朝鲜同志保持联系并提供支持；直到朝鲜共产党建立之前，所有与朝鲜工作相关的问题，中共中央“均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协商”；“应建立一个新的由3位同志组成的满洲局，并隶属于中共中央满洲委员会”。92
共产国际的态度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火曜派满洲总局于6月10日宣布解散，而此前东满道的火曜派干部不等总局指示，已发表了《解散宣言》，并参与了中共领导的“五•三〇”暴动。汉上派的主要干部虽然也认识到不得不解散朝共在满洲的组织而加入中共，但还是寄希望于朝共在国内的重建，于是决定采取一种过渡组织的形式。6月24日，汉上派公布了尹滋英等人起草的宣言书，宣布解散原重建组织，成立“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加入中共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93
然而，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堵上了汉上派希望朝共自行完成重建的道路。

1930年6月20日，东方书记处要求汉上派的朝共重建筹备委员会自行解散；把该委员会在朝鲜的所有关系、机构和资金全部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关系、机构和资金则全部转交给中共。94
共产国际并未放弃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努力，只是出于对朝鲜人长期派争的担忧，一方面自己派遣代表去朝鲜境内开展工作，一方面希望中共介入并给予帮助。95
中共中央得此尚方宝剑后，立即表示了明确而坚定的态度。6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满洲的韩人斗争运动必须纳入中国革命的范畴，依照中共的策略总路线组织同盟罢工和地方暴动，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承认韩国同志加入”，但他们必须接受中共的党纲党章，且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任何派别和团体的形式入党；在中共组织中没有特别的机构管理韩人党员，即使完全由韩人组成的支部，也一样要接受各级地方党部的领导；要特别警惕有人企图把朝共派争引入中共，凡是有派争倾向的人绝不允许入党，“已加入者也必须开除”。96
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公开信，讲明了这些原则和规定。97
看来，除了加入中共或离开中国，在满朝共组织已经没有退路了。7月初，汉上派满洲总局宣布解散。98
8月，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在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不得不宣布解散。尹滋英、金一洙等人陆续回到朝鲜，秘密从事重建工作。99
总之，到1930年夏天，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的一切活动已经基本上归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100

大量朝鲜族党员的加入，自然是迅速扩大了中共的队伍。根据中共组织史资料，满洲省委所属组织党员人数，1929年只有254人，1930年便猛增2.5倍，达到893人，1931年又翻了一番，为2132人。101
到1933年夏季，除沈阳、大连外，满洲中共党员共2500多人，而在东满地区的1200名党员中，朝鲜族党员就有1100人。102
如此算来，满洲中共党员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朝鲜人。与此同时，中共干部队伍中的朝鲜人自然也迅速增加了。在1930年8月成立起党组织并由朝鲜人担任书记的有：延和中心县委——王耿（文甲松）、吉林临时县委——王平山（金昌根）、清原县委——姜义峰、磐石县委——李朴奉（朴银秀）、柳河县委——李昌一（崔昌一）103
1930年代初中共东北地区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差不多都是朝鲜人担任，如宁安县委两任书记，延边地区的四个县委书记，以及勃利、汤原、饶河、宝清、虎林、依兰等地的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大部分也是朝鲜人。104

如前所述，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中，在华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并非要中共排斥或取代朝鲜共产党，而只是朝共在国内重新建立起来之前的临时措施。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也是明确的。不仅如此，在吸收满洲朝共党员的同时，中共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在国内重建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早在1930年9月25日满洲省委就指示东满特委，“帮助朝鲜国内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援助朝鲜革命是东满中心任务之一”。还要求特委立即成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开始计划布置朝鲜国内工作”。105
1931年2月23日，东满特委致函省委指出，“现在朝鲜国内的群众斗争是非常急迫的”，“群众热烈要求党的领导”；鉴于朝鲜群众已对派争感到厌恶，对朝鲜国内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要得到中国党的帮助”。为“配合东满的工作，发展朝鲜国内的工作，建立朝鲜党的基础”，特委决议：组建以廖如愿为书记的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先派三人到咸兴、新兴、京城、平壤，再派入去会宁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督促开山屯、珲春等地积极向朝鲜国内发展7以特委和省委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援助朝鲜革命的宣言。东满特委还决定，待以上工作“有了相当基础后完全移交”给共产国际。106
3月20日，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朝共重建筹备委员会（汉上派）正式宣布解散。同时，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组建一个“行动委员会”，任务是为重建朝鲜共产党进行筹备工作。107
3月27日，中共满洲省委决议确定，把“援助韩国革命”列为“满洲党的主要任务之一”。108
4月15日，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成立了少数民族部，“专门计划讨论韩人工作问题”，同时准备在下属各特委也成立少数民族部。省委还提出，“对于韩国革命，东满要给以有力帮助，必要时可派一部分同志到韩国同志中去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发展党。等将来有了相当基础，即报中央转国际解决韩国党的问题”。109
5月26日满洲省委参照中共中央“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草案”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升了在满洲及朝鲜境内开展民族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决议指出，在满洲少数民族运动中，“应当提出完全的民族自决，直到承认韩国人分离出去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做主要的中心口号”；“援助韩国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实际任务之一”；继续“派韩国同志回国工作”，并将详细情况上报以便转告共产国际。110
关于朝共重建的问题，满洲省委9月12日的决议提出，在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之前，在朝鲜境内发展的党员既不属中共组织，也不是朝共的独立组织，而“只是将来发展韩国党的基础”。经中共转报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后，朝鲜党才能成为“正式的独立组织”。到那时，“我们将所有在朝鲜发展的同志，以及过去派去的工作同志”都转给朝鲜党，“而与中国党脱离组织关系”。111
然而，由于此时东北的局势发生剧变，帮助朝鲜建党的工作便没有再继续下去。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反蒋抗日”、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主张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武装，直接与日本侵略者作战。112
1931年底，满洲省委把“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作为“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并先后派出党、团员和骨干力量200余人到各地推动义勇军的组建工作。从1932年春至1934年春，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各地先后建立起18支中共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抗日游击武装。113在这一时期和这些地区，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其领导下的武装队伍中，主要成分都是朝鲜人。在中共组织最强大的东满地区，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中“95%是韩国同志”。114
在北满有些地区（宾县、汤原、饶河）朝鲜族党员的比例甚至达到99%，在南满的磐石县也是如此。115
其中比较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有饶河的崔石泉（崔庸健）、金文亨、李学福，磐石的陈振玉、李松波，延吉的朴东根、朴吉，和龙的张承焕、金昌涉，汪清的梁成龙、金明均，珲春的孔宪琛、朴泰益等。116
到1934年底，在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中，少数民族（主要是朝鲜族）成分占十分之九。117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各游击队先后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2月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18
东北的抗日斗争在这一时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东满特委在文件中确定的中心任务之一仍然包括“开辟与发展韩国工作”，“仍须尽可能派一部分干部去执行这一任务”，119
但实际上，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显然已经无暇顾及朝鲜共产党的重建问题，而东北朝鲜人的活动也完全纳入了中共的领导和组织范畴。于是，中共与朝共在组织上的关系尚未正式建立便戛然而止。120

中朝两国及（或）在华中朝两族人民是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并肩作战的战友，特别是中共提出武装抗日的口号后，他们的斗争目标更趋向一致，朝鲜人加入中国革命便开始从被迫转向自愿。可以说，没有朝鲜民族的参加，就没有东北沦陷时期（特别是初期）中共领导的武装抗日运动。然而，此时出现的反“民生团”事件引起了朝鲜人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担忧。

民生团最初是日本人策划的所谓“韩人自治”组织，成员都是朝鲜人，目的在于挑拨中朝关系，破坏东北的抗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得不到社会支持，该组织成立不久便于1932年7月宣布解散了。但是一个月后，在抗日游击队审讯被日本宪兵队释放的“宋老头”时，他承认自己是民生团成员，引起警觉，随后便在东满党内和根据地开始了清查民生团的斗争。121
中共东满特委一度曾把反民生团斗争作为“我党的各项任务中最中心的任务”，还专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据东满特委估计，民生团分子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中占40%，甚至有人认为“韩国同志都是民生团”。在普遍对朝鲜族干部、群众产生怀疑的氛围中，中共组织对党内和军内的朝鲜干部、战士开始大批逮捕、审查和清洗。通过逼供信的手段，约有560人被捕，其中约430人被处死，包括25名特委和县委的干部。东满特委还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组建的过程中更换干部（军、师级机关全部换成中国籍干部），调整编制（基层部队“把中国人和高丽人分开编制”），对朝鲜人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反民生团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造成抗日队伍的内部恐慌，并导致很多党团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22

直到1934年底，尽管满洲省委已要求东满省委“必须防止和纠正反对民生团派争的斗争中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以及恐怖的倾向（如中国同志认为高丽人全部都是民生团或不信任韩国同志的倾向）”，不要以“反民生团、反派争的斗争来代替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但团委特派员的报告仍然认为情况严重：东满“党团县委以及党团区委三分之二以上是民生团”，“我们党、团机关在数量上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分子”，这些民生团“将我们的领导机关弄得昏头胀脑”。甚至认为，“我们的党简直变成反革命的党”了。123

中共的做法引起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被迫脱离了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原朝共ML派的一些人甚至宣布组建独立的朝鲜共产党，并通过了纲领，试图把在满朝鲜人联合起来。124
1935年夏秋，一批重要的朝鲜领导人秘密聚集在上海开会，讨论朝鲜革命及其组织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九一八”以后，中国东北就是朝鲜革命的中心，朝鲜的革命力量不能分散，“不能像盐溶于水一样失落于中国运动中”，而“必须作为对等的组织加入”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起来，对整个朝鲜革命实行统一领导。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朝鲜革命者组建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125

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共反民生团的情况后，也表示了不同意见。1935年11月2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杨松（吴平，曾任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撰文，批评了对民生团的策略。文章认为，不能把整个民生团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团体”、“奸细侦探机关”，而应该把少数上层反动领导人与基层广大群众区别开来，还提出了在巩固和扩大中共组织的前提下建立“韩国民族革命党”的建议。126
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据周保中回忆，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了一个决定，即把东北“抗日救国会”中的朝鲜人分出来，建立“朝鲜祖国光复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中的朝鲜部队单独编为“朝鲜人民军”。127
中共立即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为实现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提出：“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将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在中共县委或区委统一领导下可成立韩人党小组或党支部。128
共产国际的本意大概是担心中朝之间的矛盾会影响到整个东北地区的反日活动，但当时在中国组建独立朝鲜党团和军队的条件并不存在，这些主张多数只能停留在口号上。由于种种原因，朝鲜人民军和民族革命党均未正式建立起来。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鲜侨单纯系统”），光复会虽然在1936年6月宣布成立，但实际也是在中共领导之下，且到1938年惠山逮捕事件后，便名存实亡了。129

无论如何，1936年2月反民生团活动停止，笼罩在朝鲜共产党人身上的阴影终于过去了，而中朝两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则，经历了1930年代初朝共满洲各派组织的解散，原朝共骨干力量除了被捕者外，大部分都回到朝鲜或西伯利亚去了。130
二则，1932-1935年开展的反民生团事件又肃清了大批担任领导干部中的原朝共党员。于是，到共产国际七大以后，留在中共组织和武装队伍中的朝鲜人已经完全换了一批人，这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主要是19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131
根据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关于干部简历的报告和1945年8月30日第八十八旅为授予金日成而填写的申请表（由周保中签署意见），金日成的入党时间是1932年。132
而就是在此时，东北抗联队伍中开始了整肃朝鲜族干部的反民生团运动。

据中共组织史资料记载，从1927年10月至1937年7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省委及所属党、政、军、团组织中的朝鲜族干部共78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33人），其中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仍在党组织中任职的有李东光（李东一、李相俊，南满省委组织部长）、刘佐健（南满省委青年部长）、全光（吴成仑，南满省委宣传部长）、冯剑英（崔凤官，柳河县委书记）、权永碧（长白县委书记）、李福林（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金策（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委员）、许亨植（李熙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委员）、张福林（哈东特委书记）等。133
此外，在中共领导的武装队伍中还活跃着一批朝鲜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朴翰宗（1934年任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1934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敏焕（1934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韩浩（1935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金日成（1936年任第二军第三师师长）、崔石泉（崔庸健，1936年任第四军第二师参谋长）、金铁宇（1936年任第七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崔贤（1936年任第二军第一师一团团、长）、金一（朴德山，1937年第一路军第二军六师八团政委）、金光侠（1937年任第二路军第五军二师四团政委）、姜信泰纟姜健，1937年任第二路军第五军三师九团政治部主任）、李永镐（1938年任第二路军第七军三师七团政委）等。134
除牺牲者外，正是这批后起之秀，日后成为创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力量之一（朝鲜劳动党内的“游击队派”，或称“满洲派”），并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中共的方针逐步从以反蒋为主转入以抗日为主。既然中共与朝鲜人的斗争方向已经完全一致，在满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也就心安理得了。随着七七事变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朝两国的命运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中朝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历史过程的梳理显示，朝鲜共产党人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最后不得不融入中国共产党，究其原因，其一，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服从其各项规定和指示；其二，朝鲜共产党人内部派争严重，难以结合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其三，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已经消亡，而居留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属外来移民，在这部分居民逐步纳入中国少数民族范畴的过程中，其中的革命者融入中共队伍也就顺理成章了。大量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无疑增强了中共的势力，特别是扩大了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不过也应注意到，正因为朝鲜民族属于跨界民族，生活在东北的朝鲜人多数对中华民族缺乏认同感，随着后来共产国际的解散和战后朝鲜独立地位的恢复，大批朝鲜干部从中共队伍中不可避免地分离出去，成为影响后来中朝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留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共。在此后八年的抗日斗争中，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中共组织内的朝鲜革命者明显地分为两支。一支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组建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主要在华北、华中地区活动，作为中共倡导的东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员，归属中共中央领导；一支由金策、崔石泉、金日成等人率领，作为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部，以东北地区为斗争基地，由中共东北党组织直接管辖。135
1941年以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残部退入苏联远东地区，成为苏军直接指挥的一支特别部队——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对内称抗联教导旅）。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命令朝鲜义勇军配合苏军解放朝鲜，但部队在鸭绿江受阻，其主要领导成员陆续回国。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则将八十八旅中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工作团派往北朝鲜，要求他们协助苏联占领军开展工作。至此，长期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两支朝鲜共产党人队伍分别回国，并形成了后来北朝鲜领导集团中的两个派别，即人们所说的“延安派”和“游击队派”。这段历史，在构筑未来中朝关系的基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中共培养的“延安派”干部

“延安派”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是早期参加中共或中共直接培养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其二是从朝鲜民族革命党分离出来并组成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前卫同盟的革命青年，其三是在中共和前卫同盟影响下脱离朝鲜义勇队北上的朝鲜战士。

“延安派”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武亭，如前文所说，武亭也是最早加入中共的朝鲜革命者之一。与武亭齐名的金枓奉（金白渊），是一位语言学和历史学家，1920年加入朝鲜共产党（上海派），1935年参与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1938年参与组建朝鲜义勇队，1939年随朝鲜民族革命党总部迁到重庆，1942.年来到延安，后来成为朝鲜独立同盟委员长和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校长。136
抗战初期到延安的朝鲜人还有几位很重要：朴一禹（王巍），生于中国东北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37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日根据地的县委书记、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副校长、朝鲜义勇军副司令等职。1945年5月出席中共七大，并代表朝鲜独立同盟在大会上发言。137
崔昌益，生于朝鲜咸镜北道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参与政治活动，1927年到莫斯科学习，参与朝鲜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后被捕。1934年出狱后流亡中国，1936年到延安，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1942年成为朝鲜独立同盟执委会书记。138
金雄（王信虎），生于朝鲜庆尚北道，1930年代来到中国，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作为军事教员随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后在新四军第三师任团参谋长、抗大第五分校任教育长。139
由中共直接培养并在中共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朝鲜干部还有：1936年加入中共并受命参与西安事变的李辉、1937年进入陕北公学后担任朝鲜青年联合会陕甘宁支会会长的郑律成、毕业于延安红军大学后成为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执行委员的徐辉，以及在太行山东北干部训练班接受培训并在国共内战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六四师副师长的李德山和一六六师政委的方虎山等人。140
到1940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中共学校的朝鲜青年已有40多人。141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前卫同盟的前身“十月会”，原是朝鲜独立党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通过中共党员李维民（朝鲜族）与中共组保持联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上海，并借口虹口公园事件疯狂镇压反日活动。于是，在沪朝鲜各抗日团体和组织纷纷转移至南京开展活动。1935年7月，朝鲜革命党、朝鲜独立党等组织在南京联合组建了朝鲜民族革命党，推举金若山（金元凤）为总书记。1936年，曾在共产国际参与组建朝鲜共产党的韩斌（王志延）来到南京，将“十月会”改组为青年前卫同盟。同盟继续保持中共外围组织的秘密身份，以民族革命党的名义开展工作，扩大发展组织。1938年6月，崔昌益等人脱离民族革命党而使青年前卫同盟成为一个独立组织。该同盟的骨干分子，除了韩斌、崔昌益等较早转去延安者外，还有金学武、金昌满、李益星、李相朝、张志民等人，大多也是中共党员。他们直接参与了朝鲜义勇队的组建工作，并最终在1941年把这支队伍带到了中共管辖的抗日根据地。142
这批人里还有一个后来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出名的重要人物尹公钦，他早期在朝鲜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来到中国并参加了朝鲜义勇队。1940年加入朝鲜独立同盟，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负责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教育工作。143

抗战全面爆发后，关内的朝鲜革命者异常活跃。1938年7月4日在汉口成立了以金学武为团长的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以保卫武汉为目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同时，这又是一个拥有武装的半军事化组织。144
在此基础上，10月10日，经蒋介石亲自批准，以民族革命党和青年前卫同盟成员为主体建立了朝鲜义勇队，下属两个（后扩大为三个）支队，金若山任总支队长，金学武任政治组长，隶属政治部第二厅。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坚决支持。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和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出席了义勇队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也大量报道义勇队的消息和功绩。在筹备期间，周恩来还劝导一些主张北上延安参加抗日的朝鲜青年留下来，顾全国际联合、国共合作的大局，加入朝鲜义勇队，积极投入国统区的抗日斗争。145
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义勇队是在中共倡议和指导下成立的。这种说法恐有不妥。从档案文献反映的义勇队成立过程、经费来源和编制序列看，与中共都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义勇队成员中确有不少中共党员和青年前卫同盟的成员，而第二支队（支队长李益星即中共党员）则是“在中共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听命于新四军的指挥。146
这无疑为日后义勇队北上打下了基础。

1940年10月，义勇队在重庆召开了一次扩大干部会议。针对过去两年义勇队主要是在前线搞宣传和情报工作的情况，会议提出了向沦陷区发展和建立武装部队的新任务。147
朝鲜义勇队为将开赴华北战场开展工作专门举行了新闻招待会。《新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朝鲜义勇队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深入敌后，以华北为活动中心，团结广大朝鲜群众，把朝鲜义勇队扩大为朝鲜革命军。148
朝鲜义勇队北上，最初是因为武汉会战失败后，总部和少数部队随民族革命党撤往桂林并转至重庆，部队主力则转移到河南洛阳。据当事人文正一、崔采、金学铁等回忆，实际上导致义勇队最后进入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努力。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分歧加剧、摩擦不断，直至发生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反共方针、扩大自身力量，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其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朝鲜义勇队。为此，一方面，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与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秘密接触，商议主力部队北上事宜，一方面，利用义勇队多数青年的抗日激情动员他们前往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经过周密计划，中共于1940年底至1941年中分四批安排义勇队各支队陆续北渡黄河，主力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亦有少量部队调往苏北、山东、淮北的新四军驻地。149
至1941年7月；归入中共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官兵达140人。150

为了吸收和改编这支朝鲜人的队伍，中共首先于1941年1月10日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以武亭为会长。彭德怀到会讲话，号召中韩团结抗日，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并表示中共和八路军将尽力支持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151
此后不久，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又陆续成立了陕甘宁支会、晋察冀支会、山东分会等。152
在中共进行组织准备的同时，义勇队各支队陆续北上，加入八路军。1941年6月，在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下，加入中共队伍的朝鲜义勇队被改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朴孝三任支队长，金学武任政治指导员，李益星任副支队长，下辖三个队及留守队，其成员集体加入青年联合会。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朝鲜劳动党党内“延安派”的骨干，如崔昌益（留守队）、金刚（第二队）、金昌满（日战区工作队）等。153
或许是考虑到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义勇队改编的消息当时并未公布。154
一年以后中共才对其领导的朝鲜人组织进行了正式的、公开的改编。

据《解放日报》报道，1942年4月30日，时年52岁的朝鲜独立革命党创始人、民族革命党负责人金白渊（金枓奉）先生到达边区，彭德怀前往迎接。155
金枓奉不仅资格老、威望高，而且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是中共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理想对象。156
7月11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彭德怀到会祝贺并致辞。大会通过决议，将联合会改名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选举金枓奉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文正一为秘书处长；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名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由武亭任司令员，朴一禹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157
至此，这支队伍已经完全脱离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朝鲜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158
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虽人数不多，但斗志昂扬，异常活跃，在作战、宣传、敌工、情报等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建立了各种革命学校，培养干部，深得中共重视。1944年2月，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总部从晋察冀边区迁往延安，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按、照朴一禹在中共七大发言的说法，“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直接领导之下”，朝鲜独立同盟盟员从1940年的21人已经发展郅1945年的9个分盟、2个学校，盟员达1000人以上，其中有60多名中共党员和30多名共产主义同情小组组员，他们构成了同盟的领导核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同盟不仅在各根据地有所发展，而且还派出小组到敌占区、东北地区甚至朝鲜境内建立分盟。159

总体说来，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虽然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却并未进入中共的组织序列，而是以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开展活动的，成为中共建立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这样做也是为了满足共产国际的要求。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作出决议：“中共中央要研究在中国为朝鲜共产党培训朝鲜干部的可能性问题。”160
作为独立同盟的主要负责人，金枓奉被中共称为“朝鲜革命领袖”“朝鲜革命前辈”，但是与很多来延安的朝鲜人不同，金枓奉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他曾是朝鲜共产党党员，即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与宋庆龄的情况有些相似，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他们留在党外比加入共产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1941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3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优待朝鲜人民办法》，以及选举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聘请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自然也是出于统战工作和团结朝鲜民族共同抗日的考虑。161

与上述在关内的朝鲜共产党人以“国际友人”和“同盟者”的身份陆续纳入中共体系不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指战员的发展道路则恰恰相反。

五、苏联营地造就了“游击队派”

“游击队派”（也称“满洲派”）干部起源于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人部队，他们与“延安派”干部的最大区别在于，从一开始这些朝鲜人就融合在中共组织中，被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看待，同中共党内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其他干部没有什么区别。162
后来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其残部退入苏联境内，开始接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直接领导。这一变化至关重要。此后，在抗联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朝鲜干部、战士逐步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为中心的民族武装力量，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斯大林整体送回朝鲜。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受命于莫斯科。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成立时（1927年）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1933年），则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163
不过，由于地缘的因素，与其他中共地方组织比较，东北的党组织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别关注。据当事人回忆，1928-1929年，北满的党组织活动受到苏联很大影响，而哈尔滨特委的经费，主要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同时也接受苏联党下达的任务。164
1933年1月以后，虽说是双重领导，但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更为直接。例如，改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著名的中央“一•二六指示”，就是王明等从莫斯科发出的，而与上海似乎没有关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1932年底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康生起草了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张闻天、杨尚昆参与讨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派专人赴东北向满洲省委传达。1933年5月，满洲省委讨论并接受了这一指示，开始着手把东北义勇军中的三股力量（旧军队、农民自发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165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积极提出建议，帮助中共在满洲开展工作。1934年4月9日，王明、康生与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联名向共产国际要求：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各向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帮助满洲的工作，并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每年拨给中共2万卢布，作为上述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联络经费；每月从给中共的基金中拨出200美元，以建立海参崴与满洲党组织的正常联系。166

据中国学者考察，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以后，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掌握的电台进行的。虽然中共中央曾一度与莫斯科建立过直接的电讯联系，但好景不长。1934年10月上海的三部电台均遭到破坏，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转移，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以后再未曾恢复。167
到1934年底，满洲省委也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于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单独领导了。168
由于斗争环境的变化，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1936年1月满洲省委撤销，成立哈尔滨特委取而代之，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分别领导各地的抗日斗争。169
本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通过设在海参崴在联络处与东北各党组织联系的，负责人是杨松（化名吴平）。随着环境的恶化，联系陆续中断。1937年11月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稼祥先后回到延安，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也随之撤销。从此，在东北的党组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170
1939年7月5日，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会议上，任弼时（化名陈林）发言，明确表示满洲党组织与中央已经没有联系。171
实际上，按照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的说法，此后直到1945年，整个东北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了。172

此时，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陷入了绝境。1934-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中共联合各方面的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最强盛时已达到11个军、45000人，还有各路盟军、友军5500人。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巩固作为“后方”的东北，日本在满正规师团1938年已增至50万人，其中一部分用于对付苏联，一部分则用于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日本人还推行了一整套“治安肃整”计划，如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强行建立“集团部落”，逼迫群众“归屯并户”，设置保甲，实行“十家连坐法”等，以此割断人民群众与抗联部队的联系。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党组织纷纷遭到破坏，无法生存，武装力量也支离破碎，弹尽粮绝，牺牲惨重。到1941年，抗联部队的人数骤减为2000人，而1942年底东北党及抗联部队的全部人员已不足千人。173

1938年11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东北的游击运动已经面临“败退和解体的危机”，何去何从，急需中共中央的帮助和指示。174
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的报告，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决定组织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以王明为主任，杨松负责召集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提出首要问题是设法建立中央同抗日联军的联系。175
然而鞭长莫及，由于东北沦陷已久，交通阻断，中央派出的联络员（王鹏）虽在1940年到达东北，但因过封锁线时销毁了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文件，很长时间无法取得抗联的信任。176
而此前抗联第一路军在1936年两次组织西征，试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也均告失败。177
此时，能够提供帮助的唯有与东北仅一江之隔的苏联，但斯大林却态度暧昧。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178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也采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在日军的重兵围剿和强大压力下，抗日游击队时常被迫越境逃往苏联远东地区。179
对此，早在1932年6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决议，“应把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官兵扣押并送往内地的军管区”。180
根据俄国托木斯克州最新开放的档案，1932年12月，经苏联政府同意，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部2890名官兵及1200名平民退入苏联境内。一个月后，李杜和王德山率所部5000余人也退入苏联。尽管外交部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交出中国官兵的要求，但苏联也不能公开放他们回国继续战斗，便将这支部队“收留”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中，并给予苏军士兵的待遇。外交风波过后，按照中苏政府的安排，驻留苏联的中国平民经海参崴被送到天津港，苏炳文等高级军官由欧洲转道回国，而大部分官兵则通过中亚地区送往新疆，由开始执行亲苏政策的临时督办盛世才收编。181
这次事件后，苏联又做出新的规定。1933年3月8日，斯大林签署命令：“今后只扣押级别最高的长官”，“其余人员在解除武装后不必送往集中营，也不供养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就把他们驱除出境。如果他们愿意返回中国，不阻止他们自费离开”。182
自1933年夏天，先后有8批东北抗日部队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含家属总计约3万人。183
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对得起中国人。184
即便是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不例外。1937年底1938年初，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会主席、三军军长赵尚志赴苏请求援助，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部退入苏境，均被苏军扣押，时间长达二年以上。185
直到1938年6月初，内务人民委员叶诺夫在部署工作时还提出：在远东地区逮捕和清除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把他们迁移到新疆和哈萨克斯坦。186
然而，此后接连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东北抗联的态度。

变化的起点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留希科夫叛逃事件。留希科夫1937年7月调任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即中国赫赫有名的加伦将军）就是在留希科夫手中被清洗的。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疯狂至极，仅远东地区就有20万人被捕，其中超过7000人被处决，最后连留希科夫本人也处于危险之中。当留希科夫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于1938年6月13日越过波谢特一珲春中苏边界线，逃到日本关东军阵地。根据留希科夫提供的情报，日军逮捕了100余名苏联情报人员，使苏联在满洲的情报网瞬间陷于瘫痪。187
1939年日本报刊登载了《留希科夫大将手记》，其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188
留希科夫事件发生后，苏联与日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189
日本关东军要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苏联则要坚决打消日本西进的念头，于是接连爆发了张鼓峰战役（1938年8月）和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190
显然，此时对苏联（特别是其情报工作）来说，中共在东北的组织和抗联残余部队就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借用力量。

早在1920年代，苏联就利用中共党员在远东开展情报工作。满洲省委曾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介绍干部加入苏联远东情报部门，专为苏联收集军事情报。这些干部完全由苏方管理和指挥，事实上已脱离中共党籍而转入联共（布）。满洲省委对一些被招募人员的不轨行为很有意见，曾要求中共中央转告共产国际，希望苏联情报部门与中共加强联系，并由满洲省委派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91
日本侵占东北后，莫斯科似乎有所收敛，对东北抗日活动的援助也更加隐蔽。192
直到留希科夫事件和张鼓峰冲突发生，苏联又转而采取了积极的措施。1939年4月1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远东军区下达命令：允许苏联远东红旗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满洲进行侦察活动，并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责成远东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审查和挑选来自满洲而被拘留的游击队员；允许远东军区各边防军接收进入苏联国界的游击队小组和部分通信员。该命令还特别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应把现滞留苏联境内的350名中国游击队员经审查后交给第一方面军，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则应把被扣留的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鸿宾等交给第二方面军，以便作上述目的之用。193
接到命令后，5月30日，第二方面军指挥官与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举行了会谈，建议他们回去联络松花江一带的游击队，组建司令部和秘密基地，进行统一领导，并答应提供全面帮助。同时，苏军还要求他们日后提供敌军的情报。6月下旬，赵尚志等率领110人的队伍回到东北。数月后，赵尚志的游击队向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又接受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新指示。194

随着斗争环境日益艰难，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队伍对苏联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1940年1-3月，中共北满、吉东党代表会议在苏联境内哈巴罗夫斯克间歇举行（即人们所说的第一次伯力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在此期间，周保中、赵尚志及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与苏联远东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多次会面。双方商定在不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共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指导关系和援助关系。为此，苏联在伯力和双城子边境一带分别设立了北野营和南野营，成为抗联人员越境后的隐蔽和休整基地。195
会议以后，抗联领导人仍在争取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3月24日，周保中（代表吉东省委）和冯仲云（代表北满省委）联合写信给中共中央，深切表述了东北党组织四年来已成“化外党”的苦痛。信中暗示已得到苏共的“政治领导和工作帮助”，但表示“这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因而迫切要求迅速恢复与中央的直接联系。196
4月和7月，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也连续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汇报抗联队伍面临的困境：由于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我们有如在大海之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抗联已有“全部瓦解之虞”。信中反复要求中共代表团采取措施，加强对东北党和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197
可以推断，这些信件应该都是通过苏联方面转交的，但是否交到了中共代表团或中共中央不得而知。不过，抗联领导人的急迫心情苏联人是了然于心的，这就为苏联收编这支部队提供了机会。

1940年9月30日，苏军联络人王新林（瓦西里）以中共中央将派代表来远东为由，向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第二路军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第三路军领导人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发出指令，要他们在12月前赶到哈巴罗夫斯克开会（即第二次伯力会议），以“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198
1941年1月，抗联的主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除外）聚集伯力，但届时中共中央并未来人。王新林提出由苏方主持会议，还要求抗联部队脱离中共组织，而由苏联将军担任总司令。周保中等人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又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状。僵局持续了一个月，莫斯科最后接受了周保中的意见，并改派远东军情报部长索尔金为联络人（对外仍称王新林）。双方达成协议，抗联仍是中共领导的队伍，因同中央失去联系，暂时接受苏军指挥。会议决定，在伯力设立中共东北地区临时委员会，委员暂定三人，即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北满省委书记金策；重建抗联总司令部，周保中为总司令，张寿篯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委。199
然而，在苏联人看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东北党组织和抗联残部长期寄人篱下，被苏军接管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1年4月，在苏联软硬兼施的努力下，苏日中立条约终于签订。斯大林当然明白，日本人的野心只是暂时收敛，他们在等待时机。两个月以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加剧了莫斯科对远东地区安全的担心。为了准备反击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部署了156.8万军队，占苏军总兵力的28%。200
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这支抗日队伍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在东北骚扰和牵制日军。因此，远东苏军在自己的辖区为抗联残余部队建、立了两个训练营地，即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南野营和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北野营，对那些在苏联休整的游击队员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还集中学习了跳伞。同时成立了15个侦察小分队，不断被派往东北腹地收集情报、开展破坏活动。201
斯大林还建议中共尽快建立与满洲的经常联系，加强那里的政治工作和游击运动，并在苏日战争爆发时，派遣正规部队到南满作战。对此，毛泽东答复时强调，因华中和华南游击区正在遭受日军猛烈进攻，且从河北到东北沿途都有敌军重兵把守，难以派遣部队前往，只能依靠当地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中共答应可以挑选一些优秀干部和战士送到蒙古，供苏军支配。季米特洛夫多次催问延安，可否承担起对满洲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则答复，中共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满洲和其他敌占区建立情报站和实施爆破的机构，为此还需要苏联提供50万美元和通讯、爆破器材。202
1942年初，在季米特洛夫的不断催促下，中共中央回电，答应将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以韩光为首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但又说，曾三次派人去吉东，未能找到游击队，希望苏联能转告那里的游击队，让他们与中央取得联系。对此，季米特洛夫回电说，莫斯科也不知道游击队基地的准确位置。以后，此事便不了了之。203

中共难以向东北派遣正规部队，应属实情。1939年在延安成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李延禄、李范五负责，主要是收集情报、研究情况。设在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委员会于1942年7月开始办公，韩光主持日常工作，先后派遣数十名干部潜入东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隐蔽潜伏，积蓄力量，而派去寻找抗联部队的人的确没有任何收获。205
但苏联此时明明正在南、北野营组织抗联的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却谎称不知道游击队基地所在，显然是有意对中共隐瞒实情，而把这支力量视为己有。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证据如下：首先，苏军曾做出规定，东北党不能直接派人与中央联系。206
周保中等抗联领导干部曾多次开会、谈话，要求苏方协助，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通过苏联向中共中央转呈报告，但都没有回音。207其次，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联络员王鹏，其身份查明属实后，却被苏方调用，所派任务亦未向抗联透露，周保中多次追问，只知被派往莫斯科去执行任务，以至王鹏的下落至今还是一个谜。208
再次，苏军情报部不打招呼便随意调用和派遣抗联战士的事情日渐频繁。周保中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抗日联军残部表面上“依然保持其独立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则由苏军“直接支配矣”。209
1942年4月，中苏双方为此还发生了激烈争吵。210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抗联部队退入苏联，本来只是暂时休整，一旦条件适合，他们还要不断返回东北继续作战。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除了少数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的人员，在一般情况下，苏方已不再允许抗联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国境打击日军。211
于是，抗联残部便渐渐成为一支不得不受制于苏联的孤立队伍了。

1942年1月，索尔金向周保中建议：扩津野营，建筑房舍，整备交通，争取实现粮食自给，从而将抗联在苏联的临时驻留地建为长期根据地。212
面对现实状况，周保中和张寿篯考虑在北野营驻地成立一个教导团，由苏军派人进行集中训练。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报请统帅部批准。后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意见，教导团扩大为教导旅，授予部队正式番号，并按照苏军标准保证军需和后勤供应。1942年7月21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下达命令，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以抗联驻苏人员（380人）为基干，加入苏军指战员（含那乃人共50人）及伪满起义官兵（71人）。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下设4个步兵营，1个通讯营，1个迫击炮连，分别由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未到任，由王明贵接任）、柴世荣为营长，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为政委，旅、营参谋长及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通讯营、迫击炮连主官均为苏联军人担任，原抗联官兵全部改换苏联军装、授予苏联军衔。该旅的任务是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只待环境改变即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8月1日举行了成立典礼。213
至此，抗联部队完全融入了苏军建制，中共党组织虽继续存在，但整个教导旅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苏联手中。214
此后，抗联人员开始系统地接受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专业培训和一般军事训练，并完成苏军交予的各项任务。215
在这一过程中，教导旅中的朝鲜人便逐渐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为核心而听命于莫斯科的队伍。

如前所说，尽管1932-1935年发生的“民生团”事件对中共队伍中的朝鲜人造成很大伤害，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纠正错误后，一批年轻的朝鲜干部又成长起来了，并且得到了中共的充分信任。1936年以后，东满地区的朝鲜人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金山当时的调查，1937年在中共领导下的朝鲜游击队员达7000人。216
朝鲜人在抗日联军第二军部队中比较集中，占60%，在整个吉东、南满游击队的中共党员中，朝鲜人也占20%-30%。217
另据抗联第一路军的统计，1932-1941年共阵亡指战员869人，其中知名者459人，而在知名阵亡者中，朝鲜族就有356名。218
到第一次伯力会议前后，很多朝鲜干部已在中共党组织和抗联中承担起重要的领导工作：金策任北满省委书记、第三路军政委；李熙山（许亨植）任北满省委执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崔石泉任吉东省委执委、第二路军参谋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全光任南满省委宣传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长、第一路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金日成任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第一支队支队长；姜信泰任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政委、北野营临时党委书记；金润浩任南野营临时党委书记；金光侠任抗联总指挥部警卫队政委。219
在这批干部中，金日成属后起之秀。

与金策、崔石泉、许亨植相比，金日成不仅职务低，而且年纪轻，但他敢说敢做，很引人注目。早在1935年，中共东满特委在报告中就两次提到金日成，说他“忠实，积极，勇敢，游击战争经验很多”，“在救国军中有相当信仰”。还说他“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尽管“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但“爱说话”“有信仰”。220
1939年8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时常出没于对岸朝鲜境内各地，袭击敌警备队”。221
金日成在朝鲜的游击活动也惊动了日本人，以至于企图收买和悬赏50万日元捉拿他。日本在朝鲜报纸针对金日成的宣传无疑“提高了金日成在朝鲜人民中的威望和知名度”。222
不过，金日成能够出人头地也是机缘巧合，因祸得福。日军的大规模讨伐开始后不久，1939年10月抗联第一路军决定采取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方针。战至1940年冬，第一路军部队损失惨重，总司令杨靖宇战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病倒，下属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及许多干部相继牺牲，只有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率部转入长白山密林，得以逃脱。223
为了躲避日军围剿，金日成率领部队自安图北上，于1940年10月23日越境进入苏联。224
金日成及其部下越境后，即被苏联边防军扣留，幸而周保中出面才得以解脱。225
周保中和金策在后来给魏拯民的信中指出，无论如何，金日成等采取“机会主义性质”擅自越境的做法是错误的。尽管这种错误不属“革命立场动摇”，且他们也承认了错误，但周保中还是建议给金日成等人以纪律处罚。226但幸运的是，此时正赶上苏联方面想在伯力召集抗联各路领导人会议，第二和第三路军负责人均已到达或取得联系，只有第一路军的魏拯民毫无音讯。227
于是，金日成便成为在苏联境内的第一路军最高长官和唯一代表。按照苏方的要求，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和徐哲提交了关于第一路军情况的报告。228
随后，金日成就作为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229

金日成在抗联中地位的提升还与周保中的举荐有关。在1941年7月1日给王新林的信中，周保中称：“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230
在9月15日的信中周保中又说，“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231
于是，金日成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1941年3月中共南野营委员会组建时，书记是季青，金日成只是委员。232
到一年多以后教导旅成立时，金日成不仅被委任第一营营长，在党内的职务也显赫起来，成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局副书记、中共东北党委会委员。233
在此期间，其他朝鲜人的地位则相形见绌。许亨植作战牺牲，金策和崔石泉的地位开始下降。金策因滞留东北，迟迟不愿到苏联工作而受到周保中的批评，说他闹独立、组织纪律性不强。234
以金策在东北党内的地位（1939年4月即任北满省委书记），到教导旅只任营政委，与此不无关系。235
1943年1月，崔石泉突然被免除副参谋长职务，改任政治部青年科副科长，负责宣传工作。236
这一变动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从崔石泉仍保留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的职务看，可能只是苏联人对他不满。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的地位就更显得突出，这说明他不仅受到周保中的信任，而且得到了苏联人的青睐。根据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在朝鲜游击队员中表现出众，有较好的军事基础，并因“在俄语学习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而多次受到表扬，还称赞他所领导的第一营“具有军事素养水平较高和军事纪律比较严明的特点”。237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远东军情报部不仅为金日成安排了一位苏联军官做助手，还专门为金日成指派了一名苏联籍华人做通信员。238
无论是出于关心还是意在监视，苏联人对金日成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就这样，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八十八旅营地，形成了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朝鲜游击队员团队，即后来的“游击队派”。关于八十八旅中朝鲜人的数量，按照彭施鲁的回忆，在建旅之初抗联战士中朝鲜人占40%，即约280人。239
另据俄国档案记载，该旅解散前夕，共有朝鲜族指战员102人。240
朝鲜人比较集中的是金日成领导的第一营。据韩国学者金光云考察，当时第一营的朝鲜族干部、战士共60余人，除较早去世者（如安吉），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干部，其中著名的有金一（国家副主席）、朴成哲（国家副主席）、李永镐（最高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崔贤（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勇进（内阁副总理）、吴振宇（国防部长）、韩益洙（人民军总政治局长）、徐哲（劳动党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全文燮（国家检阅委员会委员长）、金京石（劳动党平壤市委员长）等人。241
金日成后来奉斯大林命令返回朝鲜，带领的主要就是这批人。242
这是金日成政治生涯中的新起点，从这时起，他便开始转向靠拢莫斯科。多年以后，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金日成说：朝鲜抗日游击队“在斗争过程中，加强了同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特别是同苏联保持了紧密的联系”。243

六、朝鲜革命者回国的不同路径

1943年的开罗宣言承诺在战后给予朝鲜独立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中国和苏联境内的朝鲜革命者分别接受延安和莫斯科的命令返回祖国，但他们的经历和结果却大相径庭。

德国战败投降后，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斯大林便把目光转向远东。1945年5月，索尔金向周保中传达了远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在预定几个月后开始的对日作战中，八十八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序列，并扩建为一支10万人的正规部队。随后，经与苏军商议，

周保中、张寿篯制定了行动方案，并提出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络、再建抗日联军、恢复东北党组织并在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下开展行动等一系列要求。按照周保中的计划，八十八旅的作战任务分为三部分：已在东北的小分队开展游击战，并执行侦察任务，配合苏军行动；在苏军出动时，派出教导旅先遣队空降东北，为苏军做战术侦察和向导；主力部队与苏军同时发动进攻，参与解放东北。244
7月底，中共东北党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形势发展对党委会进行了改组。新党委会将返回中国，设在长春，书记为周保中，其成员除冯仲云、张寿篯、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等中国人外，还包括朝鲜人姜信泰、金光侠。同时分出朝鲜工作团，书记为崔石泉（负责党务），成员有金日成（负责政治和军事）、金策、安吉、徐哲、金一、崔贤等，目标是返回朝鲜。245
然而，上述关于主力部队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的设想并未实现。

苏军进攻东北，的确需要八十八旅的全面配合，尤其是在侦察、情报和向导方面。对这一任务，远东军司令部和周保中有精心安排，训练有素的八十八旅战士也完成得很出色。7月下旬，苏军将挑选出来的290名八十八旅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空投到东北的18个地区，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做侦察准备。246
但是八十八旅主要干部和主力部队的命运却因形势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鉴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即对日宣战，9日苏军150多万人分三个方向大举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同日美国又在长崎投放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突然变化且发展迅速的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对八十八旅的前途做出安排。247

战后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海失去的一切权益，同时将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切割出去。而要合法地实现在中国的目标，就需要与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本来的想法是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签约条件，以换取苏军对日作战，此意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同。但就在中苏双方的外交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突然投放原子弹，结果改变了各方的态势和考虑。斯大林担心可能因日本投降中国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也不必签订同盟条约，如此一切远东设想便将难以实现，故决定提前出兵。在苏联大军已兵临城下的状况下，蒋介石担心苏联占领东北后赖着不走，或将东北交给共产党。于是，双方实行了妥协。蒋介石答应了苏联的一切条件，而斯大林则承诺绝不援助中共，东北的主权只向国民政府移交。248
这样，原本就在中共领导下而现在又急于与中共取得联系的抗联部队便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的一个障碍，周保中的设想当然就无法如愿以偿了。

就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八十八旅召开了动员大会。全旅官兵慷慨激昂，跃跃欲试，一致要求立即协同苏军反攻，消灭关东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后，周保中致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求把八十八旅派往东北。金日成也写信，请求将他的第一营派往朝鲜。除了口头安慰，周保中和金日成都没有得到苏军的正式答复。249
在随后的几天里，周保中坐卧不安，不时地向大本营和联络官询问。苏军司令部却朝令夕改，一再拖延。11日接到通知，全旅准备移驻同江，12日又来信说“暂停原地”，15日仍电告、“原地守候”。周保中不断请示、询问，直到23日，日本已宣布投降多日，得到的答复还是等待命令。250
据说在此期间斯大林曾下达命令：苏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建设东北。251
即使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恐怕也只是对抗联战士的口头安慰。实际上，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帮助苏联占领军控制东北和朝鲜。

8月24日，急不可待的周保中又给华西列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八十八旅进驻东北，协助苏军维护地方秩序、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的必要性。周保中最后说，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满足，就请求将八十八旅的中国人员和部分朝鲜同志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挥，由他们安排。252
面对八十八旅指战员的不断请求，莫斯科终于做出了决定：解散八十八旅，其骨干力量分别派给远东军各部，配合苏军行动。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苏联远东军情报处呈报的派遣方案是，截至1945年8月25日，八十八旅总计官兵1354人（军官149人，军士358人，士兵847人），准备挑选878人供苏联各远东作战部队使用；派往东北各地参加卫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构工作的279人（215名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士兵）；派往朝鲜参加卫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构工作的113人（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苏联籍朝鲜人）。具体分配地点指定为：周保中——长春市，张寿篯——哈尔滨市，金日成——平壤市，王效明——吉林市，姜信泰——延吉市，金策——咸兴市，冯仲云——沈阳市，等等。报告还请求行前为八十八旅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和奖章，并提升派往中国和朝鲜人员的军衔。253

8月26日，远东军军事委员希金向周保中传达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八十八旅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分别加入苏联在远东的三个方面军，中国人随苏军占领东北各战略据点，帮助红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利用参与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占领区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朝鲜人随苏军进入朝鲜，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254
8月28日，周保中召集八十八旅连以上军官会议，按照苏军的命令部署了具体工作。255
9月3-13日，派往东北和朝鲜的各路人马陆续启程。256
10月15日，八十八旅主要人员离开苏联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正式解散了这支特殊的部队。截至12月11日，八十八旅的解散工作全部结束。257
随着这支国际纵队的解散，金日成以及随他回国的朝鲜共产党人便脱离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金日成一行于9月下旬回到朝鲜。258
10月14日，在苏联占领军认真准备和组织的平壤群众性大会上，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公开亮相，并发表了演讲。259
以后金日成的“游击队派”便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参与了北朝鲜政权的建设。八十八旅解散后，据周保中记载，到11月，在苏联驻朝军队中工作的原八十八旅人员全部脱退中共党籍和东北抗联军籍。260
毫无疑问，金日成在八十八旅的经历是日后莫斯科选定他做北朝鲜统治者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斯大林不想让八十八旅作为独立建制参与解放东北的军事行动。第二，八十八旅主力部队分散回国后，中国人的任务主要是协助苏军占领和管理东北，而朝鲜人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明确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由此表现出来的明显区别，与战后苏联对中国和朝鲜采取的不同政策有直接关系。对于中国东北，斯大林已确定将主权归还国民政府，当然就不会公开支持共产党建立政权机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而在朝鲜，直到1946年初，斯大林心中的最佳方案是。过国际托管的方式，与美国合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261
于是，在苏联接受训练后回国的朝鲜干部自然便受到特别重视。同样，苏联最初确定的战后对朝政策也影响了另一批在华朝鲜共产党人——“延安派”干部的命运。

与驻苏朝鲜人相反，在中共的支持下，在华朝鲜革命者战后回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但是其过程却十分曲折。得知苏联出兵的消息后，8月10-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所属各地部队向日寇大举进攻。在第六号命令中，朱德命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军，“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262
8月11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通电各地分盟，发动朝鲜居留民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并参加独立同盟或义勇军，“打回朝鲜去”。263
同盟主席金枓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明确地表达了朝鲜人的目标：配合苏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消灭日寇，解放朝鲜，沿途把东北和华北沦陷区的220万朝鲜人组织起来，打回老家，建立一个与“中国相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新朝鲜”。264
于是，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及各分支机构纷纷行动起来，从延安及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向东北开进。由于路途遥远，这些部队直到10月底11月初才相继到达沈阳。265
但此时日本早已投降，更让这批归心似箭的朝鲜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占领军竟然拒绝让他们入境。

1945年10月12日，驻朝鲜苏军司令部公布了一道命令：解散北朝鲜境内现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只允许各道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266
就在这一天，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在韩青的率领下经苏军同意进入新义州。但是，苏联占领当局却以执行波茨坦会议规定为名，解除了这支部队的武装。经过几天的商讨和激烈争论，苏军最终同意他们携带武器返回中国。11月5日韩青率队到达沈阳，与关内赶来的义勇军各路人马会合。267
显然，苏联并不需要也更不信任这支部队。鉴于这种情况，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总部开会商定，同盟主要领导成员金枓奉、武亭、崔昌益、韩斌等人先行回国交涉，部队暂留沈阳待命，同时进行整编，新建朝鲜义勇军指挥部，武亭任总司令，朴一禹任政委，金刚任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金雄，政委朴孝三，参谋长韩斌；第三支队支队长李相朝（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参谋长金然；第五支队支队长李益星，政委朴雄一，参谋长赵烈光。同时派金浩、金刚赴安东，组织鸭绿江支队。12月初，金枓奉一行70余人抵达平壤，但与苏军司令部协商未果，义勇军的入境请求仍遭拒绝。后来，金枓奉、武亭、崔昌益等人便留在朝鲜未归。268
在此期间，金浩和金刚曾带领刚组建的鸭绿江支队600余人过江，但也同样被苏军缴械，只能空手而归。269
金枓奉等主要干部走后，朝鲜义勇军各支队便分散到东北各地，加入了中国革命的行列。对于回到朝鲜的“延安派”干部来说，由于种种阻挠，他们比金日成率领的游击队员回国迟了两个月，而且人数也大大缩减。这无疑削弱了这批干部在北朝鲜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同时也间接地削弱了中共对北朝鲜的影响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苏、朝三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同反法西斯联盟中各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考虑到自身安危和利益，特别是战后的政治安排，就各有盘算了。中共与朝鲜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形成了未来朝鲜党内和领导人内部的不同派别，以及他们与中共关系的政治基础。“延安派”干部作为外国人，是中共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盟友，并接受中共的指示回国，却遭受苏军阻拦。“游击队派”成员则被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本来与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苏联插手和接管东北抗联部队后，渐渐转向莫斯科，并受命回国协助苏联占领军。这两派队伍本来都是中共一手培养的，但后来的局势变化却使得后者被苏共选中并利用，结果是“游击队派”顺利在朝鲜立足，而“延安派”回国却遭遇再三阻拦。后来的情况显示，当年被作为外国人的“延安派”与中共关系较为密切，当年被看作中国少数民族的“游击队派”与中共反而比较疏远，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战后苏联掌握了对北朝鲜的控制权，而能够并愿意协助苏联占领军的，就是曾在苏联远东地区接受训练的这批游击队战士。仅此一点就表明，在日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朝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中苏关系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中朝关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苏、朝三角关系的历史。

这就是中朝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基础。

第一章若即若离：同志相邻而未相交

（1945-1949）

朝鲜半岛最初并非各大国关注的地区，战后不久出现的美苏对抗局面及冷战在欧洲的爆发，迫使双方在亚洲也采取了相应的强硬立场，半岛分裂的结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占领军开始扶植金日成建立朝鲜劳动党，并把北朝鲜建成苏联的卫星国。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占领军拒绝在中共领导下的朝鲜武装力量回国，大部分朝鲜义勇军官兵不得不加入中共的革命队伍，这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夺取东北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国共东北内战中，斯大林又通过朝鲜（还有苏联占领的旅大地区）对中共实施了有力和有效的援助。然而，朝鲜作为一个卫星国却始终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便有意领导亚洲革命，并设想成立东方情报局（又称亚洲情报局）。尽管斯大林同意由中国共产党分管亚洲革命，却无意放手对朝鲜的控制。在此期间，中共政权与朝鲜的关系一直受到中苏关系的制约，而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仍然没有建立起直接的、正式的联系，双方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第一节　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幵罗宣言》宣告：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以自由和独立。1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则确定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如何进行托管。2
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为避免苏联单独占领朝鲜，应尽快要求实行托管，而在托管期间，至少要有一支象征性的美国军队驻在朝鲜。3
会议期间，在得知原子弹试制成功的消息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总参谋长马歇尔都提出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登陆的问题。4
但是，由于对战争进程的估计仍无把握，美国领导人在首脑会谈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具体的作战问题留给了军人。美、英、苏三国军事领导人确曾同意“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作战或占领区域，则没有进行任何讨论。5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150万大军对关东军突然大举进攻，无疑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进程，同时也把朝鲜问题提上了盟国讨论战后远东问题的议事日程。当大批苏军开始“涌进”朝鲜时，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部队还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冲绳。6
从斯大林轻易同意了美国关于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占领区的提议可以看出，苏联希望把战时盟国合作关系保持下去，而对朝鲜半岛也没有单独占领的打算。7
这在苏联军队对北朝鲜实施占领的目标中也有充分反映。

早在1945年6月，苏联外交部为参加波茨坦会议准备的背景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8
这个报告完全符合斯大林头脑中的安全观念，它非常清楚地说明，苏联最初并没有设定单独占领朝鲜半岛或其中一部分的要求，而只是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这就是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基本目标。不过，由于美苏关系的变化，斯大林对朝鲜的具体政策也随之做出了调整。9
大体说来，直到1950年以前，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46年）：在对北朝鲜实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托管的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政府——在斯大林心目中这当然是最佳方案。

第二阶段（1946-1947年）：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起统一的、实行对苏友好政策的政府——这是在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第三阶段（1947-1949年）：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断而联合国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以实现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这是在冷战爆发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朝鲜半岛从最初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变成了美苏争夺的角斗场，而北朝鲜则与东欧各国及蒙古国一样，最终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一、苏联在北朝鲜的“联合政府”

苏联占领朝鲜的最初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再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如他后来对东德的控制那样。相反，斯大林只是希望未来在朝鲜建立的统一国家保持对苏友好，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因此，刚刚到达北朝鲜的苏联占领军采取了“掠夺”方针。同苏联战后进入的所有被占领国家（包括中国东北）一样，苏军在朝鲜也实行了大规模收缴“战利品”的政策。10
尽管苏联占领当局在公开命令中宣布保护朝鲜的私人企业和公共资产，但实际上在收缴“战利品”的名义下，按照美国情报报告的说法，从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11

这种短期行为源于斯大林最初制定的战后苏联外交政策，其本质是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延续同盟关系，而实现双方合作的基本做法就是在共产党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无论其是否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均贯彻建立“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策，从而消除西方的危机感和恐惧感。12
在北朝鲜，苏联的占领政策同样是建立起“联合政府”，关于这一点，斯大林1945年9月20日向占领朝鲜的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发布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不要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帮助北朝鲜在广泛联合各抗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红军进入北朝鲜“不是为了在朝鲜实施苏联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获取朝鲜的领土”。13
斯大林这样说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为这是一道内部命令，10月12日发布的《驻朝鲜苏联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官命令》，几乎重复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第4-6条的全部内容，却删去了本文所引的前两条。14

随着日本投降和苏军进占，各种地方自治机构在北朝鲜相继建立，并自行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在此基础上，由苏联占领当局认可，组建了临时权力机构，即人民委员会。曹晚植是在北朝鲜最早建立起地方自治机构的人物之一。曹晚植在日本统治时期就是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民族主义者，甚至受到日本人的关注和信任。15
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即8月17日，62岁的曹晚植便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而在平壤成立了平安南道建国筹备委员会，并就任委员长。在其22名委员中，民族主义者占绝对多数。8月26日苏军全面进驻平壤，并设立了占领军司令部。29日，司令部召集各方人士开会，正式建立了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选举曹晚植为委员长，玄俊赫作为共产党员当选为副委员长，在32名委员中，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各占一半。与此同时，北朝鲜各道、府（市）、郡亦纷纷建立起临时权力机构，不过名称大多为人民委员会。16
据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梅克列尔中校回忆，他们当然知道曹晚植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知道他“在北朝鲜居民中的声望最高”。17

10月8-10日在平壤召开了北方五道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讨论各道人民委员会合并，建立临时政权的问题。与会者170人，代表各种党派、社会人士和群众，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奇斯佳科夫上将到会讲话。会议决定将朝鲜北方现存的各种自治权力机构统一改为人民委员会，确定了各级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以及选举程序。18
此.时，在苏联得到培养和信任的共产党人金日成刚刚回国，便立即被推上政治舞台。10月14日，在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认真准备和组织的平壤群众性大会上，金日成在朝鲜公众面前第一次公开亮相，并与曹晚植同台发表演讲。不过，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立即把权力交给金日成，而是安排他担任苏联驻平壤军代表的助手（平壤卫戍副司令），他的战友则担任了北朝鲜各道、郡的相应职务。19
作为在苏军支持和指导下的北朝鲜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即11月19日在平壤宣告成立的北方五道行政局，还是把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选为委员长。行政局委员会的30名成员都是朝鲜人，包括同等数额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20
行政局下属各司干部总计154人（12月1日），按社会成分划分，农民33人、地主5人、商人15人、职员101人；按党派划分，共产党17人、共青团1人、民主党12人、无党派124人。21
这的确是一个多党派“联合政府”的结构，为此苏联占领当局颇花费了一番心思。

还在苏军到达之前，各种政党和社会团体就在北朝鲜纷纷出现，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以及青年团、工会、农会等，其中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大的是共产主义组织。从苏联占领军的历次报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一情况心里是非常清楚的。22
不过，根据莫斯科的政策，在北朝鲜既然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就一定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参与领导，关键的问题是要扶植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党。此外，朝鲜解放初期，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绪也值得注意。1945年11月23日在新义州爆发的青年示威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与保安人员的激烈冲突，就是一个突出案例。23
考虑到现有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苏倾向，占领军需要新建一个党。24
北朝鲜民主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苏联当局了解的情况是：朝鲜民主党总部在汉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十分反动，但影响最大，党员众多。25
于是，民主党成为首选目标。10月19-21日，在第二十五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的协助下，北朝鲜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宣言草案。11月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宣言，并选举曹晚植为委员长。大概是对曹晚植还不放心，刚刚回国的金日成在苏联营地的昔日战友崔庸健被选为副委员长。党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民主人民共和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首先是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为工业、农业、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奋斗。26
北朝鲜民主党的确是在苏联的主导和帮助下建立的。据说，苏军司令部最初建议曹晚植建党遭拒绝，便请金日成和崔庸健轮番出面游说。27
曹晚植在代表大会发言时也提到，是“金日成主张成立民主党”。28
此外，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朝鲜民主党的俄文党章，翻译者便是金日成。29
这或许也可以说明，金日成参与了民主党的建党工作。

但无论如何，对占领地区初期的有效管理实际上还要靠占领军本身，这一点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样，区别只是美国在南方采取的是取缔自治机构、建立军政府的直接管理方式，而苏联在北方釆取的是改造自治机构、建立民政局的间接管理方式。30

苏联占领军在北朝鲜建立的军事管制机构最初是卫戍司令部。苏军到达伊始，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便颁布了在各地组建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根据命令，先后建立了98个卫戍司令部，其中6个道级、7个市（府）级、85个郡级。除了警卫排，道级司令部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助手，定编22人，郡级司令部6人，市（府）级司令部视情况而定。郡以下未设军管机构，但通过85个郡级卫戍司令部以及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朝鲜地方团体或组织，苏军的控制已经涵盖了所有城市和乡村。31
10月18日，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发了军事代表简明手册，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任务和责任。32
总体看，卫戍司令部的主要任务还是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和保管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至于如何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生活，组建朝鲜的行政机构，就远非这些军人所能够胜任的了。

根据当事人回忆，管理民政事务的问题是1945年10月初提出的。奇斯佳科夫上将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负责朝鲜的内政事务，并向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提出了正式建议。梅列茨科夫批准了这个建议，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上将则挑选罗曼年科少将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33
10月17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莫洛托夫报告了梅列茨科夫关于建立北朝鲜民政局的建议。34
到年底，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正式下令在驻朝鲜苏军司令部设立负责民政事务的专职副司令，并领导一个由50名军官组成的民政管理机构——民政局，下设政治顾问部、工业部、财政部、收购贸易部、土地林业部、医疗卫生部、司法监察部以及对警察进行监督和领导的部门。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依然任命罗曼年科担任此职。为此，还调入了大批各行业的专家，包括经济、金融、法律、交通等专业。在苏军民政局的领导和帮助下，北朝鲜的整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直到1947年5月，根据副国防人民委员布尔加宁的命令，正式将这一机构命名为苏联驻北朝鲜民政管理局，负责北朝鲜一切与民政有关的事务，任命集团军军事委员列别杰夫为局长、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伊格纳季耶夫为政治副局长。1946年2月以后，民政局的所有苏联干部均成为北朝鲜临时政权机构五道行政局及下属各司的顾问，同时负责苏军在各地军事代表处的工作。35

不过，这还只是朝鲜北方的临时政权机构。苏联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尽快与美国共同在朝鲜半岛建立起一个苏联可以信得过的统一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托管制。

托管制最早是美国提出来的，目的是对法西斯国家战败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进行过渡性控制，以免因持续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引起国际冲突。苏联开始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制，但很快就意识到，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对过去的殖民地或轴心国统治地区实行国际托管制，是苏联在这些地区扩大影响力乃至控制力的可趁之机，所以应采取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36
俄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至少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托管政策已经成为苏联处理朝鲜问题时考虑的首选方案，并被认为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苏军占领朝鲜北部地区以后，1945年9月，外交部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37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通过由美苏主导的托管制。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的结果应该令斯大林感到满意。在苏方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会议公报指出，为解决朝鲜问题，应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民主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准备成立临时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应送苏、中、英、美四国政府考虑，最后由苏美两国政府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经过以五年为限的四大国托管时期，建立独立的朝鲜政府。会议还责成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共同制定方案，“以期建立行政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系”。38
于是，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四国托管原则，实际上变成了美苏两国的责任。然而，莫斯科会议关于托管的安排在整个朝鲜引起了强烈反对。

激烈的反抗首先在南方爆发。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纷纷发表抗议声明或文章，还举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反托管委员会”等机构。托管制的实行，还引起了南朝鲜政治力量的政治分野。左翼政党开始也反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但在1946年1月3日，显然是收到了来自北方的指示，共产党及其附属团体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托管制。为了分化反抗力量，稳定社会秩序，争取朝鲜人的支持，美军占领当局在1946年2月成立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一“民主议院”，并挑选李承晚为议长。由于被任命参加议院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拒绝在那里工作。39

在苏联管制的朝鲜北方，情况自然要好得多。1946年1月2日，北朝鲜的共产党、工会、农会、民主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通过了支持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共同宣言。1月6日共产党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表示拥护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不过，反抗的声音和行动也频繁出现，很多人上街散发传单，甚至还要组织示威游行。仅两三天内，苏联占领当局在平壤就逮捕了70人，主要是散发传单的学生。最让当局感到忧虑的是以曹晚植为首的民主党的立场。曹晚植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签署联合宣言支持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建议，并要求发表广播讲话，甚至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对居民中出现的骚乱将不负任何责任。在1月4日举行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曹晚植在发言中号召拒绝接受苏联和美国司令部的决定。第二天讨论关于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决议时，曹晚植明确表示，只要他还在委员长的职位上，赞成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决议就不可能做出。结果，曹晚植及其他三名人民委员会民主党委员被迫辞职。40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罗曼年科在会前曾单独找曹晚植谈话，希望他出面支持托管制，并允诺推荐他担任未来政府大总统，而让金日成担任主管军队的民族保卫相（一说是首相）。41
什特科夫后来回忆说：“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彻底与曹晚植算了账。”42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曹晚植不仅从政治舞台上，而且在朝鲜社会中消失了。43
2月24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解散了原中央委员会。缺席会议的曹晚植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出党，当选为民主党新委员长的是崔庸健。44

曹晚植被拋弃和民主党的改组，预示着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北朝鲜已经很难再继续推行。面对复杂而动荡的政治形势，苏联占领当局不得不全面倚重朝鲜共产党人。

二、整合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

在后来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朝鲜劳动党当中，就其出身而言存在着很多派别，除了从苏联回国的“游击队派”和从中国回来的“延安派”以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国内派”—日本统治时期在朝鲜北方坚持抗日斗争的革命者，代表人物有玄俊赫、金镕范、朴正爱、张时雨、朱宁河、李周渊、朴金喆等；“南方派”（又称南劳党派）——日本统治时期在朝鲜南方开展抗日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代表人物有朴宪永、李英、许宪、李承烨、洪命熹等；“莫斯科派”（又称苏联派）——主要是日本投降后从苏联回国的朝鲜革命者（多数保留了苏联国籍），代表人物有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义琓、金承化、朴永彬、南日、方学世、许真（林隐）等。45
朝鲜共产党一向派别林立，派争不断，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此早有领教。46
如果说过去莫斯科帮助朝共实现统一力所不及，那么现在对朝鲜各派革命力量进行整合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条件。

苏联占领当局最早看重的是朴宪永。朴宪永1921年组织朝鲜共青团，同年加入朝鲜共产党，两次被捕入狱；1928-1930年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校学习；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是朝鲜事务“三人小组”的成员；1932年被派往上海负责朝鲜共产党重建工作；1939-1945年回到朝鲜领导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朴宪永于8月18日在汉城召集地下党员小组会议，组建恢复朝鲜共产党的筹备委员会，幵始了重建工作。该委员会8月20日通过决议，认为“朝鲜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实行“渐进性民主”，而当前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以领导正在出现的革命运动。但同样是地下党出身的李英反对这一决议。李英1925年加入朝鲜共产党，1929-1934年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便在汉城隐蔽下来。李英主张在朝鲜应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号召工人、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45年9月11日朝鲜共产党开会，选举朴宪永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李英则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即“长安派”），并宣布自己为总书记。不久，李英又亲自跑到平壤，向苏联当局汇报。显然，李英的主张违背了苏联的既定方针。什特科夫在谈话中指出了李英的错误，并责令他回到南方后停止分裂活动。47

以朴宪永为首的朝鲜共产党影响日益扩大，也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认可。1945年12月16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决议，命令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向朝鲜共产党中央调拨1500万日元，作为1946年的活动经费。48
但在公开的活动中，苏联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似乎平壤试图在美国占领区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在美国占领军及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共中央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效的干预，反而要求他们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来自朝鲜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49
由于担心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苏联后来不得不把整合共产党组织的中心转移到北方。

当时，几乎所有的朝鲜人都不会想到三八线会成为永久的分割线，既然汉城是首都，自然就是政治舞台的中心。坐镇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一方面需要来自平壤的支持，一方面也在北方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北朝鲜各地的共产党员也纷纷出来活动，总计2124人，但他们“各自为政”，与汉城的中央也没有联系。50
朴宪永最初选中的合作对象是在北方共产主义运动中颇具声望的玄俊赫，并帮助他在平壤建立了朝共平安南道委员会。51
但是玄俊赫在1945年9月3日，即他担任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第五天遭到暗杀。52
接替玄俊赫的是金镕范，苏军司令部对其经历了如指掌，认为可以接受。金镕范1925年在苏联接受政治培训后被派往满洲工作，1927-1931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之后又被派回满洲。1939年金镕范回到朝鲜开展地下工作，与他同行的是假扮为妻子（后来与其结婚）的白春娥，即1960年代成为朝鲜劳动党核心人物的朴正爱。53
1945年10月1日在平壤召开了有朝鲜共产党各道领导人出席的会议，讨论朝共的统一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在以朴宪永为首的朝共中央下面建立一个组织局，具体领导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各级组织。54
这一安排说明，苏联最初的设想也是以汉城为中心在整个朝鲜半岛开展工作。但就在这时，金日成回到了朝鲜。

1945年9月5日，金日成率八十八旅朝鲜工作团成员离开北野营。原计划经满洲回国，9月9日到达牡丹江。后因交通问题改道哈巴罗夫斯克乘船。55
至于金日成回到朝鲜的具体时间，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他们乘苏联军舰9月19日到达元山，22日到达平壤。56
但据多份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等人乘坐的普加乔夫号船是10月初到达元山的。57
但无论如何，10月10日朝鲜报纸已经刊登署名文章，说“令反动分子畏惧的金日成”已经回到祖国！58
10月7-8日在平壤再次召集了各道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议仍然决定支持在汉城的中央委员会，并在近期召开代表会议，以建立北方领导机构。59
据韩国的资料，会议期间朴宪永也秘密来到平壤，在罗曼年科的主持下与金日成会面，讨论南、北朝鲜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和联系问题。据说，金日成主张将朝共中央迁至已经解放的平壤，罗曼年科支持这一主张，劝朴宪永来平壤工作。但朴宪永坚持汉城是朝鲜的政治中心，朝共中央应该留在那里。会谈最后达成协议，朝共中央作为领导机构仍在汉城，在平壤设立北朝鲜分局。60

1945年10月13日，朝鲜共产党在平壤召开会议，与会代表69人。会议决定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后称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隶属于汉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金镕范为第一书记，吴琪燮（1932年从苏联毕业回国，朴宪永的亲密朋友）为第二书记，委员还有金日成、张时雨、郑达宪、金策等，总计16人。金日成只担任秘书。但什特科夫在11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特意指出，北朝鲜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是金日成，他也是未来朝鲜政府领导人最合适的人选。61
不久，到12月17日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时，金日成便当选为第一书记。金镕范降为第二书记，同时将延安派的领袖人物武亭选为第三书记（兼干部处处长）。62
共产党的力量也在北方迅速扩大，截至1946年1月1日，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已拥有6个道级委员会、80个郡级委员会和1360个基层党组织。63
党员也从1945年11月的6千人猛增到1946年2月的3万人。64
半年后更激增到27.6万人。65
毫无疑问，此时苏联整合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重心已经从汉城转向平壤。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封信，是1945年11月1日朴宪永写给金日成的。在信中，朴宪永希望北方帮助办一个干部培训班，再提供办刊及印刷经费135万朝元、日常开支100万朝元。还需要无线电台和手枪。66
这大概可以说明朴宪永在南方力不从心而不得不依赖北方的困境。看来，共产党工作的中心向平壤转移是迟早的事情。据韩国学者考察，关于朝鲜共产党北方机构的名称，直到1946年1月29日正式使用的还是“朝共北朝鲜分局”，而到4月19日则开始改为“北朝鲜共产党”。67
其意图显然是要突出平壤在整个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但此时在北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并非只有朝鲜共产党一家，与其并存且影响较大的就是延安派干部组织的朝鲜新人民党。

金枓奉等延安派干部1945年12月回国后，很快就沿用旧名成立了以金枓奉为主席的朝鲜独立同盟会，由于名声在外，刚一成立便有万众追随。68
不久金枓奉便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人民党，继续担任委员长，崔昌益和韩斌为副委员长。该党1946年2月15日正式注册时，党员即有1.1万人，半年后就猛增到9万多人。69
苏联人对这支队伍评价不低：金枓奉是“朝鲜一位著名的大政治活动家”，“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威望，对苏联情况熟悉”；崔昌益是一位“有威望的优秀干部”；韩斌“通晓俄语、知识面很广”（但立场有些动摇）。70
与共产党一样，新人民党拥护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积极参与北朝鲜临时政权的建设，支持苏联在北方所实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71
这样一支革命力量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但令苏军司令部担忧的是，新人民党与共产党有分庭抗礼的迹象。72
据报道，北朝鲜“开会时到处都挂着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和金枓奉的照片”。73
不过不同的地方也有区别：在平壤和其他主要城市，“金日成万岁”的标语多一些，而在黄海道和平安道，较多的则是“金枓奉万岁”或“武亭将军万岁”的传单。74

此外，还有一股力量，即苏联派，他们虽然没有成立任何党派或组织，但素质较高、人数不少，且都担任重要工作。这一派来源于战后从苏联回国的朝鲜移民。由于担心日本人的进攻，斯大林在1936-1938年将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全部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1939年人口普查表明，苏联的朝鲜族人总计约18万人，其中大部分（约17万人）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共和国。75
苏联占领朝鲜以后，急需大量懂朝鲜语的干部、专家及翻译人员，于是便大批启用在中亚的朝鲜族干部。1945年9-11月有128名苏联籍朝鲜人来到北朝鲜，都被派到部队工作。76
还有材料说，仅1945年11月，苏军总政治部一次就从中亚地区党、苏维埃和教育工作领导岗位上选拔了127名苏联籍朝鲜干部，派往北朝鲜担任军事、民政干部或翻译。77
至1946年8月前，这批干部至少已有200多人。78

个人出身、革命经历、教育背景甚至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几拨共产党人都在一个时间走到一起，这大概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北朝鲜内部的政治状况迫切需要苏联占领当局对革命力量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外部的压力也在增大。

按照莫斯科会议的规定，美苏联合委员会1946年3月20日在汉城德寿宫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苏方要求不与任何反对托管制和莫斯科会议的人商议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而美方则坚持不能限制言论思想自由，就是说任何团体和组织都可以参加讨论。第一轮会谈举行了24次，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5月8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79
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双方都开始单独在各自占领区筹划和组织未来朝鲜政府的基础，以利于加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不过，在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停止工作之前，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而是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整个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这种外部状况就更需要苏联尽快把北朝鲜的政治力量统一起来。于是，一个新的政党应运而生，这就是朝鲜劳动党。80

列别杰夫在1946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控制未来的选举，保证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必须加强共产党的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的一步，正如伊格纳季耶夫的调查报告所说，就是把“新人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为北朝鲜劳动党”，“这一联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其结果无疑将“加快建立朝鲜临时民主国家”。81
7月28-29日，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新人民党在平壤举行两党扩大委员会会议，决定实行合并，建立北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两党合并的政治报告。82
合并建议是新人民党提出的，但列别杰夫报告说，“自上而下共产党员都是主动发起者、组织者和鼓动者”。83
8月28日在平壤召开了有801名代表参加的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纲、党章及告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书。在31日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金枓奉当选为委员长，金日成和许嘉谊当选为副委员长。在13名常委中，除了金日成、金策、金一等游击队派，还包括延安派的金枓奉、崔昌益、朴一禹，国内派的朴正爱、朱宁河，以及苏联派的许嘉谊、朴昌玉、奇石福、金烈等人。按照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的说法，让金枓奉当委员长，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金日成已经担任了几个月前成立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报告还介绍说，“金日成既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也是一个精力充沛、有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在国内享有巨大威望和名声；被人们称作朝鲜人民的领袖”。84

应该说，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占领当局对朝鲜共产党人的整合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始了为未来朝鲜统一、独立政府选举的政治准备。然而，朝鲜半岛的局面此时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三、斯大林把权力移交金日成

尽管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美苏经过磋商于1947年5月恢复了联合委员会在汉城的工作，但在随后欧洲冷战爆发的情势下，双方已经不可能在建立朝鲜统一、独立的政府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在三个月的唇枪舌剑的争吵后，美苏代表关于参加咨商的朝鲜政党和团体名单的审核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认为在联合委员会已经无法解决问题，遂于8月26日提出将朝鲜问题移交中、美、苏、英四国会议讨论。遭到苏联拒绝后，美国在9月17日把问题提交给了第二届联合国大会。10月18日，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提议终止委员会的工作。85
10月23日，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朝鲜问题已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不宜再提出反对。苏联政府目前的主张是：美苏军队应于1948年初同时从朝鲜撤军，并邀请朝鲜南北双方代表参加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朝鲜问题。86
尽管维辛斯基在联大抢先提出了议案，但政治委员会还是通过了修正后的美国议案。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在朝鲜全境进行访问、观察和协商，并监督国民议会选举；在朝鲜全国政府成立后，占领国“在可行的情况下尽早撤军”。苏联代表宣布不承认临时委员会，并拒绝参加该议案的表决。87
美苏在朝鲜的关系迅速恶化：1948年5月，朝鲜北方完全停止了向南方供电，而苏联驻汉城的联络官则纷纷要求返回，因为缺乏人身安全和工作条件的基本保证，他们甚至无法与平壤取得联系。88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显然不可避免了。

果然，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在北朝鲜遇到了阻力，苏军司令部及北朝鲜领导人都拒绝与临时委员会的代表接触和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出面与苏联政府交涉，也吃了闭门羹。于是，临时委员会1948年2月决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举并成立政府，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这个决定在南朝鲜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左翼分子强烈反对，由于担心北方效法而造成分裂局面，以金奎植为首的中间派和以金九为首的右派也都宣布抵制在南方的单独选举。只有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极右团体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而美国为了在朝鲜建立起防御苏联势力的屏障，也决定极力扶植李承晚单独执掌政权。由美国占领当局导演和保护的南方选举充满了恫吓、贿赂和暴力，而临时委员会所能够监督的只是整个选举过程的一小部分。1948年7月20日，李承晚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大韩民国总统，8月15日新政府在汉城宣告成立，并被美国说成是“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设想的朝鲜政府”。89

苏联对这一结果虽然不满，但并不感到意外。托管制在朝鲜受到强烈抵制，美苏联合委员会谈判举步维艰，已经预示了建立一个让美苏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希望渺茫。苏联占领军为影响未来选举而在北朝鲜进行的一切准备——1946年开始的经济改造和1947年完成的政治改造，实际上已经为在北方单独建立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前，苏联已经改变了在北朝鲜进行经济掠夺的做法，开始按照苏联的方式建立经济制度。90
1946年2月9日，以金日成、金枓奉为首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91
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指导下，新政权首要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按照革命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造。3月5日临时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成立农会11500个，农会委员8万余人。经过一年多的土改运动，共没收日本人和地主的土地约100万公顷，占全部出租土地面积的99%，还没收了350万公顷树林及0.7万公顷果园。72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92
1946年8月10日，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对工业、交通、通讯和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开始对所有制进行国有化改造。为了保证国有经济成分的主导地位，苏军司令部向临时政权转交了北朝鲜境内日本留下的所有企业、银行及其他资产，1946年10月30日编制的移交证明书包括1034个工业企业，其中81个重工业企业，407个轻工业企业，243个矿场，19个水电站，以及铁路、海运设施等等，按照战前价格计算总价值约44.31亿日元。进入国有企业的工人、职员和工程师共108564人。93
1947年10月21日又签署了移交日本遗留在北朝鲜的剩余资产的证明书，包括房舍、宾馆等33247座，仓库、学校、医院等21829所，按照1946年价格计算，总价值约10.73亿元。94
在保证和鼓励私人商业的同时，国有和合作商业也获得了发展。到1947年5月1日，国有和合作商店已有948家，在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的比重从1946年的5%-7%提高到25%-30%。苏联占领当局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工业国有化为北朝鲜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了可能性。95
1947年2月北朝鲜开始了历史上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12月又进行了货币改革，13名苏联专家帮助制订了各种经济计划。当年工业生产总值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44年）的49%，国营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1946年的72.4%上升到83.2%。粮食总产量达206.7万吨，接近计划指标，超过了1944年的水平。到1949年，北朝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已达到90.7%，在零售商业流通总额中占56.5%。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6年增长了2.4倍，粮食已经基本达到自给。96
1947年11月13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发言时自豪地提到，在北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而美国在南朝鲜没有这样做。97
至此，北朝鲜新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

在整顿社会政治力量（清理阶级队伍）方面，除了扫除异己的政治势力，重点是建立和扩充听从莫斯科号令的统一政党——劳动党。到1947年9月，朝鲜劳动党党员已有68万人，1948年11月更增加到77.1万人。98
在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中，民主党已经过改造，而在农民中影响最大并拥有23万多党员的天道教青友党，也完全拥护苏联的政策。99
在执政党队伍扩大的过程中，建立北朝鲜单独政权的步伐不断加快。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1月举行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中，金枓奉、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和崔庸健领导的民主党在道、市、郡一级人民委员会所占比率为42.8%（无党派人士占50.1%），在里和面人民委员会所占比率分别为64.1%和67.48%。随后，在1947年2月召开北朝鲜人民会议，建立立法机关，金枓奉当选为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和金达铉（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担任副委员长；建立行政机构，金日成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策和洪基畴（民主党副委员长）担任副委员长。100

扶植新政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干部，正如1946年10月31日滨海军区政治部一位处长在报告中所说，缺乏朝鲜当地干部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迫切需要对朝鲜国家干部进行培养和再培训，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驻朝苏军和民政局应监督和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给予朝鲜干部“更大的独立和自主”。101
通过大量培养朝鲜的干部和专家，苏联的各种制度慢慢移植到北朝鲜政权的肌体内。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藏有苏联专家为朝鲜起草的宪法和法规等大量文献，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培训干部、专家和技术工人，建立宣传机构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请示和建议报告。102
为此，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出版物和宣传品。103
以经济管理为例，苏联为朝鲜的工业干部开设了专门培训班。仅在1946-1947年，就有124名厂长到苏联接受培训，还有1763名车间干部和技术员在生产中直接得到培训。104
再看大学教育，朝鲜的大学教师经常被派往苏联，学习和研究苏联的人民教育体制。仅1947年一次为期4个月的培训班，就有30名朝鲜大学教师在莫斯科学习。从1946年起便有大批北朝鲜青年开始前往苏联高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到1950年在苏联各大城市高等学校学习的朝鲜大学生和研究生有702人。105
派遣苏联专家也是培养朝鲜干部的重要途径。1948年2月18日，苏联高等教育部做出决议，在年内向朝鲜大学提供150万卢布的资金，以及实验设备、交通工具等，派遣31名教授（分23个专业）并配带11名翻译前往朝鲜大学工作。106
由于培养了大批朝鲜当地干部，苏军逐步减少了对北朝鲜的直接管理，1946年2月，民政局总部下设20个部门，正式编制128人，到1947年5月减少到13个部门，78人。107
1948年7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朝鲜劳动党建立两年制的党校，以培养更多的干部。108

与培养干部相呼应的是在朝鲜大力推广俄语教学，这也是促进朝鲜苏维埃化的基础工作。1946年12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帮助北朝鲜大、中学生学习俄语的决议。为此，决定1947年1月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师范学院组织为期半年的俄语教师培训工作，受训教师共100名，都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朝鲜族教师，结业后将派到北朝鲜教授中学和大学俄语。同时，委托国家出版社为北朝鲜出版4000册中学教学大纲、2000册大学教学大纲、10万册中学俄语教科书、3万册大学俄语教材以及“通俗易懂的教学辅助书籍”。109

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军队，尽管最初苏联的态度比较谨慎，但组建军队的筹备工作还是在苏美联合委员会第一轮会议破裂以后开展起来。根据俄国档案记载，1945年11月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就提出了建立军官学校的要求，但斯大林没有给予正面答复。110
根据金日成1946年5月21日提出的要求，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请求允许在北朝鲜开设一所军官学校以培养指挥官，组建一支铁路警察部队以保护铁路，并组建一个公安师以保护边界。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计划，并且允许向北朝鲜出售铁路护卫队、边防部队和军官学校所必需的武器。111
1947年7-8月，北朝鲜又建起了一所海警学校，并在航空协会会员政治学院航空部毕业生的基础上，组建了北朝鲜第一支常规空军部队。不过，金日成请求组建步兵师和坦克团的报告未获批准。在联合国接手朝鲜问题以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1948年2月，虽然只有一个步兵师，但朝鲜人民军还是作为正规军正式宣告成立。到年底，北朝鲜的武装部队共有1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警察旅和1个空军营。112

可以说，到1948年2月，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看，在北朝鲜已经具备了建立单独政府的一切必要条件。4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修改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议还决定，一旦南朝鲜进行单独选举并建立政府，金日成应立即在北朝鲜境内召集人民大会，通过该宪法，选举最高人民会议，并组建朝鲜人民政府。113
因此，美国扶植的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便宣告成立（金日成任政府总理），并在10月12日得到苏联政府的正式承认。114
值得注意的是，朴宪永担任了内阁副总理。其实，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朴宪永便根据苏联的指示在南朝鲜开始着手与吕运亨领导的朝鲜人民党及白南云领导的南朝鲜新人民党进行合并。经过一番努力，三党于1946年9月4日达成协议，并于11月23-24日建立了南朝鲜劳动党（以下简称“南劳党”）。由于美国军政府在6月7日颁布了对朴宪永的逮捕令，他同金日成一样，只能屈居副主席，却掌握着实权。115
在南朝鲜对左翼政党和组织的镇压下，朴宪永等人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北朝鲜遥控领导南劳党的工作。116
朝鲜半岛分裂后，南劳党正式并入了北劳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49年7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宪永和许嘉谊为副委员长。117
经过30年的争斗，朝鲜共产主义者最终统一到朝鲜劳动党旗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对于这样一个政府，苏联占领当局非常满意。如果说此前苏联对朝鲜的控制严密到极点：大使馆需要检查北朝鲜领导人所有公开讲演的内容，并决定所有主要军队干部的任命和晋升，118
那么现在莫斯科可以放心了。1948年12月25日苏军撤退之前，列别杰夫提交了一份对43名朝鲜领导干部的鉴定报告。对几位主要领导人的评价都极高（按报告中的排列顺序）：金日成，“已经成长为一位卓越的朝鲜政治家”；朴宪永，“是一位卓越的朝鲜政治领导人”；金策，“政治能力很强，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崔庸健，“政治上可靠，忠实于人民民主事业”；崔昌益，“拥有丰富的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宣传鼓动工作经验”；朴一禹，“在朝鲜人民中享有威望”；金枓奉，“作为一位学者和革命家被朝鲜人民广为熟知，并享有很高威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人的鉴定中，都有一条对苏联的态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肯定或比较肯定的。119
因此，苏联人是完全放心的。此外，通过留在朝鲜的苏联籍朝鲜干部，莫斯科也可以加强对朝鲜政权的掌控。到1948年底，从苏联回国的朝鲜族干部（大部分保留苏联国籍）已有560人，其中很多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120
有学者统计，这一年“苏联派”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苏联籍朝鲜人占据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席位的四分之一，政治委员会席位的三分之一。121
莫斯科对朝鲜影响之大，正如俄国的朝鲜学家所做的判断：“金日成及北朝鲜其他国家领导人唯苏联马首是瞻。”122

正因为认定朝鲜已经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斯大林才主动提出从朝鲜撤军，并在1948年9月20日单方面宣布从朝鲜撤军，全部撤军于1949年1月1日前完成。123
1949年3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苏，并签订了苏朝经济文化协定。124
与所有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不同，苏朝之间没有签订具有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有人以此认为，“朝鲜从来都没有成为俄国特别关切的地区”。125
其实不然。如果在朝鲜实现统一，且建立一个对苏友好而亲近的政府，莫斯科自然比较放心。但现在的分裂状况却使朝鲜半岛可能成为冷战的一个未来战苏联焉能不加倍关注。只是由于柏林危机刚刚过去，苏联的核心利益还在欧洲，而作为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斯大林已经满足于对北朝鲜的发展及其对苏联的忠诚，他不愿意为朝鲜的统一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不幸的是朝鲜，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刚刚摆脱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又分别进入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恰在此时，与朝鲜半岛比邻的另一个大国发生了剧变。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与北朝鲜沦为苏联卫星国完全同步，这无疑预示着，未来中朝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中苏关系和苏朝关系的影响。

第二节　政权建立进程中的两党关系

研究表明，到1928年10月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宣布不承认现存的各派朝鲜共产党之前，除了少数朝鲜革命者加入中共，中朝两党没有直接的联系和交往。1930年代初，移居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陆续融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如在东北地区），或者以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名义接受中共领导（如在关内地区），所以也谈不上存在两党关系。直到二战结束，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和中国活动的朝鲜共产党人相继回国，并在苏共的帮助下建立起统一的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党才初步建立起某种组织上的关系。

1945-1949年，中国大陆和朝鲜北部同时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历史过程，这是此期中朝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然而，相关的研究大多是讨论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126
偶尔涉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简单地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北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且缺乏论证和分析。127
笔者利用中国、朝鲜、俄国、美国的有关档案文献及史料，对此期中朝两党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

中共与朝鲜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战后不久形成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中共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共对华政策的变化，因此苏联因素在中朝两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地区）生活着一百多万朝鲜移民，中共队伍里也有大量朝鲜族干部和战士，作为跨界民族，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并存在较强烈的民族情绪，从而使中朝这对革命战友陷入了民族认同的纠葛。128
这些政治、历史和民族的背景，构成了此期中朝两党关系的特殊性：无论是相互支持和帮助，还是难以避免的分歧和矛盾，似乎都不是公开表现出来的。总体感觉，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前，中朝两党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关于中国内战时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研究者通常都会谈到朝鲜援助中共、帮助中国革命的各种情况。金日成本人在其著作和回忆录中多次讲述这一问题。129
一些朝鲜作者对此更是赞不绝口：金日成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革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朝鲜部队“作为主力”给中国“指战员以鼓舞和勇气”；在国共内战的严重关头，金日成亲赴丹东（安东）出席辽东军区作战会议，“指明了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战略战术”；金日成还派了一个炮兵团援助中共作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1949年2月中共派人到平壤，请求朝鲜帮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金日成“欣然答应”。130
就连美国著名的朝鲜历史专家卡明斯也认为，1947年初金日成派遣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到东北，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131
尽管这些说法有很多夸张、吹嘘或者误解的成分，但朝鲜在中国内战时期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帮助却是一个基本史实。

从地理位置看，东北对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是革命胜利的“基础”。132
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便开始争夺东北。1945年9月24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建议东北局应将主力部队集中“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133
9月28日，刘少奇又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34
在国民党大兵压境而苏联占领军出于外交考虑又不愿全力提供支持的不利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应对方针。135
根据中央的精神，东北局12月15日提出，东北工作的重心是“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的巩固根据地”。136
从上述指示的措辞变化便可以感到，中共对朝鲜可能提供的实际帮助看得越来越重要。的确，中共长期远离东北，突然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自然是缺乏根基、困难重重。率部进入东北后，黄克诚在1945年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中共及其部队在东北“七无”的情况：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137

1946年4-5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苏联占领军陆续撤出，中共在东北面临严峻局面，建立巩固根据地已成当务之急。而在保障根据地军事、经济和社会供给方面，来自朝鲜的支持和援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质运输燃眉之急。”138
东北局寻求朝鲜援助，主要是通过两种联系方式：私人关系和设置机构。一般来说，紧急的、特殊的事情都通过私人渠道解决，而办事机构则处理日常事务。

金日成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并肩战斗并帮助过他的中国战友。139
因此，原抗联教导旅（对外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特别步兵旅）旅长周保中及其抗联旧部便成为中朝两党联系的重要纽带。140
金日成与周保中分手后，仍然保持着电台联系。141
周保中第一次到朝鲜是在1946年3月，以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的身份要求朝鲜提供紧急援助，而金日成则专程从平壤赶到图们对岸的南阳与其会面。金日成答应：“凡是与中国战友将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将给予解决，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142
此后，周保中还派其夫人及战友王一知四次去朝鲜求援。其他抗联战友彭施鲁、王效明、姜焕周等也受各自所在部门的派遣，担任过这种联系工作。143

中共东北局在境内和境外分别设立了与朝鲜联系的办事处。1946年6月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人到东满根据地ロ岸城市图们设立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保护通往朝鲜南阳的图们江大桥，保障交通运输通畅，负责过往人员安全保卫，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9月成立东北贸易总公司图们办事处，与东北局的办事处合署办公。11月东北局规定图们办事处为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及吉林军区的“代表机关”，饶斌任处长，其职责是“掌管对外贸易政策及对外接洽”，全力完成吉林省的进出口任务，兼管治安、海关及边境事务。1947年6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图们办事处。144
1946年7月，东北局指派朱理治和萧劲光到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称朝鲜利民公司。当年9月萧劲光回国，朱理治留平壤担任东北局派驻朝鲜的全权代表。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朝鲜的交涉，撤退、安置部队伤病员；转移战略物资；沟通东北各根据地之间及与大连的物资交流；安排人员过境；采购军需物资；促进经济贸易往来；协同朝鲜做华侨工作。办事处还在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有4个分办事处。145
中朝双方都很重视办事处的工作，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务省都为此投入了很大精力，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也曾亲临平壤领导商务谈判。146
朱理治与金日成、崔庸健（崔石泉）等朝鲜领导人来往密切，更经常与朴一禹、武亭、姜健（姜信泰）等曾在中国战斗过的干部豪饮忆旧。就连驻朝苏军军官也喜欢到办事处来饮酒吃菜，联络感情。147

经过对目前已广泛使用但颇为混乱的史料进行梳理、考证，朝鲜提供的援助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贸易的方式向中共提供急需的物资。双方的物资交流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上。朝鲜出口的主要是用于军事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以及机车、机器、桥梁材料、油料、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布匹、棉花、鞋子、毯子、食盐、火柴）。如1946年和1947年春，在山东活动的中共军队两次就采购420吨炸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300万个雷管、120万米导火索和15万双鞋子。148
中方出口的主要是粮食，以及烟煤、沥青和一些生活日用品。如陈云1946年11月指示，从1947年1月起，北满每月要向朝鲜发运2500吨粮食。149
仅1947-1948年，中共通过赠予和物资交换的方式，就向朝鲜提供了近5万吨的粮食。150
除此之外，在紧急情况下，据驻韩美军获取的情报，中共军队（如李红光支队）也派人私下过境，与朝鲜方面直接联系，用粮食换取军需物资。151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此期双边贸易总额的材料。

二、在朝鲜境内为中共军队提供庇护所。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长春，切断了中共南满与北满的联系，10月在南满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52
中共军队被迫转移，但伤病员、家属很难随部队行动，大量物资更无法携带。为此，中共东北局只能求助于朝鲜。1946年11月，据中国研究者的说法，周保中派王一知第二次赴朝，请金日成帮助解决南满部队中2万多名伤病员、家属及后勤人员和2万多吨物资转移到朝鲜的问题。153
朝鲜的著作还提到，金日成曾回忆说，因受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邀请，他亲自赶赴安东，经过会谈，同意接受中共部队的伤病员及其他人。154
但无论如何，中共党史资料显示，撤离安东前，“安东省政府已幵始将大批军需物资和其他主要物资转移到太平哨和朝鲜”。155
另根据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通化、安东失守后，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退到北朝鲜，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重伤员则住进医院治疗，直到1947年6月还有2000多人滞留朝鲜。中共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有2万多吨，往来都是动员朝鲜劳动党党员帮助搬运的。156
不仅如此，除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中共安东地委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也全部撤到了朝鲜。157
此外，朝鲜也成为中共军队作战不利时的避难所。例如，1946年6月，起义的国民党军184师被杜聿明部队追赶到鸭绿江边的辑安，无路可逃，直到朝鲜允许入境才摆脱困境。158
据韩国独立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报告，“中央军进驻安东时，八路军约4万人进入朝鲜”。159
另据美军情报的“保守估计”，“1万-2万中共军被迫到北朝鲜避难是有可能的”。160
总而言之，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说得不错：“北朝鲜对南满来说是起了大后方的作用”。161

三、开辟交通线为中共转运物资和军队。从军事上讲，中共军队最善于运动战，而在东北大城市被敌占领、交通线路阻断后，朝鲜就成为中共物资和军队不可或缺的迂回转移通道。经过协商，东北局在朝鲜建立了四条水陆父通线：即安东一新义州一南阳一图们、通化一辑安一满浦一图们、大连一南浦和大连一罗津。162
转移物资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兵工厂的设备，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300多车皮的机器和物资，就是从通化经图们和南阳转移到珲春的。此外，军工部的子弹厂、炼钢厂、化学厂也是先迁到朝鲜阿吾地，最后又搬到珲春的。163
根据双方协议，朝鲜对转运物资只收不足百分之一的税款，运价也较便宜，有的还免交运费。遇到紧急物资，朝鲜甚至停止自己的客运。164
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1-7月共转运物资21万吨，1948年全年达30.09万吨。165
关于中共军队进入朝鲜境内及调动的情况，驻韩美军情报中有大量反映，如“1946年8月，中共军分布于满浦、清津和定州的广阔地区”，“国民党夺取安东立刻导致大量中共军队向北朝鲜移动”，“北朝鲜几乎整个铁路网都被用来转移这些军队……1947年1月份，中共军队仍持续不断地转移到兴南一咸镜地区”。美国情报官员的总体评估是：“中共军队已经进入朝鲜的实际人数据估计不少于5万-7.5万人”，“有可能中共正利用北朝鲜作为后勤基地支持当前满洲的战事”。166
尽管数字不一定准确，但美军对中共军队如此调动意图的判断还是到位的。中方的有关资料很不完整，而且统计的只是正常通过口岸过境的人员（辽东地区往来干部不计在内至1947年6月近2万人，1948年仅从图们一南阳口岸转移的有8685人。167
不管怎样，有朝鲜这样一块战略回旋空间，对于中共在南满作战中反败为胜是有重要作用的。正如朱理治报告所言，实现了东北局“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168

四、向中共军队提供无偿的军火援助。内战初期，中共军队缺少武器弹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国共军力差距极大。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总数10万余人，只有长枪不足4万支，机枪1244挺，掷弹筒59个，迫击炮64门。169
1946年1月，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共军队“因缺乏大炮和其他武器，无法坚守所占领的阵地”。2月，周恩来又向苏联大使出示了美军司令部发布的命令：向国民党军队提供50个师的装备，及一些飞机和舰船。170
周恩来这样做，当然是希望苏联提供援助。据杨奎松教授统计，至1946年夏秋，中共获得长短枪20万-30万支，机枪8000挺，各种火炮1000多门。171
但显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把这些武器全部留给东北部队，如彭真在1945年11月11日致电毛泽东称，已有12500支步枪、300挺机枪运往热河。172
1946年夏，因“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中央又不断要求辽东军区和东北局与苏军联系，向华北调运大批武器弹药。173
所以，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东北民主联军虽有兵力32万多人，却只有长枪16万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174
为此，1946年10月3日林彪派代表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学者指出，这是此期中共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唯一的一份文件，但苏方没有给予答复。175
显然，苏联是不愿因帮助中共而引起外交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援助中共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金日成肩上。那么，朝鲜在此期间究竟向中共提供了多少军事援助，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根据朱理治的报告，到1947年6月，朝鲜援助东北局的物资（含部分交换）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其中主要是缴获后留存朝鲜的日本军用物资，这批物资是金日成建议并主动帮助中共向苏军索要的。176
这些物资里包括多少武器，都是什么武器，报告没有细说。有朝鲜著作引证金日成的回忆说，1946年春，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到平壤会见金日成，提出要朝鲜援助武器。陈云走后，8月26日金日成下达命令，把10万支枪及一些火炮和弹药装上30个车皮，秘密送往中国。177
不过，这个数字是值得怀疑的。俄国档案显示，截至1945年9月3日，占领北朝鲜的苏联第二十五集团军各部队所搜集和缴获的日军武器总共有步枪43290支，机枪687挺，掷弹筒232个，迫击炮16门，各类大炮134门等。178

关于朝鲜对中共援助的评价，整体来讲，在中共成功夺取全国政权的诸多因素中，外部因素是次要的，朝鲜的作用更为有限。不过，对于朝鲜本身来说，已经尽了力，而且就局部（如南满作战）而言，朝鲜的援助甚至具有关键性作用。179
金日成曾在给林彪的信中说，中共交办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180
中共革命在东北的命运与朝鲜密切相关，金日成对此看得很清楚。181
无论怎样，朝鲜是一个小国，资源有限，实力不足，能够为中国革命做出如此贡献，实属不易。如果从中朝关系的角度考察，关于朝鲜援助的问题还有三点必须加以说明。

第一，北朝鲜当时在苏联的占领和控制之下，所有重要决定都不是金日成可以独立做出的。182
朝鲜是否可以向中共提供援助，如何援助，完全取决于莫斯科。苏联不同意，金日成想援助也不行，金日成不想援助，苏联提出要求他也得执行。此外，尽管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缺乏信任，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对中共的态度和方针也是左右摇摆，但东北问题涉及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斯大林从未想过放手不管。183
1946年3月苏军被迫撤退前，斯大林一改过去谨慎、犹豫的态度，力促中共进占东北各大城市，尤其北满“甚为重要”。184
苏联需要中共控制东北，又担心美国插手，导致亚洲局势复杂化，就只有通过朝鲜出面援助中共。185
事实上，在1948年底苏军撤退前，朝鲜的重要部门和资源都在苏联占领军的掌控中。例如负责守卫中朝边境的，就是苏军的两支边防部队，包括6个大队和128个哨所。186
没有苏军批准，中共军队和人员根本无法过境。再如铁路运输，朝鲜的所有交通枢纽和重要车站都由苏联军代表负责运营指挥，中共军队在朝鲜境内的调动，“如果没有苏军的指示和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187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朝鲜对中共的援助实质上就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第二，在国共内战时期，旅居北朝鲜的华侨对中共在东北地区的作战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到日本投降时，旅居朝鲜的华侨大约8万人，其中6万人生活在北朝鲜。1946年12月北朝鲜华侨联合会在平壤成立，初期接受朝鲜劳动党侨务委员会和中共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双重领导。188
在华侨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很多华侨参与了支援中共作战的活动，他们帮助中共部队转运伤员和物资，开展捐献运动，积极送子参军，做出了很大贡献。189
在一定程度上，华侨也成为中共与北朝鲜联系的纽带。

第三，在中共与北朝鲜之间，还有一个对东北朝鲜人的身份认定问题。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在东北民主联军中的确有大量的朝鲜人，东北地区（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朝鲜人也确实为中共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问题在于这些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当时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国际学术界曾在朝鲜是否派遣军队帮助中共作战的问题上有过热烈争论，最后就归结到这一点。190
金日成和一些朝鲜作者所说朝鲜部队是中国军队的主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云云，因而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朝鲜帮助下取得成功的，其前提就是把在中国生活的朝鲜人（包括军人）认定为北朝鲜的国民。191
实际上，这里涉及朝鲜人作为跨界民族对中国的民族认同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朝两党和影响两国关系。

二、革命面对民族认同问题的纠葛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最初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治口号推翻帝制，后来接受“五族共和”的主张，最后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把民族主义的观念作为整合中央与边疆地区及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进步，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族群）对中国的民族认同，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主张当时主要还停留在一般政治号召的层面，特别是对于多数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东北的朝鲜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实际影响并不大。

在实际操作层面，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首要环节是确定国籍。在民国初年，一些朝鲜族居民已经在中国享受公民的合法权益。如延边地区四个县办理第二次朝鲜人入籍事宜，很多朝鲜移民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192
不过，总体看来，加入中国籍的朝鲜人数并不可观：为了对抗日本人侵占东北的阴谋，民国政府在1929年修订国籍法时，取消了对双重国籍的限制。即使如此，1930年代东北朝鲜居民中真正入籍者仍不到十分之一，占绝对多数的是无国籍朝鲜人。193

朝鲜民族从19世纪开始向中国移民，在1910年日本兼并韩国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形成两次高潮。到1945年8月，在东北地区居住的朝鲜人已达216.3万。194
日本投降后，有大批朝鲜人回国。中国关内的数万韩侨几乎全部被遣返，回到南朝鲜。195
与关内不同，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返回者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到1947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还有约140万，其中九成以上生活在中共占领和活动的地区。196
这些人不是不想回国，而是没有条件。据很多当事人讲，当时归国者大部分是在朝鲜半岛有亲戚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里人，而留下来的主要是生活贫困的农民。他们居留中国已有两三代，主要集中在延边地区，基本上都是自己聚成村落，只有少数与汉民杂居。在观念和心理上，他们始终感到自己是朝鲜人，“朝鲜是我的祖国”，所以加入中国籍的很少，绝大多数都属朝鲜侨民。日本投降后，朝鲜人的思乡之念更加强烈，很多人含着热泪，挥舞太极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197
这是中共在东北地区革命和政权建设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该说，东北城市居民中的朝鲜人回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民政府对朝鲜侨民驱逐和剥夺的政策。1945年8月蒋介石准备接受东北的计划中就规定，凡根据日本移民政策来华的“韩籍移民一律驱逐出境”。198
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1946年4月东北行营又规定，凡“从事于生产事业”以外及独身的韩侨，“一律即行遣送回国”。199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则下令，凡被遣返或检举的韩侨产业，“一律暂予扣押”，而暂留韩侨的产业，则“发派本国人民逐年接管”。结果，仅到年底就查封朝鲜人产业1516处。200
此外，由于“满洲国”时期把东北的中国人视为“三等国民”，而朝鲜人则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国民”，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存在的“报复心理”也是朝鲜人遭到驱赶、剥夺甚至迫害的原因之一。201
中共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主要在农村活动，也不代表政府。国民党的出发点是政府处理侨民问题，而中共的出发点是推翻现政府的革命。

在革命早期，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政策也是变化的。1928年7月中共六大《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认为，东北的朝鲜人是少数民族。但两个月后中共满洲省委却把东北的朝鲜农民称为从朝鲜“被逐出到满洲来的难民”。1929年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时更含混，把生活在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以及在东北的日本人，甚至在越南、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侨，都列入中国的“少数民族”。202
19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视“在满洲高丽人”为少数民族，但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交代朝鲜义勇军的任务包括“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似乎又把他们看成外国人。203
其政策最初也是混乱的，中共二大1922年7月发表的宣言，同时提出了“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和主张。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比较强调民族自决权。204
于是中共满洲省委在1930年代初提出“努力建设在满高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中日韩联合的“满洲苏维埃”。205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转为提倡民族自治，如在1941年5月提出的“蒙回自治区”。1945年10月更强调在内蒙古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自治”。206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基本与东北隔绝，东北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也基本上退入苏联境内，自然无暇顾及国内民族问题。207
然而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理朝鲜民族问题就成为中共在东北（特别是东满）建立政权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民族要求应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208
这种认识，不仅是源自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念，也是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实际要求。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人，只要动员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东北朝鲜人的国民属性并不是那么重要，也没有必要马上搞清楚。1945年8月进入东北地区后，中共已经注意到当地中国又和朝鲜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也感到问题比较严重。但按照传统的和习惯的做法，中共在工作中主要还是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尚未意识到国民属性问题对于政权建设的重要性。209例如，1945年11月东北局主张，应保护“侨居东北的韩国人民”的生命与合法权益，公平合理地解决“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纠纷。210
11月27日吉林省委指示，考虑到本省及间岛（延边）朝鲜族的特殊情况，“中韩民族的团结问题”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党内的团结“更居重要”。211
12月1日安东省工委指示：“更好地帮助朝鲜人民组织起来，为争取其祖国彻底解放而斗争”，要团结并“说服中国人民不要以狭隘的民族观点、报复手段去对付一般的日朝居民”。12月10日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萧华在安东的广播讲话提到“朝鲜人民……是被压迫民族”。212
后来通化地委关于朝鲜人工作的指示甚至提出，对通化各县“朝鲜人的态度应以国际主义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帮助他们独立”。213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在中共领导层眼里，东北朝鲜人还是外国人，或者中共根本还未意识到国籍问题。

延边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在1946年《新年献辞》中宣布，根据延边民主政府的规定，“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鲜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虽然像抗日斗争时期一样，已经意识到把东北朝鲜人列入少数民族对于动员他们拥护新政权的意义，但这毕竟只是一般号召，而没有具体实施办法，随意性比较强。几天后，延边地委书记雍文涛1月8日在地委会议上作报告时，还是把“韩国人”与“中国人”加以区别。这里有语言习惯问题，但也说明对国民属性问题并没有想清楚。直到3月下旬延边干部开会，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还是含混的：朝鲜人“在中国居住就可以成为中国国民，在部队中的朝鲜人不仅是为朝鲜人服务的，也是为全延边服务的，中国人也是同样的”。214
安东省5月10日颁布的施政纲领，仍把“本省之韩国人民”一律称为“侨民”。215
雍文涛后来回忆说，“朝鲜族人民是中国公民还是朝鲜侨民的问题，成了东满根据地建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但当时“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216

在1946年夏季以后蓬勃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随着实际工作的需要，中共对民族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但总体看来，仍然是出于开展阶级斗争的考虑。

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把大量从中国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以“开拓地”“满拓地”等各种形式转交给日本和朝鲜农民。其结果，一方面削弱了大土地所有制，迅速扩大了中农阶层，一方面则引发了中朝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共进占东北以后，在其控制的地区，把这些土地一律列入“公地”范围，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自然主要是中国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朝民族之间的矛盾。217
由于存在着民族隔阂和偏见，在实际运动中损害朝鲜族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按照“民族的原则”进行分地，“中国人先分或多分，朝鲜人后分或少分”。218

陈云的头脑比较清醒，早在土改开始前（1946年1月17日）就提出，租种开拓地和满拓地的韩国农民应与中国农民同样分地。219
在东北土改运动全面开展时，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中共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且主要在边远地区，而那里正是朝鲜族的主要聚集地。如在吉林省的解放区，据延边地委书记孔原的说法，朝鲜人就有61.6万，占人口总数的35%，其中延边地区的朝鲜人54.4万，占人口总数的79%，而在农村许多地方则达到90%。220
因此，延边地委提出，“延边朝鲜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土地问题”，“正确地解决延边的公地问题，将是正确地解决延边朝鲜民族问题的基本环节”。221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要求，1946年9月绥宁省群工会议规定，“对朝鲜族一视同仁地分给土地，并一样给他们土地所有权”。222
10月5日辽东省民族部也提出建议，“鲜民”可与中国农民一样分配土地。223
这一政策的前提，无疑是应把在东北的朝鲜族列入中国的少数民族。

在1946年12月召开的吉林省群众工作会议上，周保中发表了关于延边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并表示“这次会议提出延边朝鲜族问题，就是希望在领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得出明确方向”。周保中说，“党虽然在目前新环境中还没有明确宣布朝鲜人少数民族的地位，但实际上是执行着对朝鲜人——少数民族的平等政策，而且将来一定会发展下去的”。224
显然，作为长期与朝鲜革命者并肩战斗的老战士，周保中希望中共确定并应该明确宣布关于朝鲜人的民族政策。这个呼吁受到了省委的重视，1947年7月24日，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创立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确立与贯彻对朝鲜民族的政策。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就几乎等于不能发动大多数群众，也就不能创造根据地”。会议宣布：吉林省的朝鲜居民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225

中共吉林省委1947年2月20日做出决定，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以人口为标准，不分民族（中韩人民一律平等分地）、性别、年龄，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26
这一原则随后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1947年12月1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偿办法规定：“在东北解放区境内少数民族应与汉人同等分地，并享有所有权。”227

但在革命的进程中，中共关注民族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还是阶级斗争。1946年10月21日，吉林省委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的决定就说，“加强中韩农民阶级友爱，提高他们对共同敌人的阶级仇恨，共同进行阶级斗争，以便在长期斗争与教育中来克服民族的隔阂和偏见”。在1947年1月和7月的县团级干部会议上，陈正人反复强调，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就“要进一步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采取民族的形式，发展阶级斗争的内容）”；如果“离开朝鲜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讨论民族区域的特殊性，“这不是我们的民族理论”。228
但无论如何，中共土改运动中的民族政策还是收到了极大效果，“基本上解决了（中朝）民族的对立和仇视”，被动员起来的朝鲜族民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政权建立的洪流中。国共内战时期，在朝鲜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延边地区参军人数达5.2万名（其中朝鲜族4万名），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有290名，革命烈士3350名（其中朝鲜族3041名）。参战民工30.23万人次，立功受奖者3434名。此外，延边地区民众为支援前线作战，动员大车1.9万车次，捐款2.65亿元，连同实物按市价折合约8亿元。229

总体说来，在革命动员时期，东北局的民族政策还是成功的。但由于中共的全国政权尚未建立，朝鲜人作为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公民身份并没有得到法律认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改变了对东北朝鲜人地位的认定。到1947年8月，国民政府改变了对韩国侨民的政策，允许他们领取居留证后暂居中国，而对定居延边一带的朝鲜人，则“应视同中国人民，确认其为中国国籍”。230
尽管由于不久后国民党政权败亡，这一政策已失去实际意义，但东北朝鲜人的国民属性问题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得到重视则是无疑的。中共刚刚取得政权，百废待兴，又缺乏治国经验和理念，对此考虑不周是容易理解的，而且当时中共中央与苏联占领的北朝鲜也没有直接关系。在中共政权建设过程中，真正因其国民身份没有确定而与朝鲜产生纠葛的是另外一个群体——革命干部及其组织。

参与中共革命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朝鲜族干部有三类：原在东北生活的当地朝鲜人、来自延安及其他关内地区的朝鲜义勇军成员和来自苏联的东北抗联队伍中的朝鲜人。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被中共吸纳，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大部分还是中共党员），但国民身份并未确定，多数人内心还认定自己是朝鲜人。这种状况不仅造成敌方情报混乱，往往做出误判，也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了一些麻烦。中共对这个问题~最初没有引起注意，只要愿意造反就是革命者，甚至允许朝鲜人在中共组织内建立独立支部。1945年10月梁焕俊领导的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朝鲜人分支部（11月改为吉林朝鲜支部）便是这样成立的，4个月就吸收了三批党员。231
不过，大量出现的群众性朝鲜人组织和团体很快就令中共担心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东北最先组织起来的是朝鲜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总部在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利用其早期深入敌后工作的便利条件，在东北各省、县组建的地方委员会，一类是各地群众纷纷自发成立的农民、青年、妇女同盟。这些组织的倾向还是革命的，欢迎苏军解放，接受中共领导。但在中共看来，也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是“领导成分复杂”，“闹朝鲜独立”（周保中语）。于是，中共进入东北各地后，一方面承认并支持这些组织，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改造。首先是消除“独立”倾向，调入干部，改变名称，然后到时机成熟时予以解散，融入当地政权组织。如中共进入延边后，立即对当地各种朝鲜人团体整合成的劳农青总同盟进行改组，于1945年10月成立了“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委员长池喜谦）。到土改开始后，1946年8月（一说7月）该组织“无形解体”（周保中语）。牡丹江高丽人民协会1945年11月改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1946年底又改为牡丹江地区朝鲜（人）民主同盟。还有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别委员会（书记金泽明，即李相朝），1946年9月改为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同盟（委员长郑京浩），1947年8月宣告解散。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主任方虎山），1946年初改称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工作委员会，同年4月又改称辽宁省朝鲜（人）民主联盟工作委员会，1948年8月宣布解散。尽管中共认为这些组织在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参军参战及支前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对其外来民族的独立性是不能长期容忍的。至于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干部，除少数领导人返回朝鲜外，大部分都被中共留用（很多人后来被边缘化）。如延边地区的土改工作队干部，一半以上都来自民主大同盟的朝鲜骨干。辽宁省民盟解散后，有515名干部转入辽北、辽东省政府工作。232
当地干部与北朝鲜官方缺少联系，即使想走也没有门路，而留在中国的大批朝鲜义勇军干部的情况就不同了。

由于苏联占领军的阻止，朝鲜独立同盟及义勇军从延安出发的回国进程中断，除金枓奉、崔昌益、武亭、韩斌等70多名领导干部外，整个部队被迫滞留在中国东北，随后再次为中共所接收。233
1945年11月朝鲜义勇军集结改编时，在沈阳、哈尔滨、安东及东北各地的部队共计3500余人。234
部队改编后，金雄（支队长）、方虎山（政委）率第一支队1600余人幵赴南满通化地区，至11月底发展到5000多人。235
第三支队组建时，被任命为支队长的金泽明在哈尔滨已建立了一支朝鲜独立大队，政委朱德海率19名干部于11月19日抵达后，部队主动撤出哈尔滨，11月25日在宾县裴克图正式宣布第三支队成立，兵力600多人。236
朴一禹（政委）、李益星（支队长）率第五支队900余人向东满进发，于12月底到达延吉，先期抵达的文正一已在那里设置了朝鲜义勇军延边办事处。237
此外，还有以韩青为队长的朝鲜义勇军独立大队，金浩（蔡国范）、李明和金刚指挥的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均在1946年2月进抵安东，兵力发展到近6000人。238
后来进入朝鲜义勇军序列的还有一支部队，11月29日，由中共吉林市特别支部朝鲜人分支部建立的吉林保安第七大队，在桦甸奉命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后任命路经此地的第五支队朴勋一为支队长兼政委，崔明为副支队长。此二人都是延安培养出来的。239

与抗联部队中的朝鲜干部被认作中国少数民族不同，朝鲜义勇军干部在延安和八路军中，本来就是被当作外国盟友对待的，朱德下达的命令也是让他们回国干革命，现在虽暂时寄人篱下，但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朝鲜人。第五支队行进到清远、磐石朝鲜人聚居的地方时，欢迎的人群拥抱他们，并哭泣着不停高呼“我们的队伍”“朝鲜独立万岁”。第一支队还把扩军的传单撒到了朝鲜平安北道的北部地区，号召那里的朝鲜青年踊跃参军。传单上说：“参加朝鲜义勇军，为桿卫祖国的独立而战斗”。240
第五支队到达延吉几天后，延边朝鲜独立促进联合会就成立了，朴一禹、文正一都是委员。241
笔者还发现了这样一幅在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的照片：李红光支队（前身即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抬着革命领袖的画像游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的竟然是金日成而不是毛泽东的画像。242
这种情绪不可能不对东北的革命进程产生冲击。1946年2-3月再次对朝鲜义勇军进行整编，而后大批官兵回国，与此应该不无关系。

1946年1月，在作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协调下，国共签署了停战令，双方谈判进入了整编军队的核心问题。中共原则上接受取消自治军和使军队国家化的方案，准备以某些让步换取中共军队的合法化。2月25日，三方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243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将东北所有各部队统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局提出，与抗联有关的部队改编为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以“避免苏联在外交上的责任”，各地区主力及地方部队一半以上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或警察，以避免谈判中军队数量受到限制。244
朝鲜义勇军各支队自然也在改编之列。根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1946年2月10日的决定（16日下达命令），第一支队改成李红光支队，金雄、方虎山继续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归属通化保安司令部。245
金雄离职回国后，由副司令员王子仁（崔仁）接任。改编后，部队建立了中共基层党组织。同年11月，朝鲜义勇军独立大队和鸭绿江支队并入。246
1948年4月李红光支队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独立四师，由第二师师长刘子仪（汉族）接任师长，方虎山仍任政委，同时增派了几个汉族干部任副职。同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247
第五支队到达延吉后即被编入延边军分区警备旅，与当地朝鲜人部队合并，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十五团，1946年3月取消“朝鲜义勇军”番号，编入吉东军区警备一旅。1948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六团（编入汉族一个营），原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参谋长全宇任该师副师长。248
第七支队1946年3月改编为桦甸保安团，调杨上堃（汉族）任团长，县委书记汪小川（汉族）兼任政委。9月改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七十二团。第三支队改编较晚，1946年6月金泽明离职回国后，由副支队长李德山接任，朱德海仍任政委，随即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八团。这两个团于1948年4月归入新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独立十一师建制，11月该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四师，李德山任副师长。249
在这个过程中，朝鲜义勇军消除了“朝鲜”色彩，逐步融入中共军队序列。

朝鲜义勇军第二次改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大批干部、战士回国。关于朝鲜义勇军官兵对这次改编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史料，只有一处简单的记载：1946年2月，朝鲜义勇军各支队主要干部在梅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朝鲜义勇军名称，留下的部队全部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和各地方部队。250
说“决定取消”恐怕不确，应该是接受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命令而“决定取消”。在2月16日发出改编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的命令后，3月25日，东北局制定了朝鲜义勇军暂编方案：“鉴于朝鲜义勇军无法全部回国，决定对其进行整编”，决定将16500名官兵中的2000人送回朝鲜，其余均暂编为东北地方性武装。251
如果这则史料可靠，大致可以判断，朝鲜义勇军对这次改编不满，并准备撤离中国，但出于不允许朝鲜义勇军先遣队入境的同样理由，苏军驻朝司令部也无法全部接受这一万多名官兵。所以，除主要干部和部分骨干返回朝鲜，大部分人只能留在中国了。252
1946年2月以后陆续回国的重要朝鲜干部有第一支队支队长金雄、参谋长安斌、政治部主任朱然；253
第三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李相朝）、参谋长金然、政治部主任李根山；254
第五支队政委朴一禹及主要干部；255
第七支队支队长朴勋一。256
鸭绿江支队政治部主任金刚自称是安东省委书记萧华指示他率部回国的。257

朝鲜义勇军官兵回国后不久，抗联教导旅中的朝鲜干部也陆续带领一批官兵返回了朝鲜。从苏联回到东北的抗联队伍中的朝鲜干部人数不多，但职位较高，作用很大，且主要领导人都与金日成本人有直接联系。日本投降后，苏联解散了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联教导旅，将其骨干力量分为两个工作团，分别送回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协助苏联占领军工作。258
跟随周保中来到中国东北的有少量朝鲜干部，主要是两拨人，一拨由姜信泰（姜健）率领到延边，包括崔明锡（崔光）、朴洛权、金万益、姜渭龙、金昌奉（金昌凤）、金明珠等22人。259
另一拨由金光侠率领到牡丹江，包括柳昌权、黄东华（金东奎）、赵明善、金镇浩等人。260
当时（1945年9月）抗联尚未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周保中主持的东北党委员会命令抗联干部在东北各地组建地区党委，任命姜信泰为延吉地委书记，金光侠为牡丹江地委书记。此时，他们都是以中共干部的身份投入工作的。261
不过，他们都认定自己是朝鲜人，最终还是要为朝鲜服务的。1946年1月延边朝鲜独立促进联合会成立时，姜信泰也是委员之一。262
1946年9月牡丹江军政干部学校与军区教导团重组时，金光侠要求单独设立朝鲜人中队。263

1945年9月20-23日，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冯仲云向东北局书记彭真详细汇报了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情况，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移交了所属组织关系及档案资料，东北党委员会同时撤销，11月东北抗日联军建制撤销，抗联及其干部从此回归中央领导。264
抗联干部的前期活动为中共抢占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与苏军的特殊关系，取得大量武器弹药，1945年11月中共收到苏联占领军提供的大约10万支枪和一些大炮，其中大部分应该是抗联干部先期收缴和周保中在苏军允许下在长春日军武器库搬运的。265
二是利用熟悉东北情况的优势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到10月关内干部抵达前，抗联已组织各种武装力量约27000人，其中有延边的朝鲜族部队7000人，牡丹江的2000人（以朝鲜人为主）。266

中共东北局刚建立时对抗联干部十分重视。1945年1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时，东北局就建议增补周保中为第三副司令。267
12月26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抗日联军过去有长期抗日的历史，与东北人民有密切联系，在关内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充分地利用。”268
东北局派到延边的负责人雍文涛对抗联干部招募的朝鲜族部队赞不绝口，认为朝鲜人革命性强，热情高，应该把“武装基础放在韩国同志身上”。269
从中共组织史资料提供的抗联朝鲜干部在延边地方部队任职的情况看，他们最初是得到了重用的。1945年11月23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军分区，姜信泰任司令员，所属警备旅4个团（7000人），其中3个团长是朝鲜人：朴洛权、崔明锡、朴根植。1946年2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姜信泰仍是司令员，所属2个旅7个团（19000人），其中朝鲜人有一团团长朴洛权、三团团长南昌洙、五团政委文光德、六团团长金东波、炮团团长金哲。1946年7月延边警备旅编入野战军序列，吉东军区改为吉东军分区，金光侠任司令员。270
姜信泰和金光侠均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271

尽管如此，这些干部毕竟是金日成的嫡系和骨干，他当然需要这批人。272
抗联教导旅干部准备从苏联回国时，分成了中国工作团和朝鲜工作团，据金日成回忆，是周保中“抢先要求”把这些朝鲜干部分配给他的。273
那时金日成接受周保中的直接领导，自然要服从上级。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金日成及其他回国干部在1945年11月已脱离中共党籍和抗联军籍，274
而1946-1947年，正是金日成在苏联占领军的帮助下整合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关键时刻，他非常需要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275
就这样，1946年7月姜信泰首先回国。1946年秋，按照金日成的回忆，“我叫崔光选拔一批有才华的骨干回国，他很快移交了自己的部队，带着200多挑选的人回来了。”1947年5月金光侠也回到朝鲜。276
正如金日成所期待的，姜信泰和金光侠都不是单身返回朝鲜的，据随同他们回国的老战士回忆，姜信泰回国时至少带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金光侠也带走了一个营。277
对此，中国军方档案可以提供的证明是：1947年吉东军区警备一旅二团的一个营计1200人被“送回朝鲜”。278
直到1948年，原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枓奉还在给他在东北的老朋友写信，希望他们回到朝鲜。279

这两批朝鲜干部率部回国，对于北朝鲜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6年初金日成就急于建立一支朝鲜的正规部队，而苏联人当时似乎还在犹豫，对此并不上心。280
有了这样一支骨干队伍，金日成心里就踏实多了。事实上，经过哈巴罗夫斯克野营训练及东北战场实战锻炼的这两批朝鲜官兵回国后，便成为正在筹建的朝鲜人民军第一批指挥官。281
与此同时，这件事情对中共革命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46年2-3月正值国共内战前夕，双方都在积极筹备力量。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正在为缺乏干部感到头疼，而苏军撤退前则要求中共再增派干部、增调大批军队来东北。282
1947年又是国共争夺东北的关键时期，战场形势十分紧张。此时批准这些人地两熟且颇具战斗力的朝鲜骨干队伍撤离，中共领导人实属无奈。无论是苏联训练的，还是延安培养的，这些干部本来就是朝鲜人，来到中国帮助革命，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回到朝鲜建设革命政权，也是天经地义，何况金日成又亲自提出要求。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但依恋祖国的民族情结并没有消失，更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对于这个问题，随着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渐渐加深了认识，感到这是需要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层面加以解决的。

三、中共解决东北朝鲜族问题的方针

其实，在全国政权尚未建立之时，中共与北朝鲜之间还谈不上国家关系，而两党关系也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下，真正直接涉及双边关系的，主要就是东北朝鲜人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共从世界革命的理念出发，在培养干部和输送军队方面基本满足了北朝鲜的要求，但在处理边民、边境问题时，地方政权也感到了困惑。

首先是干部问题，中共无法阻拦朝鲜义勇军和抗联朝鲜干部回国，但总可以自己培养一支朝鲜族干部队伍。在这方面，中共是有丰富经验的。刚刚来到东北，尤其是朝鲜人的聚居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和使用当地民族干部。东北局和吉林省委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大力开办各种培训班和干部学校，努力造就和起用一批年轻的朝鲜族新干部，以替代那些土生土长、历史复杂的老干部，特别是民主大同盟的一些干部。

早在1945年底，东北局下发的通知就指出：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办法，只能是就地取材，培养地方干部。各级党政军机关应大量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军政学校等，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及工农中的积极分子，给以短期训练即分配各种工作。283

东满地区是当时最主要的根据地之一，作为大后方自然就成为各种干部学校云集的地方。1946年1-2月在这里出现了一批朝鲜人或以朝鲜人为主的军政学校：在延安抗大基础上成立的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成立的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吉林分校（桦甸军政学校），吉东军区创办的吉东军政大学，以太行山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干部班为基础建立的朝阳川教导队等。6月初吉东军区决定，将这些学校合并为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校址在延吉市北大营，涂锡道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0月18日正式开学，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1948年6月迁至吉林，与总校合并。该校三年共培养军政干部3760名，其中朝鲜人2520名。284
1946年8月，吉林省政府还在延吉建立了民主学院，下设工业、教育、行政、财经等学科，专门培养各行业的朝鲜族干部。1948年4月又成立了延边干部学校，其宗旨是培养朝鲜族党政干部。285
内战期间，全东北地区共培养朝鲜干部6200余人（各县干校不在内）。286

东北军政大学开办初期确实为北朝鲜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1946年8月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东满分校约300名学员返回朝鲜，在整个学校的朝鲜族学员（2080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引得大多数学员都不安心留在中国。287
1947年5月，经东北局同意，朝鲜政府从吉林分校第一期朝鲜族学员中挑选了50名去平壤工作。7月第二期结业后，又有100名朝鲜族学员被送到朝鲜。288
不过总体上说，还是为中共自己培养出一支年轻的民族干部队伍。与此同时，对于原有的朝鲜族干部队伍进行了审查和整顿。1947年4月18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在龙井的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开办高级干部研究班，实际上是集中对现有朝鲜干部进行甄别。研究班的具体负责人是曾在延安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延边专署副专员文正一和许明。学员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116名，除1名外，全部是朝鲜人，其中中共党员93名，他们主要是日本投降后自发起来建立部队或组织机构的干部，也有抗联和义勇军干部。7月初进入审查阶段，至1948年1月结束。审查的结果，80%-90%的学员都有大大小小的历史问题，最后71人被开除党籍，42人被解除职务。在此期间，文正一到朝鲜出差，时任副首相的金策提出，高干班学员在延边不好安排工作的，可以到朝鲜来。事后经文正一的介绍，一批干部被朝鲜劳动党组织部接收。289
当然，这次整顿并不妨碍整体上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整顿老干部的过程中，中共延边地委在1947年6月5日给各级组织的信中确定，要大胆培养和提拔当地干部，尤其是朝鲜族干部，要在朝鲜族中多训练干部和积极分子。290

在培养干部的过程中，党组织自然也迅速发展起来。1947年7月吉东八县中共党员共计2337人，其中1173人属朝鲜族。到1948年7月，延边五县已建立区级党委34个、村级党支部221个，党员数增加到2999名，其中朝鲜族党员1689名。大部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核心和积极分子队伍已经形成。到1949年1月，朝鲜族党员更增加到3834人，占党员总数的73.1%。291
此时延边政府的区级干部已有783名，朝鲜族占83.9%。村级干部4631名，朝鲜族占79.7%。在所提拔的221名县、区级主要领导干部中，朝鲜族占59.3%。292
大批朝鲜族干部的培养，无疑为中共在东北朝鲜人聚居地区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下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好了政治和干部准备。

随着根据地日益巩固、东北战场局势明显好转，中共开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并逐步开始以政府的名义解决边境管理、居民国籍、政权形式等一系列问题。1947年6月1日吉林省委通过的一个文件中指出：全省韩民占30%，而延边地区韩民占70%，“因此正确地处理民族问题，如何重视朝鲜民族，发动他们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问题”。293

然而，在中朝边界地区，特别是朝鲜人的聚集地，情况特别复杂。据延边地委、专署报告，龙井、延吉、珲春三县与北朝鲜隔江相望，边界长700多里，水浅处可徒涉往来，冬天结冰更是无所阻隔。两岸居民多有姻亲关系，加上生活需求，往来频繁，已成习惯。且旧中国对边境管理不严，允许对岸居民到中国种地，朝来夕归，春种秋运。沿江居民毫无国境、边界概念。民主政府成立后，加强了边境管理，但因很多朝鲜居民认为“一身有两国”，分不清国民与侨民，对政府限制甚为不满，非法越境频繁，走私现象严重。此外，由于“朝鲜祖国”的思想浓厚，很多朝鲜居民，包括少数党员干部，要求回到朝鲜去，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这种观念比较强烈。294
从维护地方秩序和政权稳定的角度，中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从朝鲜方面来说，需要的只是经过培训的干部和有作战经验的官兵，对于大量举家搬迁者则不允许随便入境。所以，从避免“影响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尽快采取措施。295
显然，权力过渡完成以后，中共也开始从国家政权的层面考虑问题了。

1948年8月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了“朝鲜人归国暂行办法”：凡申请归国的朝鲜人，必须获得所在地县以上政府的批准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复函同意，才可以按规定办理手续。296
然而，这个规定还是没有说清楚“朝鲜人”的国民属性——其实政府当时对“朝鲜人”究竟是中国国民还是朝鲜国民也没有确定的看法。为此，8月15日延边地委做出决议，规定凡居住延边并登记过户籍的朝鲜族居民，为中国公民；家族在朝鲜而家长与财产在延边，并经过政府许可经常往来的朝鲜居民，可承认为中国公民。凡没有登记户籍者，或经过批准出国移住而返回者，为朝鲜侨民。此外还向省委建议，与北朝鲜互相建立具有外交性质的机关，及时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考虑到朝鲜族的历史习惯，适当解决边境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问题；图们江江源地区因江流改道造成国界不清，需要确定以主流为界，住在原地居民可依其自愿仍住原地或迁回本国。297
这个规定及所提建议已经接近从国民属性和国家关系角度考虑问题了。

然而，由于受到革命理念的影响，并考虑到延边朝鲜族居民的观念和感情，中共当时还是没有采取划分国籍的明确政策。1948年12月9日，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讲到民族政策时，一方面提出：“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的朝鲜人民，承认为中国境内之朝鲜少数民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民主政府按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予朝鲜人民地权人权财权，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应按此原则“严格区别公民与侨民”；另一方面又指出，“必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有原先自己的祖国——朝鲜民主共和国”。所以，当他们的“祖国”受到侵略或威胁时，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就有责任去保卫“祖国”。298
这无异于承认东北的朝鲜人同时拥有两个国籍，既可以作为中国公民参加解放战争，又可以随时以朝鲜公民身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这说明，中共开始考虑的国籍问题，仍含有革命的内容。这样区分公民和侨民，固然有策略性考虑，299
但是显然，在通过国籍法确认朝鲜人的国民属性之前，中国境内朝鲜人“中华民族化”的问题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尽管如此，在政权建设的进程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步伐并没有减慢。早在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300
如果说此时《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提出，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国民党争天下，那么，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发布公告，则表明中共已经确定未来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301
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更加明确地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302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9月23日，中共公布了《东北解放区县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其中关于民族自治区的条款规定，在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超过人口半数以上者，可以成立民族自治村、自治区、自治县。303
12月9日，延边地委提出，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下而上地建立人民的民主的自治政府，实现民族自治”，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加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巩固中朝民族团结；保证不同民族的么民按比例公平选举；大胆提拔民族干部；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妥善处理民族纠纷等。304
而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中，最主要的就是任用一批可靠的少数民族干部。

从延边地区中共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中朝鲜族干部的任职情况可以看出，到1949年初，在这一地区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1945年10月至1948年3月，在地委一级，除了姜信泰和金光侠短期任职（朴一禹未到职）外，领导成员中没有朝鲜人。在县委一级，除文正一1945年底担任过一个月延吉县委副书记外，在领导班子中一直没有朝鲜人。1948年4月以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在新成立的延边地委中，1949年3月前林春秋任副书记，此后朱德海出任书记。地委各机构中朝鲜人担任的职务有宣传部长、青年工委书记、妇女工委书记、延边日报社总编、东北朝鲜人民报社社长和总编、延边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在县委一级，陆续由朝鲜人任职的有延吉县县委常委（二人）、干训班主任，和龙县县委秘书及妇女工委书记，汪清县县委秘书、组织部长、党训班主任，安图县县委常委。在政府机构中，1945年11月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领导人员中没有朝鲜人，改为吉东公署后，文正一任副专员不到半年。除和龙县县长、副县长外，其他各县均无朝鲜人担任领导职务。1948年3月开始，专员依次由林春秋、文正一和朱德海出任，延吉、汪清、珲春县长，和龙、安图、敦化副县长均由朝鲜人出任。305
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到1949年6月，在政府部门就任股长以上实职的朝鲜族干部共132名，此外还有1184名朝鲜族人担任县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或科员和助理。306

不过应该指出，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最大障碍还是与国民属性相关联的境内“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化）问题，在这里，中共要解决的不仅是民族问题，也是未来政权与朝鲜的关系问题。长期生活在延边地区的朝鲜民族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甚至延边地区究竟属于中国还是属于朝鲜，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政策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此，在筹备延边自治政府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闹出了一场风波。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委托吉林省委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各县市负责民族工作的干部30多名。会议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处长朱德海、延边公署专员林春秋、延边日报社社长林民镐、一六四师师长李德山和政治处主任张福五人主持，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省政府主席周保中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十分激烈，有人提出“朝鲜族的祖国是朝鲜”的主张，也有人提出“多祖国论”，即“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民族的祖国是朝鲜，现实的祖国是中国”。关于延边地区政权建立的性质问题，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出身的林民镐主张，应当像苏联那样，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建立加盟共和国。来自朝鲜的林春秋则提出，延边应归属朝鲜，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延边的民族问题。朱德海在会上明确指出，上述两种意见都是“空想”，都不符合延边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与朝鲜国土上的朝鲜人虽属同一个民族，但“前者已是享受着不同公民权的中国朝鲜族了”，所以在延边只能实行在中国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307

这里最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延边地委副书记、延边公署专员的林春秋竟然会提出让延边脱离中国的方案。为确认林春秋是否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以及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笔者在韩国询问了为此提供口述证据的李钟奭先生，并得知，他所说的A氏，即延边大学教授朴昌昱——《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一书的作者。因此事涉及重大细节而又缺乏文献证据，笔者一再追问其可靠性。李先生说，尽管因时隔多年，谈话记录已经遗失，但他对此事记忆很深，不会有错。此外，李先生还解释说，由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图们江两岸朝鲜人的观念中，普遍认为间岛地区属于朝鲜，所以林春秋作为从朝鲜派过来的手部，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308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则史料值得重视：第一，从1947年冬季至1948年夏季，驻韩美军情报部门不断收到报告说，北朝鲜一直放出消息，说间岛（即延边）地区将归属朝鲜或交给朝鲜人民委员会管理。有关的传言四处流传，中方反应十分强烈。309
第二，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金日成和林春秋精心策划了在延边地区举行庆祝朝鲜建国活动，以扩大朝鲜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甚至可能企图将延边划入朝鲜领土范围。韩国学者引用“文革”期间延边地区造反派的批判材料说，金策、金光侠等人曾召集秘密会议，请延边的干部参加，讨论延边地区的归属问题。310
由此可以判断，林春秋在会上提出“延边应归属朝鲜”主张的可能性很大。而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才引发了中共与朝鲜早期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插曲。

林春秋早在东北抗联时期就是金日成的属下，又与金日成的夫人金正淑有师生关系，所以深受金日成的赏识。311日本投降后，出生于延边的林春秋被分配到抗联教导旅中国工作团，随姜信泰到延边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朝鲜担任北朝鲜共产党平安南道委员会第二书记，是金日成最信任的干部之一。1947年3月，周保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面见金日成，希望派一名朝鲜干部来帮助工作，接替相继回国的姜信泰和金光侠，金日成便推荐了林春秋。林春秋最初任省民族事务厅厅长，同时担任龙井高干研究班的党委书记（具体工作由副书记文正一负责）。研究班结束后，1948年3月林春秋到延边任职，也是金日成向周保中建议的。工作期间，金日成与林保持着经常联系，并以召见和通信的方式，“具体地指导他的工作”。312
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证实，林春秋确实是金日成派到中国来的。313
中共要在延边设立自治政府，又要搞好与北朝鲜的关系，当然需要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朝鲜干部来主持工作，而作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与金日成相互信赖，关系极为密切，接受金日成的意见顺理成章。林春秋是中共熟悉的抗联干部，又有金日成的推荐，中共自然非常重视。1948年2月林春秋尚未到延边地委任职，东北局就决定把他列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314
3月4日，吉林省委在一个报告中转述了吉东地委书记孔原在延边考察后的建议。孔原认为，延边是少数民族地区，再不能否认这一特点。必须派遣对民族工作有信心的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孔原提出，请调雍文涛来延边，且地委和专署必须吸收朝鲜同志参加领导工作，发展他们，培养他们，成为永久的、根本的打算。此事为时已有两年，不能再拖延了。在干部配备上，孔原建议，林春秋可以当地委书记，或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总之，延边的领导人必须选朝鲜人。省委讨论了孔原报告，认为基本精神是对的。315
于是，1948年3月27日，林春秋从省民族事务厅厅长调任延边公署专员，4月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316

中共从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而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在意识上和政策上缺乏对于民族认同问题认真考虑，终究还是遇到了麻烦。或许直到此时，中共才意识到，民族认同，特别是在高级干部当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民族工作会议结束不久，1949年3月13日，林春秋突然从这两个职位上消失，返回朝鲜。317
接着，作为与朝方的联系人并与金日成保持密切关系的周保中也调离了东北。周保中自1945年11月以来，一直是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并出任省政府主席。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突然被调离东北，到云南工作。有研究者认为，这次调动，可能与周保中同东北局书记高岗关系紧张有关——高岗曾指责周保中在东北搞“独立王国”。318
但据俄国档案记载，早在国共争夺东北的初期，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就“怀疑周保中的政治纯洁性”，理由是周保中在回国前宣称“我们应当管理整个东北”，而“毛泽东和朱德应当管理华南”。还有，在组建东北民主联军时，周保中任命的一些团级干部是在伪满担任过职务的人，结果被高岗以这些人有汉奸嫌疑而阻止。319
如果真有此事，可能与周保中被削除军权有关，但与调离东北应该无关，因为周保中离开军队后一直主持吉林省的政府工作。笔者推测，1949年3月林春秋回朝鲜，9月周保中离开东北，二者之间应该有某种关联。只是此事关系复杂一林春秋是金日成推荐的，而周保中与他们关系深远——不便明说而已。320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边疆地区跨界民族的“中华民族化”是中共政权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跨界民族问题还可能引发一个更敏感、更重要的问题，即领土归属问题。321

这件事表明，直到新中国政权建立前夕，东北朝鲜人的问题还在缠绕着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最让中共感到棘手的，首先还不是确定一般朝鲜居民的国民属性，而在于革命队伍内部很多干部的身份及其观念。在中共干部队伍中始终存在有大量朝鲜人，这种情况极为特殊。抗战结束后，中共加强了入党的组织审查，对外国人入党的限制十分严格。按照当时中共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外籍公民入党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批准。322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凡外国人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者，均须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但东北境内的朝鲜人除外。323
这种特殊性，一方面与朝鲜人属跨界民族有关，另一方面也涉及中朝之间的革命友谊。姜信泰、金光侠和林春秋的东北地区的任职就很能说明问题，1949-1950年朝鲜族官兵回国，也是一个典型事例。324

战后以来，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与中共中央一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第一次接触就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托，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朝鲜族部队及装备。1949年4月30日金一先到沈阳，请高岗为他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金一在北平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四次，与毛泽东会见一次。对于朝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满口答应：中国军队中有三个朝鲜师，两个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随时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正在作战，战斗结束后才能调回。至于这些部队所需弹药，毛泽东回复：“朝方需要多少就能给多少”。325
根据斯大林得到的报告，毛泽东还说，有200名朝鲜军官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326
毛泽东说的立即交付的这两个朝鲜师，就是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一六四师原师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宋景华在移交朝鲜时

调出，由副师长李德山（朝鲜族）接任师长兼政委。进入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10821名。一六六师原师长刘子仪、政委方虎山（朝鲜族），移交朝鲜时由方虎山出任师长兼政委。进入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10320名。327
7月上旬，按照金日成的命令，这两支部队开赴朝鲜：沈阳师（一六六师）配置新义州，长春师（一六四师）配置罗南。328

1949年12月29日，副总参谋长聂荣臻电告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反映，目前在各部队服役的朝鲜族官兵有16000人左右，其中排以上干部2092人。他们在军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进步很大，具有作战、扩军和政治工作经验。其中有些人在部队南下后出现思想波动，要求回国。林彪提出，“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考虑“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329
经过与苏联和朝鲜商议，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来到中国接收这批部队，还提出了新的要求——带走全部武器和装备。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330
第四野战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将部队中的朝鲜籍官兵在郑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又一个团，总计15800人。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非常好，中共党员占69%强，立功者多；武器配备也很强，炮兵装备齐全。在编组过程中，又按照金光侠的要求，“清洗”了年老体弱和成分不好者3000余人。331
实际上，组织朝鲜族官兵回国这项工作不仅在四野，而是在整个解放军部队展开的。据中国军方的统计资料，1950年1月至6月，各军区、军兵种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所属部队的朝鲜籍人员集结回国。1月至4月，中南军区的22392名朝鲜籍人员（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13人，营级干部93人，连级干部88人，排级干部1857人，战士19887人，其他工作人员453人），先后在郑州集中，整编为1个师又1个团、1个干部大队、1个教导大队和1个后方工作大队，于4月15日北上回国。332
这支部队是以一五六师（两个团）为骨干改编的，6月回国前作为独立十五师编入东北军区序列，由原一五六师副师长全宇（朝鲜族）任师长。此外还有一些零散部队回到北朝鲜，如在沈阳的空军部队警卫连1000人，由沈阳航空学校副校长带队，以野营训练的名义于3月进入朝鲜。334
铁道兵团的3231名朝鲜籍人员，也于6月20日由石家庄启程回国。335
如此算来，第二批回国的朝鲜族部队应在26623人以上，加上1949年第一批返回的人员，解放军中朝鲜族官兵回国人数总计已超过47764人。

上述朝鲜族官兵回国，与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斯大林本来一直反对金日成釆取武力行动解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直到1950年1月31日才改变主意，4月中旬才与金日成在莫斯科商定计划。336
而如前所说，毛泽东同意金一的请求，以及批准林彪关于送朝鲜族部队回国的建议，都发生在1950年1月底之前。当然，这支全副武装且经历长期战争磨炼的部队回到朝鲜时，金日成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发动进攻了，从而在客观上增强了人民军的战斗力。不过，就战争准备而言，金日成对此可能盼望已久，而当时中国人还蒙在鼓里。337
实际上，中国同意或建议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本来就是朝鲜人，现在主动要求回国，朝鲜又有所需要，而中共也承担着国际主义义务，这样做完全在情理之中。

归纳起来，在战后初期至朝鲜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妙，同中共与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关系相比，也显得十分特殊。总体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中共和朝鲜劳动党都是革命党，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论构建了双方关系的基础。因此，他们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与此同时，中朝之间（尤其是在高层）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组织联系，与双方有关的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苏共的批准，甚至需要通过莫斯科来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潮流中，中共和北朝鲜都处在莫斯科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中共尚未取得政权，朝鲜则是苏联的卫星国。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帮助的形式和程度，本质上都取决于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的需要。

二、在革命的进程中，特别是因为这种革命发生在亚洲民族国家形成不久的历史阶段，革命政权的建立遇到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应该首先在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即世界革命，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消灭国家和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在现实中，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爆发，现在又发生在两个更加落后的亚洲国家，世界大同的目标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接管或建立的在地理上相互连接的两个民族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应该是同一革命政权（世界苏维埃）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各自独立而无法融合的不同政治群体。这在冷战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基础。

三、在此期间，中朝两党还要面对一个特殊问题：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大量朝鲜人属跨界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多数人的国籍都尚未确定，无一般居民还是革命者，都存在强烈的民族情绪，而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尤其是因为在中共系统中存在大量朝鲜族党员和干部，而在朝鲜劳动党系统中存在一批曾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干部（甚至有人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使得中朝之间有着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简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情况既成为中共与北朝鲜联系的纽带，也给他们处理两党及以后两个政权关系带来了麻烦和困难。338

四、随着在内战中取得军事胜利和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中共对于东北朝鲜人的国籍问题，朝鲜民族的属性问题，以及政权建设中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都有一个因形势变化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总体思路最初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影响和世界革命的框架。而在所谓“国际主义”的语境中，还隐含着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理念。所以，无论处理国际关系还是党际关系，朝鲜问题似乎都有一种特殊性。339

北朝鲜与中共这种看似亲近实则疏远的状态，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毛泽东构想组建东方情报局时，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节　中共领导亚洲革命的构想

1949年初，中国革命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这时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一，从国家关系角度，苏联改变了对华政策，从过去注重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逐步转向公开支持中共，甚至要求中共尽快建立全国政权。第二，中共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开始关注周边国家的革命，试图以中国为核心，在亚洲也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显得十分微妙。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对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两个对立的阵营的著名判断。日丹诺夫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由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这个神话自然就消失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在研究冷战起源（包括亚洲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著中，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340

随着冷战结束后中国、俄国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尽管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战后中苏转而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建立起来，但中国共产党在1950-1960年代实际上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特别是，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朝鲜劳动党的态度如何，处于怎样的地位？实际上，这涉及社会主义阵营中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同盟关系的形成，以及朝鲜是何时、如何进入这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亚洲阵营的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341
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二、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三、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过，苏联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国民党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的造谣攻势，试图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342
驻华美国军事专家也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343

的确，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把亚洲革命运动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逐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34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47年夏天至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345
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346
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347
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348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一份提交联共（布）中央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满洲地区的《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刊登了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消息、公告和宣言。10月14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满洲地区其他出版物转载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新华社有关这一消息的国际述评。10月20日，解放区各报刊发表了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宣传材料。10月26日，满洲地区民主刊物又刊登中共东北局根据会议宣言和报告编写的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报告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并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公开的政治目标。然而，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打击。“显然，这是因为中共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349
报告所说仇恨共产党的国民党分子造谣惑众，英法政府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感到恐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的转化，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

不过，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194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

这是一件大事。350
到1949年初，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中国。351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1948年7月毛泽东曾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352
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在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后，毛泽东又说，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曾表示赞成建立这样的机构。中共主张可以先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代表建立起亚洲国家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原文如此）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均给予肯定的答复。353
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建立情报局的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说到中共的意见，显然是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354
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而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355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是他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是东方的铁托。356
他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一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357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现在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谈到这里，中共代表团的高岗突然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还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358
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斯大林承认中共在亚洲革命中的地位，并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实质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359
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而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可以不再坚持。

二、中共取得亚洲革命领导权

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下旬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其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给予指导。至少在7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筹划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党分工合作的建议后，未等刘少奇回国，大约7月底，“第一学习组”便在中南海开班授课了，学期一年。统战部秘书长连贯任学习组组长，三室副主任许立和李启新分别出任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学习组按不同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6人（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等），泰共组10人（总书记王斌等），菲共组6人（林青山等），印尼共组2人（中央委员吴英明等），缅共组2人（中央委员丁文等），马共组2人（政治局委员单汝洪等），印共组1人。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讲课内容包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36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在表面看来斯大林认可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中国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中共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1949年10月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忠实友人和可靠堡垒”。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劳动人民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来临”。361
尽管这是一篇祝贺性的社论，但其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评价已足令中共感到兴奋。接着发生的亚澳工会会议事件，就更加凸显了中共领导革命的经验和地位。

1949年11月16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幵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362
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工会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况且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许多国家代表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这一决定。11月18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索洛维约夫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斯大林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再次谈到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在第1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然而，在会议结束时，分歧再次出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该决议有意回避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执委会的建议下，刘少奇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其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支持对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和执委会认为刘少奇起草的决议根本行不通，如果这一决议公布，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工联组织将无法开展活动，执委会也要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最后，中国代表还是对执委会的决议修改稿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决议的内容。12月1日会议闭幕。在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间接地提到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民族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武装等。中国代表还同意了在会议开始时曾表示反对的执委会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工联）亚洲国家联络局，刘少奇后来解释说，同意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执委会承认“联络局的领导角色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12月下旬，苏联要求刘少奇提供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和所起草的决议的审定译文。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363

其实，上述史实并不表明斯大林认为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说明他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斯大林这样做，只是因为毛泽东要到莫斯科来了，而且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按照苏联的意图签署中苏同盟条约，从而保障和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364
不管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和《真理报》的报道，无疑使中共受到鼓舞。为了加强对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了解和领导，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了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廖承志、连贯、李韧梨、刘宁一、廖鲁言、许立、王任叔等七人为委员。365
以后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答应苏联的要求，毅然派兵入朝作战，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洲各国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时所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显然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366
中国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革命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在实际上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这不能不令人敬佩，也就自然突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想法确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他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在未来“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367
此后，中国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迅速扩展，工作也越来越繁重。

1950年底在中朝联军顺利推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斯大林派来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详细介绍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中共与他们的联系。在12月3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诉尤金，“现在所有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求向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北京已经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说，中共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并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同时，希望苏共中央能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以便共同研究和解决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951年1月3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尤金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刘说，现在亚洲各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都有常驻代表，有些党，如缅共和印尼共，互相敌视的两派都有人在中国，他们都是自己主动来的，没有经过中国事先的许可。最近，印共也要求对立的两派都派代表来中国。日本共产党也分裂成两派，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五位中央委员组织了新中央，反对以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为首的原中央。目前德田和野坂在北京，主要是组织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共主张维护日共的统一，准备请日本党内反对派也派代表来北京，与德田和野坂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活动方针。刘少奇着重谈了印度共产党目前分裂的严重情况，由于派别斗争，印共党员数量已从战后的20万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中共认为有必要请印共各方代表来北京或莫斯科，详细讨论并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刘少奇还介绍了越共、缅共和印尼共的情况，并对马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也提到希望苏共中央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为此，中共正在组织一个有400多人参加的训练班，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1月4日周恩来拜访尤金，重点谈了日本和印度的现状问题。368

随着亚洲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工作量的增加，中共的机构建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华侨的问题，过去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兼管。1950年8月，统战部长李维汉就向中央建议，目前与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关系逐渐增多，最好设立一个国际部来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369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通知正在莫斯科担任大使的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负责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些工作应是当前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要工作，配合这些工作的机关，则有工会、妇女、青年团体的国际联络部及外交部。中共中央1月24日电报通知对外联络部正式成立。2月19日，王稼祥致函刘少奇，提出对中联部组织机构编制的意见及主要干部名单，并建议设立干部学校为各兄弟党训练干部。2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回复，同意来函所提人员编制等意见。关于干部学校，刘少奇指出：这个学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称，也不要正式的校长，由中央委派专人负责办理，一切日常事务由联络部解决。370

过去对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培训，除中南海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外，一般干部都是分送到各个学校学习。如1950年1月初在马列学院专门开设了一班，安排越南送来的21名干部学习。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1948年7月开办的一所高级党校，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该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7月越南又送来280人，刘少奇则要统战部找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或人民大学商量暂时收容学习。371
到1952年初，来到中国接受培训的亚洲各党干部越来越多，中共中央便决定在马列学院设第一分院，专门为亚洲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学制三年。第一分院同中南海学习组一样，按国家分为七个班。第一班有越南劳动党的200多人，学委主任是党中央宣传部长黄颂。第二班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共产党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一位澳共政治局委员。第三班有印尼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政治局委员吴英明（马尤诺）。第四班有马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阿成（陈瑞）。第五班有泰共的50多人，学委主任中央委员张元。第六班有缅共的70多人，学委主任是中央委员杨光。第七班有日共的700多人，学委主任也是一位中央委员。由于日本干部多，后来把一部分人转到了天津分院。第一分院的第一批学员于1955年底结业。此外，还在其他省市设立了一些分院，学制两年。372

据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斯捷潘诺夫报告，1952年8月中共决定在原马列学院分院（很可能就是前文所说的天津分院）的基础上，再建立一所日共特别学校，校长由中共任命的日共前中央委员高仓辉担任，学员约1500人，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苏共中央向这所学校派遣了4位教师，分别教授苏共历史、政治经1齐学和俄语。373

看起来，到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的时候，北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集中活动的中心。当时亚洲未执政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代表常驻北京，他们大都携带家属居住和工作在马列学院第一分院（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所在地）大院内。1957年学习结束后，各党驻京的核心成员住在木樨地中联部东院的第一招待所，其他成员及家属则分散到北京市内中联部的其他招待所，如马共代表团先是集中到宣武区丞相胡同的五所，后转到东城区锣鼓巷的三所。其他各国代表团则分别住在二所、七所、十八所等地。这些代表主要是作为本党与中共的联络员，负责反映情况、听取指示、研究问题。有的还代表该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马共政治局委员阿成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初期还有些代表享有双重身份，直接参与中共的工作，如阿成就曾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些代表多是通过交通员与本党保持秘密联系，传递情报、运送经费、传达指示、接送干部，都是交通员的工作。常驻代表的子女，年龄小的在中南海幼儿园或马列一分院托儿所，稍大一些便被送进海淀区的育才学校，与中联部子弟在一起读书。374
整个情况，与1920-1940年代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非常相似，这或许就是中共感到困难而要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已经把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中共。1951年5月斯大林接见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375
毛泽东的愿望终于成了现实。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筹备东方情报局及实际组织、领导亚洲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几乎所有亚洲各国共产党组织都接受中共的帮助和领导，都派人来中国学习取经，只有两个例外，即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原因很简单，蒙古和朝鲜都是苏联的卫星国，他们直接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

三、北朝鲜仍在苏联的掌控中

在苏联占领北朝鲜期间，苏军司令部和民政局控制着那里的一切，外交、经济、军队、铁路、边界以及干部任用、机构设置等等。376
作为占领者，苏联拥有一切权力，这是容易理解的。金日成非常清楚苏联对外政策的忌讳，直到1947年10月中共完全掌握东北战局的主动权之前，在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上，除了引用美国的报道外，几乎没有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字样。377
中共中央当然也知道这里的分寸，所以，在这段时间，尽管东北局及下属机构与北朝鲜打得火热，但中共高层并没有与朝鲜劳动党和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任何直接联系，甚至对北朝鲜及其领导人都不甚了了。

那时，身处关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宣传机构，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南朝鲜的政治活动家比较熟悉，有些还有过接触。378
相反，对朝鲜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却显得十分陌生。只要翻开当时中共的报纸浏览一下，便可以发现这一点。对于朝鲜劳动党及其主要领导人，除《东北日报》的译名基本准确外，关内中共各大报纸（《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及新华社，大都使用音译，而且五花八门。如将朝鲜劳动党译为“劳工党”“工人党”，金日成译为“金民松”“盖弥生”“金贻荪”，金枓奉译为“钱士鹏”“康宝宾”“金托本”，崔庸健译为“崔养贤”“秦仁金”，朴宪永译成“柏亨宁”“杜西英”“派克”，甚至干脆直接写英文“Park Hewn Yong”。对此状况，《东北日报》不得不于1948年4月23日发表“来函指正”。直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9月19日中共报纸在刊发消息及毛泽东和朱德的贺电时，才准确统一了朝鲜领导人及组织机构的译名。379

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离朝鲜。此后，斯大林把权力交给了苏联精心挑选的金日成。380
但是，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的一切重大决定，特别是涉及外交和军事的问题，无不需要通过莫斯科的首肯。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以后，斯大林非常强调在世界共产党系统内要互通消息，步调一致，统一行动。铁托就是因为在巴尔干联盟和希腊内战问题上擅自行动，惹怒了斯大林，才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并险些遭到苏联克格勃的毒手。381
金日成是个聪明人，当然了解其中的奥妙。俄国档案中大量的往来电报和会谈记录显示，金日成处事极为谨慎，绝不越雷池一步，特别是在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从金日成独自掌权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中朝之间的事情如何解决，完全由斯大林掌控。仅举几例：

——1949年5月初，中共领导人会见金一时询问，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谈过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持何意见，朝鲜要求转交中国军队中朝鲜师的事情苏联同志是否了解，朝鲜代表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至少金日成在向苏联大使汇报谈话内容时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382
事实上，金日成就是在4月25日从苏联回来后才派金一访华的，朝鲜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肯定是征求过苏联意见的。据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在4月10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希望可以成立一个远东共产党和劳动党情报局。斯大林回答说，此事还需要斟酌，因为苏联对日本、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共产党的情况还不清楚。383
很可能，金日成也想成为东方情报局的发起人。由此还可以看出，与毛泽东相比，此时的金日成更接近斯大林。

——在秘密访苏期间（1949年7月），刘少奇等人向苏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特别提到中朝共有的鸭绿江（水丰）水电站的电力分配问题。中共要求将该电站总发电量40万千瓦中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因为在建设这一电站时，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朝鲜的投资为5000万日元，而在双方单独协商时，朝鲜只答应输送2万千瓦。刘少奇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384
水丰水电站是由“满洲国”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合资建立的，1943年建成投产。战后中朝共同接收，产权各占一半，但在电力分配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政权建立后几经协商，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苏联干预后，双方开始在平壤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朝鲜外务相也不断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直到1950年6月，朝鲜代表团来北京谈判，问题才得到最后解决。385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予以承认并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38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金日成、朝鲜劳动党中央都在第一时间发来贺电。387
尽管如此，到底能不能承认新中国，何时承认，还是要请示莫斯科。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斯大林发出电报：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越快越好”。388
10月4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致函周恩来，告知朝鲜政府关于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为了及时送达，信函是由朝鲜中央通讯社驻中国特派员转交新华社的。389

——1950年1月，在中朝之间讨论朝鲜师回国的问题上，双方都要征询斯大林的意见。1949年12月29日，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把林彪建议让军中朝鲜族官兵回国的电报转给了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390
1950年1月1日，斯大林把毛泽东转来的信息发给了苏联驻平壤的大使什特科夫，要他征求朝鲜的意见。391
尽管中国政府同时也直接写信给金日成，但金日成没有直接给予回答，而是在1月9日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苏联人。392
只是在取得莫斯科的同意后，朝鲜才派人来中国解决问题。

——1950年4月10日，副首相金策接到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说毛泽东根据李周渊的提议，讨论了何时以及如何与金日成会见的问题。因为那时金日成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讨论发动战争的问题，金策只能通过苏联使馆把报告交给苏联外交部（同中国使馆的情况一样，当时朝鲜使馆也没有与国内的直通电报和电话联系），再转给金日成。393
这就是说，金日成去莫斯科之前已指派李周渊去见毛泽东，而且提出了访华的问题。但是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对这件事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5月12日，金日成求见什特科夫并告知，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收到李周渊的一封信，讲述关于金日成访华的安排问题。金日成说，中央并没有授权李周渊去见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决定召回李周渊，并给他指示。李周渊5月10日带着中央的委托重新回到北京，安排金日成访华问题。394
或者是李周渊胆子太大，擅自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或者是金日成在撒谎，担心斯大林责怪他的擅自安排。笔者倾向于后者。

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大大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斯大林也同意让毛泽东承担起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但朝鲜是一个例外。作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的门户，斯大林依然把朝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朝关系继续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情况才得以改观。

第二章朝鲜战争：朝鲜问题主动权转移

（1949-1953）

对于金日成和斯大林决意发动的战争，毛泽东心有不满，但还是表示完全支持，并在战争爆发后主张中国及早参战，以结束战争。斯大林在联合国军开始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请中国出兵作战。毛泽东在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的困难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其内心的深层考虑，一则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从而巩固中苏同盟关系，稳定新生政权的根基，一则为保护和帮助金日成，以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无论动机如何，中国因出兵抗美援朝而在客观上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战争时期，在广泛宣传的“唇齿相依”“亲密无间”的友谊背后，中朝两国领导层之间争端不断，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彭德怀坚持中朝军队必须统一领导和调动，金日成却始终不愿放弃对朝鲜人民军的控制权。在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张全军停止进攻，全面休整，金日成和苏联顾问却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金日成提出将朝鲜铁路的管理权收归交通省，而周恩来和彭德怀则坚持继续实行军管。朝鲜停战谈判久议不决，金日成请求中国同意接受美国的条件，尽早实现停战，毛泽东却反过来劝告朝鲜应采取强硬立场，与美国周旋到底。所有这些争议最后都是由莫斯科拍板解决的。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毫无例外地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对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毛泽东手里，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中国人的确为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真正的友谊。

第一节　毛泽东与金日成初次见面

1949-1950年，毛泽东要解放台湾，金日成要解放朝鲜南方，双方在各自寻求政权统一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同时又都寄希望于莫斯科的支持。正当中共积极准备攻打台湾战役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这说明斯大林站在了平壤一边。过去，在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的说法，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朝鲜共同策划的。后来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
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都反对金日成急于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主张，后来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为金日成开启绿灯，迫使毛泽东放弃了自己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中、苏、朝三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中国对朝鲜的做法虽然不满，但又不得不表示支持。不过，正是朝鲜战争，促成了毛泽东与金日成的第一次见面。

一、莫斯科和北京给平壤泼冷水

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寄人篱下，甚至一度沦为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才看到独立和自由的曙光。然而，冷战国际格局的形成，使朝鲜半岛被人为地分裂为两个国家，加上美苏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鲜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前途日益渺茫。作为南北朝鲜的领导人，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急于完成民族的统一事业，和平方式一时难以奏效，他们便同时寄希望于武力。2
不过前提是他们需要分别获得美国和苏联的同意。而此时，美苏的政策都是希望朝鲜半岛安稳无事，双方都不愿在远东的这个角落卷入一场危机。

第一次提到使用武力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是在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3月5日与斯大林的正式会谈中，当金日成提到三八线的紧张局势时，斯大林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只是提醒他要防止敌人渗透。3
可能是感觉到金日成有这种心思，在3月11日的私下会谈中，斯大林提醒金日成说，只有在南方对北方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4
于是，在3月14日朝鲜代表团提出讨论的问题清单里，没有列入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5

1949年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金日成便急不可待地要“先下手为强”了。利用三八线的紧张情势，金日成不仅得到了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主要来自苏联），而且掌握了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主要来自中国）。现在，金日成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防御来自南方的进攻，而是怎样打破南方的防御，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在李承晚拒绝了北方的和平统一建议后，1949年8月12日，金日成和朴宪永首次向苏联大使提出了“准备向南方发起进攻”的问题。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准备进攻的话，朝鲜人民对此是不会理解的。我们将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并将错过统一祖国的伟大历史时刻。永远支持朝鲜人民和帮助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当然理解我们的这种感情。”当什特科夫提到斯大林3月11日谈话中阐明的态度时，金日成说：随着美军的撤离，三八线作为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目前美国和苏联都没有对朝鲜实行任何形式的托管，为什么还要遵守这条纬线？金日成特别强调，要重新考虑“反攻”的问题。目前南方人已经推迟了对北方的全面进攻，他们决定沿三八线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因此，朝鲜人民军可能根本无法等到反攻的时机。金日成继续指出，与南方军队相比，朝鲜人民军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很快就能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但什特科夫对这个计划能否实现表示怀疑，认为金日成对目前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和理想主义。听到苏联大使的答复，金日成“表现得十分沮丧”。6
8月14日，金日成再次提出发动进攻的问题，并提交了一份文字材料。金日成同意战役必须经过精心准备，所以提出了一个从局部开始发动进攻的计划。其目标是夺取位于西海岸瓮津半岛三八线南侧的地区，如果战役成功，不仅可以把北朝鲜沿三八线的陆地边界缩短120公里，而且可以建立一个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哨阵地。7

9月3日，趁什特科夫回国述职的机会，金日成又派他的私人秘书文日去见苏联代办通金。文日通报说，他们得到可靠消息，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但通金请文日郑重地转告金日成“不要仓促行事，暂时不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决定”。通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还证实，从8月15日起，三八线上并没有发生重大事件。文日通报中所说南朝鲜军队炮击海州市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而南朝鲜企图进攻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地区一事，“现在只有南方投诚者的口供”。8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通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对上述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要通金做出自己的判断。9

通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民众的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通金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可能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南北朝鲜的内战。“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10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表示赞同金日成发动局部战役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在使用和平方法统一朝鲜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因为不排除美国人干预的可能性，什特科夫不主张发动全面进攻。但他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11

苏联领导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莫洛托夫组织了这次讨论。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决议。尽管当时整个亚洲局势对苏联和朝鲜十分有利：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但斯大林最终还是拒绝了金日成的计划。经政治局会议批准给苏联驻朝鲜大使下达的指示说：北朝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没有做好发动这一进攻的准备，武装力量不占绝对优势，游击运动和发动南方群众起义的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而在夺取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是“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战争的开端”。此外，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主动发起并变为持久战争，那么“可能给美国人提供以各种方式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的借口”。苏联人最后的要求是，在“进一步全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的同时，“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12
10月4日，已经回到平壤的什特科夫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向他们传达了莫斯科的决议。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勉强地接受了通报。金日成听我讲完后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声：好吧。13

在莫斯科碰了钉子以后，金日成并没有灰心，他决定再找毛泽东去试试。金日成当然知道，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要实现统一，也必须通过武力实现。在1949年5月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时，毛泽东确曾表达过这种意思。针对朝鲜人所说南朝鲜可能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发动进攻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可以悄悄派部队过去帮助北朝鲜作战。但是又劝告说，即使南朝鲜没有进攻，北方也不要首先发动进攻，因为那样做会招致美国人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都在长江以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很难为朝鲜提供支持和帮助。毛泽东建议，采取进攻行动要等待有利的时机，可以考虑放在1950年初。14
看来，金日成现在就是要求毛泽东履行其诺言了。而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1949年10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但整个西南地区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进攻台湾的战役更是因为夺取金门失利而不得不推迟。中国还没有统一，毛泽东哪里有心思挥军北上帮助金日成？或许是感到不便再次直接回绝金日成，毛泽东就把皮球踢给了斯大林。

据俄国学者了解的情况，10月21日毛泽东曾给斯大林发过一封电报，大意是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15
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了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的回电，电报说：“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16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还发现了另一封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回电，在这封标明日期为11月5日的电报中，斯大林说：“鉴于您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向您通报，我们支持您对所说问题表示的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一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17
或许是斯大林修改了以前的电文，或许这是另一封电报，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在朝鲜问题上，斯大林此时与毛泽东的立场完全一致，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

不仅如此，斯大林对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越来越担心，并对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未能积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在10月26日给什特科夫的电报中，葛罗米柯转达了“上级”（即斯大林）的指示：“曾禁止您未经中央允许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人采取积极行动，曾指示您对已拟定的一切行动和三八线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必须及时呈报中央。这些指示均未得到执行。您没有报告第三警备旅准备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以及实际上容许我军事顾问参与此项行动的情况。您也没有报告10月14日发生的战斗一事，我们是在4天以后而且是从其他渠道得知此事的，您就此事的报告10月20日才收到，而且还是武装力量部部长对您提出专门要求的结果。现在指出您的错误做法和不执行上级指令的行为，并责成您做出解释并严格执行给您的指令。”18
10月31日什特科夫回电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辩护，只承认没有重视在三八线以北高地发生的这次冲突，所以没有及时报告。19
什特科夫的解释招致了斯大林更严厉的指责，11月20日葛罗米柯的电报说：“您呈报的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它证明，您没有执行您在莫斯科接受的指令。您没有严格地、坚定地贯彻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反而参与讨论此事，实际上就是没有执行指示。”为此，莫斯科还对苏联大使提出了“警告。20

总而言之，在金日成1949年8月提出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以后，莫斯科和北京都持反对的立场。毛泽东态度比较婉转，没有明确向朝鲜人表示异议，而斯大林则反复向金日成和苏联驻朝使馆强调不得主动发起进攻。

但是没过多久，斯大林就完全改变了主意。

二、斯大林为金日成开“绿灯”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首先谈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斯大林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即1949年12月16日，便与他进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一开始，毛泽东就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接着毛泽东问斯大林，世界和平的前景如何，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斯大林还开了一个玩笑：“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斯大林的结论是：“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就能够保障和平，不仅是5-10年，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时间。”21
这即是说，直到1949年底，关于朝鲜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立场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希望维持和平的局面。但此后仅一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事情还是金日成引起的。

1950年1月17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午宴，欢送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上任。席间，金日成谈到了解放南朝鲜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将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拖延下去，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对我的信任。”借着酒劲儿，金日成抱怨说，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经告诉他，不要向南方发动进攻，除非李承晚的军队首先发动进攻，那时可以进行反攻。但李承晚至今也没有进攻，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便这样拖延下来了。金日成说，他是共产党员，是守纪律的人，斯大林的指示对他就是纪律。所以他想再次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请求批准他的行动。金日成还说，如果不能会见斯大林，他就到北京去见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事结束以后就帮助朝鲜。处于大脑兴奋状态下的金日成还质问苏联大使，为什么不让他进攻瓮津半岛，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这个半岛，如果发动一次总攻，几天之内就可以占领汉城。什特科夫在1月19日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认为金日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此说出已经憋在他心里许久的话，试探苏联人的态度。22

斯大林接到电报后一直没有反应，但是过了11天，也就是1月30日，他突然给什特科夫发去一封电报说：“您的报告已接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3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启绿灯。因此，这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以往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1950年1月底已经开始改变。

1月31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听取了他准确转达的指示后，非常满意，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句：“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喽？”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金日成说，他将立即做好去莫斯科的准备。24
但斯大林还有些不放心，2月2日他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一个补充指示：“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更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与毛泽东的会谈还在莫斯科继续进行，我们将就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交换意见，目的是为了提高北朝鲜的军事实力，巩固他们的国防。”25
笔者理解，斯大林这段话含有三个意思：这件事暂时不能告诉毛泽东，因为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反对金日成现在就采取军事行动，而苏联首先要与朝鲜谈妥；斯大林与毛泽东讨论朝鲜问题只限于防止南朝鲜进攻的问题，这是继续以前的话题；金日成目前还不能来莫斯科，因为毛泽东在这里，而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反对在朝鲜发动战争。至于斯大林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完全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方针和策略，笔者研究后的结论是，核心的问题在于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因为毛泽东逼迫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苏联在两年内失去大连、旅顺和中国长春铁路，而这三者构成了战后苏联在亚洲战略利益的基点——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但中方提交的草案里又提到，如果远东地区出现战争或有战争危险，苏联海军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很可能这一条款启发了斯大林，两天后苏联又提出增加一个补充条款，即如果远东地区出现战争或有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沿中国长春铁路自由调动。所以，只要在远东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无论结果如何，斯大林都可以如愿以偿——战争进展顺利，斯大林可以用朝鲜半岛的不冻港替代辽东半岛的港口；战争进展不顺利，苏联可以继续拥有辽东半岛的军事基地。26

斯大林1月底的表态令金日成激动不已，他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行动。2月4日金日成会见什特科夫，提出三项要求：1.准备发行20亿朝鲜元公债，并希望在莫斯科印制这批债券；2.要求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人民军部队增加到10个师；3.请求苏联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武器装备。27
这一次莫斯科的回复非常及时。2月9日苏联外交部通知，完全满足朝鲜的要求。28
金日成对此感激不尽，“一再请求对斯大林同志的援助转告谢意”。29

为了更好地训练朝鲜军队，2月下旬，苏联武装力量部决定调换驻朝军事总顾问，以富有作战经验的瓦西里耶夫中将替代做政治工作出身的什特科夫。30
不仅如此，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也转为在苏联武装力量部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朝鲜民族保卫省（国防部）和人民军总司令部的调派。在朝鲜人民军各军种司令部和后勤部，各部队团以上单位，以及教导队、军官学校和警官学校等，都配备苏联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完全按照苏军的组织结构组建，军官培训使用的是苏军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作战训练使用的也都是苏军的条令和条例。31
3月9日，金日成又提出，为了加强人民军的作战能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亿-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8亿卢布的黄金（9吨）、白银（40吨）和钼精矿（1.5万吨）。32
3月18日，斯大林回电，“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33

战争准备的步伐不断加快，但莫斯科对金日成的全盘计划还不了解。3月20日，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商谈朝鲜领导人访苏问题。金日成表示，他和朴宪永想在4月初去莫斯科。34
3月23日，什特科夫又把金日成访苏拟讨论问题的详细清单发给了莫斯科，其中包括：关于统一国家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经济问题；朝中关系（关于同毛泽东会晤、同中国签订条约及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问题）；关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重新审订海运股份公司条约（请求归还咸兴港）等。35
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同金日成商定了出发日期，并请求安排飞机或专列。36
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則住莫斯科，并于4月8日抵达莫斯科。37

金日成这次是秘密访问，苏联未作任何报道。根据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登记簿记载，4月10日21时10分，金日成、朴宪永和文日（翻译）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参加会见的苏联领导人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会谈于23时结束。38
这说明金日成大体上是如期抵达莫斯科的。金日成回到朝鲜的时间是4月25日。39

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与金日成商定了朝鲜战争的作战计划，而毛泽东却一直蒙在鼓里。

三、毛泽东被“两驾马车”绑架

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显示，在4月10日的会谈中，苏朝双方讨论的只是经济计划和苏联援助的问题。40
真正关于战争问题的会谈，都是秘密进行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特别是参与或了解战争决策的朝鲜高级官员：长期担任金日成俄语翻译的文日、内务省副相姜相镐、内阁某省副相申成吉（化名）、副总参谋长李相朝、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劳动党中央委员林隐（化名）以及人民军高级将领郑相晋等，还有苏联外交部官员贾丕才和后来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沃尔科格诺夫。对他们的回忆史料进行综合对比，除去一些明显错误的记忆，可以归纳出下述主要内容，而这些基本一致的记忆大体上被后来历史进程所印证。41

第一，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政治后果。金日成说，总的形势不错，北方和南方都在为统一做准备，但他放心不下的是，不知道人民对于为统一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对此，斯大林劝导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总是跟着头羊走，而不管头羊走到哪里。接着朴宪永便热情地讲述了南方正在开展的反对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他说：“在南朝鲜有多达20万的共产党人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在这里，斯大林的说法与1949年9月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反，那时苏联否决金日成发动局部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社会上的政治反响不利，而现在斯大林劝说金日成根本不必顾虑人民的反应。朴宪永的说法则完全是为了迎合斯大林。事实上，朝鲜南方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其兵力已达到能与政府军队师一级部队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由于受到镇压，南方的游击活动已经基本平息下去了。42
这就是说，莫斯科并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绝对把握，而斯大林恰恰在这个时候同意甚至劝说金日成采取行动，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

第二，关于美国军队是否会参与战争。金日成认为，“美国人将会被中苏联盟干涉的威慑所遏制”。他提出了四点美国不会参与战争的理由：1.这是一次果断的突然袭击，并将在三天之内贏得胜利；2.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3.南方各道的游击队将支持朝鲜人民军；4.美国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斯大林当然不会被金日成的豪言壮语所忽悠，但只要朝鲜人自己信心十足就够了。从斯大林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来看，重要的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战争本身。实际上，同意金日成来莫斯科进行商谈，就表明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考虑。

第三，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斯大林说，朝鲜朋友不应该期望从苏联得到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因为苏联还面临着比朝鲜问题更重要的挑战。朝鲜朋友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商量，他“对东方问题了解得更清楚”。斯大林还叮嘱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显然，斯大林想到了万一美国参战而朝鲜不敌的情况。金日成拿不下南朝鲜关系不大，但是如果让美国人占领北朝鲜问题就大了，就会危及苏联的远东安全。而苏联又不想像柏林危机那样，与美国直接对垒，那么就只能依靠中国。斯大林在会谈中多次强调，在采取行动前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全部理由即在于此。

关于会谈的结果，苏联外交部1966年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说，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提出的战略部署，并下令满足北朝鲜关于武器装备的一切要求。“朝鲜政府预计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鲜人的一切有关提供武器装备以组建新的人民军作战部队的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给予了满足。”43

会谈之后，斯大林立即开始行动。据担任过朝鲜民族保卫省军械局局长的一位将军说，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后，苏联的“武器就开始大批到达清津港码头，其数量明显地多于以前。这是战争的最后准备阶段，武器一到，就立刻被分配到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部队中去了”。44
为了保密，莫斯科和平壤甚至对中国人也封锁他们进行军事准备的消息。据俞成哲说，原先在各军事部门工作的来自中国的延安派干部，这时有部分人被调离了与编制作战计划有关的岗位，“因为我们必须保密”。45

至于具体进攻计划的制订过程，作为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的俞成哲回忆说，金日成在1950年4月访苏归来后，苏联曾来电同意进攻南方的行动。5月份开始全面调换苏联驻朝人员，以大量的作战专家替换了以前派到朝鲜负责训练的军事顾问。苏联顾问来时未带任何文字的作战命令。5月1日庆祝大会后，苏联顾问团收到了朝鲜人制订的计划，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个计划，决定由苏联顾问重新制订一个。三四天后，一份以“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为名的命令由总参谋长姜健转交俞成哲译成朝文，并送交金日成签署。俞成哲说，这个计划“以军事训练的方式将南侵的准备隐蔽起来”，其中包括给每支进攻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命令，陆、海、空、炮等各兵种协作的文件，工兵以及后勤支援的文件。谈到这个进攻计划的具体内容，俞成哲回忆说，在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将部队分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为正面主攻部队，包括第一、二、三、四、六步兵师和第一〇五坦克师，司令官是金雄，进攻方向是：海州—开城—涟川—汉城。第二军团为侧翼部队，包括第七、十二步兵师和机械化团，司令官是武亭，进攻方向是：春川—水原，三日内通过春川和洪川到达汉城以南，形成包围态势。46

一切准备就绪，是通知毛泽东的时候了。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而且必须取得毛泽东的认可——亚洲革命本来就是交给中共负责的。况且，万一出现战争困难局面，还需要中国出手援助。于是，5月3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47
但数日过去，莫斯科并没有进一步通报情况。很可能，斯大林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好启齿，便决定先让朝鲜人去见毛泽东。5月10日，李周渊大使带着金日成要求访华的委托回到北京。得到毛泽东同意金日成访华的电报后，5月12日金日成告诉苏联人，他决定与朴宪永一起去中国，同毛泽东讨论如下问题：1.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及莫斯科会谈的结果；2.就近期内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3.通报在莫斯科讨论的其他问题和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4.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什特科夫提出，朝鲜需要中国提供怎样的帮助？金日成回答，他不会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都得到了满足。最后，金日成通知，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作战命令已着手起草，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金日成和朴宪永计划于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飞赴北京。48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飞赴北京，当天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具体内容的材料，但根据苏联大使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毛泽东对金日成转达的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怀疑。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罗申的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49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不得不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确已经改变。5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的回电：“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50
既然苏联和朝鲜已经事先商定，毛泽东只好当即回电表示赞同莫斯科的看法。51
毛泽东对此既感到不满，又无可奈何。

苏联本来是支持并同意帮助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但在中苏同盟条约触动了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后，斯大林要来报复了——原本答应援助中共渡海作战的飞机、军舰迟迟不能到位，而运往朝鲜的武器装备则源源不断。52
这一点，毛泽东是可以感受到的。53
在5月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解释说，他原来的设想是中国攻占台湾以后朝鲜再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向朝鲜提供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道，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会谈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54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显然，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第一次会面时，中国和朝鲜之间就已经心存芥蒂，出现隔阂了。金日成有理由对毛泽东感到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朝鲜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而毛泽东在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尽心尽力帮助朝鲜实现统一和解放的愿望。其实，毛泽东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朝鲜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因为金日成这样做正是在步中国革命之后尘。不过，按照毛的设想，朝鲜问题应该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解放台湾，可能还有西藏）后再予以解决。性急的金日成只好求助于莫斯科，而斯大林在1950年1月改变对朝鲜政策时，则把领导亚洲革命的中共撇在了一边。这一点，恰恰又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正是因为对中国的不满意和不信任，金日成回国后就再没有向毛泽东透露有关战争准备和发动的任何消息。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55
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来通报战况。毛泽东很生气，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56

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主张和决心。

第二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细节，通过近十几年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57
从6月25日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到10月19日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0月1-19日这半个多月），中国参战的整个过程起伏跌宕、扑朔迷离，让人眼花缭乱。其间的变化，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同盟内部中苏、中朝、苏朝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各自领导人的复杂心态。

一、斯大林力图避免中国出兵

由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美国试图分裂中苏的策略受挫。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的出台表明，美国每的冷战略——全面遏制战略已经形成。58
于是，朝鲜战争时美国出兵干预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对莫斯科和平壤的做法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特别是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采取全力支持北朝鲜的方针。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还广泛动员朝鲜籍医护人员、司机、工程师等回国服务。59
自6月下旬至9月初，仅通过东北外事局办理回国手续的朝鲜干部、军人和技术人员就有347名。60
同时，周恩来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61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谈到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62
显然，毛泽东是急于结束这场意外的、提前爆发的战争，以便为中国的经济恢复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很可能，毛泽东还要继续完成他的统一大业——重新开始已经搁置的进攻台湾的战役。63

中国领导人还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64
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出兵的问题。尽管当时人民军的进攻十分顺利，但在美国已开始参战的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于是，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周恩来的建议：“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65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66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于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67

虽然此时周恩来与斯大林商定的中国出兵的时机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但中国的出兵准备早已开始，并向北朝鲜暗示了这一意图。7月12日，周恩来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对此当然心领神会。对他来说，美军参战不仅出乎意料，对朝鲜取得胜利的信心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金日成及时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但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68
看来中国此时已经开始积极备战，而中国军队参战的方式如毛泽东过去的设想——化妆成人民军悄悄入朝。69

苏联的回避态度让朝鲜人有些不安。7月19日金日成又向苏联使馆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他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并答应向朝鲜提供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70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他说过，中国出兵的条件是“敌人越过三八线”。如果靠苏联的援助金日成就可以取胜，何必要中国插手？如果此时中国出兵，苏联还如何控制朝鲜以实现其发动战争的目标？看起来，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受到莫斯科立场的影响，朝鲜领导人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做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告诉他：“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即使那些过去曾并肩战斗过的“延安派”干部，由于受到严格约束，也从不对他谈及战场的详细情况。71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72

朝鲜战事8月在洛东江陷入僵局，这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十三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73
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说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74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一汉城和南浦一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做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75
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76
毛泽东此时积极准备出兵，主要还是军事方面的考虑，即防备美国可能釆取的突袭行动。无论如何，尽早结束朝鲜战争，从各方面来说对于中国都是有利的。

金日成在战局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考虑请中国人帮助，但他又不能因此开罪斯大林，所以必须事先征求莫斯科的意见。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当晚，金日成借其秘书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提到他几次想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表示，要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委员会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77

在斯大林的盘算中，只要金日成能够顶得住，他是不想让中国军队卷入朝鲜事务的，以免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化，并失去对朝鲜的控制。因此，在金日成的反复追问下，斯大林明确拒绝了朝鲜关于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失利”。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78
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委员会委员传达。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向苏联大使解释说，“有些政治委员会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79
此后，完全领会了斯大林意图的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证，朝鲜领导人似乎又增强了信心。既然无法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援，自己又无力撤军回防，金日成决心尽快结束南方的战斗。在9月4日柴成文当面向金日成指出战争已处于胶着状态时，后者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柴问到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与此同时，金日成的冒险主义倾向更加明显。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80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1996年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负责人交谈时就听说：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日电报的开头部分有一段话（出版时删节），主要是抱怨金日成不听他的劝告，冒险南进。后来，笔者又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相关证据。1956年10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委托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向苏共中央转交一封他本人写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披露：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李相朝作为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来到北京。在8月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一线时，毛泽东在一次长时间谈话中指出，人民军面临着被敌人切断后路的危险，建议朝鲜领导人应组织战略性后撤，以退为进。李相朝详细地向金日成汇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但是金日成否定了毛泽东的建议，并警告李不得将此情外传。81
金日成内心当然希望立即得到中国的援助，但是他必须对莫斯科言听计从，因为真正的大老板是斯大林。

看来，不到万不得已，朝鲜是不会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了。

二、金日成要求组建国际纵队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召见罗申和苏联军事顾问时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周恩来还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最后，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82
9月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83
周恩来在回电中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和长期作战的方针。84
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85
如果说仁川登陆前中国急于出兵是为了尽快取得胜利，结束战争，那么此时要求出兵则显然是为了保护朝鲜北部不受侵犯，同时可以取得周边环境的安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样做也是可行的。

在向莫斯科提出中国出兵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直接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86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领导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只有外务相朴宪永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参战。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87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枓奉和朴一禹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金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88
对于朝鲜来说，北京和莫斯科孰轻孰重是很清楚的。

然而，局势继续恶化。9月26日，斯大林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美国空军占有绝对制空权，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美国陆军部队迅速推进，已对人民军形成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也“没有保障”。89
焦躁不安的斯大林对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大加指责。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朝鲜“前线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而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4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一带的局势的”。90在10月1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91
责备和抱怨是无济于事的，还是朝鲜人比较现实，不得不再次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只是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9月28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军队的情况：“由于纪律涣散，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人民军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平壤与在汉城指挥作战的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早已失去联系。在后方组建15个师新部队的计划尚未实现，如果此时敌人越过三八线，将不会遇到有效的抵抗。随后，金日成告知了劳动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么写。什特科夫再次保持沉默。在第二天给莫斯科的电报中，他报告了局势的最新进展：汉城已经陷落，在三八线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政治形势也开始复杂化”，“反动势力在北朝鲜已经抬头”。而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慌张，缺乏信心”。9月30日晚，什特科夫转交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92

在这封精心设计的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首先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金日成当然知道这话等于白说，但也不能不说。接着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93
从信的措辞可以看出，金日成尽量避免直接提到请中国出兵，虽然他心里明白，此时能够出兵的只有中国。

斯大林没有直接答复金日成，而是在10月1日分别给苏联驻朝大使和军事代表及毛泽东发出了两封电报。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出，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但可能是对商谈的结果心里没底，斯大林反复强调的是北朝鲜自己有能力组织防御：“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要求：“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但据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我看朝鲜同志已经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简单讲了一下朝鲜的情况后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当然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而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故作神秘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94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直接对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责任便落到了毛泽东肩上。

三、毛泽东决心出兵援助朝鲜

从军事角度看，1950年10月前中国军队有两次出击的有利机会。当朝鲜人民军向南方推进时，中国领导人准确地估计到美军可能采取在后方偷袭的战术，并力主出兵援朝。如果这时斯大林允许中国出兵，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东西海岸线摆上几个军，仁川登陆绝无成功的可能。美军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当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北败退时，中国领导人又主动要求出兵。而此时美国对于是否越过三八线攻击朝鲜仍有些犹豫，尽管由于有利的战局迫使白宫接受了麦克阿瑟积极北进、突破三八线的主张，但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还是为前线部队的行动设置了条件，即如果在北朝鲜出现了苏联或中国军队，如果苏联或中国发表声明准备出兵，美军都不得继续在地面釆取军事行动。95
如果这时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在三八线附近摆上几个军，美国军队很可能就会止步于三八线。然而，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当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时，联合国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则全无还手之力。中国出兵的所有军事上的有利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也正是出于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后来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出现在北朝鲜。96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第一反应是命令准备已久的中国军队立即出征。他在10月2日起草的回电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具体部署是，“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电报中间接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支援的问题，直接地要求苏联提供大量武器装备。97
但是这封电报并没有发出，原因是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意见。

据说，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任弼时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98
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99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0月2日起草了那封同意出兵的电报。但是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兵的意见受到多数人质疑。毛泽东请与会者谈谈个人的想法，摆一摆出兵朝鲜的各方面条件，尤其是不利的条件。结果，多数人主张对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会议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100
于是，毛泽东于10月2日晚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谈话中提出几点理由：武器装备太差，没有取胜把握；引起中美冲突，甚至把苏联拖进战争；人民需要和平，经济需要恢复。但毛泽东也强调，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央还要召开会议讨论，并准备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直接与斯大林商量。从使用“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这样的表述看，毛泽东希望斯大林明白，他本人还是主张出兵的。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中判定，“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101

此时，金日成的使者刚到北京。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张一杜）带着金日成和朴宪永的求援信于10月2日到达沈阳，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102
毛泽东两次接见朴一禹，共谈话10余个小时。毛泽东说，中国可以尽全力向朝鲜提供帮助，只是不能派军队去。理由是：中国出兵将把苏联拖入这场战争；中国参战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军队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更没有空军和海军。毛泽东建议朝鲜人可以凭借中国东北这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朴一禹返回朝鲜后，在10月6日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中国的意见。会议做出决定：在没有外部武力援助的情况下，一方面坚持在山区进行游击战，一方面在中国组建新的军团，准备日后反攻。然而，平壤并没有向苏联通报朴一禹所说的情况。金日成只是派他的私人秘书文日转告苏联大使，朝鲜已经战败，如果没有外援，就将失去整个国家。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山打游击。同时，还要组建新的部队，以便将来转入反攻。金日成希望苏联为朝鲜培养1500名飞行员和其他专业军官。103

当然，如果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中国也不会面临如此困难的选择。所以，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能够通过印度告诫美国人：如果美国（而不是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104
10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有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并列举了种种困难。会议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105
10月5日下午，彭德怀在与毛泽东私下交流意见后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影响很大。106
据杨尚昆回忆，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为进一步说服众人，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带苏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来找毛泽东。毛泽东在丰泽园会见苏联客人后又返回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做出了出兵的决定。107
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108

会议期间（10月5日），斯大林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出兵援助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成美国和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因此这首先与中国利害攸关。而现在中国出兵正是时机，因为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日本没有恢复元气，德国也衰落了，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只要中国与苏联联合起来，与他们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那么美国就会让步，那时不仅朝鲜问题解决了，美国还会被迫放弃台湾。109不过，当10月6日晚罗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出兵的决定。毛泽东正好借此机会提出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帮助的问题。罗申报告说，毛泽东完全同意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前景的分析，并对中国将与苏联共同开展反对美国的斗争感到兴奋。毛泽东说，他的意见也是应该现在就对美国开战，但是急于出动到朝鲜作战并不合适。应该让美军在北朝鲜分散驻扎，以便于将他们各个击破。另外，中国也需要做准备。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没有坦克，大炮不足，缺乏其他技术兵种的专业人员，运输工具也十分短缺。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空军，既不能保护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也无法向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如果引来美国的空中打击，必将在国内造成混乱。此外，中国目前也没有资金购买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所有这些，都需要苏联提供帮助。因此，将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向斯大林当面汇报。110

10月8日斯大林向金日成通报了这一情况，他在电报中转述了10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此说明在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的时候，苏联的意见发挥了关键作用。斯大林还说，中国的军队“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去”，因为还要与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详细会谈。111
实际上，10月8日早晨6时金日成就收到了中国使馆转交的密码电报。电报说，中国将要出兵，指挥员是彭德怀。请金日成派代表来沈阳进行商议，并介绍前线情况。金日成在向苏联使馆汇报时，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入朝部队的部署做出了安排，并派朴一禹连夜启程去沈阳。112
据什特科夫报告，得到中国出兵的消息后，金日成感到，“现在我们有了光明的前途”，并对朴宪永说，我们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加强前线和加速后备部队的组建。113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十三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令出动。后勤供应统一由高岗调度。114
现在是“万事倶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当晚10点30分，毛泽东交给苏联大使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首先声明：“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一致同意您的意见”。随后，通报说已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负责后勤保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最后，毛泽东告诉斯大林，周恩来和林彪已于当日早晨飞往苏联，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115

所谓周恩来和林彪的秘密使命，就是要求斯大林具体地履行自己的承诺——为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这也是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的唯一条件。从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0月2日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最初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和必要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早在第十三兵团集结后，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就向林彪报告，他们设想的入朝作战方针是“力求速战速决”，而寻求苏联空军的帮助，“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配合作战”，则是“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手段”。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空军的条件准备不成熟，“以推迟出动时间为有利^116

志愿军正式成立后，彭德怀、高岗立即返回沈阳，并于10月9日电告：军以上干部会议已议定，虽准备尚不充分，但两个军先于15日出动。各军均缺运输工具、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空军何时出动，盼速示。10日又电告，尽管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都不充分，但因担心美国空军轰炸鸭绿江大桥，失去战机，故决定全军同时出动，全部集结江南。毛泽东11日回电，同意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出动，待机歼敌。又告，高射炮团已从上海调往前线，“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12日，又令作为第二梯队的第九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117
同一天，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朴一禹已从沈阳返回并通报，中国军队将于15日从三个方向越过中朝边界，于20日到达预定地区集结。118
但是就在这一天，从莫斯科传来消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黑海会谈未能就中国出兵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和林彪辗转飞行几日，于10月11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索契，并立即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出兵需要苏联帮助的两个条件。对于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对于苏联提供空军支援的问题，斯大林借口技术性很强，空军准备需要时日，建议中国陆军先行出动，苏联空军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后才能提供支援。而周恩来和林彪坚持必须同时出动，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斯大林与周恩来签署了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从措辞看显然是斯大林起草的），决定中国军队不再入朝作战。电报说，由于“中国援军’尚未做好准备”，“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并考虑到参战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因素”，故决疋中国军队不要越过朝鲜边境，朝鲜军队留在北部山区组织防御，新征部队退入东北整编，尽快在平壤和其他重要据点组织疏散。电报最后一句话是：“等待您的决定”。119

到了关键时刻，斯大林又一次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其实也是在试探中国共产党。10月12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看到了电报，当即表示同意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决定。晚10点12分，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告知“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120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斯大林立即致电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要他们向金日成通报11日联名电报的内容，并特意指出：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121
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13日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122
但就在金日成和斯大林已经绝望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入朝计划，是有所考虑的。实际上，他在正式答复斯大林之前所下的命令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第九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并叮嘱：在干部和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同时，要彭德怀、高岗回京商谈。123
毛泽东采取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表明，在苏联空军暂不出动的情况下，第一，他本人仍然倾向于出兵；第二，对于中国军事指挥员是否同样坚持出兵没有把握。124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主张依然出兵，并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125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13日晚9时召见罗申并告知：“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又说，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苏联提供的装备支付现款，“希望以租赁方式得到这些装备”。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126
电报所用“我的决定”的说法，无疑是想让斯大林知道，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改变出兵朝鲜的决心。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罗申的第一封电报后，斯大林便立即通知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127
接到罗申的续报后，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128

与罗申谈话后，毛泽东于晚10时起草了给周恩来的电报：与彭德怀、高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初期可以只同韩国军队作战，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开辟根据地，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待苏联志愿空军到达，并收到苏联的武器装备后再攻击美军。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要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与斯大林商定以贷款方式购买苏联军火及苏联空军按时出动事宜。129

14日凌晨，毛泽东电令陈毅：第九兵团仍照前定计划集结，待命开往东北；高炮团仍须即刻开往东北。130
又致电周恩来再次指出，志愿军入朝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使敌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以此“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问题就是看“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以及苏联是否可以用租借的办法提供军事装备。131
14日晚，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并让他向斯大林通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方略：全军26万人于10月19日同时出动，10天之内完成渡江并向南开进，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构筑工事，待“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即在6个月后发动攻击。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32
得悉美韩军队已经准备进攻平壤的消息后，15日凌晨毛泽东急令高岗和彭德怀提前行动，先派两个军于17日和18日分别渡江，赶赴德川地区构筑工事。133
同日，毛泽东又告周恩来，请苏联先调派一个空军师来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防”。134

仔细阅读这些电报可以发现，毛泽东做出这种“出而不战”的部署是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敌军北进速度较慢或停止北进（美军犹疑和人民军阻滞），为志愿军固守待援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第二，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参战和6个月后苏联装备按时到达，则志愿军开始反攻才有把握。如此，就能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从而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然而，这两个条件很快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时，周恩来已从黑海回到莫斯科，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译成俄文转交苏方，并于当夜约见莫洛托夫，商谈武器供应问题。谈话间，周恩来询问苏联的意见，莫洛托夫声称他不能做主，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夺。135
关于斯大林的答复电，目前尚未找到，但根据周恩来14日致斯大林信函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判断，斯大林最初答应派出志愿空军：“苏联志愿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出志愿空军参加在朝鲜的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志愿空军在参加朝鲜作战时，其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136
但是，斯大林接到这封信后所做的答复，却让周恩来大为吃惊。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要他转告周恩来：苏联只能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137
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要指望会得到苏联空军的帮助。

斯大林为何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就目前掌握的史料，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笔者猜测，很可能还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有所疑虑。从1949年调停国共和谈问题的争执，到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的较量，毛泽东两次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这不能不让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成员？即使毛泽东真心出兵朝鲜，是否有能力抗击美国军队？因为此时，斯大林又听到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10月13日上午，苏联海军总参谋长戈洛夫科向斯大林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138
咸兴地区位于朝鲜北方平壤一元山一线的东海岸，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美国军队将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并直捣鸭绿江，而此时朝鲜已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无法抵挡美军，那么苏联空军参战无异于引火烧身。斯大林不得不谨慎行事。

周恩来传回的消息，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不过，毛泽东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17日致电彭德怀、高岗，一方面指示部队“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一方面要他们进京议事。139
关于18日会议讨论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录，但结果很清楚——志愿军按原计划行动。140
据师哲后来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41
另据彭德怀回忆，得到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信息后，毛泽东问彭德怀：还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不干）？彭德怀认为，苏联提供武器，不出动空军，“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毛泽东最后说，“即令打不过美国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142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命令邓华：4个军和3个炮兵师按预定计划自19日晚开始从安东和辑安两处秘密渡江，夜行昼止，隐蔽前进。143
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踏上了朝鲜国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至于毛泽东力排众议，始终坚持出兵朝鲜的动机，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分析。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是有多重考虑的，而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考虑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条约的庇护保证中共的新生政权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其最后决定的动机所在。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所做出的合理反应。144

或许，中国出兵朝鲜还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个可能是意外的结果，即在处理与北朝鲜有关的问题上，中国逐步取得了话语权。至少在客观上看是这样。

第三节　对北朝鲜问题话语权的转移

无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金日成及其政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建构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于两国政府长期的政治宣传，人们一直认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在韩国和西方人眼里，中朝之间在战争中结成的“血盟”关系似乎也是无可置疑的定论。

这种关系在底层的确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军队与朝鲜老百姓之间。145
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多尖锐矛盾和严重分歧。表面上并肩作战的盟友，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实际上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金日成被迫放弃军事指挥权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人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146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147
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148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149
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150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151
特别是还多次发生过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二十四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152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怀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一方面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一方面又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153
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六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一二五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七师5000余人又与一二五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

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154
作为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回到东北工作后，也于11月13日报告，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十分困难，既没有群众支持，也得不到友军配合。李建议组织一个苏、中、朝联合委员会，协调解决各方面问题。155

从军事角度出发，协同作战的两军实行统一指挥是很正常的，而金日成对此态度冷漠，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恐怕主要是出于对朝鲜主权和个人尊严的考虑。不过，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坚持己见，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第一次战役快要胜利结束时，11月3日彭德怀提出，“今后似应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联合报道，因为将来朝鲜问题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解决，为确保朝鲜人民利益，中国必须参加。”毛泽东立即回电告彭德怀，“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156
11月6日，柴成文报告，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参加作战”。157
然而，这都是一些在公开宣传时掩人耳目的说法。实际上，中国从未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针对彭德怀反映的问题，毛泽东决定派高岗前往朝鲜，并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作战与供应事宜。158
实际上，这次会谈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在中朝双方讨论之前，毛泽东抢先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59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开始后，金日成首先发言，他高度赞扬苏联对朝鲜的巨大援助，虽然也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但言语中透露出一种抱怨：“在敌人占领汉城和向三八线挺进时，他（.金日成）曾请求毛泽东给予朝鲜军队援助，他原指望在敌人占领平壤之前就能得到这种援助”。什特科夫还注意到，“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故意回避了关于中朝军队作战中的从属关系问题”。性情直率的彭德怀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及时的”。在讲述了中国军队面临的困难后，彭德怀强调，“中朝军队必须更紧密地协同作战”，并建议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关于这个问题，高岗在随后的发言中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高岗还提出，“有必要考虑一下双方合作的方式问题”，并表示支持彭德怀的建议。对朝鲜人已经失去信心的什特科夫则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始终闭口不谈，什特科夫对成立三人小组的建议也没有明确表态。6个小时的讨论没有结果，最后高岗和彭德怀只好宣布，统一指挥的问题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160

然而，会谈结束后不久，就传来了莫斯科的消息。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已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161
的确，此前（11月15日）斯大林已经通过什特科夫致电金日成，讲明苏联的意见：同意成立联合司令部，并由中国人担任司令员。162
但对于金日成来讲，失去军事指挥权毕竟是天大的事情，既没有面子（由外国人直接指挥在朝鲜的战争），还可能影响统治地位（党内派系斗争存在已久）。所以，金日成没有马上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此，斯大林又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11月21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和朴宪永会面并向他们通报：根据苏联军事部长的命令，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被召回苏联。代替瓦西里耶夫担任军事总顾问的是将于近期来朝鲜的拉祖瓦耶夫中将。什特科夫还通报说，根据军事部长的命令，所有与军事顾问工作相关的问题均由拉祖瓦耶夫将军全权负责，他本人今后也不再干预任何军事问题了。金日成大概听出了这个通报的弦外之音，沉思了一会儿说：“嗯，那么看来，我也得辞去总司令的职务了。”什特科夫未作回答。163
既然莫斯科已经表明态度，金日成就不得不服从，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尽量拖延。两天后，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解释说，他（金日成）不明白中国人究竟想怎样，他从来没有反对建立统一指挥部，又说，劳动党政治委员会讨论过联合司令部朝方副司令的人选问题，很难抉择。金策的军事指挥资历不够，朴一禹不是军人，金雄正在担任人民军总参谋长，都不合适。他自己放弃党和政府工作去担任这个副职“也不太紅”。金日成希望苏联人帮助拿个主意，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不参与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金日成抱怨说，毛泽东根本不了解他，必须派朴宪永去见毛泽东，当面讲清楚，并协商两支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164

随后，金日成通知中国，他打算派朴宪永和朴一禹去见毛泽东。但毛泽东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必须也只能同金日成本人讨论决定，便回复希望金日成亲自来中国。金日成询问苏联大使的意见，什特科夫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回答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想去，当然很好。165
看来，退路已经没有了，金日成必须立即做出决定。11月29日，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开会，金日成宣读了斯大林11月15日的来电（整整推迟了半个月），会议决定，任命金雄为（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金日成亲自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面。会后，根据什特科夫的建议，金日成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11月15日来电中表明的苏联的决定：建立统一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后文简称“联司”），中国人担任最高司令官，而朝鲜人担任副职。166

12月3日，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谈到中朝两军关系时，毛泽东说，双方均应注意团结。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般纪律是好的，但最近仍查出有十多件破坏纪律的事，前方已决心严办，并向当地人民认错。金日成说：中国志愿军的纪律是最好的，并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双方商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167

12月5日晚金日成返回朝鲜，立即向拉祖瓦耶夫报告了北京会谈的情况。金日成说，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建议此事不必着急。168
为了安抚金日成，毛泽东可能说过类似的话（目前尚无文献证据），但金日成特意指出这一点，恐怕还是要推脱自己怠慢莫斯科决定的责任。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认为统一指挥的问题非常急迫。金日成走后第二天，即12月6日，毛泽东就电令彭德怀：关于中朝军队协同作战问题，方虎山军团应速向南朝鲜出动，不要派到元山方面去；朝鲜第三军团不应去丰山而应受宋时轮指挥向北青、咸兴袭进；在江界和定州的两个军团请金日成速令其接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配合志愿军作战。169

12月7日，金日成同彭德怀会面，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据彭德怀报告，双方“所谈甚为融洽”，金日成答应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并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三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九兵团宋时轮指挥。170
彭德怀也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第九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人民军）第三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171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担心此事过于刺激金日成。在12月8日给志愿军总部的电报中，毛泽东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172

12月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并说明：“以下列文件征求金日成同志的意见，如得其同意或作若干修改电告我们同意后即可作为定案，付诸实施。”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联司）正式成立。173

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中国军队秘密出动并取得初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投入苏联空军参战。174
1950年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苏联空军的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175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176
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1951年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177

不过，在实际作战中，并不是所有朝鲜人民军部队都直接听从联司指挥。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178
朝鲜干部在联司的任命，也是由劳动党中央直接控制的。金雄和朴一禹都是“延安派”干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直接领导下工作。179
他们为中国领导人所熟悉和信任，但金日成却实在放心不下。1952年7月6日，金日成致信志愿军总部，告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调金雄为民族保卫省副相，联司副司令员由金日成在抗联的老战友崔庸健接任。1953年2月5日，又召回联司副政委朴一禹，其工作也由崔庸健接替。180
说到底，金日成还是不愿意放弃军队指挥权。

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确实存在一个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事实上，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不到一个月，金日成就感受到了失去军事指挥权的烦恼和痛苦。

二、彭德怀下令全军停止进攻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181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让部队进行休整。彭德怀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敌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但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182
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183
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184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毛泽东甚至指出，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这样可以使敌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而有利于我春季进攻歼敌。185

第三次战役发起后，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中朝联军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186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87
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这次战役虽然顺利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188
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189
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早在三八线被突破之前，金日成就对“中国军队战斗进展迟缓”极为不满，并到苏联军事总顾问那里去告状，认为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有关指令”。190
12月30日战役发起前一天，金日成把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信的内容转告拉祖瓦耶夫，并指出，按照中国的作战计划，战役纵深并不大，而且还要人民军两个军团撤回三八线以北。191
以至苏联总顾问对彭德怀提出质问：北京已宣布三八线不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为什么命令人民军两个兵团撤回三八线以北？192
第三次战役发起后，朝鲜人兴奋起来。1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193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194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195
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196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197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会谈，出现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和朴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就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才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198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199
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200
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201
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202
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203
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并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204

三、对朝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朝鲜的经济建设因战争而受阻，到1950年底，“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205
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随之爆发。

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后勤供给是一个大问题。据志愿军司令部电称：入朝两个月，一直供不应求，部队大部就地借粮，常常吃不上饭，没有油盐，部分部队没有棉鞋，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不能及时抢救，后方大批物资不能抵达前线。206
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志愿军部队的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207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1950年11月4日铁道部长滕代远致电周恩来：目前朝鲜方面的铁路运输工作很差，人员也不健全，很多军事给养运不过去。同意东北铁路局的建议：“由东北铁路抽调一部分干部，配备两个分局的力量，直接掌握铁路运输”。周恩来批示：同意，可电话催东北铁路局速办。208
11月初，彭德怀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209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彭德怀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21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方先后派人赴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在与中国领导人洽谈组建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问题时，双方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211
回到朝鲜后，在12月7日与彭德怀会谈时，金日成同意由高岗任命铁路管理人员。212
12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高岗：同意东北军区铁道军运部，刘居英任司令员，余光生任政委，叶林任副司令。刘致中任朝鲜军隅里军运管理局局长，刘震东任定州军运管理局局长。并指示，凡在朝鲜境内的军运管理局，必须有一朝鲜同志也担任局长，与中国局长共同负责处理一切。213
12月19日周恩来审改的《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铁路运输实行军事管制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今后东北一切运输包括军事、贸易等物资在内，一律须经过军运司令部批准实施，以免混乱”。由此，东北铁路全线实行军管。214
12月底，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215
1951年1月15日，朝鲜交通省下令：安州、平壤、咸兴铁道管理局之车务、机务、工务、电务，应奉军事铁道管理局之命令执行工作，但其余材料、财务、人事、卫生、总务等必须取得交通省各主管局长的同意才能进行。216

1951年1月，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的后勤问题。周恩来率聂荣臻等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217
经过努力，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很快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达到1321公里。218

尽管铁路线大体恢复了通车，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由于中朝各自管理自己境内的铁路，难以协调，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如朝鲜铁路使用明码通讯，加上敌特活动猖獗，运输信息时常泄露，使铁路运输和仓储遭到极大破坏。当时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70%可以运达前线，其余均在途中被毁。219
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积压载货列车竟达329辆）。220
据安州军管局报告，运输指挥方面中朝意见分歧。当时中方铁路人员不足，一些小站的调度员往往都是朝鲜人。2月2日，朝鲜的车站调度员竟然私自将4002次列车运送的紧急物资甩下，而改为拉运朝鲜政府的盐。因在运行表上看不出变动，中方直到第二天检查车辆时才发现。2月7日，朝鲜调度员未经请示和商量，强令运送志愿军的两列火车停驶，而给一列运送人民军的列车先行。3月经常发生朝鲜人武装拦截和强行扣留列车事件，甚至持枪威胁军事代表，用机枪扫射行进中的火车。221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事管制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222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曾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一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还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223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北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干部）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224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的意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便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琓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军管局仅负责制订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无常，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认为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225

随后，针对朝方提出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鲜交通省；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任正职，朝方任副职；成立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同样是中正朝副，高岗提出了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在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林、张敏、彭明远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226
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属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227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3月25日），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最后立场：“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228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229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中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1951年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以中国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联合军运司令部暂设沈阳，其下设铁道军事管理总局于朝鲜境内，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属军运司令部统一管辖。230
有斯大林的明确表态，金日成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新方案。

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朝两国关于铁路战时实行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条款包括：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下，在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至三人任副司令及副政委。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总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任副总局长。下属军事管理局长、分局长、主要站长、段长及车务、机务、工务、电务、材料等业务部门负责人，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中正朝副。人事、供给、总务、卫生、保健等业务部门负责人，由朝鲜同志任正职，中国同志任副职。至于铁路运输的主要任务，必须首先保证部队作战供应的军事运输及为保证铁路用煤与抢修器材的运输需要。为保证中朝部队有合理的运输力的分配，双方作战供应物资的运输量（特种兵装备与机场建设在外），暂行规定为五比一（中五朝一）。对朝鲜国民经济运输必须予以重视，但只能在不妨碍军事运输原则下，适当予以照顾。231
该协议规定之细致，内容之庞杂，足见中朝双方在铁路运输和管理方面分歧之大，矛盾之多。不过，没有这样一个协议，对中朝联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后勤保证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各出一人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各有一人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232

因铁路管辖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联合铁道军运司令部特别注意照顾朝鲜方面的利益和需求。刘居英1952年4月在高干会议上指出，自中朝联合铁道司令部成立后，“对朝鲜国民经济的运输较为注意”，人民军、朝鲜政府及朝鲜铁路局煤炭的运输相对增加了。233
与1951年下半年比较，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后勤部的运输量减少30%，而朝鲜人民军和政府的运输量增加了36.4%。234
1952年11月，中朝两国签署的《关于保证战时中朝联合军事管制的朝鲜铁路所需运用车辆问题的协议》规定，“在完成军运任务条件下，尽力保护朝鲜国民经济运输的需要，凡前方运输司令部每月运输计划所需由中国过轨物资（包括朝鲜人民军及朝鲜政府所需物资）的车辆，统由中国东北军区军运司令部协同东北各铁路管理局根据装车计划负责配车，充分保护前方运输所必要的车辆”。《关于在朝鲜境内修筑铁路的协定》规定，双方共同修建朝鲜境内铁路三段共216公里，“铁路修成后，其所有权属于朝方，在战争时期由中朝双方共同使用”，“修建所需之经费，除朝方可能供给者外，均由中方供给”。235

此外，考虑到战后朝鲜政府接管铁路管辖权及经营管理的问题，1953年6月，刘居英主动向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提出，“将现在的军事管理总局及其各级领导机构的领导干部，由中正朝副的原则改变为朝正中副”；“为了将来将铁路运输指挥权完全交给朝鲜铁道省，目前必须帮助朝鲜培养铁道干部”。为此，总局已采取开办训练班的办法培养了1700多名朝鲜人，并开始用带徒弟和隔日轮流值班的办法，培养朝鲜的运输人员，准备视学习情况逐步让朝鲜员工独立担负工作。236
周恩来随即将这一意见告知金日成，并提出，为满足战后朝鲜恢复国民经济及军事的需要，中国将保证朝鲜能使用的蒸汽机车达22台、货车5000台，由中国帮助修复，如修复后达不到此数量，则再从中国调拨。估计战后朝鲜所需客车为200台，其中100台由中国调拨，另外100台可向苏联订购，或订购材料，由中国负责装配。如这样做还有困难，则中国再挤出100台客车。此外，中国还将派出3个师又2个团的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线。237

尽管如此，铁路管辖权毕竟是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了。238
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四、毛泽东坚持将战争长期化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239
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240
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241
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242
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243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在联合国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244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245
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是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246
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联合国）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做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他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247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248
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249
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250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7月15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251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252
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253
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却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254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255
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256
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257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258

随后，周恩来于8月访苏，与斯大林讨论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经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中途赶来，参加了后期关于停战方针的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259
斯大林在宴会上还说了这样的话：“中苏团结就不怕任何帝国主义”，“中国要建成东方的兵工厂”，“东方解放依靠中国”，中国“是亚洲的核心”。260
这无疑更强化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会谈时，斯大林问金日成，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261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262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争论。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263
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264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角联盟及中朝关系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尽管隐藏在幕后，斯大林无疑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旗手。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毛泽东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也得到巩固。在战争中，莫斯科与北京的主张基本一致，中苏友谊日益加强。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涉及北朝鲜问题，尤其是中朝方面对于战争战略和策略的实际话语权。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斯大林在所有发生争执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金日成只能“忍辱负重”，被迫服从。265
不过，朝鲜绝不敢对苏联不敬，却在内心充满了对中国的不满和怨恨。

三、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以及通过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关系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困难。

战后中朝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层阴影下开始的。

第三章提倡主体：金日成应对各方挑战

（1953-1956）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使得苏朝关系和中朝关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把领导和组织亚洲革命的责任实实在在地让给了中国，毛泽东心安理得，欣然接受。为了安抚金日成，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毛泽东决定给予朝鲜太规模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却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则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囯和苏联的援助。在谋求将朝鲜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过程中，金日成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消灭了党内南方派势力，并打击和排挤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与此同时，金日成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思想，从而占据了意识形态制高点。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干部联合莫斯科派，试图利用苏共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以迫使其改变方针。金日成得到消息后，采取种种办法控制了局面。在1956年8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金日成将反对派主要成员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波匈事件发生后，金日成借机抓紧内部整肃，并试图将朝鲜问题直接交予联合国处理。毛泽东认为朝鲜已经失控，强调必须堵住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缺口，甚至与苏联商议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第一节　朝鲜寻求盟国经济援助

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后果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从苏联转向了中国。朝鲜战争期间，在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安排问题上，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矛盾，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最后的结果都是朝鲜依从了中国的主张。其结果，自然造成朝鲜领导人对中国的不满，并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然而，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和领导者，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中国也没有像斯大林在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直接控制。为了加强中朝友谊，缓解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和军队尊重朝鲜，平等待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则千方百计、倾其全力援助朝鲜。这种政策和做法，从中国出兵朝鲜一直延续到战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

一、毛泽东建构中朝友谊的努力

早在志愿军刚刚组建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对朝鲜的关系问题。在修改1950年10月8日下达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时，毛泽东特意增加了一段话：“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1
12月3日在北京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又当面告诉他：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2

对于彭德怀在电报中所说朝鲜党的一些政策缺陷及两军配合作战的意见，毛泽东在1950年11月12日的回电中特别叮嘱彭：“与朝鲜同志商谈应注意方式，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与朝鲜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待打了很多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这是很自然的。”3
注意到中朝关系有些紧张的苗头，毛泽东又在12月26日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全军主力后撤休整时，要“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军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资困难）”。4
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审阅了彭德怀在中朝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毛泽东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一大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5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朝鲜的心态与古代帝王相似，无论是唐朝的征战和讨伐，还是明朝的放任和帮助，都是自家的事情。

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下去后，引起志愿军各部队高度重视，把团结朝鲜军民和遵守纪律看作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纷纷进行检讨、制订措施，并严厉惩治违纪者。第十二军政治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与朝鲜同志的联系，对朝鲜工作人员不能乱批评。要尊重朝鲜人民的习惯，进门脱鞋，不随地吐痰。铁路军运总局高级干部会也提出，在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中，要加强中朝团结，密切军民关系。在生活和工作上要注意与朝鲜同志密切合作，严格检讨自己，严格约束自己，多帮助别人，多主动解决问题。很多部队还专门订立了中朝团结公约及各种规定，要求干部战士互相监督执行。6

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和战后时期，中国领导人始终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如1953年2月7日，朝鲜授予金日成元帅称号。7
发现中国有些报刊未注意到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4月23日专门向全国各地宣传部门发出通知，今后对金日成的称呼，一律由“将军”改为“元帅”。8
1953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即将访朝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等人。谈话中，周特别提到，因为前两年战火纷飞，赴朝慰问团先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是可以的，朝鲜同志也能理解。现在朝鲜已经停战，当时战争环境所允许的那种办法也要随之改变。中朝友谊确实是鲜血凝成、亲如兄弟，但我们是两个国家，一定要按国家关系处理。因此，这次慰问团要先去平壤看望金日成，代表团一切活动也要听从朝鲜政府的安排。9

战争期间，除了给予朝鲜政府和军队的直接援助，中国还有很多无形的开支用于朝鲜。如铁路运输一项开支，从1951年中朝联运司令部成立到1953年底，就达2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援助朝鲜占95%。10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为解除朝鲜民众的苦难付出了极大努力。三年间，中国政府为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和生活物资援助，总价值约7.3亿元（至1953年底）。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捐献运动也颇有收获，截至1952年5月，中国民众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飞机价值的钱款，中华救济总会还送去了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11

安置和救济朝鲜难民，是中国政府帮助朝鲜的一个重要内容。战争期间朝鲜疏散到中国的难民共约13000余人（其中11000人在延边）。12
北方各地政府都为此做出了专门通知、规定，如河北省把救济朝鲜难民与慰问志愿军结合起来，发起募捐运动，热河省先是发起以县城为主的捐献运动，随后又普及到每个村庄、工厂、学校和街道，要求每星期汇报一次捐献情况。山西省则在《山西日报》发布了十条规定，把发动募集救济朝鲜难民运动作为中苏友协的中心工作，要求会员带头捐献。13
东北地区，特别是延边各县，更加责无旁贷。根据吉林省《凡自由移来之难民均由招待站移交当地政府安置》《友方人员移来我省必须适当安置及处理》的指示精神，1950年11月，延边地委召集各县市长、公安局长会议，由书记朱德海亲自挂帅，在稽查处、开山屯、图们、南坪、凉水泉子、圈河等多处设置难民接待站和联络处，专门负责接待和安置工作。救济经费除专员公署承担外，还动员各地民众捐助，有钱出钱，有房出房，有衣出衣，有粮出粮。三年战争期间，延边地区共安置朝鲜难民11728人，提供救济款项14.88亿元（东北币）、衣物43180件，以及难民归国费用10.1亿元。此外，延边各县还设有伤员接待站和后方医院，仅1950年下半年就收留、医治朝鲜伤病员5万多人。14

战争初期，朝鲜有大量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安置和抚养也是令朝鲜政府头疼的事情。为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均施以援手。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到1952年下半年，各国接收朝鲜孤儿给予教育的情况如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蒙古各200名，罗马尼亚1500名。中国东北政府主动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战争结束前，可以派遣学龄儿童来中国接受教育。到1952年第三季度，中国政府共接收朝鲜儿童23000名。15
东北政府还在1952年10月12日专门提出了一个接收和安置朝鲜难童的方案，其中要求，根据安东和图们口岸接收难童的实际情况设立接待站，安东省、辽东省和图们市组织民政、卫生、财政、公安等各部门干部负责具体工作，东北民政局和吉林省民政局派人协助。对于这些难童的接待、检疫、安置、医疗、饮食及教育问题，均做出了详细规定，还为他们专门建立了初等学校和幼儿园。16

中国政府为朝鲜政府和人民提供的帮助还有很多方面，如接纳大量工人、海员和大学生来中国实习或学习，免费运送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援助朝鲜的过境物资，等等。17

尽管中朝之间在战争的战略及策略方面有很大分歧甚至矛盾，但是从大量的史料看，毛泽东一直特别强调要加强双方的团结和友谊，尤其是涉及人民生活方面，中国政府几乎是竭尽所能，有求必应。18
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仍然继续了这种方针。

二、中苏对朝鲜战后重建的援助

朝鲜停战以后，尽管参战各方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想要在东北亚重新挑起武装冲突了。19
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三年多的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严重。据1954年3月苏联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详细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人口锐减近120万（此外还有60万人被征兵），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亿朝元（约合140亿卢布），有近9000座工业建筑、60万所住宅、5000所学校、1000家医院、263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其他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1949年的59.24亿度下降到1953年的10.16亿度，相应地，采煤量从394.3万吨减少到68.8万吨，钢从14.4万吨减少到0.35万吨，水泥从53.7万吨下降到2.65万吨，食盐从28万吨下降到4.2万吨，有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学、燃料遭到彻底破坏。交通业损失615.86亿朝元，424个火车头及11118节车厢被完全炸毁，14个港口和港湾及1600座服务性建筑遭到轰炸。国家商业网点全部遭到破坏，1237个商场无一幸存。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10.9万头、猪13.5万头，毁坏果树8.9万棵。20
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外来援助，朝鲜的经济重建是难以想象的。21

早在战争期间，金日成就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心急如焚。1952年因铁路管理权和停战谈判问题，朝鲜与中国发生严重矛盾和争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此。所以，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不是与其长期并肩作战的中国，而是一直处于幕后的苏联。

停战协议签字三天后，即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便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关于战争造成损失情况的详细报告及政府的正式照会。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并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照会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22
8月3日大使馆向莫斯科转呈了照会全文，并表示了意见：“以肯定的态度研究朝鲜政府的请求是适宜的。就在当天，办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一项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恢复。23
两天以后，即8月5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制订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金日成在会上激动地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24

金日成有些过于乐观了，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25
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7月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就叮嘱驻朝使馆，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申请前，不要与他们讨论派遣专家的问题，在朝苏联顾问也不要向朝鲜政府提任何建议。苏联政府还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大民民主国家政府对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恢复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使馆建议，关于援助朝鲜的问题，邀请金日成赴莫斯科当面商议比较适宜。26
显然，苏朝之间对援助问题的考虑是有差距的。

8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做出决议，责成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贸部长米高扬研究对朝鲜的援助问题。根据这个决议，莫洛托夫指示驻朝大使苏兹达列夫正式通知金日成，苏联已决定给予朝鲜10亿卢布的援助，并要求朝鲜政府就如何具体使用这笔援助款项提出意见。27
就在同一天，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首席军事顾问鲍里先科提出，希望8月25日去莫斯科访问（正式或非正式均可），就经济恢复等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会谈。28
8月12日，苏联大使与金日成会谈时告知，8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为朝鲜重建提供10亿卢布资金。金日成当即提出希望8月率团访苏。29
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30

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31
看来，苏联人是经过精细算计的，而这个援助力度显然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32
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开会做出决议，金日成将率团访问中国。33

其实，还在战争后期朝鲜就开始寻求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小有收获。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又争取到一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无偿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卢布），但使用期限为10年。实际上，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即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34
正如一位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且“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35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况且，朝鲜在经济利益方面从来就是斤斤计较的。新中国建立前夕，中朝在商谈鸭绿江电站的电力分配时，中国希望得到总发电量40万千瓦的50%，而朝鲜只答应输送2万千瓦，尽管在该电站建设时中国的投资大于朝鲜。36
抗美援朝作战初期，金日成在一些问题上锱铢必较的做法也令中国人多少有些气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自带干粮，但因缺少柴草无法做饭。关于这个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前金日成就派人来通知，志愿军所需柴草可以按市价由朝鲜方面提供，若没有现钱，亦可战后结算。37
如今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朝鲜人多少应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和东欧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还表示，可以签署一个秘密的技术合作协定。38
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亿元。39
这些款项以物资援助的方式提供给朝鲜：335万吨煤、28万吨焦炭、3.39万吨棉花、0.3吨棉线、8.72万米棉织品、41万吨玉米、0.4万吨大米、17万吨大豆、1.12万吨橡胶、1.25吨纸、5.29万吨钢制品、0.55万吨铁轨、1600节客运及货运车厢、1500个机动车轮胎、4000辆手推车，以及2万吨各种型号的金属钢管，共3000多个品种。40
另据民主德国档案记载，1953年中国还签订了另一项援助朝鲜1500万元（合2760万卢布）的协议。这批补充援助的66.3%以物资的形式兑现，如煤、棉花、运输材料、化工原材料、医药以及日常消费品等，其余33.7%则以项目投资的形式兑现，如恢复和修建铁路、运输及培训专家等。41
1953年12月30日，中朝双方又在平壤签订了一个议定书，确定中方应偿还志愿军在朝作战期间向朝鲜政府的借款，折合人民币约3373万元。42

此外，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将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承担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费用。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得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上述费用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以及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甚至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都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43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44
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45
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46
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47
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48
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须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另有所图”。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领导人，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将朝鲜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革命阵营，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中朝协议签订以后，1953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宣传指示，其要点是：此次协定的签署，是抗美援朝战争后的“又一次重大事件”，“符合于中朝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那种认为只是单方面援助朝鲜的看法是错误的，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也帮助了中国，过去对朝鲜人民帮助我们的宣传少了一些，今后应当注意；朝鲜在这次战争中损失很大，生活十分艰难，这次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朝鲜的恢复和强大，有利于中国；朝鲜民族的优点如不怕艰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过去宣传不够，今后应当增多。49
用周恩来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时的说法，就是“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50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至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51
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到上海的实习生共269人，基本上都分配在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企业，其中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39人，私人企业222人。52
到沈阳的509人，多数是由中国抚养的朝鲜孤儿。他们被分派到31个工厂，学习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准备一年后回国参加建设。53
1954年中国还派遣了295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前往朝鲜参与经济重建工作。54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公里，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55
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约43公里，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56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1953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57

三、北朝鲜三年经济计划的缺陷

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发挥了重大作用。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作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将超过战前水平1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58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59
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资金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0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60
为了保证对朝鲜的出口任务，中

国对外贸易部要求，对朝鲜（和越南）的援助，必须在中央批准的计划下，尽力设法满足其要求；同时还应帮助他们审查需要情况，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可能的物资力量。对朝鲜（和越南）的一般贸易，应在推动其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的原则下，尽量予以照顾。61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朝鲜战后的恢复和重建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重建的工业项目80%以上是在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62
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独自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共90个（不含军事项目），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20%。63

朝鲜的三年计划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64
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也在客观上鼓励了朝鲜领导人急躁冒进的情绪。朝鲜的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了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朝鲜政府在恢复时期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兀，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65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66
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67
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68
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而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69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干脆屠宰牲畜，吃掉种子，然后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70
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公顷）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愈演愈烈。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71
很多基层干部也因征粮、收税没有完成任务而受到处罚，1954年平安北道很多干部因收缴粮食税未完成任务被开除党籍，有130人自杀。72

其四，一味追求国有化，急于消灭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朝鲜私营企业1949年占工业企业的15%，到1954年就缩减到2.5%以下，1955年的计划是降到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49年的46.8%降到了1954年的22.8%以下，还有近90%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73
如此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困境。

中国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74
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75

在整个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党的错误方针和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让朝鲜政府处境艰难，十分尴尬，以至于金日成做出决定，朝鲜解放十周年庆典不邀请外国代表团出席。后因中国提出要派代表团出席，朝鲜只得改为邀请中国和苏联代表团，但仍决定不再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团。76
另一方面，针对金日成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劳动党内的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则往往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党的经济政策，这自然引起金日成的不满，党内高层矛盾由此激化。

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求剥夺藩属国的主权，要求的只是臣服和追随。毛泽东熟读古书，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亚洲革命的负责人，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对此，陈兼教授有一个说法非常到位：“毛泽东认为派兵入朝不是为了实现‘低级的目标’——控制朝鲜的政治和军事；而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目的，使朝鲜在内心接受中国指导亚洲革命的领导地位。”77
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后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不惜血本援助朝鲜，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对朝鲜的方针从来就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施以恩德，以此换取对方心悦诚服，感恩戴德。新中国政府对朝鲜的外交方针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当朝鲜党内矛盾激化而引起对金日成原延安派干部的严重打击，乃至毛泽东认为朝鲜试图摆脱社会主义阵营时，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第二节　金日成在党内排除异己

苏联占领军离开朝鲜时，虽然把权力交给了作为核心领导人的金日成，但是帮助他组建的朝鲜劳动党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而成的。78
这个党里主要有金日成领导的出身东北抗联部队的游击队派（满洲派），以朴宪永为核心的南方派（南劳党派），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的延安派（中国派），还有虽未形成派别但以许嘉谊（许哥而）为代表人物的苏联籍朝鲜人（一般称莫斯科派或苏联派），原来曾存在的其他派别（如甲山派等）基本上已销声匿迹。这几个主要派别的干部之间，差别甚大。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游击队派来自苏联远东，延安派来自中国，莫斯科派来自苏联中亚，而南方派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出身：游击队派主要是农民，延安派大多是军人，莫斯科派主要是文职人员，南方派则职业革命家较多；甚至语言习惯也有所不同：延安派比较熟悉中文，莫斯科派更愿意讲俄文，游击队派和南方派虽都用朝鲜语，但也有南北之别。这样一些人集合在一起，又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人物，再加上朝鲜共产党派系斗争的传统，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拧成一股绳。79

美国仁川登陆成功导致的军事失败使得金日成的威信和影响力大为降低，其领导地位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金日成要在党内和国内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就必须逐一消灭这些派别。

一、朴宪永和南方派全军覆没

在朝鲜劳动党内真正具有能力可以向金日成的领袖地位提出挑战的，只有朴宪永及其南劳党，但是，最缺少国外背景的也是这些人。朴宪永1921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先后坐牢十余年，1928-1932年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后被派往朝鲜从事秘密工作，日本投降后重建了朝鲜共产党。80
朴宪永的确曾被莫斯科看重，甚至一度考虑让他成为核心人物。但是，朝鲜南北分裂的局面导致朴宪永的势力和活动大打折扣，最后他被迫逃往北方，便只能寄人篱下，凭借其个人影响和威望，屈居第二把手。81
南方派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取代金日成在朝鲜的领导地位，金日成发动的战争遭到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金日成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人物，但因其没有后台，也是最容易对付的派别。所以，在党内清除异己就先拿朴宪永和南方派开刀了。

从档案文献可以看出，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的分歧早就存在。如1949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金日成进攻南方的“瓮津半岛作战计划”，10月4日苏联大使向朝鲜领导人传达莫斯科的旨意时，金日成只是勉强接受，无奈地说了一声：“好吧。”而朴宪永则讲得比较明确：“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82
又如美国军队仁川登陆成功后，中国明确向朝鲜和苏联表示，可以出兵援助朝鲜，在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出兵时，金日成看到苏联大使还是像以前一样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知道斯大林现在还没有这种意愿，便发言说，中国军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所有人都随声附和，只有朴宪永坚持应该立即请中国出兵。83
这种分歧随着战场失利以及中国出兵后金日成军事指挥权被剥夺而加剧，并且逐步公开化。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以后，金日成越来越倾向于尽快停战，以便恢复北方的秩序和经济建设。在8月14日平壤庆祝朝鲜解放六周年群众大会上，金日成反复谈到停战的必要性，在讲话中不断反问：“为什么不能同意他们（指美国人）的建议呢？”“为什么不能同意停战的建议呢？”84
这话实际上就是冲着朴宪永说的。朴宪永和南劳党一派完全不能接受停战，因为他们的家乡和根基都在南方。在金日成讲演后一个月，9月15日，朴宪永在接见来访的越南代表团时强调说：“朝鲜人民要继续英勇奋斗，一直到在我们土地上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部消灭并彻底驱逐出去。”1952年1月25日又在平壤召开的全国农民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说：“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都不能不进行流血战争，如果不对侵略者展开有系统的抵抗斗争，那就只能成为奴隶，走为侵略者服务的一条路了。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我们要不怕任何牺牲，从现在开始计划展开持久战。”85
“持久战”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想法，而金日成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的。

到1952年夏天，金日成要求停战的心情更加急迫，他甚至要求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不要在战俘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还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意见对立且相持不下的中朝双方代表周恩来、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并表明了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的看法。86
垂头丧气的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却听到朴宪永显然是支持苏联和中国立场的演说。1952年11月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报告中，朴宪永号召朝鲜人民“要充分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今后要长期地激烈地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在讲述朝鲜抗日独立运动时，朴宪永一再强调朝鲜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而对金日成的影响却只字未提，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87
朴宪永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而金日成那时连党员都不是。朴宪永敢于此公开地与金日成唱对台戏，一方面是根本没把金日成看在眼里，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希望依靠莫斯科和北京，向金日成施加压力。面对这种明显的蔑视和挑战，金日成决心痛下杀手。

1952年12月15日，金日成在劳动党第五次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与宗派主义残余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问题。报告不无所指地列举了一系列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加强党性，“对党无限忠诚”，并提高警惕，严密监视宗派分子，使他们在党内“寸步难行”。88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金日成指使苏联籍朝鲜干部朴昌玉秘密调查南劳党干部的宗派倾向和不满情绪，开始收集和制造朴宪永一派的罪证材料。89

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一批南方派干部突然陆续被捕。7月30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第三天，根据刑法第25条，以叛国罪对李承烨等12人提起公诉，8月3日最高裁判所开庭审理，6日审判结束。被控犯罪人的罪名有三项：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疯狂破坏和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革命力量；试图以武力颠覆共和国政府。除李承烨外，被判刑的还有文化宣传省副相赵一明、朝苏文化协会中央副委员长林和、京畿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朴胜源、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部长裴哲、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尹淳达等。起诉书详细列举了犯罪“事实”，结果10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处12年和15年有期徒刑。90
几天以后，8月5-9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二届六中全会，宣布了以李承烨为首的反党叛国间谍集团的罪状，并通过决议，撤销反党叛国分子、破坏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朴宪永、朱宁河、张时雨等7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权五稷的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具载洙等4人的中央委员职务。91
至此，南劳党一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事发前，朝鲜党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干部中来自南劳党的党员共有500人，在25名内阁成员中有9人来自南方派。李承烨案发后，这9名内阁成员立即被免职，其他所有南方派干部也都开始接受严密调查。92
不过，为了彻底铲除南方派的势力及其影响，金日成首先要处置的就是朴宪永。

李承烨是追随朴宪永的南劳党骨干，1949年9月南、北劳动党合并时，朴宪永当选为中央副委员长，李承烨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李承烨晋升为劳动党书记处第二书记。93
李承烨集团事件无疑是整肃朴宪永的先声和铺垫，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立即执行，就是为了罗织朴宪永的罪名。1953年9月，苏联使馆得到正式通知，经调查获知，朴宪永和李承烨以前在南方与美国占领军的霍奇将军有接触，并接受他的命令。94
不过，要彻底消灭像朴宪永这样颇有名望的老一辈革命家，并非易事。1953年11月访华期间，金日成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曾问道，关于朴宪永叛变的证据并不充分，如何处理为好。毛泽东说，朴宪永是个文人，不像贝利亚杀了很多人，如果将来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可以恢复名誉，如果确实是反革命，关起来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杀掉”。后来，苏联得知此事，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朝鲜的顾问向金日成提出建议，不要杀朴宪永。95
但过了两年多，朴宪永还是在1955年12月3日被起诉，罪名与李承烨等人完全一样。12月15日上午对朴宪永进行审判，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书：死刑。朴宪永拒绝了为其指定的律师，在审判中也承认了所有强加的罪名，只是对发动政变一事坚持并不知情，但可以为其属下的行为负责。96

在劳动党内的几个派别中，南方派是最抱团的，朴宪永的凝聚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在占领南朝鲜的几个月里，势力大有增长。李承烨就是重组南劳党的总负责人，并兼任汉城市市长，还在那里创建了政治学院，培养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甚至招募武装力量。因此，很多韩国学者认为，指控他们的罪名大都是无中生有，但组织推翻金日成的行动很可能是存在的，尽管起诉书中指控的详细计划难以置信。97
不过，南方派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派的支持，金日成反而利用了苏联籍朝鲜人来对付朴宪永。南方派的覆灭为金日成扫除了通向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但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批准的对朴宪永处以死刑的判决被推迟了。98
原因很简单，金日成还需要用他的证词来扳倒其他派系的领导人。

二、延安派和苏联派受到排挤

延安派的情况最有意思。作为个人，他们中有很多非常出众的干部，资历深，能力强。金枓奉、崔昌益、韩斌、李相朝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武亭、朴一禹、金雄、方虎山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事干部。但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却显得十分薄弱，他们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各行其是。如延安派主要干部回国后，金枓奉重建朝鲜独立同盟时，武亭和崔昌益都没有参加，而是加入了北朝鲜共产党。后来延安派组建新民党，崔昌益转过来任副委员长，而武亭作为第三书记仍留在共产党北方分局。99

金枓奉是延安派的第一号人物，早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后弃政从学，1942年被中共请到延安，当了朝鲜独立同盟主席。但此人没有政治抱负，为人小心谨慎，与世无争。毛泽东和米高扬议论起来，都认为金枓奉是个“好人”，“有学问”，“政治上很稳当”。回国后曾想到中国走一走，金日成不同意，他就没有来。100
金枓奉充其量算是一个精神领袖，在政治上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金日成对他也不在意。对金日成直接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军事干部。

第二号人物武亭就不同了，脾气暴躁，争强好胜，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武亭资格很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长征，后来担任朝鲜义勇军司令。延安召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大会，他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一同挂在主席台上。101
显然，如果得到中国在背后的支持，武亭也是金日成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因此，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金日成首先找借口除掉的就是这个人。1950年12月21-23日，朝鲜劳动党在江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金日成在会上严厉地批评党政军各级干部，说他们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敌人进攻面前失去指挥能力，擅离职守，纪律涣散。会议对一大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进行了处分，或撤职查办，或开除出党。武亭便在其中，不仅被撤销了第二军团司令官的职务，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金日成在会上指责他在保卫平壤作战中指挥失职，防守不力。102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金日成诿过于人，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下属，如与武亭一起被撤职的还有金日成的游击队战友金一、崔光、林春秋，以及莫斯科派的金烈，国内派的许成泽、朴光熙等，但是不久以后，这些人几乎都官复原职或再次起用，只有武亭一人彻底成了“老百姓”。103
其后，在彭德怀（以个人名义）的要求下，武亭赴中国治疗胃病，但1951年6月又被金日成召回，不久便去世了。104

志愿军入朝后，金日成的确很不放心，因而对延安派军事干部加强了戒心和防范。105
其他几个重要的延安派军事干部虽未被撤职，但也调离了重要岗位。如方虎山，因在作战方案上与金日成意见不合，主张采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法，被撤销军团长职务，改任军事学院院长。金雄虽升任民族保卫省副相，但实权也被剥夺，其人民军前线司令官的职务由金光侠接替，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的职务由崔庸健接替。106
剩下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朴一禹。

朴一禹与中共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作为正式代表（王巍）出席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发言。这一点本来是他的优势，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亲笔信就是朴一禹送到北京的，后来到沈阳催促中国尽快发兵的也是他，志愿军入朝后担任两军之间联络官的还是他。但是，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朴一禹以内阁内务相的职务兼任中朝联军的政治委员，整天和彭德怀泡在一起，就令金日成感到不安了。1951年3月，金日成先设立了社会安全省，把原来内务省的核心业务分离出来。随后在1952年10月又改任朴一禹为递信相，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力。107
金日成在内阁给朴一禹保留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朴一禹在军队中的威望太高，同时也顾忌他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108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12月15日，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金日成以批判官僚主义为题，开始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朴一禹。金日成说，官僚主义助长了部分人在工作中自高自大和虚饰、掐媚的倾向，甚至由于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作怪，竟然出现了想以“自己的路线”代替党中央路线的现象。109
不久以后，1953年2月5日，金日成便通知中朝联合司令部，朴一禹被召回，其副政治委员的工作由崔庸健兼管。110
但是，朴一禹继续与志愿军保持着联系，并通报消息。1954年朝鲜粮食短缺，因饥荒饿死几百人，朴一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中国人。金日成得到朴金喆（原甲山派干部）的密报后十分恼怒，对朴一禹破口大骂。111

1955年1月，针对延安派军事干部的组织处理开始了。方虎山被撤销了军事学院院长，这一职务由崔庸健兼任，金雄也被指责为“同情方虎山的派别分子”。112
紧接着，便对朴一禹等人进行了公开批判。在4月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金日成使用激烈的言辞，点名批判了以朴一禹、金雄和方虎山为首的“前中共党员小集团”，说朴一禹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拉帮结派，阴谋分裂党。朴一禹声称自己是毛泽东委派到中朝联合司令部工作的，其行为似乎不取决于朝鲜的军事指导方针，尤其是不取决于金日成。这个小集团还企图把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和中国军事指挥作比较，以败坏苏联军事专家的名声。113
尽管金日成在会上表示，“应该给朴一禹及其同伙提供最后一次放下武器，在工作中和观点上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的机会”，但实际上几个月后，朴一禹和金雄便被软禁起来，方虎山也遭到了清洗。114
苏联外交部注意到朝鲜领导层的这一变化，并对此表示担心。5月10日库尔久科夫向莫洛托夫报告说，朴一禹在朝鲜和中国军队领导层中威望很高，对他的清洗，将会引起中国和朝鲜高层军事干部的不满。115
但从目前看到的材料，苏联和中国对此事都没有干预。

八个月以后，金日成给了朴一禹最后一击。1955年12月2-3日召幵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将朴一禹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党籍。根据金日成在讲话中罗列的现象，给朴一禹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诽谤”，在来自中国的干部中拉帮结派，与朴宪永、李承烨集团建立“反党统一战线，”生活腐化，挥霍浪费，等等。116
12月15日朴一禹正式被捕，并开始搜集他与朴宪永一李承烨集团勾结的证据，还让朴宪永出来作证。但朴宪永只证实了一点：“朴一禹将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向北方撤退看作是军队领导无能所造成的失败。”三个月后，苏联驻朝大使向莫斯科报告了朴一禹被捕的情况并指出，金日成尚未找到朴一禹犯罪的任何证据。117
又过了两个月，1956年5月，金日成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宣布，对朴一禹调查的结果还无法确定其所犯罪行的具体内容。118
尽管如此，延安派作为一个“派别”已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还有一些政治干部（金枓奉、崔昌益等）作为个人留在领导岗位。金日成排挤延安派干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军权。在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金日成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在朝鲜人民军中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延安派干部，因为他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太密切，其结果很可能影响金日成对朝鲜军队的控制，甚至威胁到他的整个权力。朴一禹等一批延安派干部的职务，大多被那些与中国人较少接触的游击队派和莫斯科派的干部接替了。

莫斯科派干部都来自苏联不同的单位，相互之间过去也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根本说不上是一个派别，而且他们与南方派和延安派还有不同之处，即苏联籍朝鲜干部从来没有成立过什么团体或政党。来到朝鲜以后，许嘉谊因名气大而成为他们当中的中心人物。许嘉谊性情豪爽，为人固执，在苏联时当过州委书记，是第二代苏联籍朝鲜人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119
因此，在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时，许嘉谊就担任了副委员长，1949年9月南、北劳动党合并时，又当选为书记处书记。120
在党内的排名仅次于金日成、金枓奉、朴宪永。许嘉谊负责组织工作，他与金日成的分歧和矛盾也由此产生。

金日成对许嘉谊的不满主要在关于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美军仁川登陆而人民军北撤时，很多党员把党证毁掉或藏起来，这成为后来许嘉谊在重新恢复党组织时进行严厉惩罚的理由，很多人因为拿不出党证而被认为有通敌嫌疑。如受到处罚的党员中，有80%-85%就仅仅是因为没有旧党证。第二个方面，在发展新党员时，许嘉谊按照苏联的做法，特别强调工人的成分，而对大多数农民却根本不放在眼里。如规定平安北道博川郡每月只给17个农民党员的名额。金日成对此十分不满，并提出严厉批评，但许嘉谊不以为然，阳奉阴违。在1951年11月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金日成集中批评了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许嘉谊被撤销中央书记的职务，降为主管农业的内阁副首相。1952年初，又派遣许嘉谊去负责顺安水电站的修复工程。性情高傲的许嘉谊对此愤愤不平，遂对金日成的强迫征粮等政策提出批评。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121

1953年6月30日，金日成在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许嘉谊，指责他对水电站的重建工作领导不力，并且重提他以前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种种错误。金日成在会上提议，免去许嘉谊副首相的职务，改任外贸相。政治委员会给许嘉谊两天的时间做准备，然后回应对他的批评。当天，许嘉谊来到苏联使馆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中央最近的一些政策提出意见，金日成、朴昌玉等主要领导人对他的报复。苏联代办建议许嘉谊要冷静，真诚地检讨自己，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坦率地提出。许嘉谊临走时表示，如果得不到信任，他无法继续工作。7月2日苏联使馆接到报告，早晨9点15分许嘉谊在政治委员会开会前夕开枪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书。122
8月4日，在中央全会揭露出李承烨反党叛国集团的同时，宣布了许嘉谊自杀身亡的消息。123

金日成整肃许嘉谊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非要清除来自苏联的干部，他甚至利用了苏联籍朝鲜人之间的矛盾，如朴昌玉就对许嘉谊很不服气。124
与延安派的干部不同，就个人来讲，金日成当时对苏联籍朝鲜干部并没有太大的不满。1951年11月宣布撤销许嘉谊的党内职务时，为了安抚莫斯科派，也是为了堵住苏联人的嘴，金日成安排接替许嘉谊职务的还是苏联籍朝鲜人：朴昌玉出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永彬出任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宣传部部长）。1953年8月，朴昌玉、朴永彬、金承化、南日等苏联籍朝鲜人均成为新建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而朴昌玉则成为五人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排名第四。1954年3月，为加强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而改组了内阁，朴昌玉改任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永彬则被增补为政治委员会委员。125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朝鲜劳动党内突然开展了一场针对苏联籍朝鲜干部的大批判。

对于金日成来说，权力必须集中。打击朴一禹等延安派干部，重点在于夺回军权，而扳倒许嘉谊则是要夺回组织和宣传领域的权力。朴昌玉和朴永彬接管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但恰恰在这两方面，金日成与莫斯科派干部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冲突。

关于组织问题，第一次分歧发生在1955年4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宣传便逐步降温，并开始限制个人权力的膨胀。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撤销部长会议主席的理由之一，就是要贯彻集体领导的方针。126
金日成当时就像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一样，身兼党和政府的第一把手。聪明的金日成看到苏联的情况便想到了朝鲜，他必须精心安排，防患于未然。中央四月全会前，朴昌玉和金枓奉提出，金日成工作量太大，可以考虑解除他的一些职务。金日成“高兴地”表示接受，但希望过一段时间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崔庸健主动申请辞去了民主党委员长的职务，接着在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干部任用问题时，金日成就提出，增补崔庸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这一建议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朴昌玉和朴正爱公开表示反对，其他人沉默不语。实际上，除朴金喆外，所有委员都不同意。然而，金日成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央四月全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崔庸健进入政治委员会以后，金日成便在9月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主动提出要辞去首相的职务，并认为接替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已经成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崔庸健。朴昌玉、朴永彬和朴正爱又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崔庸健能力太差，不堪胜任。金日成的建议因遭到多数人反对而作罢。然而，在12月的中央全会上，在金日成的努力下，崔庸健和朴金喆双双成为劳动党副委员长。其实，金日成完全了解崔庸健的能力。就在1955年1月，由于崔庸健工作不力，金日成建议将朴昌玉调入由崔负责的国防问题委员会。127
但只要一个人表现出忠诚，金日成就需要把他安排在关键岗位。此后，崔庸健便作为金日成的副手，直到终老。1955年崔庸健未能做成首相，而金日成对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信任大概也就此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朴昌玉和朴永彬大量提拔苏联籍朝鲜干部，又对许嘉谊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有看法，这自然就会引起金日成的反感和警惕。后来批判朴昌玉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搞宗派活动，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思想工作的重要岗位，如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人，而“这些人都是与他一起在苏联生活和学习过的老同学”。128

在宣传工作中，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主要问题是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多次指出思想宣传方面存在过于突出个人的“方向性错误”。1955年2月朴永彬接替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后，曾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出版物中应注意阐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金日成表示同意这个建议，朴永彬信以为真，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金日成的指示。朴永彬访苏回国后，根据和平共处的方针，提出在报刊上改变一下反美宣传的论调。金日成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但朴永彬的助手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这种想法。129
这些情况自然引起金日成的极大不满，后来朴昌玉和朴永彬受到批判的另一个罪状就是“不允许党和人民向他们的领袖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态度”。130

不仅如此，朴昌玉担任内阁副首相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在经济工作领域又与金日成产生了分歧。1954年10-11月政治委员会讨论粮食收购的问题时，朴昌玉和朴永彬提出可以仿效苏联的通常做法，由消费合作社按照自愿的原则向农民收购，但金日成坚持必须制订征购计划和确定指标。1955年2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被迫取消强迫征购，并决定给予农民一定补偿，但错误的责任还是要国家计委和农业省来承担。此外，朴昌玉及莫斯科派的理论工作者在国民经济计划投资比例方面，没有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主张加快发展消费工作；在合作化运动中，反对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合作社，而提出应像苏联那样先搞机械化，这些都违背了金日成的旨意。131

于是，一场清洗以朴昌玉、朴永彬为首的苏联籍朝鲜干部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32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55年12月2-3日召开了劳动党中央全会。尽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和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宜，尽管宣布开除朴一禹党籍和进一步消除许嘉谊的影响是解决“组织问题”的主要目的，但全会也为批判苏联籍朝鲜干部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中，金日成先是全面攻击朴一禹和许嘉谊，后来却突然大讲特讲文学工作中的错误倾向，点名批评朴永彬，指责他所领导的组织部继续许嘉谊的工作作风，并用激烈的言辞，尖锐地指责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苏联籍朝鲜干部，说他们吹捧与李承烨集团有瓜葛的南方派作家李泰俊等人，而贬低和排挤北方无产阶级文学家韩雪野、李箕永。金日成在讲话中反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就不能批评吗？作为结果，会议宣布免除朴永彬的劳动党中宣部部长职务，同时批准崔庸健和朴金喆为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林海为监察委员会委员长，韩相斗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孝淳为中央干部部部长，李一卿为中央宣传部部长。133
会后，金日成派南日去苏联使馆汇报，说这些苏联籍朝鲜干部身居高位，脱离群众，自我封闭，与当地干部的矛盾已经激化。还说朴昌玉高高在上，作风粗暴，“许多干部开始憎恨他”，而朴永彬就是一个“卑鄙小人”。南日甚至暗示说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人有阴谋活动，似乎朴昌玉也牵涉其中。134

在一系列的铺垫工作完成以后，12月27日召开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出席者超过400人。会议集中批判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在文学领域执行的“反党路线”，还有人（林海、韩雪野）声称掌握了这些苏联籍朝鲜干部搞宗派活动的材料，金日成则在发言中具体地提到了15个许嘉谊的追随者。会议根据金日成的提议，将朴昌玉开除出政治委员会，鉴于他在与朴宪永的斗争中表现不错，保留中央委员和副首相职务，以观后效；将朴永彬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将奇石福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委托监察委员会对奇石福、郑律等人的问题立案审查。135
在1956年1月23-24日召开的劳动党积极分子大会上，朴昌玉和朴永彬在会上发言”被迫承认自己犯有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的错误。136
至此，所谓莫斯科派的主要干部也全部被清除出领导核心。

之，到1956年1月，彻底地消灭了南方派，扳倒了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主要领导人物以后，金日成成功地把党、政、军大权逐一掌握到自己手中。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金日成以批判宗派主义为由，相继将来自南方的、中国的和苏联的主要领导干部打倒，而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就是多年追随他的游击队派干部，这不会不招来非议。为了稳定局面、争取人心，他必须对自己的这种行为作出合理的、合法的解释。

三、金日成提出确立“主体”意识

金日成能够在政治斗争中节节胜利，当然离不开使用政治手腕。如上所述，他充分利用了党内个人之间的矛盾，各派之间的分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金日成经常亲自找被打击的对象谈话，一方面进行安抚，一方面巧妙地把责任推给其他人。甚至对打击对象也是区别对待，如在组织批判朴昌玉和朴永彬时，金日成就采取了威逼后者首先认罪，再集中力量打倒陷入孤立地位的前者的手段。137金日成深谙此道，但并不仅仅如此。金日成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他知道，在朝鲜劳动党内各派干部力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最高和全部权力，首先需要树立个人权威，让全党信服。

权威的建立是从讲述领袖生平和历史作用开始的。早在1946-1947年，金日成就曾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向新闻、文化和学术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自己的生平，并直接要求他们创作与此相关的文章和作品。138
1952年4月15日，在金日成40岁生日之际，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增加特刊，刊登了《金日成将军传略》。139
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朝鲜政府便派出“金日成元帅抗日战绩调查团”到中国东北收集金日成的相关资料。140
没过多久，金日成便成为朝鲜抗日斗争中最著名的甚至是唯一的英明领袖。他的出生地万景台和曾战斗过的普天堡分别建立了金日成纪念馆，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也变成了以金日成命名的博物馆。141
1955年3月，电影院开始放映一部讴歌金日成伟大功绩的纪录片《金日成元帅在各地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斗争》。《劳动新闻》盛赞说，这部影片对劳动人民“了解革命传统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朝鲜的报刊上和课堂上，金日成元帅成为“朝中两国的优秀儿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导者；“作为天才的马列主义宣传家和反日游击斗争的组织者”，金日成“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的斗争”；“朝鲜是被金日成所率领的游击队解放的”；在1950-1953年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金日成也是“所有战役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有胜利“都是金日成元帅英明领导的结果”。142

于是，在朝鲜全国掀起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在报刊、电影、文学作品、教科书中，金日成的名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很多大学、街道和广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年轻的金日成被称为朝鲜人民的父亲，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都会成为党的口号，如“大米就是社会主义”或“纺织是艺术”之类。在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都是领袖人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为在朝鲜“一切问题都由金日成一人决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很多人因对领袖不敬而身陷囹圄。有人因为用印有金日成画像的杂志封面包书皮而入狱5年，还有一位备受征粮之苦的农民指着金日成的画像说了一声“您不了解人民的状况，只知道折腾人”，结果被判刑7年。143
金日成在党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收拾党内反对派自然会马到成功。

但是这还不够，朴宪永、李承烨被打成叛国间谍集团，虽证据不足（甚至可能是捏造的），但毕竟经过了法律程序，大家无话可说。而大批延安派干部和苏联籍朝鲜干部被整肃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过？难道仅仅因为与金日成意见不合或有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就被打倒？因此，要使全党信服，金日成不仅要占领舆论制高点、道德制高点，还必须掌握理论的制高点。这一点，在崇尚意识形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犯有严重错误，背离或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因此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反党行为。

1955年12月28日，即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宣布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苏联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并做出处理决定的第二天，金日成发表了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正式公布时定名为“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44
正如有些学者注意到的，“主体”（Chuch'e/Juche）这个名词并不是金日成发明的，而且在朝鲜的宣传中，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突出这一概念。145
金日成再次提出主体的概念，是在1961年11月劳动党四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但也只是出现了一次。146
1962年12月19日《劳动新闻》发表编辑部文章，纪念1952年五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重点介绍并解释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147
“主体”真正成为金日成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核心及代名词，并作为朝鲜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到1970年代了。不过，无论如何应该看到，金日成的确在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自主性。

在斯大林主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际主义”已成为经典，为各国共产党所接受。这个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及，把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一现象合法化了。国际主义的对立面是民族主义，凡是违背莫斯科旨意、侵害苏联利益的行为都被指责为民族主义。那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敢于公开强调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特與及利益。1948年铁托被革出教门的罪名就是“民族主义”，1949-1952年东欧各国共产党中的本土派干部遭到清洗，也被指责犯有“民族主义”错误，而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对斯大林路线的支持，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48
现在，斯大林去世了，而苏共新领导人又在给个人崇拜降温，并提倡民主，减少对东欧国家的干预。149
最具典型意义的，恐怕就是苏联与南斯拉夫修复关系及1955年5-6月赫鲁晓夫当面向铁托负荆请罪了。150
金日成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或“自主”的思想，说明他不仅问题看得准，而且机会把握得好。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要突出朝鲜民族的文化特征、历史传统及国家利益。而抓住这个问题，恰恰就击中了那些来自中国和苏联的朝鲜干部的致命弱点。

金日成在讲话一开始就指出，“没有主体，这是思想工作中的最主要的缺点”，“没有很好地确立主体”，“这是严重的问题”。什么是主体？金日成明确地提出，“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我们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其目的是要正确地进行我国的革命。”在指出一系列忽视朝鲜历史、漠视朝鲜特点、一味模仿国外（尤其是苏联）的现象后，金日成严厉地点名批判了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朴永彬访问苏联后回来说，苏联执行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我们也应当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这种主张同革命的创造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朴昌玉因为不研究我国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所以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李泰俊勾结在一起了。……他在思想工作中所犯的罪过，是很严重的。”“在战争时期，许嘉谊、金载旭和朴一禹等人对军队内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一场无聊的争吵。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他们彼此争吵不休，这个说苏联的方式好，那个说中国的方式好。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金日成认为，“在工作中，重要的是领会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重要的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一定要按照苏联的方式去做的原则是不能成立的。尽管有些人说苏联的方式好，或者中国的方式好，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方式的时候了吗？”“如果忽视我国的历史和我国人民的传统，不考虑我们的现实和我国人民的觉悟程度，而机械地搬用人家的经验，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不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忠于国际主义，相反地，是和它们背道而驰的。”最后，金日成针对国际共运的传统理论“国际主义”讲了一段话：“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能分割的。要认识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热爱我们的国家，不但不违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是和国际主义完全一致的。热爱朝鲜，就等于热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同样，热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意味着热爱朝鲜。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世界工人阶级国际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各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的最高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有差异，那只是有的国家走在前面，有的国家走在后面。”结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国际主义者，同样，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是爱国主义者。”151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于是，金日成的“主体”概念和自主思想便自然地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那些死抱着苏联或中国经验不放手的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也就自然地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点看，主体思想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是做了充分的理论铺垫之后，1956年1月1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反动资产阶级派别思想斗争》的决议，正式公布了对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的处分决定，并发给全党各基层组织讨论。决议和金日成在会上的发言，指控这些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有系统地反对党的政策，并把他们的错误与朴宪永和李承烨的叛国间谍集团联系在一起。152
现在金日成唯一担心的是苏联的反应，因为这些人毕竟是从苏联派遣回国的，而且还享有苏联国籍。153

为了消除苏联方面对清洗苏联籍朝鲜干部的疑虑，首先，金日成要让苏联人知道，针对苏联籍朝鲜干部的过分行动与他本人无关。通过经常与苏联使馆接触的朴义琬、金承化等苏联籍朝鲜干部，苏联使馆得到的信息是，很多重要干部要求审查朴昌玉等人的问题，金日成“起先尽量顶住，后来才决定进行审查”。发现有些干部（崔昌益、林海、韩相斗等）不能正确领会金日成在12月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讲话精神，错误地对待苏联籍朝鲜干部以后，金日成严厉地批评了他们。154
其次，金日成对多数苏联籍朝鲜干部采取了安抚政策。通过朴义琬之口，金日成让苏联人了解到，针对有些领

导干部在对待苏联籍朝鲜公民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他在政治委员会上建议，召开苏联籍朝鲜公民的专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干部会议，研究并解决问题。这些会议召开以后，情况已经有所好转。155

重要的是，金日成要把处理这些苏联籍朝鲜公民的事情合法化，也就是说需要他们加入朝鲜国籍。于是，金日成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解决关于各个时期从苏联回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长期工作的苏联籍朝鲜公民的国籍问题”。根据他的要求，195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允许苏联籍朝鲜公民取得朝鲜国籍或双重国籍。156
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以后，金日成又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年轻人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应该有朝鲜国籍”，这才是“问题重要意义的所在”。“至于那些犯了错误受到处分的苏联籍朝鲜公民，他们最好留下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157
很显然，只要这些干部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干部有了朝鲜国籍，金日成就可以放心地行使权力了。158

对于朝鲜劳动党批判和处分苏联籍朝鲜干部，莫斯科虽有一些看法，但是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温和的态度。档案文件显示，尽管苏联使馆和外交部认为，朝鲜劳动党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人所犯错误的指责“明显有些夸大其词”，企图把他们的错误与许嘉谊的问题联系起来，“令人怀疑”，在地方上对待苏联籍朝鲜公民也有“过火行为”，甚至“出现了沙文主义倾向”，但基本看法还是承认这些干部犯有错误，劳动党对他们做出的组织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159
在苏联籍朝鲜公民返回苏联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根据国际部的意见指示驻朝使馆，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是“犯有错误的人不得借口返回苏联逃避责任。这些人应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取得人民的信任”。160
笔者查阅大量俄国档案后形成的看法与兰科夫教授一样，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驻朝外交官面对前来反映情况或诉苦的苏联籍朝鲜干部只是被动的听众，他们尽量避免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特别是绝对不在那些政治敏感的问题上表明态度。161
究其原因，固然与使馆官员的谨慎处事原则有关，但主要问题恐怕还在于苏联既定的政策、方针。

苏朝关系相比，在这方面，中朝关系的状况很不相冋。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表明，朝鲜领导人与苏联使馆联系密切，经常汇报工作和听取意见，而对中国使馆则很少登门；苏联使馆对朝鲜问题虽然采取不干预的方针，但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且有自己的看法，而中国使馆却显得漠不关心，而且毫不知情。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中朝关系有些“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厅，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162
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完全看不到使馆官员与朝鲜干部谈论朝鲜内部事务的记录。当然，也有可能这方面的文件尚未解密。不过，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不会很多。据中国驻朝使馆的例行报告，自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党政军各机构纷纷来使馆联系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在一般外交礼仪上，中国官员享受的待遇与苏联相同，“比较特殊”，但就双方接触而言，都是正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业务，“朝方大的、急迫的要求不多”。以至于使馆在制订1956年的交际工作计划时特别提到，要“争取多认识（内阁）相以上的干部”。163
从中国方面来说，对朝鲜的内部事务似乎也没有放在心上。例如，近两年的时间中国驻朝使馆竟没有大使：倪志亮1952年3月离任，直到1955年1月，中国政府才任命潘自力为新大使。164
使馆官员办事死板保守，工作没有主动性，调研工作“有名无实”，对朝鲜的整个情况缺乏了解，不能满足国内的“基本需要”，有些大事使馆甚至是看了《人民日报》才知道。165
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使馆工作人员缺少外交经验，遇事退避三舍，恐怕还是中国政府出于不干预朝鲜内政的基本立场而表现出来的冷淡。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注意到，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他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166
苏联人的观察很准确，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战争结束以来，对于朝鲜的内部事务，苏联不干预，中国不关心，这是金日成能够在短短几年内逐个击败政治对手，扫除党内各派势力，将党政军大权揽于一身的外部因素。

总之，通过把南方派打成叛国间谍集团，撤销延安派主要干部的领导职务，开展对莫斯科派的大批判运动，到1956年初，金日成已经基本做到大权独揽。而在全党提出确立“主体”，使金日成抢占了意识形态制高点，由此不仅掌握了击败政治对手的思想工具，而且也为日后建立自己的思想和路线体系打下了理论基础。然而，金日成并非从此就踏上了政治坦途。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在他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波折。

第三节　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

1956年发生的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长期不为人知，究其原因，一则当时危机很快就平息下来，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二则事后各方都对此缄默不语，很少对外人谈起；三则有关的档案文献一直秘密封存，研究者很难了解实情。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不少逃亡苏联的原北朝鲜干部和“脱北者”撰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透露出大量信息。167
但由于说法各异，难以采信，这段故事基本流传在韩语世界，真正的学术研究很少。冷战结束以后，俄国档案解密使得相关文件开始面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有关朝鲜“八月事件”的俄国档案陆续披露出来，所以直到最近几年，国际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才开始出现。168
至于在中国学术界，由于中朝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对此几乎无人问津。

实际上，这次事件在朝鲜劳动党历史和中朝关系史中都是一件大事，甚至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推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引发了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大动荡，随后发生的1956年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和苏联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期在朝鲜发生的“八月事件”，就其对国内的震动特别是中朝关系的影响而言，丝毫不亚于上述历史事件，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险些演变成一次东方的“匈牙利事件”。

一、非斯大林化与劳动党三大

苏共二十大因推出非斯大林化而闻名世界。赫鲁晓夫首先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重建和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继而召开秘密会议，亲自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讲演。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大清洗、卫国战争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历史研究表明，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并非苏共内部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以往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使苏联摆脱因冷战爆发而造成的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内部发展困境。对斯大林的绝对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不可逾越的鸿沟，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观念，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缺乏经验和智慧，但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苏共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遇。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却在共产党世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尽管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他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顶礼膜拜的氛围中，如此提出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当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以激烈言辞批判斯大林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秘密报告很快就传达到苏联基层党组织，并散发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刹那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苏联社会和共产主义世界都震动了。批判个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就其影响而言，一方面启发和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去思考，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迷惘和疑惑，社会分裂和混乱。苏联格鲁吉亚的群众暴动、波兰的波兹南罢工运动以及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都是批判个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带来的结果。169
这场风波不可避免地在朝鲜引起了反响。

对于金日成来讲，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是灾难性的。批判个人崇拜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与一些朝鲜党内干部及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产生了碰撞，大家开始进一步思考朝鲜自己的问题。170
金日成既没有斯大林数十年领导革命的资历，更没有斯大林那样万众追随的威望，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简直就像是在朝鲜拋出了一篇声讨金日成的檄文。这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成就了金日成，也不仅仅是因为金日成把“斯大林万岁”的口号喊得最响，最重要的是，几年来，金日成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在朝鲜大树个人权威，标榜自己，在党内大开杀戒，排除异己。党内南方派、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主要干部相继遭到清洗。171
他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在劳动党干部中积怨甚深。现在莫斯科号令批判个人崇拜，岂能不让金日成感到万分紧张。

其实，早在1955年针对苏联籍朝鲜干部开展批判的时候，金日成就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干预，对苏联人避而远之。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甚至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否定了朴正爱的建议，以访问民主德国为由拒绝率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172
而后来出席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卫星国党的代表团，除了，鲜劳动党，都是由第一把手率领的。173
金日成已经意识到他与莫斯科之间有了一定距离。

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金日成在平壤如坐针毡。除了秘密报告，在大会的公开报告中，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米高扬甚至点名批评斯大林的著作。中共中央机关报分别在2月18日和22日全文发表了这两个文件。174
金日成却显得十分谨慎。对于赫鲁晓夫2月14日作的政治报告，《劳动新闻》2月16日的摘编小心翼翼地去掉了“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的用词，而全文迟到23、24日才刊出。至于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劳动新闻》在刊登的摘要中，特别删去了有关对斯大林著作的评价。175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及其文件，劳动党无法封锁，但如何向党内传达则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1956年3月20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全会，中央各机构及各道党委领导人全部参加。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崔庸健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传达大会的内容和精神。代表团另一个成员李孝淳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报告后只有3个人做了发言，即金日成、外务相南日和中宣部副部长李一卿。金日成的发言重点谈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他首先一般性地肯定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个人崇拜会导致多么有害和危险的后果，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清楚这一点。然后在谈到朝鲜的情况时，又具体地否定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的原则是集体领导，却闭口不提他长期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和最高总司令的职务集于一身；金日成说，关于集体领导，即使在困难的战争年代劳动党都定期召开中央全会，却闭口不提连续八年未召集党代表大会，从1948年起便没有举行最高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从1946-1947年起再未举行地方政权机关选举；金日成说，中央政治委员会早就向全党发出指示，在宣传工作中应主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是英雄人物的作用，却闭口不提全国各地都竖立着他个人的纪念碑和肖像，报刊、电影、歌曲、演出无不充斥着对他个人的颂扬。说到个人崇拜，金日成强调，在朝鲜的一段时期和某些地方，的确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那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强烈的个人崇拜，其后果就是妨碍了党及时揭露他的反党叛国罪行。176
全会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就崔庸健的报告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决议：“应该深入研究苏共二十大的材料并把其丰富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应该做好政治组织工作，推广对苏共二十大材料的学习”。177

正是在这种口径下，朝鲜劳动党各机关和基层组织开始宣传和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文件，其目的主要就是淡化批判个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的影响。在4月4日平壤市委为文化、出版和学术部门组织的讲习班上，针对人们最感兴趣的个人崇拜问题，党委员长李松云在报告中强调，朝鲜劳动党中央丝毫也没有背离过马列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只有对朴宪永和许嘉谊的个人崇拜，正是这些宗派分子通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个人崇拜实践移植到朝鲜的土壤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韩相斗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大家提到金日成同志时，不要再用阿谀奉承的词语，也不要再使用领袖的字眼了，因为金日成同志对此一向不以为然。韩相斗还解释说，内阁的确做出过以金日成的名字命名平壤一个广场的决议，但金本人事先对此毫不知情。178

1956年4月18日苏联驻朝大使报告，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劳动党中央向党内所有机构和组织下发一封秘密信件，专门讲述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其基调是“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共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错误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信中多次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是朝鲜劳动党在自身活动中所坚守的最高原则，朝鲜劳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原则。关于苏联出现过的个人崇拜现象，在朝鲜只是与朴宪永有关。至于党的思想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信中特别激烈地抨击了一些人迷信外国的奴性思想。179

金日成还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激情讲演，严厉指责文化部门在宣传中忽视了朝鲜的民族特点，电影里一味反映的都是苏联和其他外国的东西。金日成还谴责一些人怀疑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胡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闭眼不看朝鲜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取得的”。180
在此期间，朝鲜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封闭来自苏联的消息，消除苏联的影响，以避免非斯大林化的“瘟疫”传播。根据中央的指示，撤销了郡级朝苏文化协会及其印刷厂；从各剧院的演出节目中取消了苏联艺术家的表演；苏联的朝鲜语广播节目从每天4次减少到2次；关闭以俄语专业为主的外语学院，将学生转入金日成大学；所有大学缩减俄语授课的时间，而4-5年级学生的俄语课程则全部停止。181

金日成甚至想到了对朴宪永执行死刑的问题。朝鲜曾两次向苏联国家安全总顾问了解苏联对执行朴宪永死刑问题的看法，大概是苏方的答复不明确或朝鲜人不满意，4月19日，金日成亲自到苏联使馆向伊万诺夫大使询问。伊万诺夫解释说，苏联检察机关认为，不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理由是，朴宪永在政治上已经失败，对他的宣判也过去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执行死刑，可能会引起国内外的不良反应。金日成听后，“显得不安和恼怒起来”。他态度强硬地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苏联检察机关并没有介入朴宪永案件的审理，有人去问苏联顾问的意见，那只是个人行为。对朴宪永的审判没有任何不妥，朝鲜人民一致赞成执行判决。如果苏联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再行讨论这个问题。182
这件事情的结果尚无史料说明，但金日成这样提出问题，很可能是担心在社会和党内思想如此动荡的情况下，朴宪永会死灰复燃。当然，要想稳定局面，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不仅解决思想问题，还要解决组织问题。

1956年4月23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金日成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洋洋万言，基调如同以前的党内文件，还是对成就重装浓墨，g缺点轻描淡写，党的工作原则是集体领导，个人崇拜问题只发生在朴宪永身上，今后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183
除了金枓奉的发言，所有报告人基本上都是“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184
整个大会沉浸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正如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所说，会议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夸夸其谈，内容空洞，完全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刚刚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崔庸健和朴金喆在发言中高度评价劳动党，明显地暗示其成就高于苏联共产党，还说朝共中央不仅没有忽视集体领导的原则，而是相反，“成功地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教育相韩雪野的发言则“流露出民族主义腔调和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无限吹捧”。185
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会前已有充分准备。金日成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多次会议和谈话中给大会发言定了调子，统一口径，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则施加压力，进行威胁。大会代表的所有发言稿，事先都必须经过中组部和中宣部的详细审查，并不经作者同意进行任意修改。大会期间，驻苏大使李相朝曾两次给大会主席团递条子，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的个人崇拜问题。副委员长金昌满便找其谈话，指责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崔庸健等人还以撤销职务相烕胁。在政治上颇感失意的朴昌玉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能在兄弟党面前显示劳动党内部的分歧。186
建设相金承化的发言稿也因审查没有通过而退还本人。187
大会期间，朝鲜报刊，首先是《劳动新闻》，对于转载《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编辑部文章实行了严格限制。188

代表大会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了朝鲜劳动党新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委员长金日成，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常务委员会（原政治委员会）委员11人，即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郑一龙、金光侠、南日，候补委员4人，即金昌满、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琓。与1948年3月第二届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相比，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完全是金日成的“家天下”了。11名常委中5人来自游击队派，其余人员中朴正爱和南日早已加入金日成派系，郑一龙也有类似的名声。只有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在政治上比较独立。候补常委中，李孝淳属游击队派，李钟玉是新提拔的技术官僚，金昌满虽来自中国，却是早已得到金日成吹鼓手的恶名，只有苏联籍朝鲜人朴义琓是中立人物。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变化不大，只增加了4名，共71人，但显示了权力转移的人员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中央委员会中游击队派8人，除去世的金策和姜健外，全部保留，又新增加了5人（崔庸健、崔贤、李孝淳、俞京洙、李永镐），共11人。原中央委员会里苏联籍朝鲜干部14人，只保留了4人（朴昌玉、方学世、金承化和韩一武），也新增5人（南日、崔钟学、许彬、朴义琓和金斗三），共9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方学世和南日已成为金日成的心腹。中央委员会中延安派干部的人数变化不大，从原来的17人增加到18人，但替换率也很高，约50%。武亭、朴一禹、金雄、朴孝三等老干部都被逐出中央委员会，而新补的中央委员，除了徐辉、尹公钦外，大多是1945年以后才提升上来的新干部。在其余的33名中央委员中，只有朴正爱、韩雪野和吴琪燮属国内派老干部（前二人早已归顺金日成），还有7人具有南方背景，剩下的都是无名之辈或纯粹的新人。189
总体看来，虽然表面上在中央委员会里党内原来各派干部都有一定的比例，但实际上情况已远非昔日可比。一则很多人是因为投靠了金日成其职位才得以保留或升迁的，二则大批得到提拔的新干部无论其出身何处，都是在金日成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

这个结果金日成当然非常满意。大会结束以后，金日成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安抚苏联籍朝鲜干部。金日成亲自或委托朴正爱等人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并表示要改变对苏联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在安排内阁各省领导干部的考虑中，有意把一些位置留给来自苏联的干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人心，让他们安心工作。因为金日成了解到，劳动党三大以后，包括内阁相和副相在内的很多苏联籍朝鲜干部感到压抑，心情抑郁，无法开展工作，并纷纷要求回到苏联，加入了朝鲜国籍的人也颇为后悔。190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日成希望以此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表示友好的信息，以平息苏联的不满情绪。因为金日成下一个目标就是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着手实行三大提出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要开始这项工作，首先就需要苏联提供巨大的经济技术援助。实际上，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金日成就率领主要领导成员拜访勃列日涅夫，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金日成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打算再次请求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给予援助。191
访问苏联和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时间就定在今年的月。192此时，一心谋求经济援助的金日成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党内的政治斗争其实尚未结束。

二、反对派掀起党内政治斗争

在三大的总结报告中，金日成充满信心地宣布，恢复和发展战后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全部任务一定会提前或超额完成”，并提出了、“更加辉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与1956年相比，到计划末年的工业产量增长目标是，钢2-2.5倍，钢材2.5-3倍，煤炭0.7倍以上，布匹0.5-1倍，发电量达到85亿度，年度产量为化肥40万吨，水泥100万-150万吨。193
要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朝鲜只能再次求助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而在金日成的心目中，正如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谈到的，朝鲜可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国家只有3个，即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4
6月1日金日成率团出发后，内阁副相崔昌益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访问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寄予厚望”，希望能给予朝鲜必要的援助。195
但金日成此行必定要失望，因为他不了解，此时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都对朝鲜不满，也没有准备再像三年前那样积极提供帮助。

早在1955年初苏联驻朝使馆就注意到，在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导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196
在1956年3月朝鲜劳动党为三大准备的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197

勃列日涅夫对金日成在三大上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报告中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谈到这一点”。198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也认为，该报告的“严重缺点在于只字不提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在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中给予的帮助，以及这些国家无偿援助朝鲜人民所支付的大量资金”。199
保加利亚驻朝大使戈利格洛夫抱怨说，朝鲜人从来不说实话，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对兄弟国家外交使团“严格保密”。200
至于民主德国，驻朝大使费舍尔在与苏联大使交谈时说，朝鲜代表团打算向民主德国提出提供贷款和日用商品的要求，他担心答应这些要求后，朝鲜人又会提出“令双方都不愉快的新问题”，况且他们自己现在还需要苏联的援助，再向朝鲜提供新的援助“是有一定难度的”。201

金日成这次出国，访问国家多（苏联、东欧及蒙古共9国）、时间长（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据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报告，朝鲜代表团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苏联提供3亿卢布的无偿物资援助，并将到期债务延长两年偿还；民主德国提供轧钢机数台；罗马尼亚无偿提供价值2500万卢布的货物，外加60辆拖拉机和10辆卡车；捷克斯洛伐克只答应将到期贷款的偿还期延至1960年，并许诺尽快提供1954年已答应的5000万卢布的产品和设备；保加利亚同意追加3000万卢布的物质援助及其运费；匈牙利只保证75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咬牙答应无偿供给1万吨沥青；蒙古则只援助8万头牛羊和5000吨谷物。除了牛羊和沥青等实物没有计价，以上八国向朝鲜真正提供的新的无偿援助最多不超过4亿卢布，波兰没有提供任何援助。202
这与恢复及三年计划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朝鲜提供22亿卢布的无偿援助相比，差距甚大，与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相比，更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苏联此时考虑给予朝鲜的，不是经济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帮助。

对于朝鲜劳动党在其三大前后的表现，苏联各机构都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不能再对朝鲜劳动党放任不管。还在三大召开之前，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就向中央建议，“鉴于个人崇拜问题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占有一定地位，我们认为，应当给予朝鲜劳动党中央以帮助，以便其能够运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来建设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生活”。莫洛托夫批示，将该报告分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审阅。203
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从劳动党下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密信看，“朝鲜同志没有理解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他们的做法“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鉴于“劳动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一系列缺点”，“我认为当金日成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必须要他对此予以重视”。204
在金日成代表团出国访问前，驻朝大使伊万诺夫的报告又提出，针对朝鲜劳动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建议在莫斯科就上述问题与他进行对等级别的会谈”。205

关于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俄国的有关档案尚未解密。206
不过，从一些间接材料看，可以确认此事的确存在。金日成这次乘火车出访，6月4日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去东欧数国，7月6日又返回苏联，直到12日离开莫斯科。在此期间，6月19日，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接见了李相朝大使，并向他转交了接待朝鲜代表团的计划草案。在会谈中李相朝提出，如果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谈除经济问题外，还有党的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他建议应该让代表团中的劳动党党员都参与讨论，以便使更多的朝鲜领导人了解苏联的建议和意见，而这一点对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十分重要。207
此外，9月10日李相朝与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谈话时透露，苏共中央在7月曾与金日成、朴正爱、南日举行会谈。208
9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给苏共出席中共八大代表团的指示草案，其中提到，金日成、金正爱和南日出席了苏共中央7月的会议，会上对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状况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金日成表示接受这些意见。209
9月18日米高扬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金日成在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过一次话，苏共中央联络部也同他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波诺马廖夫插话说，金日成当时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将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210
还有，1960年5月21日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对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了3个问题：在朝鲜没有传达苏共二十大决议；党的书记和首相应该分开（担任）；搞好与苏联籍朝鲜干部的团结。211
这些材料尽管零散、粗略，但由此可以做出判断，苏联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并对他提出批评，而金日成表示接受苏共的意见，时间应在1956年7月上旬。这次会谈，特别是其内容的泄露，对于朝鲜党内政治斗争的重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金日成悻悻回国，却遇到了更麻烦的事情——党内反对派正在酝酿一场直接针对他的领导地位的风暴。金日成一定会想到党内有人对他不满，也可能会估计到有人在暗中反对他，但没有想到的是谁会站出来向他挑战。从1954年底到1956年初党内的斗争情况看，基本上针对的都是苏联籍朝鲜干部，因为那时南方派已不复存在，延安派的实力人物也早已离开权力中心，而金枓奉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象征性代表，所以此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应该是莫斯科派的干部，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恰好就是他们的动力。212
但金日成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出来活动的竟是原来延安派的干部，而且是他在打击苏联籍朝鲜干部时利用过的人——崔昌益。崔昌益是延安派的元老，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时就是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9月朝鲜政府成立又担任财政部长，后升任内阁副首相，在三大中央常委中排名第八。从崔昌益在党内地位稳中有升的情况看，应该是得到金日成赏识的，特别是他又在批判苏联籍朝鲜干部的运动中为金日成立下汗马功劳。213
金日成与崔昌益的矛盾起于何时，现在看不到史料，俄国档案中唯一的记载是，三大开过以后，在1956年5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金日成对崔昌益有一番评议，使他感到遭受了侮辱。崔昌益对朴义琓倾诉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现在的处境，与其在党内拥有一定地位，但内心深处却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还不如去死。214
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很可能是金日成过河拆桥，因为去苏联访问前要做出对苏联籍朝鲜干部的友好姿态，便把崔昌益推出来当替罪羊。

金日成刚一离开平壤，1956年6月5日，崔昌益就来到苏联使馆。在与伊万诺夫的谈话中，崔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苏联领导人在与金日成会谈时能涉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政治问题，因为关于朝鲜的集体领导制是否得到了充分发展，目前是有不同看法的。伊万诺夫看出崔昌益有话要说，约他6月8日再到自己的住所见面。215
6月7日崔昌益通过金承化告诉苏联大使，会谈期间不要有翻译在场，只有金承化可以参加。216
在6月8日的单独会见中，崔昌益详细讲述了他对朝鲜党和国家领导层出现的不健康情况的看法：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存在着任人唯亲的路线和派别之争；党的领导者（显然是指金日成）不愿承担责任，把一切组织工作的过失都推给许嘉谊；对苏联籍朝鲜干部许嘉谊、朴昌玉的批判和斗争是不公正的；现在中央常委会的干部大多是素质低下、经验不足、阿谀奉承之辈；党内不能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会议上不能畅所欲言；朝鲜领导人从来不提苏联在解放朝鲜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掩护取消苏联文化，等等。最后，崔昌益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217
这显然是一种试探。几乎所有朝鲜干部都知道，只有苏联的意见才能促使金日成改正错误，没有莫斯科的表态，所有对金日成的批评都无济于事。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的态度，反对派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平壤依然平静如水。此时，莫斯科召伊万诺夫大使回国（很可能就是商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晤一事）。临走前，伊万诺夫于6月19日特意拜访了正在朝鲜主持工作的崔庸健，询问有何事情向朝鲜代表团转达。崔庸健回答，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一切都按照金日成出国前夕的指示在进行。218
如果上述关于7月上旬苏联领导人会见并批评金日成的判断正确，那么接下来的合理推论就是，李相朝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在朝鲜境内的老战友，于是，反对派干部在7月中旬采取了进一步更为明确的政治行动。

根据一份十分重要但尚有争议的俄国解密档案，1956年7月14日，建筑材料局局长李弼奎来到苏联使馆。李弼奎也是延安派老干部，他自我介绍说，16岁参加中国革命，回到朝鲜后在苏联民政府负责安全部门工作。1948-1950年在苏共中央下属党校学习，回国后曾任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内务省第一副相。因同朴一禹关系密切，受其牵连，调离内务省，改任化学省副相，后贬为建材局长。因大使回国，彼得罗夫作为代办接待了李。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李弼奎滔滔不绝，并直接把矛头对准金日成。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无法容忍”的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现象，其结果就是党中央和内阁集结了一批专会给金日成拍马屁的龌龊小人，18名内阁相中有一半人存在历史污点。李弼奎透露，现已有一批干部组织起来，认为有必要尽早对金日成及其亲信采取某些行动，目的是更换现在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层。行动的方式有两种，或者在党内开展尖锐而果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估计金日成不会接受，或者强行改变政治格局——估计将会付出牺牲。目前这些干部正在进行准备。尽管回避了苏联代办关于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的问题，李弼奎还是谈到了他对一些干部的看法，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崔庸健——最近表现出对金日成的作为不满意；崔昌益——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如果斗争开始，他会站在金日成的对立面；金枓奉——安于现状，但不会盲目追随金日成；朴昌玉——过去曾是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朴义琓——是个好人，在领导干部中享有威望。其他人如金一、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韩雪野，不是坏人，就是小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李弼奎要求对谈话内容严格保密。219

对于这个标记为7月20日的打印稿文件，兰科夫教授依据他所发现的该文件手写记录稿及彼得罗夫后来向伊万诺夫的汇报进行了仔细考证，并发现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时间不对。手写稿形成的时间是7月14日，即谈话的当天，但打印稿却改为7月20日。其次是内容有出入。打印稿删去了手写记录中李弼奎抨击金日成的最严厉的词句，还删去了有关李相朝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李弼奎关系密切的内容，但添加了手写记录中没有的内容，即关于有一个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内容。最后是彼得罗夫向大使汇报时又谈到了打印稿和手写记录稿中都没有记载的新内容，即李弼奎曾谈到，如果朝鲜领导层的更迭不能和平实现，他们将转入地下斗争，并会得到革命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持。220
笔者手里只有该文件的打印稿，没有看过另两件档案（手写稿和汇报稿），但只要这两个文件确实存在，兰科夫教授的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根据上述文件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第一，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批评金日成的消息是李相朝传递给其在朝鲜的亲密战友的，这个消息对崔昌益、李弼奎乃至朴昌玉等反对派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反对派很可能是此时开始相互联系的）。第二，这些干部讨论了对金日成及其亲信展开政治斗争的问题，即首先按正常程序或常规做法开展批评和自我评判，如果不行，则考虑采取某种强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指在会议上强行提出批评），但无法认定他们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可能性不大）。第三，反对派的主要目标是更换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层，甚至包括金日成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这是金日成的软肋，也最能够打动苏联人）。第四，反对派认为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也很可能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所以才再次到使馆汇报。为说服苏联人，谈话非常直率，但也有些夸大其词。第五，此时考虑准备“采取行动”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从谈话人的语气看，李弼奎本人应该是其中之一（彼得罗夫也是这样判断的），而金枓奉、崔昌益只是可依靠对象，崔庸健和朴昌玉则是可争取对象（对崔庸健的判断明显失误，其原因可能是落花有心，流水无意，也可能是有意夸大，以壮声势）。第六，最后，关于彼得罗夫修改文件的原因，因未看到原件，还不好确定。感觉应该是彼得罗夫的个人问题，或者如兰科夫猜测的，与苏联使馆内部矛盾有关。221
至于谈话中所说转入地下斗争并取得志愿军的支持，显然是反对派的一厢情愿。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笔者曽采访时任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的金忠植，金是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当时也参与了对金日成的批判，八月事件后逃到中国。他谈到了两个情况：第一，党内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非常普遍，金日成出国后一些干部商议，准备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判金日成，组织者是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他得到了崔庸健的支持和金枓奉的赞同。第二，6月28日波兰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朝鲜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平壤有几万对党的政策不满的工人也要组织罢工，并得到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的支持，5名市委常委中有4人同情工人。222
由此判断，徐辉应该是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这一点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而据苏联大使报告，波兹南事件的确“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223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回国了。

三、金日成的反击与八月全会

关于金日成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日成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224
而金日成自己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南日向他报告的。225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回国途中，金日成7月13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6天。226
如果这时金日成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得到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日成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存在的，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灭火”的主要人物之一。

1956年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日成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分子的“危险思潮”。227
金日成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正是非斯大林化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彼得罗夫通报的情况，7月20日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崔昌益、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引起政治混乱。而金日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釆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是否将此事告诉金日成，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日成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日成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228
由此可知，朴昌玉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联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日成马上就得到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菲拉托夫，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229
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菲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230
与此同时，金承化告诉菲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金枓奉谈话，询问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会有人下决心反对金日成。231
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菲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日成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能导致牺牲，而有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日成的独裁。232
然而，在兰科夫教授前面引用的有关菲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八月全会斗争失败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临时代办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233
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地有所表现”。234

7月30日，劳动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各部负责人及一些内阁成员出席。朴金詰和朴正爱分别在会上发言，内容大体相同。他们首先承认在朝鲜劳动党内确实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现象，党在干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一致认为，对金日成的崇拜并不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那样已经发展到危险地步，而且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准备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面讨论，领袖和党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削弱党的力量的分裂行为。发言中还透露，实际上对于苏联籍朝鲜干部的打击主要来自延安派干部；苏共领导人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行动。235
这两个明显是金日成授意发表的讲话，自然是为了安抚受到排挤的苏联派干部，以分化反对派的队伍，同时也告诫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轻举妄动，莫斯科不会支持他们。为此，8月1日的《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心意思是个人崇拜应该批判，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以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236

为了控制局面，金日成还釆取了两项措施，第一，要求正在苏联的内务相方学世迅速回国，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第二，推迟召开原计划8月2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随后，金日成、金一、崔庸健和朴正爱分别找朴昌玉、崔昌益和金枓奉谈话，了解他们的意图。伊万诺夫大使返回平壤后，8月6-8日，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爰相继要求会见，汇报情况。根据他们的报告，反对派的成员有金枓奉、崔昌益、徐辉、高峰起、李弼奎、尹公钦、金承化和朴昌玉，而将受到攻击的人有金日成、朴正爱、郑一龙、朴金喆和金昌满等。金日成等人在谈话中承认工作有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金日成甚至对金枓奉说，为了党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辞去领导职务。但是，金枓奉、崔昌益坚持要金日成罢免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郑准泽等人的领导职务。朴正爱还指出，所有对党的不满和指责都是崔昌益鼓动的，背后的活动也是他一手策划的。金枓奉与崔昌益的老朋友，朴昌玉也参与进来。苏联籍朝鲜干部金承化则充当崔昌益与其他反对派成员内部之间的联系人，中央已决定调他去莫斯科学习。在谈话的最后，伊万诺夫根据8月2日莫斯科来电的指示精神，分别对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看法：朝鲜劳动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勇敢地、坚持原则地揭露党的领导层工作中的失误，主动地开展批评，正确地分析那些不满意见产生的客观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弥补不足，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那些揭露问题、提出意见的干部不能进行压制，更不能采取党纪处分的手段，以免激化矛盾，使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伊万诺夫在日记中写道：与金日成的会谈表明，他对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不满情绪感到忧虑，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不满情绪有着深刻的根源。“我认为，朝鲜朋友在全会开幕全面讨论前采取措施以取得中央常委会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统一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此次全会才能够在更广泛和更健康的党的基础上讨论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的所有失误，并采取措施制订出清晰、明确的清除这些错误的行动计划。”237
这些文件说明，此时金日成已经取得苏联的支持，尽管督促他采取主动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莫斯科明显不希望看到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从4-5月对金日成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极度不满，到8月初对劳动党稳定局势种种措施的明确支持，莫斯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对金日成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而是受到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素的影响。4月5日，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又明确主张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承认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就是替赫鲁晓夫“补台”，消除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的局面。238
苏共对此很重视，专门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让党员干部学习。239
6月28日，波兹南爆发群众游行和工人罢工，波兰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措施。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但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240
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基本接受了中共的理论观点，强调在批判个人崇拜错误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241
7月12日，面对匈牙利的党内危机，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决定逼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退休”，以平息党内外的“激昂情绪”。242
在如此多事之秋，莫斯科自然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再发生一次危机和动乱。于是，金日成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8月13日，伊万诺夫主动拜访金日成，向他介绍了刚收到的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二十大决议讨论和执行的情况。金日成报告说，经过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党内对领导层不满的只是个别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徐辉。在言谈中，金日成也流露出对金枓奉的不满。伊万诺夫注意到，金日成和南日对莫斯科来信中谴责苏共党内个别反党言论的内容颇感兴趣，金日成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信中的结论及相关内容，即“党内民主不应被用来作为工具以达到损害党、破坏和削弱党的纪律的目的，不应被用来传播对党的领导层及其机关和骨干不信任的情绪和言论”。243
金日成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244
在这次会谈以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逐渐明朗了，金日成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会，通报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暗示苏联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崔昌益的反应强烈，情绪有些激动，金枓奉发言比较克制，只是希望中央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听了南日关于上述内容的通报后，伊万诺夫建议他应深刻领会苏共中央建议的精神，端正对批评者的态度。劳动党中央应该主动把问题摆出来，揭露错误，开展批评，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而不要本末倒置，把主要精力用来调查反对派的活动。245

根据南日和朴义琓的报告，8月21-23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党内状况问题。在金日成的开幕词后，崔昌益首先发言。崔昌益指出，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缺乏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干部选拔不是根据其业务素质和能力，而是对领导人是否忠诚。崔昌益建议解除朴金喆副委员长的职务，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郑一龙和金昌满进行审查。接着，朴金喆、金昌满、金一和林海发言，一致对崔昌益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都特别强调一点，即崔昌益的行为是直接反对金日成的，企图在国家领导层内部制造纷争和削弱党的力量。金枓奉的发言比较平和，但也认为朴金喆等人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在党内有必要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对于朴金喆等人的发言，金枓奉认为不应一味地指责批评者，而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金日成找朴义琓进行了3个小时的单独谈话，要求他在会上保持中立，不要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并希望他支持朴金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南日发言对崔昌益进行了“彻底批判”，金枓奉则改变了态度，提出不要抓住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还建议撤销崔昌益的职务（南日就此评论说，金枓奉已经退出崔昌益集团金日成最后发言表示，他认同这样的看法，劳动党领导层的确存在着错误和不足，并将采取措施予以清除，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问题，因证据不足，不予撤换。会议决定8月30日召开中央全会。朴义琓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即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某些干部使用了“警察手段”，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遭到审问。分别听取南日和朴义琓的汇报后，伊万诺夫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会上对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基本正确，绝不能对批评者采取任何过激手段，把批评人说成“怀有敌意的反党集团”也是不对的。伊万诺夫还建议朴义琓，劝说金日成主动进行自我批评，采取措施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246
可以看出，现在苏联使馆的担心，已经不是反对派要采取过激行为，而是金日成要使用严厉手段。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激化矛盾，酿成危机。

8月28日，朴义琓造访苏联使馆，通报了当天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所作报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认为，报告应该更多地谈谈个人崇拜及其严重的危害，而压缩关于派别活动的内容。朴义琓还说，这些天来，金日成、朴正爱、金一、南日和方学世纷纷找他谈话，极力劝说他不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那些令形势十分紧张的问题”，“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朴义琓指出，现在已经出现了要对那些反对派领导干部压制的苗头，如把金承化调去苏联学习。金日成还对朴义琓威胁说，如果那些人还要在会上继续发言反对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材料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大家都清楚，他（金日成）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247
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28日常委会开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得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金日成还说，对朴正爱和朴金喆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248
需要指出的是，金日成这个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日成大获全胜。由此，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什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分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受到怀疑的人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什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31日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249
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这些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劳动党中央产业部长高熙万与苏联驻朝使馆一秘萨姆索诺夫的谈话，米高扬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250
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林隐（即许真，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高峰起（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姜相镐（原内务省副相）、李相朝（原朝鲜驻苏大使）及金楚雄（苏联使馆朝文翻译）等人。251
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义琓的谈话。

大会发言开始后，立即站出来发言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他们的讲话，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第三个站起来的是贸易相尹公钦，根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的发言稿，尹的发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揭露党内生活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个人崇拜思想广泛蔓延，批评和自我批评遭到压制；有人溜须拍马，有人滥用职权，有人专横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讲述了许多具体问题，金日成、金昌满、韩相斗、朴金喆、朴正爱、李一卿等人都在被批评之列。发言是围绕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的，涉及范围之广，具体内容之细，实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见。发言最后向党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保障党内民主，制止以各种方式压制批评；将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交全党讨论。252
不过，尹公钦的发言并没有讲完。当尹刚提到劳动党内的严重问题时，金日成就打断他的发言，指责尹是在诬蔑党。尹公钦的随后发言不断被人插话、打断：“你是在诬蔑”，“难道朝鲜劳动党是法西斯或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当尹点到崔庸健的名字时，崔站起来大骂尹公钦是“狗崽子”，还使用了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辉语h此时支持尹公钦的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但没有得到允许。尹公钦的发言讲到一半时，被迫中止（崔庸健语）。金日成提出，没有必要给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继续发言的机会，应该立即停止讨论。随后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大部分同意，7票反对（徐辉语）。然后休会。复会以后，尹公钦等人没有再回来。大会当场通过决议，开除尹公钦的党籍（林海语）。接下来的发言就是对尹公钦及其他反对派干部的严厉批判或为金日成辩护，依次发言的有财政相李周渊、外务相南日、青年联盟委员长朴容国。随后崔昌益发言，他不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但认为个人崇拜也是党内的大问题。他的发言也数次遭到质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发言，提议对以崔昌益为首的反党集团展开调查，并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此后，金昌满、玄正民（咸镜南道委员长）、李一卿、崔庸健相继发言，不仅针对尹公钦，还点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朴昌玉最后要求发言，想为自己辩白，也被一片抗议声所打断。.金日成在结束语中要求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采取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同。在大会休会时，徐辉、尹公钦、李弼奎三人回家，发现电话线路已被切断，形势不妙。他们找到时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刚（原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政委）商议，随后于当晚驾驶一辆军车，直奔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大桥，逃亡中国。253
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在历数罪状后，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建议内阁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责成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254
按照朴义琓的说法，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严厉镇压之中”。255

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把上述过程和情况归纳起来，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学界同人商讨。

第一，以往学术界关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发起者称为“延安派”，此议不妥。其一，朝鲜劳动党内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内部即使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经过几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队，到1956年初早已打乱了原来的干部结构，劳动党三大时领导机构的形成就很说明问题。其三，反对金日成的骨干力量当中，固然延安派人数为多，但也有苏联派和国内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日成的支持者当中，也不乏原莫斯科派、国内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证明延安派在这次事件中单独成立了地下组织，或以该组织为核心发起了反对金日成的行动，那么就很难把这次政治斗争说成是“延安派”组织或指挥的。其实，这次政治斗争是所有对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干部参与的，所以统称为党内“反对派”可能比较合适。

第二，不过，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确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辉、尹公钦和李弼奎。刚一发现苗头不对，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刚只是协助逃亡者），这很能说明问题。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似乎还不是策划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围人物，是反对派积极争取的对象。最没有道理的，是把崔庸健认定为反对派努力争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崔庸健的“出卖”或“背叛”。崔庸健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随者，特别是金日成1955年力排众议，把崔庸健推上中央副委员长的宝座，1956年出国时又委托崔庸健镇守国内，这些情况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对派怎么可能对崔庸健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与一个金日成的心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争取支持而壮大声势，或为斗争失败推脱责任。

第三，关于八月事件的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党内合法的政治斗争。首先肯定不是后来朝鲜劳动党给反对派定罪时所说的军事政变，反对派手里既没有军权，也不掌握警察，如何组织和发动武装政变？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反党阴谋”也没有根据，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一方面不断向苏联使馆报告，争取支持，一方面到处游说，发动各种反金日成的力量，哪里还有什么“阴谋”！他们最初是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最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夺取金日成的领导权，或至少是达清君侧”的目的，后来发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无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便孤注一掷，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金日成，试图造成影响，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关键是苏联对处理朝鲜党问题态度的转变。朝鲜劳动党的个人崇拜问题，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点，也是反对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苏联领导人出于对朝鲜劳动党中央抵制苏共二十大方针的不满，支持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自己也主动找金日成谈话。正是这一消息的走漏（尽管可能不是苏联人的责任），给反对派的活动增强了动力。后来由于担心思想混乱、局势动荡，莫斯科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软化，又明确表态反对采取激烈方式批评金日成，其结果既为金日成鼓了劲，也给反对派泄了气，这场政治较量的天平便明显地一边倒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些说法笔者很难苟同。姜相镐回忆说，“密谋者与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有学者据此认为，反对派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整个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俄国档案提供了一则更加惊人的史料，即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在9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尹公钦等4人是“按照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意见”逃亡中国的。257
多年后金日成的一个说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说反对派这些人“敢于闹，是因为彭德怀给他们撑腰”。258
这些零星且未经证实的史料有意无意地勾勒出一个完整画面，似乎朝鲜发生的“反党集团”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中国策划和安排的。然而，这种说法与目前披露出来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冲突的，很难令人信服。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1956年7月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后，只是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的大致情况，而具体内容不详，中共也没有做出反应。259
另据俄国档案记载，8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曹克强拜会苏联临时代办彼得罗夫时说，“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个别朝鲜同志对中国如何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颇感兴趣”，而使馆的答复都是遵循《人民日报》的口径。260
这个说法，与笔者采访当事人的记录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与中国使馆进行联系的问题时，金忠植说，中国使馆的态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见，或者含糊其词，我们后来就不去中国使馆了。261
8月17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从他挑选的这个会面时间看，苏联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对朝鲜政局的立场。但乔晓光大使只谈到了一个情况，即关于朝鲜希望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目前仍未向使馆做任何通报，有可能金日成率团出席中共八大时会提出这个问题。262
金刚讲述的他们逃跑时的细节也证明，当时情况紧急，他们是临时决定逃亡的，并且是几个人自己商定去中国的，与中国使馆毫无关系。263
最主要的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整体政策是不干预其内部事务。由此看来，中国领导人对当时朝鲜党内斗争的详细情况既不十分了解，也不想插手其间。264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干部逃亡中国几天后，中共中央不仅卷入了对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而且成为主要角色。

第四节　中苏共同干预朝鲜事务

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整套“新方针”，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纲领，开始推行缓和与西方关系的路线；对内政策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其许多具体措施为以后可能进行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在这两个方面，苏共的方针与正在思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关于这一点，只要把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文件。作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赫鲁晓夫在2月25日所作的以批判个人崇拜为主题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苏联人自己出面，搬掉了多年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以后不必再对莫斯科俯首听命，自然可喜可贺。而非斯大林化打破了共产党长期建构的领袖神话，引发社会主义世界的思想混乱，则是令人担忧的。尽管毛泽东本人对批判个人崇拜不以为然，但当时大势所趋，也不便表露出来。总体而言，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1956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一曲政治双重奏中，苏共与中共同时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共八大与苏共二十大不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在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以及发展路线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相通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及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理论性文章，把个人崇拜现象归结为思想方法问题，并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为各国共产党所接受，帮助苏联稳定了局面。即使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苏共很快就跟上了中共的步伐。所以，与很多人的传统看法不同，此期的中苏关系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65
正如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报告指出：1956年“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检验的一年，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检验”。266
更重要的是，苏共二十大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一以前是苏共领导中共，并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现在中共开始在政治上帮助苏共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趋向，在紧接着处理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的过程中便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去平壤

劳动党中央八月全会闭幕以后，北朝鲜立即笼罩在一片“杀气腾腾”的阴影当中。267
9月5日，《劳动新闻》刊登了中央全会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朴昌玉等人宗派阴谋的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宣布撤销崔昌益、朴昌玉和尹公钦在政府中的任职。268
党内的政治清洗随即展开。报纸上开始出现对“我们中间的敌人”“分裂分子”“宗派分子”“反党分子”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消息。269

解除职务后，朴昌玉被下放到东海岸的一个木材加工厂，崔昌益则被安排去了一个养猪场。检察机关开始大力搜集崔昌益、李弼奎、李相朝等人的罪证材料。所有反对派干部都被取消了干部配备的物品供给和医疗服务，他们的家属也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劳动党平壤市委两位副委员长和组织部长被解除职务，民族保卫省副相金元松、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云奎、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李英浩都因“反党集团”事件遭到查办。已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建设相金承化也因与“反党集团”领导人朴昌玉和崔昌益有频繁接触而受到追查，递信省（副）相金昌钦则被作为“同情者”牵连进来。朝鲜政府还下令召回驻苏大使李相朝，罪名是与英国谍报机构有联系。270
不仅党政机关，在大学里也开始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思想检查运动，金日成大学党委员长洪洛雄（洪光）被迫出逃（中国），不少教授、学者被秘密警察带走，一去不回。271

中国领导人是最早获悉朝鲜八月事件详细内情的。据逃亡中国的原朝鲜内阁文化省副相金刚对笔者说，他与尹公钦、徐辉、李弼奎于8月30日晚驾车离开平壤，一路很顺利，第二天在安东过边界时受到盘问，他们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惊愕不已的中国边防哨所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并按照指示直接把他们送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第一时间接见尹公钦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按省部级待遇把逃亡者安排在一栋日本式别墅住下，并要他们写出详细的文字资料。272

9月4日，中国驻朝大使乔晓光邀苏联大使伊万诺夫见面，向他通报说，朝鲜副外相李东根9月3日告知，朝鲜贸易相尹公钦等4名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被中国边防军截获，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4人遣返回朝鲜。乔晓光答应立即上报中国政府，又说中国边防部队也建议将他们遣返，但这些人坚决表示拒绝返回朝鲜。接着，乔转告了中国政府对朝鲜政府的答复“上述人等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他们遣返回国是不可能的。”随后，双方互相询问对此事的看法，但都避免做出正面回答。273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遣返问题的正式答复表明，似乎中国领导人已经改变了对朝鲜百般宽容和忍让的态度。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自停战以来中朝关系有些“不正常”，朝鲜政府对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很冷淡，而中国则“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274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1954年11月至1956年7月，朝鲜政府派出访华代表团4次，最高级别为副部长级。而中国方面仅1955年8月至1956年6月，政府代表团访朝就有5次，最高级别为国家副主席。275
1955年3~4月，新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李志民极力表现出对朝鲜的尊重和热情，他们到朝鲜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金日成，并多次主动向金日成报告和请示。276
为了加强中朝友谊，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1955年8-12月专门组织了一次对援助朝鲜（及越南）工作的全面检查，由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亲自负责。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各有关部门努力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该赔的赔，该补的补，该换的换，该重修的重修”，并严厉追究责任。277
中国对朝鲜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改善中朝关系的百般努力，换来的却是延安派干部的被迫逃亡和朝鲜政府的遣返要求，毛泽东焉能不恼火？同时，朝鲜劳动党的政治状况也让中国领导人忧心忡忡。

9月5日，徐辉、尹公钦、李弼奎和金刚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20页（俄文打字）的信件，详细讲述了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看法。徐辉等人首先表达了他们对朝鲜劳动党现状的基本看法：金日成将党、政府、军队、司法大权集于一身，蔑视党内民主，压制不同意见，建立了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的绝对独裁统治。劳动党的严重错误在于：1.错误地估计形势而发动了战争；战争中出现种种误判；极端“左倾”的方针使党严重脱离人民。2.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至上；干部任用以派划线，任人唯亲；工作中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党内滥施惩罚，已有12万人被开除出党；党内关系被破坏，缺乏真正的团结。3.宗派主义严重，与民主党派关系紧张；无视工农联盟，对农民实行剥夺；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掠夺，课以重税；粗暴地破坏法制，滥杀无辜，共和国十分之一的公民遭到过监禁；无视人民生活。4.宣传工作完全围绕着对金日成的歌功颂德展开；捏造历史，散布谎言，神化金日成；突出所谓“民族精神”，很少宣传苏联、中国和兄弟国家的帮助。在详细讲述了劳动党三大到8月中央全会他们经历的事情以后，徐辉等人得出结论说，金日成已经“开始背叛革命”，“金日成的存在已经成为朝鲜革命道路上的阻碍，只有排除金日成，朝鲜的革命才能快速发展并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278

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得到关于八月事件真实情况的报告。9月3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反映了8月30日会议的情况，并建议：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帮助朝鲜党制订措施，纠正错误，希望苏共中央派负责干部去朝鲜，召集朝鲜劳动党所有中央委员（包括被开除者）开会；或者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和被开除的同志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主席团一起开会；或者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如果联合中共中央更好）向劳动党中央发出讲述实质问题的呼吁书。279
9月5日，副外长费德林向中央递交了李相朝的信，并报告说，在会谈中，李相朝反映了目前朝鲜劳动党内出现的镇压和恐怖的情况，如中央候补常委、副首相朴义琓（苏联籍朝鲜人）就受到威胁，不得再发表批评意见。李相朝还说，他已经两次被召回国，但他借口有病推托了，并表示如果中国同意，他希望去中国。最后，李相朝希望尽快知道苏共中央的态度。280

9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一、对发生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事件应予以特别重视，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就此事交换意见。二、委托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朝鲜劳动党和中共领导人联系，以交换对朝鲜劳动党形势的看法。三、委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在三天内准备并交付关于朝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声明草案。281
根据会议记录，中央还委托波诺马廖夫接见李相朝，并通知中国驻苏大使，苏共代表团将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282

9月10日，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举行会谈。李相朝说，他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发出，并希望听取苏共中央对朝鲜问题的意见。李相朝被告知，中共中央已通知苏联有4位朝鲜领导干部转到中国，苏联驻平壤大使也有报告，苏联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到忧虑”。根据委托，参加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正在分别与朝鲜代表团及中国同志商谈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情况。关于苏共的立场，波诺马廖夫指出，提出建议和意见，原则上是可以，但“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各兄弟共产党不可能干预其内部事务”。“应当理解苏共和中共方面在采取一定步骤和举措向朝鲜劳动党提出建议问题上所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对于李相朝提出的最好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即便是以普通方式表述的批评性意见的要求，答复是，目前不应讨论这个问题。283
或者当时苏联还未确定处理问题的具体方针，或者不愿意对李相朝做详细说明，但无论如何，事情最后的处理还是采取了李相朝建议的三种方式之一。

9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上通过了由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起草的给参加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关于朝鲜劳动党内局势问题的指示草案。该指示要求代表团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内近来的状况极其不安”，尽管此前已经多次向他们指出，朝鲜党内存在严重违背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的现象，在经济政策上片面强调全面工业化而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建议金日成主动对此作出自我批评，金日成也表示一定采取措施消除这些不足，但实际上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相反，在朝鲜劳动党八月全会前夕和会议期间，“党内状况急剧恶化了”。全会不仅压制不满和批评意见，剥夺了一些中央委员的发言权，而且作出决议将很多人开除出党，导致一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逃亡国外。苏共中央认为，“这是不正常的”，“金日成和崔庸健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这次事件“是非常严重的”，必须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一起同朝鲜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对他们提出批评和建议。苏共中央希望邀请金日成和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到北京来。284

9月14日，米高扬率团抵达北京，出席中共八大。在当天的礼节性会见中，毛泽东与米高扬简单地谈到了朝鲜问题。米高扬提到，受苏共中央委托，他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对此感到兴奋，并通报说，从朝鲜逃亡中国的同志写了一些材料，看来朝鲜党内的情况非常糟糕。毛说，我们劝说他们回去，但他们坚决拒绝，因为金日成会迫害持有不同意见者，例如他拒绝中共的劝告而枪毙了朴宪永。米高扬通报说，金日成（7月）到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向他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希望他采取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改善党的领导制度。285

9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给苏共出席中共八大代表团的指示。286
按照指示的精神，9月16日，米高扬与崔庸健及朝鲜代表团成员举行了会谈。米高扬首先提出，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消息，有朝鲜干部跑到了中国，但金日成在八月全会的通报中没有说这个情况。崔庸健回答，朝鲜方面正要通报此事，而且也请求与中国同志会面，尚未得到答复。随后，崔庸健等人简单讲了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情况，会谈便结束了。287
米高扬给中央的报告说，会谈是苏方主动提出的，朝鲜方面似乎并没有准备，所谈内容也很简单，只是对他们的做法进行辩解。米高扬说，我们无法完成中央的委托，即把金日成和其他中央常委委员叫到北京举行会谈，因为“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打算来”。要讨论朝鲜问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中共中央的代表一起去平壤。“如果中央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这么办了”。288

9月18日18时至22时，苏联代表团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根据苏方的记录，米高扬首先指出，朝鲜劳动党“出现了不健康的情况”，他们“违反了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尽管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提出了建议，金日成也承诺加以纠正，但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央全会上把一些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的中央委员开除了党籍。毛泽东也谈了中方掌握的情况，并说朝鲜党早就逮捕的朴一禹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双方互通情况后，米高扬提出，“我们两党必须帮助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纠正错误”，并说“我们相信金日成”，但无法容忍他的做法，建议苏共和中共组成联合代表团赴朝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出：“金日成知道我们并不想推翻他，而是想帮助他。但是还必须让金日成明白，如果不纠正错误，他终究无法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又补充说：“我们必须对金日成方面的极端举措有所准备，他甚至可能提出让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中国军队当然希望回到祖国，可我们知道，美国人正在南朝鲜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仍有让中国志愿军留在朝鲜的必要。”毛泽东还建议，苏一中代表团在平壤期间，最好与朝鲜劳动党达成一个文字协议，而且必须在报刊上发表；应该让苏联和中国驻朝鲜大使参加代表团，以便代表团走后对朝鲜执行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会谈中，中方还提出让逃亡的朝鲜干部返回平壤并恢复其在党内的地位，并打算提出朴宪永的问题。苏方同意中共的主张，只是认为朴宪永的问题不宜再提。会谈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先让崔庸健通报情况，然后苏一中代表团与他一起去朝鲜。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从中国同志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已得到关于朝鲜劳动党内部情况的详细通报，并对金日成持批评态度。“对中国同志而言，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89
从毛泽东提出的要求看，中朝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这为后来双边关系出现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中方的会谈记录与此大体相同，只是更为详细。会谈中，彭德怀还提出了方虎山的问题，就因为他提出发动战争的时机不对，便被撤职了。毛泽东说，金日成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还在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杀谁”。谈到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毛泽东说，我们要劝金日成改正错误，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谈到匈牙利情况时，米高扬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拉科西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后来他亲自去布达佩斯处理了这件事。在苏联的劝说下，拉科西被迫辞职。毛泽东说，“拉科西同志是个好人，马列主义水平高。拉科西同志可以退，但金日成就很难办”。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这次主要靠你们了，他们不听中国人的话。米高扬说，“他们听是听，可做的是另一套”。毛泽东说，“他是怕我们两个党挖他的墙脚”，“老实讲，不改，不挖也会倒”。双方商定，会谈后先由中国党找崔庸健谈话，然后苏联党再找他谈，第二天一早三方共同去平壤。290

9月18日晚10点半至12点，毛泽东接见了朝鲜代表团一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劳动党的一系列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并以命令的口吻告知，明早7点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要去平壤，崔庸健也一起回去，留下一个人继续参加中共八大。毛泽东明确讲：“我们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过去对你们的一些做法也有意见，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提出批评。关于朝鲜战争，我也提醒过金日成，“这个战争不应该打”。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直接质问：“朝鲜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李周渊惊愕地嘟囔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问起这个问题来。”毛泽东回答说，（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那么严重的灾难和痛苦，“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又说，苏联、中国、朝鲜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你们国内发生问题，也影响到中国和苏联。因此，对你们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干涉”。崔庸健、李周渊做了一些辩解后，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们就是这样把党内问题和反革命问题连在一起，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革命’‘叛徒’等帽子，逮捕他，杀掉他，这是严重的错误”。彭德怀补充道，“这是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党内充满了恐怖的情绪”，“应该同那些有反对意见的同志讲和”，恢复他们的党籍和原有职位。对跑到中国来的同志，也“要恢复他们党内和党外的职务，把所有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来冷静地讨论解决”。崔庸健最后只无奈地说了一句：“谈的都对，我们不能不接受。”291

9月19日早晨7时，米高扬、彭德怀、崔庸健一行飞往平壤。292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尚未看到档案文献，有学者根据个别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中苏决定共同派代表团去平壤，其目的不仅是要制止金日成进一步搞政治清洗，更可能是为了找一个能够被接受的人取代金日成，而且，最初的动议来自中方。至少，中苏双方讨论了这个问题。293
现在，有关中苏两国领导人讨论朝鲜问题的双边档案均已披露出来，根据上述文件可以断定，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此时并没有任何要替换朝鲜领导人的意图。他们在会谈中几次谈到，对金日成还是要支持，要帮助他改正错误，目的是稳定朝鲜的局势。尽管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措辞严厉一些，可以看出他们的确对朝鲜领导人感到不满和气愤，但同样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中朝关系，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只要金日成能够接受批评，认识和改正错误，没有人要推倒他。

二、金日成被迫重新召开中央全会

9月19日米高扬、彭德怀和崔庸健抵达平壤时，金日成没有如通常那样出面迎接这些不请自来的兄弟党“客人”。294
不过，米高扬和彭德怀一到便与金日成进行了4个小时的单独谈话（南日担任俄语翻译，师哲担任中文翻译）。米高扬和彭德怀事先商定，这次会谈的任务就是要说服金日成，让他明白，中苏两党的共同目标很明确：“不是削弱而是巩固金日成同志本人目前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中苏领导人对金日成都非常了解，也给予高度评价，但无法赞同他在朝鲜所釆用的领导方式。“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建议帮助朝鲜领导人，希望他对那些在某些政策问题上持不同见解的中央委员不是采取镇压方式，而是采取党内民主方式，以获得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和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为此，在征得朝方同意的情况下，“建议召集中央全会，以便在会上纠正上次全会的错误”，取消劳动党中央八月全会所做出的将一批中央委员开除出党的错误决定，与此同时批评朝鲜劳动党错误的领导方法。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金日成和南日表示，原则上接受中苏的意见，但是否所有中央委员都会同意撤销中央全会的决议，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金日成说，他同意撤销将一些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但不包括已经逃往中国的人；可以恢复他们的党籍，但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中央。对此，米高扬和彭德怀表示同意。金日成还提出，朴昌玉内阁副首相的职务不能恢复，崔昌益也不能继续担任中央常委会委员。对此，米高扬和彭德怀认为需要再研究这样做的利弊。至于什么时候召集中央全会，金日成说需要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第二天，朝方通知，当晚召开中央常委会。米高扬报告说，各种迹象表明，在此之前，朝鲜劳动党决定先召开一次没有中苏代表参加的单独会议。295

9月20日晚，苏一中代表团出席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金日成首先发言，说明了代表团的来意，并表示“我个人很愿意接受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所有建议”。但又强调说，朝鲜劳动党对崔昌益等人做出组织处理，是因为他们从事了反党活动。在中央全会前，常委会一直对他们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进行教育，并没有对他们做组织结论，但他们在中央全会的发言激怒了中央委员，出于愤怒的情绪，中央做出了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定。现在看来，“我们被一时的激愤所左右，做事过于情绪化”。“鉴于兄弟党的建议和目前的局面”，建议本次会议重新审议八月全会的决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有“宽阔的胸怀”，采取“宽容的态度”。金日成也说到，应利用这次教训，检查过去的工作，团结党的队伍。金日成请各位常委发表意见，但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说话。米高扬点名要南日表态，南日只说了一句：同意金日成的意见。这时，金日成再次发言说，必须认识到那些被开除的人是犯有错误的，但“我们应表现得宽宏大量”。接着，崔庸健、南日和金昌满发言，按照金日成定的调子，表示同意兄弟党的建议，但主要话题还是批判这些被开除出党的人所犯的错误。金昌满甚至把崔昌益等人的活动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更换领导人的情况作比较，以至米高扬不得不出来纠正。米高扬说，朝鲜的情况与东欧不同，绝不能认为是苏共二十大导致了各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危机。随后，朴义琓的发言着重谈了八月全会决议的错误。他指出，尹公钦在全会的发言虽然激烈而尖锐，但并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其他逃亡中国的人根本就没有发言。他们是受到攻击，担心被逮捕才逃亡的。全会在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的情况下，便将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不对的。至于朴昌玉，常委会并没有安排他在会上发言，他只是在受到质问时才起来讲话，为自己辩解，结果也被幵除了。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看成是反党。在这次会议上，不是要追究那些被开除的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做出判断，中央全会的决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应该撤销。在朴金喆继续为八月全会决议做了几句辩解后，米高扬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首先再次表明来到平壤的目的，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消除劳动党已经出现的“危机征兆”，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在批评了朝鲜劳动党的错误后，米高扬进一步指出，金昌满在发言中认定被开除的中央委员的活动具有反党性质，“其证据完全都是错的”。任何人，如果想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反党，就是宗派主义，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你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把反对者“开除出党、逮捕，甚至枪决”。然而，在中央全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每一位党员无可争议的权利”！米高扬再次表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都相信并支持金日成的领导，但其领导方式必须改变。劳动党需要在近期召开中央全会，纠正八月全会的错误，通过一个决议，即使不长，也要在报刊上发表。彭德怀随后发言，主要讲述了中共如何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历史。彭德怀指出，八月全会决议的错误绝不只是过于草率，其实质问题在于中央害怕批评，违反党章处分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彭德怀最后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如今没有人可替代金日成同志，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崔庸健再次发言，提出在中央全会上，应该首先指出那些被开除者的反党错误，然后为了党的团结，准备做出更加宽容的决议。这时，金日成接过来说，不应与八月全会联系在一起，以免引起争议。但如果还有他们反党活动的材料，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中央全会必须纠正对那些被开除者所做的错误决议”，在全会召开前，常委们应该在党内做一些解释工作。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决定两天后召开中央全会。会前中央常委会将起草决议，报请全会审议，全会决议应在报纸上公布。296

从上述发言内容看，除朴义琓外，金日成及多数朝鲜领导人虽然表示同意苏一中代表团的意见，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但发言中强调的都是被开除党籍的人犯有反党的严重错误，对他们做出的组织处理只是急躁和草率了一些而已。应该指出，这里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些人反党，开除他们就是正确的，如果全会决议是错误的，这些人就没有反党。很明显，金日成内心并不同意也不情愿承认错误，只是受到苏联和中国的压力，被迫和勉强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米高扬、彭德怀以及朴义琓的发言都明确地指出，这些被开除的人并没有反党，对他们所作组织处理的决议是错误的，所以需要再次召开中央全会，重新审议。但奇怪的是，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并没有突出地说明这一点，只是说：“总体而言，金日成的发言还不错”，所有发言者都同意他的建议，即再次召集中央全会，重新审议上次全会的决议。常委会决定，22日晚或23日晨召集全会，全会决议由常委会起草，然后苏一中代表团参与协商。尽管报告中也指出，朴义琓不同意把八月全会的错误仅仅归结为“过于仓促”，而强调劳动党采取了“压制和恐吓的方式”，但整个报告对此轻描淡写，似乎这次常委会开得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297
个中原因，尚难确定。不过，联系后来米高扬的态度，很可能是他希望尽快完成这次任务，而不愿节外生枝。

9月22日，代表团与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南日和金昌满讨论了朝鲜人起草的决议草案。米高扬和彭德怀认为，决议草案基本可以接受，但应该删除草案中关于“八月全会在挽救犯错误同志方面未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句中的“挽救”一词。还需要补充如下内容：必须实行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耐心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米高扬又提出，常委会还应起草一份关于被撤销政府职务的相关领导干部恢复或重新安排工作的决定。金日成等人均表示同意。彭德怀还提出，有必要重新审议八月全会以前对一些干部所作的惩罚性决议（很可能是暗示朴一禹等人的问题）。金枓奉和金日成则提出，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对新的决议有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做解释工作。会议决定，全会开幕的时间定在23日早上。米高扬报告说，如果全会顺利结束，他们将于当天返回北京。298

22日晚上，应金日成的要求，苏联代表团与金日成、南日进行了单独会见，会谈从9点持续到深夜2点。在讨论了一些经济问题后，金日成拿出了经过修改的决议草案。米高扬再次表示苏共和中共都是支持金日成的，只要他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确保改正错误。在这个小范围的会谈中，金日成全面地、诚恳地向苏联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将尽全力纠正所犯错误，确保在党内实行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在朝鲜劳动党所有活动中的集体领导原则”。米高扬希望金日成在第二天召开的全会上“把这些话都讲出来”，金日成保证会这样做，并信誓旦旦地说，“苏共中央的所有建议他都将奉为工作指南，苏共在他心目中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朝鲜劳动党绝不会再重犯近期所犯的错误”。最后，米高扬提出希望尽快释放朴一禹，金日成答应很快就会办好。299
金日成明显的是在讨好米高扬，以此表明他在中苏之间更信赖和依靠莫斯科。这与后来米高扬对金处处维护的态度，也许不无关系。

9月2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发言，承认八月全会在处分崔昌益等人的问题上做得“过于简单，有些仓促”，那些逃往中国的人并没有“为敌人工作”。金日成宣布了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资格，恢复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的党籍，并表示希望他们回到朝鲜来。金日成呼吁全党团结起来，落实民主集中制，采取更加谨慎和耐心的态度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然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发言中，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韩相斗、劳动党咸镜南道委员长玄正民、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韩泰全、科学院通讯院士李清源、咸镜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民、劳动党平壤市委员长李松云、劳动党开城市委员长李昌链等人，就像事先经过排练一样，全部讲话内容都是集中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徐辉、李弼奎，说他们打着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反对党，密谋分裂党，是“老牌宗派主义者”，“与李承晚一唱一和”，而且生活腐化、强奸妇女、挥霍浪费，但最后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中央决定，为这些人恢复党籍。金日成和朴正爱虽然偶尔插一句，请他们言归正传，但并没有打断发言。只有劳动党农业部长朴勋一（原延安派干部）的发言，直言不讳地批评八月全会的做法，并点名指责朴金喆、金昌满、韩相斗，甚至指出“国家领导人也有不当之处”。朴勋一还以自己的遭遇为例指出，八月全会以后党内形势非常紧张，一些党员干部受到讯问、追查和指控。金日成提醒他，不要太激动。朴勋一却提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建议解除朴金喆、金昌满和韩相斗在党内的职务，因为他们在党的干部中制造了仇恨氛围。这时，会议主持者朴正爱建议停止大会辩论，而会场上立即有人要求把朴勋一列入宗派主义集团，并要求大会讨论朴勋一的问题。金日成站出来说，朴勋一的问题以后个别谈，紧接着就致闭幕词。随后，由金昌满宣读了决议草案，大会一致通过。中央全会就此结束。300

中央全会决议对于修改对崔昌益等人党内处分决定的解释是：“毫无疑问，上述同志犯下了严重错误。然而，本次全会认为，八月全会在研究与这些同志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也缺乏必要的谨慎，解决问题的态度有些简单。总之，在以教育方式帮助这些同志改正错误方面未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从真诚希望进一步巩固党内思想统一和必须集中我党全部力量以实现当前紧迫革命任务的角度出发，本次全会认为，尽管这些同志所犯错误极其严重，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表现出宽容，为他们提供重新思考和清除所犯错误的机会。”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均应坚定不移地开展如下方面的斗争；进一步扩大和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所有党组织都应更大程度地加强团结和党的战斗力，全面提高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01

关于这次平壤之行，有一位参加了代表团的苏联外交官科维仁，科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说，全会的决议草案是米高扬和波诺马廖夫起草的，米高扬最初似乎要在平壤再一次扮演他曾在布达佩斯担任过的角色。由于中国人（彭德怀）坚持要求金日成辞职，在最初的文稿中表示了要金日成让位的意见。只是在他（科维仁科）的反复劝说后，苏联代表团才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苏联代表团的态度变得消极，中国人也放弃了这个主张。302
对照上述档案文件，这则回忆史料显然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受这种说法的影响，一位美国的朝鲜半岛专家也著书指出，彭德怀曾想把金日成赶下台。303
事实上，既不是苏联人起草的九月全会决议草案，彭德怀也根本没有提出过要金日成辞职。可以认同的只有一点，即通过这次访问，米高扬好像确实改变了对金日成的印象。

9月23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在晚上接见了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毛泽东对这次访问的结果似乎并不满意，而米高扬则处处为金日成辩解。毛泽东首先对决议中“上述同志犯下了严重错误”一句提出疑问，米高扬解释说，因为这些人曾在中央全会提出撤销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对朝鲜党批评得还不够，没有涉及政治方面，也没有谈发动战争的问题。米高扬推托说，现在同他们谈太多，他们听不进去。毛泽东说，金日成发动战争是犯了大错，自己还不承认。米高扬说，斯大林也应该负责任，金日成毕竟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说，金日成是你们捧上来的，就像一棵小树，你们把它栽下去，美国人把它拔起来，我们又把它栽回原来的地方，现在却神气十足。米高扬说，现在已经有了进步，这次起草的决议看来是用脑子了。总之，米高扬感到心满意足，说“我们的计划是完成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意味深长地说：“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304

问题的确还远未结束，但中苏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却开始出现了分歧。

三、毛泽东把金日成比作东方纳吉

米高扬回国汇报以后，9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对苏联代表团在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及中共中央进行谈判中的活动表示赞赏。305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朝鲜的事情似乎已经解决了。其实，在朝鲜即使是表面的平静也仅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在金日成看来，由于苏联党和中国党的干涉，朝鲜劳动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做出两个自相矛盾的决议，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也是对他刚刚提出的主体思想的绝大讽刺。金日成对这种状况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他一方面拖延落实中苏代表团的建议及其承诺，一方面暗中抵制新的决议，等待时机反攻倒算。

苏、中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中国一直关注着朝鲜劳动党公布九月全会决议的问题。9月26日，彭德怀委托师哲转告波诺马廖夫，朝鲜至今尚未发表全会决议，而此前中苏代表团在平壤已就这个问题与朝鲜劳动党达成协议，如果明天仍不能见报，中苏两个代表团的领导人有必要再次去朝鲜，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即便是再次召集中央全会，甚至代表大会，也在所不惜。在交谈中师哲还说，中共中央获悉，在平壤期间，金日成曾对手下人讲，“两位老大哥”这次来朝鲜，“就是要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306
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伊万诺夫大使在第二天拜访了朴金喆，朴金喆对此的答复是，朝鲜劳动党中央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并建议把八月全会和九月全会的文件材料制成专门的小册子，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苏联外交官提醒说，朝鲜劳动党已经同米高扬和彭德怀达成协议，将在报纸上公布中央全会决议。公布决议对朝鲜劳动党有利，这样可以让兄弟国家各党都了解朝鲜劳动党的工作状况。况且，“这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意义在于“履行金日成和米高扬、彭德怀同志达成的协议”。朴金喆答应向劳动党中央常委会报告这次会谈的内容。307
9月28日，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曹克强拜访伊万诺夫，告知中共中央联络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每天都提醒使馆，必须关注朝鲜报刊，并督促朝鲜同志公布九月全会决议。曹克强还说，彭德怀临走时特意叮嘱，关于公布决议的问题已经同金日成达成协议。苏联大使转述了朴金喆对此问题的答复后，曹克强通报说，他从北京收到特别指示，在公布决议的问题上要与苏联使馆保持联系，如果需要，就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朝鲜朋友们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308
显然，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而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面对如此情况，朝鲜劳动党干脆来了一个先斩后奏，没有再与中苏两党商议，就在9月29日的《劳动新闻》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9月23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重新审查了中央八月全会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朴昌玉等同志的纪律问题的决议。上述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九月中央全会从进一步加强党内思想意志的统一，把党所团结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中去的诚恳愿望出发，尽管他们的错误严重，仍宽容地对待他们，给他们以反省自己错误的机会，为了继续坚持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改正错误，走上正确的道路，决定恢复崔昌益、朴昌玉同志的中央委员职务；恢复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同志的党组织生活。九月全会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彻底执行中央八月全会通过的《关于政府代表团访问兄弟国家的工作总结和党在目前的几项任务》的决议所提出的任务，特别是要坚持耐心地教育和说服犯错误的党员，对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以极大的关心。”309
同一天，《劳动新闻》还发表了一篇社论《解释、说服和教育是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其中多次提到“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在这一天，曹克强拜访朴金喆，告知北京对长时间拖延公布决议的情况表示关切。这时朴金喆说，《劳动新闻》已经在头版刊登了有关通报，至于八月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和九月全会决议，估计不会再登报了，因为劳动党将发行单独的小册子，分送各级党组织。310

更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最关心公布决议的是中共领导人，他们最早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又一直对此追问不休，但朝鲜劳动党却偏偏撇开中共，事前不商量，事后不通报。《劳动新闻》的消息发表以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向苏联和中国做出解释。直到10月5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指示驻朝使馆询问此事，金日成才在10月8日会见了伊万诺夫。金日成首先解释说，报纸上刊登有关消息时，他本人不在平壤，公布的材料是常委会其他人准备的。金日成还说，他并没有就全文公布这些决议的文本与米高扬和彭德怀达成专门的协议，而只是答应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常委会研究时认为，不能全文公布决议，因为其中讲到八月全会错误决定的内容如果透露出去，会被南朝鲜过分渲染。另外，对于报纸上没有刊登决议中苏共和中共代表团建议的内容，即号召全党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金日成解释说，删除这个内容，是为了避免给党员们留下兄弟党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的印象，好像劳动党重新审查八月全会决议是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这样会被敌人利用。金日成表示，决议已经印成小册子在党内传达，劳动党中央将会组织贯彻九月全会的决议。不过，金日成还有意透露：在基层组织讨论时，党员们都纷纷谴责党内派别活动，要求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伊万诺夫最后问到，那些逃往中国的干部是否知道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九月全会决议，金日成冷冷地回答说，中央与他们没有联系，也不知他们住在哪里。又说，中国同志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311
金日成不愿履行承诺公布决议，主要是担心他的“主体”形象受损，而只在党内传达，就可以任由他做出解释了。312
金日成出尔反尔，特别是躲避直接与中共联系的做法，令莫斯科无可奈何。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在报告中认为，金日成这样做，“实际上是拒绝了关于全文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建议”。面既成事实，苏共中央只得让苏联大使出面，向中国使馆转告金日成的答复。为了避免中方感到尴尬，中央联络部在电报中特意提醒苏联使馆，“不要提此举是受莫斯科的委托”。313

根据目前看到的档案，中共中央是在《劳动新闻》发布消息后近一个月才得到朝鲜方面对此问题的解释，而且是从苏联人那里听说的。10月26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大使馆，向曹克强详细通报了金日成10月8日关于公布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问题的解释。曹克强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做任何反应。314
显然，这种沉默就表示了中国的不满。更让中共感到不满的是，朝鲜劳动党对其他有关承诺也找各种借口拖延不办。

关于崔昌益和朴昌玉，虽然根据新的决议，恢复了他们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并没有安排相应的工作。直到11月中旬，朴昌玉才从原下放的木材加工厂调任正在建设中的马洞水泥厂总指挥，按照金日成的说法，给他一年的时间来表现自己。崔昌益被任命了一个闲职——物质文化及历史文物保护局局长，但崔昌益拒绝了这一职务，并请求让他作为院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315
关于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金昌满在9月28日就通知中国使馆，“朝鲜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实际上，根据金日成有意向苏联使馆透露的消息，已经开始调查他们的历史问题，为将来罗织罪名而搜集证据，甚至在九月全会发表批评意见的朴勋一也被列为调查对象。至于他们的家属，中央全会以后便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所，并断绝了正常的口粮供应，至少到10月26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时还没有恢复——金刚的夫人去文化省请求帮助，被总务处长骂了出来。尹公钦等人得知九月全会的情况后，仍拒绝回到朝鲜，只是希望朝鲜政府允许他们的家属来到中国。316
11月19日，南日告诉苏联大使，朝鲜政府不反对让他们的家属也去中国。317
实际上这一承诺并未实现，逃亡中国的朝鲜干部从未与他们的家人见过面，也没有得到过任何音信。318
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是朴一禹，彭德怀曾亲口对金日成讲，希望朝鲜政府释放朴一禹，并允许他来中国。319
尽管金日成答应了彭德怀的请求，劳动党中央常委会也在10月的会议上做出决定，同意释放朴一禹，将其软禁在家中或遣送中国。但实际上，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这一决定始终没有执行。320

金日成的拖延策略很快就取得了效果，历史再一次给他创造了机会。10月中下旬，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发生危机，赫鲁晓夫请毛泽东帮助处理东欧兄弟党的问题，中苏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了欧洲。321
金日成没有放过这个天赐良机，立即开始“清理门户”。九月全会结束后，金日成选择朴金喆负责党内学习和传达决议的工作，并处理遗留问题。322
朴金喆是党内反对派最主要的攻击对象，由他来负责这项工作，其目的和结果就非常清楚了。据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的感受，九月中央全会以后，金日成的态度有些改变，劳动党确实做了一些工作，给受到组织处理的干部平反。但是波匈事件爆发后，金日成的态度“急转直下”，又开始大力批判宗派主义，并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金忠植本人是在朝鲜土生土长的干部，也因对金日成不满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一个工厂当厂长。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涂改出差证明信，侥幸逃脱安全部门的监视，跑到了中国。323
朴金喆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整顿金日成大学，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被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自由思想”的温床，也是崔昌益的“大本营”。在学习和讨论九月全会决议后不久，工作开始转向思想斗争，校长俞成勋、历史系主任金正道及一批教员受到了批判或整肃。324
平壤市委、建设省、贸易省、职业联盟的许多领导干部都被解除了职务。劳动党平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因发言呼吁党内民主，而被开除出党，副委员长洪淳宽则因不愿“改正错误”，而被再次开除出党。李松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米高扬和彭德怀到平壤就是来给朝鲜劳动党挑毛病的，金昌满则针对反对派的活动恶狠狠地说，让他们去折腾吧，我们手里有内务省和军队。325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又有大批干部陆续逃亡。除已被撤销职务的驻苏大使李相朝拒绝回国外，逃亡中国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六七人之多，继尹公钦等人之后，还有洪淳宽（改名洪全）、金日成大学党委员长洪洛雄（改名洪光）、人民军总医院党委员长金正龙（改名杨一平）、驻苏使馆党委员长李熙尚、职业联盟党委员长金志红（改名韩京）、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等。326
与此同时，正在苏联学习的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承化在平壤的家人也遭到迫害，以致他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出面把他的三个孩子接到莫斯科来上学。327
就连一直被视为中间派的副首相朴义琓也感到“党内气氛紧张”，并向苏联使馆抱怨说，金日成表面上接受了中苏代表团的建议，但在他们走后“继续犯错误”，许多具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被撤换、调离，甚至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要求恢复苏联国籍、党籍，并返回苏联。328

最令中共无法接受的是，就在匈牙利危机的高潮时刻，朝鲜政府提出了参加联合国大会，以解决朝鲜统一及停战等问题的主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在随后与联合国军的停战谈判中，一直由中国代表实际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工作。考虑到朝鲜停战谈判有长期化的趋势，为维护朝鲜主权，1954年11月24日，中国主动提出将今后的谈判工作交由朝鲜方面负责，并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于12月6日下发了关于调整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工作关系的方案，将“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一切事务，统由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主持办理，归平壤直接领导”，并缩减了志愿军代表团的机构。但也规定，如遇重大问题，由平壤与北京协商解决。329
1955年11月29日，第十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要求继续按照联合国的目标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1956年4月9日，中国政府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托，呼吁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解决朝鲜问题。5月8日，联合国军方面通过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会议，理由是朝中方面必须接受以“联合国目标”为先决条件。330
鉴于“1956年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紧取消中立国委员会和朝鲜停战协议”，为了稳定朝鲜局势，粉碎美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再次担负起制订一系列方针和措施的责任。但据苏联驻华使馆的观察，此时中朝政府之间在一系列外交问题上缺乏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国朋友对此已感到不满。331

朝鲜劳动党八月全会以后，中朝关系日益紧张，金日成显然不会再让中共来主导朝鲜问题的解决。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1956年10月23日，南日突然向苏联使馆提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将讨论外务省提出的建议，即朝鲜将派代表参加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并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332
这一设想事前并未向中国通报，更没有进行协商。11月5日，也就是苏联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再次出兵占领布达佩斯的第二天，朝鲜政府把一份关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备忘录交给苏联和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回复中对这一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联合国是朝鲜战争交战的一方，因此不会做出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决议。但朝鲜方面坚持认为，联合国成员国只有14个参与了战争，而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可能会支持朝鲜的建议。在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后，中国政府还是同意了朝鲜在备忘录中的立场。333
金日成选择提出备忘录的时机很重要，苏联和中国都在为如何化解东欧危机绞尽脑汁，哪有闲暇仔细考虑朝鲜问题。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示了不满。11月16日，周恩来召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通报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其中说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前，中国将不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这话实际上是针对朝鲜人说的，因为8月21日金日成曾向中国大使乔晓光提出，请求中国在1957年度再向朝鲜提供新的援助。随后在确定1957年贸易计划时，朝鲜提出的援助金额为1.85亿元，其中5000万元为新的无偿援助，而中国政府对此迟迟没有答复。本来朝鲜政府已经准备派遣副首相金一访华，签订1957年的贸易协定。听到驻华大使传回的消息，朝鲜不得不取消金一的中国之行，并决定重新审核1957年的经济计划，减少建设资金的投人。334

的确，在中共领导人看来，金日成提出的问题非同小可。这种做法不仅是要摆脱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影响，更严重的是这种求助于联合国的外交举动，与匈牙利的纳吉政府宣布中立、向联合国呼吁援助的行为如出一辙！所以，匈牙利危机刚刚过去，毛泽东就回过头来着手处理朝鲜问题了。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朝鲜问题。335
尽管会议的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两天后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长篇谈话无疑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处理朝鲜问题及中朝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1956年11月30日晚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尤金。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好些了，现在东方又出了问题，是否会发展成为类似匈牙利的事件，还要看情况。这就是朝鲜的问题。最近，朝想请联合国出面劝告交战双方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另一方是金日成。“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中国只有半方，交战中非正式的一部分。”显然，毛泽东对金日成抛开中国而直接与联合国拉关系表示了强烈不满。接着，毛泽东问道，联合国是参战的一方，联合国军方面又发表声明要求南北双方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会如何呢？尤金表示，他已经把张闻天转达的中方意见打电话告诉了赫鲁晓夫。他个人认为，朝鲜的做法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并相信苏联政府也会同意中国政府的看法。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朝鲜提出这个问题很奇怪，他们的思想很危险，“金日成可能会变成纳吉”。在金日成看来，“我们的菩萨不灵了，另外一个菩萨灵了，这就是联合国”。朝鲜的局势很不稳定，内部斗争很激烈。不久前米高扬和彭德怀去平壤提出友好的劝告，金日成认为是干涉他，现在他在朝鲜搞内部整肃，还想请联合国帮助。谈到朝鲜问题的出路，毛泽东说，“朝鲜国内的政治状态似乎无法改善。国内没有一个哥穆尔卡可以代替金日成，他们国内所有的哥穆尔卡都被杀掉了，而金日成本人既不是哥穆尔卡、罗科索夫斯基，又不是卡达尔，他近似纳吉”。朝鲜面临着三条可能的道路：哥穆尔卡和卡达尔的道路，铁托的道路，或纳吉的道路。帝国主义就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纳吉没有变成，而金日成可能会变成”。如果这样，金日成就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苏联军队有华沙条约可以留在波兰，而我们是志愿军，金日成又不喜欢，他要送客怎么办？“不走吧，没有理由留下；走吧，朝鲜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西方或者变成铁托。”话说到这里，毛泽东提出，希望与苏联商量帮助朝鲜走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这时尤金表示，他也对朝鲜的局势非常担心，并说朝鲜有意在中苏之间挑拨离间，而且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说，既然朝鲜对苏联的态度较好，那就请苏联同志多做一些工作。至于中国，早就感到中朝关系存在问题，金日成认为是中国唆使那些从中国回去的干部反对他，现在他把这些干部都清除了，觉得地位稳固了，中国也无法干涉他了。“现在我们有两种意见：第一，撤回志愿军，让朝鲜同志们愿意怎样搞就怎样搞；第二，不撤志愿军，采取积极措施来挽救形势，同金日成进行会谈，改善相互关系”。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中国的看法立即报告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请他们提出意见。毛泽东还说，只要中苏两国联合在一起，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336

仔细揣摩毛泽东的谈话并考察这一阶段的中朝关系，笔者倾向于认为，尽管毛泽东最后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两种办法，但实际上他的整个谈话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目的坚定而明确：第一，朝鲜必须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中朝必须恢复正常关系。而毛泽东对朝鲜现状的判断是，金日成很可能成为东方的纳吉，试图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联合国；金日成根本不信任中国，清除党内的延安派干部后，中朝关系已陷入僵局。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说让朝鲜人“愿意怎样搞就怎样搞”，显然是针对朝鲜要中国撤军而说的一种气话，实际上中国是不愿做出这种选择的。所以，剩下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依仗在朝鲜的几十万中国志愿军，迫使金日成改变方针，接受中苏两党的领导，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否则，就只能更换朝鲜领导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和“积极措施”，即哥穆尔卡和卡达尔的道路。因此可以这样判断，中共向苏共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导想法是采取极端手段，理由是金日成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而实际目的是改善中朝关系，让朝鲜服从中共的革命路线。

至于毛泽东所说金日成要“送客”的问题，朝鲜并没有直接向中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但毛的感觉是不错的。1955年8月，南日向中国使馆提出，希望朝中两国共同提议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和中国军队撤出北朝鲜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答复，10月，南日特意到苏联使馆，请求苏联尽快帮助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的问题”，并抱怨说，朝鲜早就提出了这个请求，但至今尚无消息。苏联大使向中国大使潘自力核实后得知，原来朝鲜对中国提出的是双方撤军的问题，而且建议由中朝两国共同提出这一建议。337
问题在于，外国军队从朝鲜南北方同时撤出的问题早已提出，而中国自战后就开始陆续撤军，当时并未停止（详见后文）。朝鲜此时含糊其词地再次向苏联提出这个问题，其用意无非是借助苏联敦促中国撤军。还有，1957年6月4日，南日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暗示，是否可以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让中国单方面撤军的建议。当普扎诺夫断然否定了这一设想后，南日立即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撤出的部分军队可以部署在中朝边境，并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338

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不等莫斯科的答复，便向朝鲜表明了自己的强硬立场。12月8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了第二个备忘录，与上一次的答复完全不同，这个备忘录严厉指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联合国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方，而且长期被美国操纵，干涉朝鲜事务，因此不能接受朝鲜政府有关联合国参与朝鲜问题调解的建议。339
12月1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克鲁季科夫奉命拜会陈云代总理，通知说，莫斯科对毛泽东与尤金谈话中所提朝鲜问题“异常关注”，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意见，即“目前由朝鲜提请联合国协助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不适宜的，并且准备指示苏联驻平壤大使向朝鲜政府就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劝告”。对于谈话中提出的其他问题，苏联政府建议等周恩来到莫斯科后面谈。340

从当时中朝关系和苏朝关系的状况看，朝鲜的确更接近苏联，甚至企图依靠苏联来抵制中国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要解决朝鲜问题，改善中朝关系，必须也只能得到苏联的帮助。看起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是抱有信心的，中国刚刚协助苏共处理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作为回报，苏联也应该帮助中国解决朝鲜问题。可惜，毛泽东想错了。

下　册

1958年10月，金日成为志愿军总部送行

1958年2月，周恩来访朝和金日成合影

1958年11月，周恩来宴请访华的金日成

1960年10月，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观看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华演出，李永镐大使和张瑞焕团长陪同

1961年7月，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字

1966年9月，延边“文革”中批判走资派

1969年10月，毛泽东与崔庸健在天安门城楼

1975年4月，毛泽东与金日成在中南海的最后会面

2012年，本书作者探访4名逃亡中国的朝鲜前部级干部居住地成都市文庙街92号

2016年，本书作者探访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旧址

第四章怀柔政策：毛泽东全力扶植金日成

（1956-1960）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其结果，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苏朝关系和中朝关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并努力改善与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而进一步密切了与朝鲜劳动党的联系，没有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解决与朝鲜关系问题的立场。在中共和苏共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的时候，金日成一方面修正以往的经济政策，以安定人心，一方面通过党内整肃进一步排除异己，特别是亲华派势力，从而稳定了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与此同时，朝鲜也注意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信息。在协助苏共解决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为了维护中共在共产党世界的形象，确立其领导地位，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毛泽东决定改变对朝鲜的态度，转而采取怀柔政策。1957年底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愿意把逃亡的延安派干部送回国，甚至做出了主动撤回全部在朝志愿军的决策。中朝关系由此得以改善，并急速升温。此时，金日成已无所顾忌，继续进行党内清洗，并大张旗鼓地在朝鲜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金日成派人前往参观学习，并在朝鲜大力推行“千里马”运动，效仿中国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全民皆兵等。毛泽东意气风发，再次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在中朝携手并进的欢乐声中，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了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

第一节　波匈事件引发对朝新方针

自从十月革命成功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莫斯科的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开创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和指挥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苏联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共产党执政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斯大林挑选的，面对苏联的新方针，他们与苏共的关系处于非常矛盾的境地，过去他们追随莫斯科，一向奉行亲苏政策，现在则从内心反对和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而各党内部曾被斯大林压制的反对派的心态与此恰恰相反。波匈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爆发和典型表现。

中国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方针，无疑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制约：其一表现为苏共与中共对朝鲜形势的认识不同，其二表现为中共处理波匈事件和朝鲜问题的做法不同，其三表现为波匈事件对中共国内方针冲击的后果。朝鲜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其情况与东欧各国非常相似，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则是除苏共外国际共运中的第二大党，其领导人也不是莫斯科指定的。不过，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同的是，铁托因与斯大林的矛盾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而毛泽东则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中共开始过问欧洲事务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思考了对朝鲜的方针及中朝关系问题。

一、中苏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困境

波匈事件的确使苏联与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关系陷入了危机。1956年10月1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莫斯科得到的情报是，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原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有反苏倾向，一旦当选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掌握权力，波兰将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阻止哥穆尔卡上台，并为此下令驻波苏军秘密向华沙挺进。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交谈后发现，苏联的情报有误。一方面，哥穆尔卡保证波兰不会脱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获悉苏军行动的波兰内卫部队已做好抵抗的准备。于是，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军事行动。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对波兰的形势并不放心，21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决定，邀请兄弟党到莫斯科商议对策，并特别提出派专机去北京接中共代表团。收到邀请后，毛泽东于21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莫斯科，方针是着重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表示支持苏共对波兰采取和解的立场，同时委婉而坦率地对苏共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表示接受。然而，就在当天（23日）晚上，动荡已久的匈牙利局势终于酿成一场街头动乱，苏联决定立即派兵镇压。由于苏联军队的出动和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卡达尔主政，布达佩斯的危急局面有所缓解。于是，29日中共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苏军撤出东欧国家，给他们以平等和独立，并劝说苏联公开发表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经中苏双方同意的宣言——《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但是，就在苏联决定放弃对匈牙利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国的主意又改变了。鉴于29-30日匈牙利局势突然恶化，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毛泽东于30日晚打电话告诉刘少奇，匈牙利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苏军应该回到布达佩斯，保卫革命政权。夜间，刘少奇等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但苏联领导人还有些犹豫。经过31日一整天的讨论，苏共中央做出决定，再次出兵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叛乱。11月4日，国防部长朱可夫制订的“旋风”行动开始，十几万苏军很快就再次占领了布达佩斯。1

在与中共商议处理波匈事件时，苏联领导人最初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对波兰必须采取和解与团结的方针，而对匈牙利则一定要出兵镇压，匈牙利就不需要平等对待吗？对于匈牙利，先是要我们撤军，后来又要我们出兵，根据是什么？中共心里很清楚，哥穆尔卡对苏联不满，但并不反对也不想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而纳吉不仅反对苏联，还要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判断实际上不准确），所以应区别对待。中共公开做出的解释很简单，匈牙利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必须镇压。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及中国政府支持该宣言的声明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拟定统一宣传提纲，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解释，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是为了堵住帝国主义突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巩固各国社会主义的阵地。2
11月5日，周恩来与印度大使谈话时解释说，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要求其同盟国来帮助维持秩序，这不是侵犯主权，也不是干涉内政。匈牙利与波兰不同，转向反革命了。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波兰大使，也做了同样的说明，希望波兰政府支持苏联的行动。3
不仅如此，在苏联出兵面临国际舆论指责，遭到兄弟国家猜疑，陷入空前外交孤立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接受邀请，往来于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帮助苏联做解释工作，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4
中共的解释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为莫斯科减轻了压力。苏联驻华使馆对此做出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和动摇。”5

中共针对波匈事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原则，以及事后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确有助于苏共摆脱与东欧各党关系的困境。然而，同时却使自己在处理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方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消极”和“积极”两个方案，实际上中共明显地倾向于“积极”方案，即利用在朝鲜的驻军，迫使金日成改变方针，以挽救朝鲜局势，改善中朝关系。毛泽东的主要依据就是金日成已经或即将成为纳吉，背叛革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根据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方针，对朝鲜也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堵住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东方“缺口”。6
但苏共中央并没有支持中共的意见，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朝鲜并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出现背叛社会主义的危险倾向。相反，波匈事件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更加靠近、依赖和支持苏联。而苏共中央所依据的，恰恰是在中共中央敦促下发表的那个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的宣言。同样，朝鲜劳动党全力支持的也是这个宣言。

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会立即进行了讨论，并在11月2日向苏联通报，“一致赞同这个宣言”。朝鲜政府认为，“苏朝双方对政治问题关系处理得很好”，“经济关系完全正常，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我们对苏联给予朝鲜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谢，今后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将更加巩固和发展”。由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反苏事件，朝鲜劳动党认为，“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在朝鲜媒体上加大力度宣传同苏联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以及苏联对朝鲜人民的无私援助”。苏联使馆对这个及时到来的表态非常赞赏。7
第二天，南日又向苏联大使报告了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征求苏联使馆的意见，并说苏联政府怎样建议，朝鲜政府就怎样执行。8
11月28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波匈事件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我们“必须坚持专政”，“不能丧失警惕性”。金日成还对新任驻苏大使李新八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9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曾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自己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10
金日成有如此表现，怎么会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方针，首先是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尽管这些原料朝鲜富余而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11
对于朝鲜的五年计划，苏联政府也给予了大力协助。8月16日，金日成对新任驻朝大使普扎诺夫说，内阁副首相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工作进展非常顺利。12

关于苏联对毛泽东提出的处理朝鲜问题两个方案的态度，目前可以见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据拉琴科教授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查找的结果，只有尤金告知毛泽东与他谈话大致情况的电报，而没有谈话记录。据估计，这个谈话记录是直接发给苏共中央了。13
可见，在尤金看来，这个谈话十分重要和机密。1957年1月4日，周恩来访苏前夕，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外交部“希望就朝鲜局势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并认为应该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的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14
看起来，苏联外交部似乎并不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全部内容和真实意图，关于志愿军去留的问题，只是从朝鲜半岛对美斗争的角度考虑，希望中国顾全大局，让志愿军继续留在朝鲜。如果苏共中央一直没有对毛泽东的建议给予正面答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就表明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慎重态度，外交部当时尚不知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谈话，目前笔者只看到了中方的片段记录。大概内容是，1月8日讨论德国问题时，赫鲁晓夫说，美国提出在苏美之间划一条线，匈牙利属于苏联，中东和埃及属于美国，双方都不要越线。实现德国统一目前是不可能的，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斗争的问题。周恩来讲述了中国的立场；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是防御战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可以扩大影响，但不主动出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果帝国主义要进攻或搞颠覆，必须镇压，社会主义国家应互相支持；对民族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最后，周恩来提出两个具体问题要苏方考虑：第一，鉴于美国提出可以容忍苏联在匈牙利出兵，但若是在民主德国发生这种事情问题就严重了，是否可以考虑在东西德双方撤兵，建立中立区。第二，关于在朝鲜双方撤军的问题，我们过去曾提出过，美国不赞成，但将来也可能同意，如果他们提出，我们不能不撤。这两个问题都与我们的世界战略方针相联系。15

在1月9日的会谈中，双方继续讨论了对国际局势的估计问题。谈到从朝鲜撤军问题，周恩来只是针对北朝鲜1956年11月5日关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建议说，“关于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我们认为不妥当，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也坚持了我们的原则”。赫鲁晓夫则说，“你们在朝鲜有军队，所以考虑让你们多管一些”。16
笔者看到的会谈记录并不完整，但大意如此。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赫鲁晓夫同意我们从朝鲜撤兵的想法，至于从民主德国撤军，苏方认为须看条件和时机。17
如果单纯看已经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披露的这则史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赫鲁晓夫当时就同意了中国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其实并非如此，周恩来在莫斯科并没有提出中国单方面撤军的方针——这个想法是10个月后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赫鲁晓夫怎会对此做出反应？赫鲁晓夫同意的是周提出的关于中美同时撤军的想法。

从上述材料看，关于从朝鲜撤军的问题，赫鲁晓夫与周恩来谈话的语境和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对尤金的谈话了。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朝鲜的政治立场及中朝关系出发，谈的是在处理朝鲜内部问题时中国是否单方面撤军，而周恩来同赫鲁晓夫谈的则是朝鲜半岛对敌斗争的局势问题，是中美是否同时撤军的问题。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从上述情况看，赫鲁晓夫回避了毛泽东11月30日谈话的主题，也没有按照外交部的建议劝中国军队留在朝鲜，而是让中国自己多加考虑。这就表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苏共认为金日成有错误，但绝没有到背叛革命的严重地步；第二，朝鲜现在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靠拢，对于加强苏联自二十大后日渐微弱的政治地位极为有利；第三，赫鲁晓夫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断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十分不满。18
特别是中共在批评苏共干涉别国内政、敦促苏共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的同时，自己却对朝鲜、越南和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19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在莫斯科没有旧话重提，而是变换了撤军这一话题的宗旨，从逻辑上讲，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等待苏方主动接过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话茬儿，或者在周恩来访苏之前中共已经改变了方针。限于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笔者对以上问题目前只能做这样一些推断，只有相关的档案文件全部披露，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更准确的解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就不得不改变。而有一个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此时很可能正在考虑改变对朝鲜的方针——1957年4月初，苏联更换了驻朝鲜大使。20
对朝鲜政策颇有微词的伊万诺夫被调回国，普扎诺夫走马上任。与此同时，朝鲜出现的情况也需要毛泽东重新考虑对朝方针。

二、金日成不失时机解决国内问题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相继爆发，苏联政府发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苏军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这一连串的事情，为金日成处理国内问题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有力说辞。中国和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同时发生的还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自然无暇顾及朝鲜，苏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就等于承认干涉朝鲜内部事务是一种错误行为，而苏军用武力推翻纳吉政府，则为金日成在朝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敌对势力树立了“榜样”。

根据苏联使馆1956年12月的报告，朝鲜劳动党在九月全会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设法改善人民生活。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制订和推行新的工资表，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平均降低水平10%；对于原来享受农业税优惠者及特别困难的农户和灾民免除今年的农业实物税；对于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则完全或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也不再追索过去的借贷；将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平均降低了4%；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国有工业品，并且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资金，等等。与此同时，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中，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以删除那些用个人崇拜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在报纸发表更多的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不仅在党的建设中，而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推广苏联经验。朝鲜劳动党还加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11月下旬进行了地方权力机构的选举，在党的决议和文件中承认朝鲜存在个人崇拜（尽管强调没有造成消极后果），在宣传、文学和艺术方面“不再颂扬金日成”，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经常由集体讨论解决，对那些批评领导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苏联使馆认为，这些措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对此非常满意。21

波匈事件的冲击也为朝鲜带来了一些麻烦，主要是在大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对现状和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散发传单发表不同意见。22
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个是通过换发党证，进行党内清理。这项工作从1956年12月开始，到1957年初结束。23
尽管劳动党声明，这次换发党证并不是清党，但实际上这种人人过关的方式——这是以前许嘉谊采用过并受到金日成猛烈批评的措施，的确是对所有党员进行调查和控制的有效方法。1957年1月16日《劳动新闻》刊登的一篇文章间接承认，换发党证为党的干部提供了一个检查全体党员以往活动及其可靠性的极好机会。24
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则明确告诉苏联使馆，更换党证运动的目的，“最终是揭露党内敌对分子”。25
另一个是开展肃反运动，对社会进行整治。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在中国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6
朝鲜劳动党却有不同的看法。金日成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英明、伟大的，但朝鲜主要是敌我矛盾。副委员长金昌满也认为，朝鲜不能整风，会出乱子^27
与中国开展整风运动同时，1957年5月19日，朝鲜劳动党在党报发表社论，提出在全党开展肃反运动，彻底揭发反党宗派分子的罪行，同党内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要求党政机关把加强革命秩序的斗争作为日常工作，加强对群众的马列主义教育。28
实际上肃反斗争并没有局限在党内，5月30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做出一项决定，并下发了题为“把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转变为一个全党全民运动”的文件。大规模的“批判会”和“思想检查”活动开始蔓延到全国，很多人受到审查、批判和政治迫害。29

当然，金日成最担心的还是党内反对派的存在及其影响，所有政治运动真正的关注点也在所谓“宗派分子”身上。在1956年11月19日拜访苏联使馆时，南日就向苏联大使放出消息说，“不能认为中央八月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比如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他的办公室。30
1957年1月9日，《劳动新闻》发表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李清源的署名文章《宗派给我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毒害》，不点名地批判了八月全会的反对派言论，声称他们的活动与外部敌人遥相呼应。31
2月14日金枓奉被迫发表公开讲话，指责八月全会的宗派分子无视党的集中领导，承认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32
2月25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开始点名批判徐辉“脱离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行”，称其目的就是“反党”。33
4月9日，金日成则明确地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34
伴随着一系列的铺垫工作，这一时期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发表言论，集中批评了徐辉、尹公钦、李弼奎、崔昌益、朴昌玉等所谓宗派分子，并指出一些“追随分子”至今还留在党的工作岗位上。这些讲话还强调，劳动党开展的反宗派斗争有助于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35

就在这时，苏联发生了一起“反党集团”事件，为金日成彻底抛弃九月全会决议创造了机会。1957年6月下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党内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未遂，赫鲁晓夫依靠朱可夫的帮助及在中央委员会拥有多数支持者的有利地位化解危机，躲过了这一劫。36
金日成同毛泽东一样对赫鲁晓夫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支持，显然，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也为金日成重新开始严厉并公开制裁反对派分子提供了“榜样”和理由——既然老大哥都可以把一些“老近卫军”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那么朝鲜劳动党八月全会的做法还有什么错误？7月4日，劳动党中央召开常委会，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决定将该决议下发到基层党组织。37
值得注意的是，忧心忡忡的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去中国，争取毛泽东表态支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并取得满意结果是在7月5日。38
这就意味着，在表态支持苏联的问题上，金日成领先了毛泽东一步。

与《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报纸一样，7月5日，《劳动新闻》报道了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消息，并刊登了《真理报》7月4日发表的关于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以往朝鲜新闻总是试图隐瞒或淡化兄弟国家、兄弟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而这一次，朝鲜报刊却一反常态地对苏联“反党集团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不仅刊登了各国共产党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决议的消息，还把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与朝鲜劳动党批判宗派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39

为了全面开展反宗派分子的斗争，朝鲜劳动党再一次试探苏联的态度。7月5日，南日对新任苏联大使普扎诺夫说，劳动党内部的“反党小集团”在八月全会被揭露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党内还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南日还把苏联党内的六月事件与朝鲜劳动党的八月事件相提并论，试图为已经受到莫斯科批评的整肃行为开脱。苏联大使对此提出异议，并向莫斯科报告说，关于所谓的派别活动，南日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朝鲜内务省的苏联顾问提供的消息证实，尽管进行了“侦察跟踪”，却没有发现“宗派集团的头目”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40
不过，由于在反党集团事件中得到朝鲜劳动党的支持，莫斯科对金日成的批评已非常微弱。于是，朝鲜劳动党内新的“反宗派”斗争以此为契机开始了。

1957年8月6日的《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自九月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把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朴昌玉称为“反党宗派分子”，说他们在去年八月全会被揭露后，表面上服从中央，背后却进行暗害活动。还说，新的事实证明，中央八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社论号召全党应继续在党员和劳动人民中揭发反党宗派分子的罪行，为彻底肃清他们的余毒而奋斗。当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长篇文章，报道金日成大学3个月来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揭发批判反党宗派分子斗争的情况。斗争的成果就是揪出了以“徐辉的走卒”“思想上的叛徒”党委员长洪洛雄为首的一批宗派分子，受到清洗的包括很多学者和教员，以及100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41
9月初，苟延残喘的崔昌益和朴昌玉终于被送进了监狱。42
10月17-19日，劳动党中央全会做出两项决议：批判以前建设相金承化为首的保守分子和反党分子，在建筑领域实行“全面改组”；开除与崔昌益、朴昌玉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前驻苏大使李相朝的党籍。43
八月事件发生一年后，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金日成的做法最终还是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认。1957年10月22日，《真理报》全文刊载了金日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党粉碎了企图从外部和内部瓦解党的队伍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克服了与党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劳动党“在同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主义分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得到了加强。44
除此之外，金日成心里当然明白，以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及中朝之间的历史渊源，他要想彻底肃清反对派，巩固其在朝鲜党内的统治，还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党际关系。其实，金日成并非有意得罪毛泽东，更不愿与中国走到决裂的地步，他的要求只是希望对朝鲜的事务能够自己做主，使他的党和国家摆脱中国的直接控制和影响。所以，朝鲜劳动党在利用波匈事件重启对宗派主义斗争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向北京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布达佩斯表示支持的同时，朝鲜也对中共做出了友好姿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金日成向苏联表示，“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意义”，决定在朝鲜报纸上全文转载，并发行小册子。45
1957年新年伊始，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委及全体官兵写信和打电报，祝贺新年，并馈赠大批礼物。46
尽管对签订1957年中国援助朝鲜物资议定书和中朝两国贸易协定的结果并不满意，1月19日，《劳动新闻》还是报道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情况和金日成接见代表团的消息，之后又发表文章，盛赞“朝中两国友好及经济合作的发展”，还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加强中朝经济合作的文章。47
2月3日，《劳动新闻》以“朝中人民的兄弟般情谊”为题，宣传了195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志愿军部队的帮助。2月4日又报道了中国驻朝部队纪念朝鲜人民军创建九周年的活动。48
2月5日，在开城分别举行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碑的揭幕式，崔庸健在志愿军烈士墓碑揭幕式发表演讲，赞扬中朝两军和两国人民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接连几日，《劳动新闻》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举办中朝两国青年友好晚会的情况，志愿军医疗队积极为当地朝鲜人民服务的事迹，以及志愿军文工团为军事停战委员会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进行演出的情况，还宣传了志愿军官兵广泛开展“中朝友好月”活动的情况。49
所有这些，无非是希望向北京传递一种信息，朝鲜有意缓解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

三、毛泽东权衡利弊缓和对朝关系

在此非常时刻，毛泽东自然十分关注朝鲜问题。

1956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联络部、宣传部的内部刊物及党报不断刊登了一些有关朝鲜的消息。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金日成几天前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讲话。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时，金日成强调说，“最近国际反动势力疯狂地企图损害苏联的威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强统一和团结，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团结”。50
中联部所编《各国共产党简况》12月19日介绍了《劳动新闻》11月7日社论的内容，这篇以《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为题的社论，热烈支持苏军“粉碎匈牙利反革命暴行”的举动，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独立和幸福。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51
接着，该刊又连续登载了大量来自平壤的消息。如朝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的情况及《劳动新闻》社论的如下说法：这次选举表明全体人民的团结及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支持和信任；朝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些情况：劳动党克服急躁情绪，强调自愿原则，积极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朝鲜劳动党号召反对官僚主义的情况：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鼓励自由讨论；朝鲜劳动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提高工资，降低农业税，允许私人经商，等等。52
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朝鲜《劳动新闻》5日和6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3

此外，也有关于中朝关系状况的报道。中宣部所编《宣教动态》1956年12月8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朝鲜作家韩雪野看到10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中朝足球赛的新闻说，朝鲜队在踢进一球后便采取了“破坏性防守战术”。韩雪野后来在中国参加会议时对翻译说，中国的这个报道不公平，有大国主义表现。54
1957年1月11日《宣教动态》刊载了辽宁省委的报告，说在安东边防、口岸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思想作风，主要是对朝鲜人态度傲慢，不讲礼貌。有些人常以“六亿大国”自居，认为“朝鲜国小，又穷”。以志愿军为资本，声言“没有我们，他们不行”。有的渔民越境捕鱼，受到阻挠时，态度极端蛮横，说“打点蜊子还不愿意，如果不是我们的志愿军，你们的脑袋早就没有了”。有的边检人员认为朝鲜人问题多、好捣鬼，对他们故意刁难。对待朝鲜越境者，存在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审查时侮辱人格，谩骂吊打，甚至不给饭吃。55

这些消息未必完全准确、可靠，但是却向中共中央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朝鲜劳动党完全赞同和支持苏军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而这一行动恰恰是中共建议和鼓动的；金日成一再强调要加强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统一，而这正是刘少奇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所有这些都表明，朝鲜劳动党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迹象，金日成更没有要背叛革命的任何举动，中国焉能以此为理由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积极”的措施？即使过去劳动党在经济政策、干部路线和党内生活准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现在看起来也正在逐步纠正之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中共还有必要对他们步步紧逼吗？最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利用波匈事件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敦促苏共发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自己却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大国主义作风。显然，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朝鲜的政策，换一种方式调整与朝鲜的关系。极有可能就是基于这一点，在1957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周恩来改变了关于在朝鲜撤军问题上的提法。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国缓和与朝鲜关系的第一个迹象，表现为对自身的检讨。195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朝鲜、越南实习生工作的指示，责成国务院主管部门及安排实习的3个直辖市和16个省党的机关，对实习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其重点是：有关厂矿企业领导是否重视此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实习生在学习和生活上还存在哪些问题。56
其次，中共对八月事件后朝鲜逃亡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3月4日，逃亡中国不久的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给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57
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省委书记富振声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对金忠植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提出要求：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的朝鲜族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问题。58

不过，要说中国对朝鲜政策此时已经发生转变，还为时过早。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据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朝双方在1月关于1957年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朝鲜人坚持要中国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诿本国物资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59
3月9日，南日紧急向苏联求援3万吨炼钢用焦炭。朝鲜唯一运转的一座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60%的生产能力，而一年13万吨焦炭的缺口原来是靠中国补足的，现在中方通知只能提供10万吨，只好求助于苏联。60
另据苏联大使普扎诺夫的通报，4月10日受金日成委托，他向中国使馆告知，朝鲜将于5-6月完成五年计划（1957-1961）的制订，朝鲜希望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61
早在5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对五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前，金日成就请求乔晓光转告中国政府，希望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学习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相关问题。中国对此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62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朝鲜延期归还将于1961-19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8月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63
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64
于是，朝鲜希望准备在9月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65
然而，同1953年一样，朝鲜人在中国又一次意外地取得了重大收获。

促使中国党和政府彻底改变对朝鲜方针的，很可能是1957年夏天在国内发生的一场颇有影响的政治风暴——反右派运动。波匈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对无产阶级政权造成主要威胁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反动势力，而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从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因此提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党内高层对此有不同看法，多数干部又对延安整风的后果记忆犹新，整风运动的设想和做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毛泽东执意要进行整党，便借助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于是“关门整风”变成了“开门整风”。然而，局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一方面，被发动起来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了涉及“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常尖锐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人因公私合营后收入降低纷纷起来闹事、罢工，而农民因对农业合作化不满而出现大规模“退社”现象，特别是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开始走上街头，表示不满和抗议。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于是来了一个“急刹车”，提出全党转向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声号令，一场以反右派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运动便迅速波及全党、全国。66
此时，中国的反右运动与朝鲜的整党和肃反运动在政治倾向上已经完全合拍，况且中国内部如此重大的政治波动也需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如何还有心思对朝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一直笼罩在中朝关系上的阴云突然散开了。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出人意外地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李永镐则告知，朝鲜劳动党正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们要仔细研究这个文件”。67
平壤对此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领导层决定，委托金一访华时“试探一下中国朋友现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国一事”，如果没有意见，朝鲜允许朴一禹返回中国。68
8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朝鲜领导人，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贺电高度赞扬了朝鲜在恢复和重建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朝鲜在维护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和平统一所做的巨大努力，并祝愿“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69
朝鲜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反应。鉴于苏联方面多次提醒和建议朝鲜应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南日在8月2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透露，朝鲜劳动党“最近全面考虑了我们之间就这一问题的谈话”，“近期我将亲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大使乔晓光建立亲密的、坦诚的、同志式的关系”。随后，南日便主动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通报了关于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乔晓光对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是说将向国内汇报。70
9月2日，中国邮电部发出“关于发行朝鲜进口报刊工作的通知”，将过去由延边新华书店负责发行的朝鲜进口报刊，改为邮局统一征订和发行，要求全国各地邮局，特别是东北各局，大力开展宣传征订工作，并主动与新华书店联系，做好零售业务。71
至此，中朝关系转圜的大门已经敞开。

9月13日至10月6日，以内阁副首相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华，进一步掀起了中朝友谊的高潮。在会谈中，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计划的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1956年差500万亩，1957年差700万亩），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中方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72

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实际贸易额很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提供贷款的方式解决了。73

朝鲜代表团访华后，双边关系的确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更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也被朝鲜人看作是中国的节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74
不过，扩大宣传、增加援助毕竟还是表面的和局部的举措，要想彻底改善中朝关系，必须在对朝方针上采取根本性的措施。

那么，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基于对金日成认识的改变，抑或只是施展一种政治手腕？笔者倾向于則者。无论是否出于真心，金日成的做法的确证明了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而毛泽东作为公认的一位国际共运领导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问题。此外，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也会令毛泽东感到担忧，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邻邦，朝鲜无论如何也应该更亲近中国。

然而，要想让金日成真正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向中国靠拢，还要继续作出努力。于是，毛泽东趁热打铁，又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从朝鲜撤出全部志愿军部队。

第二节　中国志愿军主动撤离朝鲜

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旗手之一，中共当然需要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追随、服从和支持。作为亚洲的第一大国，中国也需要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保障周边地区的稳定。为了保证周边国家采取对自己友好的政策，乃至对周边地区有所控制，传统的做法一是在那里寻找、扶植、培养亲近自己的势力，甚至是代理人，二是在那里保持一定数量的驻军，以便随时控制局势。斯大林在战后采取的就是这种方针。但毛泽东对朝鲜不是这样做的，他虽然在涉及战略方针和政治立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己见，甚至迫使朝鲜服从，却没有试图让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取代金日成掌握政权（尽管当时中国有能力这样做）；志愿军在战后留在朝鲜，完全是国际上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控制朝鲜。后来，出于对朝鲜形势的严峻性判断，毛泽东确曾动过扳倒金日成的念头，但随着情况明了很快就放弃了。然而，金日成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志愿军犹如悬在金日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战后中朝关系表面融合，实际上在内部一直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存在大批延安派干部，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背景，且掌握了很大权力，再加上几十万中国军队日夜镇守在平壤四周，金日成焉能放心得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到1956年，亲华派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剩下的威胁就是仍然驻守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了。这一点，金日成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自然也能想到。所以，要想让金日成彻底放心，从根本上改善中朝关系，最有力的措施就是中国主动从朝鲜撤出全部志愿军部队。

一、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与苏共联手召集的这次共产党会议，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对峙中的地位。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为此，毛泽东确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中苏两党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这种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苏两党相互妥协，共同起草了大家一致接受的《莫斯科宣言》；毛泽东四处游说，坚持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格外热情和宽容，极力把南共留在社会主义阵营。75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现出一个大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风范和气度。

11月9日下午4时至7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了金日成、南日、金昌满。76
关于这次重要的谈话记录，中方和朝方的档案均未解密，目前研究者可以看到的是俄国及中国档案中转述的有关内容。由于谈话人的身份、意图和角度不同，研究者必须把这些文件对照起来看，才不至于发生误解或片面理解。

根据11月9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说法，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毛泽东请金日成相信，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两个军。在谈到这样做的理由时，毛指出，中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会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答道，“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最后，毛泽东讲到周恩来将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还问金日成是否欢迎他本人以后访问朝鲜，金日成表示将给予最热烈的迎接。77
后来（1958年1月8日），周恩来与尤金谈话时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到从朝鲜撤出志愿军的问题，开始“金日成担心现在撤退志愿军不好”，第二次谈话时表示同意，“认为这可以给美国出一个难题”。金日成表示回国后将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答复。78

根据11月12日金日成对苏联驻朝大使普扎诺夫的说法，同毛泽东的“谈话非常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毛泽东通知中国政府将派周恩来访朝，而他本人以后也打算亲自去朝鲜，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友善、真诚地接待中国朋友。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了1956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八月全会以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后，毛泽东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小集团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朝鲜人来到中国，给中共中央写信，片面地反映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只讲朝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去年9月彭德怀去朝鲜一事，可以说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我们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党在工作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应该由他们自行改正。最主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要建立起友好关系，要相互完全理解。针对毛泽东的这番话，金日成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确认为“来朝”一事是干涉内部事务，但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好研讨，保持我们兄弟共产党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完全支持中共和苏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时我们立即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政策。接着，毛泽东同志建议，让逃到中国的那些人回朝鲜去。金日成回答说：“我们不强迫他们。”最后，毛泽东向朝鲜建议，考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可以促使美国人把两个师从南朝鲜撤走。金日成回答说，将认真研究这一建议。79

朝鲜代表团回国后，在党内广泛传达了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1月27日，金昌满出席了高校校长及教研室主任的一个会议，并发言讲述了他在莫斯科的感受。金昌满表示，朝鲜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金日成多次与苏共领导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谈话中对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表示赞许。关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金昌满说，毛泽东向金日成承认了1956年9月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表示今后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毛泽东还建议让这些逃亡的干部回到朝鲜，但金日成表示这些人不想返回。参加会议的金日成大学校长俞成勋向苏联使馆一等秘书汇报这些情况时说，他听到这些情况后感到有些困惑——金昌满怎么会在一般会议上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80

根据外务省司长朴基永向苏联使馆的报告，金日成回国后，在11月28日召开了约15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金昌满在会上告诉这些干部，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对中共去年9月无理干涉朝鲜劳动党的事务表示道歉”。金昌满说，中方要求把这次会谈安排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会发言之前，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关于干涉的问题金昌满还透露，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后，彭德怀也拜见了金日成，并对“九月事件”以及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81
南日则对普扎诺夫说，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谈话，彭德怀也来到金日成的别墅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这些谈话“十分关注”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这件事。82
朴义琓也对苏联大使说，金日成在12月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详细讲述了在莫斯科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并“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对去年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表示道歉”。这时崔庸健插话说，那么米高扬呢？金日成看了他一眼说，“我和你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干的事”。83

显然，中朝两方对这次谈话内容的表述差距较大。在中国人关于这次谈话内容的介绍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在一年前与尤金谈话的痕迹了，中国撤军是因为经济负担过重，金日成以前不同意中国撤军，但是中国人说服了他。至于让朝鲜逃亡干部回国，其前提是对他们实行赦免。而在朝鲜人的描述中，谈话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道歉，承认彭德怀去平壤是干涉朝鲜内部事务，而建议让朝鲜逃亡干部返回及志愿军撤军回国的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谈起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谈话的主要内容，笔者倾向于认为，就是向朝鲜劳动党道歉；第二，关于毛泽东提出中国志愿军单方面撤军的真实原因，笔者倾向于认为，就是要进一步表明今后中国不再干预朝鲜内部事务的立场。这二者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至于经济负担过重，以此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以及相信北朝鲜自身的防御能力等等，都只是托词而已——毛泽东不愿意在苏联人面前示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笔者做出上述判断有三个根据。一是毛泽东回国后在党内高层的讲话，二是金日成与他在东北抗联时的老战友冯仲云的谈话，三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回顾往事的谈话。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从朝鲜撤军的问题“是我们建议的”，金日成感到很突然，但表示赞成。“中央考虑的结果，还是撤为好”，这样，“我们跟朝鲜的关系也可以改善”。84
1958年9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邀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时，直率地问金日成，1956年中苏两党代表团到平壤时，朝鲜劳动党是不是很不高兴。金日成回答，“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了”。85
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金日成时说，“1957年在莫斯科我向你们作了检讨，承认了你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你们是正确的”。中苏“两国派代表团坐飞机去”平壤，“没有好处”。“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如果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提供参考。以后志愿军撤退和周恩来同志访朝后了解得更清楚了”。总之，“9月派代表团去是不应该的”，后来“志愿军撤回来”，就没有问题了。86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及金日成对冯仲云的回答，已经把中国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及志愿军撤军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清楚了。

关于中国主动和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原因和动机，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解释坚持说，仅仅是为了逼迫美军撤退和南朝鲜裁军，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一步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87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只讲了附带的、枝节的问题，而没有说明实质。中国政府突然做出的这种举动，的确使美国人感到意外。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美国就对中国和朝鲜未来将采取的行动进行过详细预测，其中也分析了撤军的问题：“由于北朝鲜武装力量目前在许多方面胜过南朝鲜，中国共产党随时可能会单方面将其部队撤出朝鲜——就像苏联1948年从北朝鲜撤军时那样，从而向美国以及联合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同样的举动。”88
尽管如此，当中国真的宣布要撤军时，美国人还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据中国外交部的观察：“美国政府对我国宣布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一举，事前估计不足，认为我国并无诚意撤军，曾表示撤军问题的解决须以我国首先撤军为前提条件。及至我国宣布撤出全部志愿军后，感到事件来得太突然，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坚持拒绝从南朝鲜撤出美军。”89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对中国撤军的动机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认为有4个决定性因素，即支持苏联的宣传攻势；显示和平的姿态；影响韩国的大选；改变中国是“侵略者”的形象。90
美国情报机构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想到从中朝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历史研究的结果看，关于1958年志愿军撤军的动机，韩国学者讨论最多，也有各种猜测：缩减军费开支，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金日成“锲而不舍”地催促中国撤军；集中力量在国内搞“大跃进”；把对朝鲜的军事援助转变为经济援助；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从东欧撤军。91
中国官方史书认为，由于朝鲜局势已趋于稳定，人民军日益壮大，“志愿军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朝鲜”，毛泽东才在莫斯科提出了撤军的问题。92
俄国学者则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军，显然是因为不愿被“共同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这些政治义务“捆住手脚”。93
大概是没有看到俄国和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这些猜测和说法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还有中国学者提出，志愿军原来准备在1956年内完成撤军，波匈事件后因担心美国会在东北亚地区挑起新的争端，而暂时终止。94
不知这种说法根据何在，但从一则俄国档案提供的情况看，似乎中国在1957年以前并没有一个单方面全部撤军的方案。苏联大使在1956年1月底访问志愿军总部时被告知，因在三八线驻守的部队居住条件太差，志愿军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计划在年内建造更多的永久性建筑。95
总之，笔者坚持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主动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提出志愿军单方面全部撤退回国，核心的考虑就是彻底改善中朝关系。这一点，从中共对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态度的突然转变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毛泽东当然知道，金日成最担心、最忌恨的就是这批逃亡到中国的“叛徒”，所以才在莫斯科特意提出要将他们送回朝鲜。尽管遭到婉拒，但中国大使馆得到消息，金日成回国后不久，便将这批逃亡干部全部开除出党，并且吊销了朝鲜国籍。96
金日成已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自然无所顾忌了。而中国也在这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1957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写道：“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揭露的反革命、反国反党分子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徐辉、李弼奎、金承化、李相朝等曾阴谋把魔手伸进朝鲜文艺界。”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在摘引这一消息时，特别加了一句按语：“我国报刊过去从未发表过此项消息。”97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是有意在此时发表的。按照中共报刊的管理制度，这类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消息，如果没有最高层的批准是绝对不可能发表的。

1958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等访朝回国途中，特意在沈阳留住一晚，向辽宁省干部讲了如何重新看待朝鲜和中朝关系问题。周恩来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的关系，不仅有传统的友谊，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长期斗争中更有着用鲜血凝结成的深厚的战斗友谊”。“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朝鲜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认为人家什么都不行，只看到人家阴暗的一面”。过去跑过来的几批人，“他们的反映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徐辉和李弼奎“这两个人很坏，到处乱说，不仅反对朝鲜劳动党，也反对苏共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特别谈到了对金日成的看法。他说，金日成是苏联挑选的人，“当然不是那样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据朝鲜的情况也是只好从矮子中选高子”，如果“我们不信任，对中朝友好团结不利，也会影响中苏友好团结”。现在看来，金日成在朝鲜人民群众中还是有威信的。周恩来最后要求，应主动搞好与朝鲜的关系。98

3月9日《人民日报》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点名批判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说他们“很久以来就从夺取领导地位的个人野心出发，在暗地里进行反党宗派活动”。99
与此同时，中联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决定让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离开北京，将他们安置到成都，并指定要单独居住。其他逃亡干部，随后也从沈阳等地迁至山西。1958年夏天，中共把这批干部集中到峨眉山开会学习，以后他们就分别在内地定居下来。按照中共的要求，这些干部承诺：不同朝鲜来华人员接触，不给国内写信，不对外谈朝鲜问题。中联部还规定，暂不解决他们的党籍和国籍问题，表现好的可以安排在企业或行政单位做一般工作，但不得在党政部门工作。允许他们结婚成家，并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100
这样，一大批昔日在延安与中共并肩作战，而后又在逆境中逃亡中国的朝鲜干部，终于成为中朝关系改善的牺牲品。

在这种背景下，志愿军撤离朝鲜的行动便顺利展开了。

二、志愿军部队全部回国及其结果

从莫斯科回到平壤以后，金日成立即召开中央常委会，报告莫斯科之行。常委会对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特别是与赫鲁晓夫、毛泽东的会见结果“十分满意”。常委会决定，在明年2月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后，邀请周恩来访朝，时间在4-5月，然后金日成于10-11月访华。l01
11月30日，朝鲜外务省将金日成的邀请信交给了中国使馆。102
12月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决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讨论决定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至于处理问题的方式，金日成建议由朝鲜分别向中国和联合国提出撤军的要求。103
看来，金日成的最初安排是，1958年2月前与中国商议提出和解决撤军问题的方案，然后召开党代会通过，最后在周恩来4-5月访朝期间开始实施。

1957年12月17日，金日成请中国大使转交一封给毛泽东的信，金日成对乔晓光说，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两次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劳动党中央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在这封落款为16日的信中，除了对莫斯科会谈表示满意，并认为将推进朝中两党团结友谊外，金日成还提出了关于撤军方案的具体建议：“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104
随后，金日成接见苏联大使，告知上述情况。在谈话中金日成所说的撤军程序是，1958年1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同时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致函，要求中美分别撤军，然后于5月邀请周恩来访问朝鲜。105
这两个资料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未提朝鲜向中国政府致函要求撤军，而后者未提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同意朝鲜的提议。鉴于中国文献和俄国档案提供的都不是完整的文件（信件全文和谈话记录），故很难断定金日成给中国的信函与其向苏联大使的报告在内容上是否存在差别，有什么差别。不过，照理讲金日成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他完全清楚中苏之间必然要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所以大概可以认为，这两份资料的表述均不完整，但内容一致。如果将二者整合起来，金日成提出的撤军方案应该是：首先由朝鲜同时向中国和联合国致函要求双方撤军，然后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该提议，最后在周恩来访问期间朝中两国发表眹合公报宣布中国撤军。根据周恩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这次来信提出了两项办法征求中方的意见：“一个办法是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表示响应和支持；另一个办法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兵，朝鲜政府声明同意和支持。”107
与第一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次朝鲜关于双方撤军的要求，不是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致函提出，而是发表声明公开呼吁。至于由朝鲜还是中国首先发表声明，其实区别不大，因为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一直是朝中方面的共同主张。

对于朝鲜的安排和计划，中国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将宣布撤军的日程提前了三个月。针对乔晓光12月17日来电，外交部12月27日通知驻朝使馆，中国代表团将于1958年2月中旬访问朝鲜，并建议12月30日广播朝鲜邀请信和中方复信。108
12月30日，周恩来批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拟定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根据该方案的步骤，第一，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联合国军和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南北朝鲜进行对等协商，在外国军队撤出后，由中立国机构监督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第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主张，并正式表示准备就中国分批定期撤军问题与朝鲜协商，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采取同样步骤。第三，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中两国的声明，并建议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方案还确定，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第一批在1958年3-4月撤回，第二批在7-9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前撤回。12月31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109
可以看出，中国的方案实际是在朝鲜第一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只是用第二方案中的“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替代了第一方案中的“致函联合国和中国”。110

此后的整个撤军行动完全是按照中国确定的方案顺利实施的。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征求苏方的意见。111
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112
1月24日毛泽东致信金日成，详细通报并解释了中国的建议。113
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同时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114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15日与金日成最后确定了中国单方面撤军的具体步骤。115
2月17日，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述撤军问题。2月20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本国政府的决定，并敦促美国及联合国军其他各国采取同样措施。116
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部队开始了撤离行动。

1953年7月朝鲜停战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部队共有步兵17个军又1个师及各兵种和指挥机关总计约120万人。117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在敦促美国撤军的同时，便开始主动地将志愿军部队陆续撤退回国。公开撤退的共19个师：1954年9-10月撤回7个师，1955年3-4月撤回6个师，同年10月又撤回6个师。118
此外，秘密撤退回国的还有6个军、5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公安师、10个铁道兵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和部分兵团机关。到1955年底，志愿军在朝部队还有5个军及部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119
此后，可能还有一些部队撤离。如1956年4月4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讨论了调4万志愿军部队回国的问题。120
到1957年底，志愿军驻朝部队总计还有近30万人。121

部队撤离朝鲜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提出的。从彭德怀那里得到志愿军将全部撤退回国的通报后，1958年1月28日，杨勇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个报告，经总参修改后得到批准。122
3月15日撤军行动开始。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第一批部队为第二十三军、第十六军6个师和部分特种兵、后勤部队，以及工程兵指挥所和第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共8万人，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此外，第二十兵团领导机关于3月12日撤出朝鲜。第二批部队为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6个师和部分特种兵、后勤部队，以及坦克兵指挥所，共10万人，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部队为志愿军总部、第一军3个师、炮兵指挥所及后勤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123
整个撤军过程十分顺利，唯一的插曲是朝鲜曾提出请求，希望在9月9日即朝鲜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完成撤军，但因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而未能如愿。124

在撤军过程中，中共中央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1958年6月22日，在第一批撤军完成，第二批撤军即将开始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宣传工作通知，要求中央及各省市宣传部门，把志愿军撤军与朝鲜战争爆发八周年和停战五周年的日子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以扩大效果”。配合新华社播发的志愿军撤军公报和杨勇的讲话，《人民日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除转载报道外，应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其他各报也要组织文章。宣传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罪行，热烈赞扬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英勇气概和巨大贡献”，“要求美国迅速从朝鲜撤出侵略军，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有利条件”；“着重说明中朝人民血肉凝成的友谊和团结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对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125

中国的撤军行动及宣传攻势，对西方虽有压力但效果不大。中国的一贯主张是双方共同撤军，然后在“有关各方面”共同参与下解决朝鲜问题。126
中国宣布单独撤军后，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对策是只裁军、不撤军，且仍然坚持要在联合国的安排和监督下进行全朝鲜的统一选举，以此作为撤军的前提条件。127
美国当然知道，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朝鲜则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断难接受这种主张。因此，以单方面撤军的方式迫使美国撤军只是制造一些舆论压力，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不过，撤军行动及宣传对于改善志愿军在朝鲜的形象，密切中国与朝鲜人民的关系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

实际上，早在1956年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了解到志愿军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麻烦。据新华社记者的内部报道，志愿军与朝鲜当局和老百姓的关系日趋紧张。从1954年至1956年8月，共发生志愿军扣押或侮辱朝鲜政府官员、人民群众的事件355起，其中最严重的几次是扣留因打猎进入志愿军防区的朝鲜党政高级领导人，南日、方学世、朴正爰等都曾被滞留。更经常的是擅自搜查、逮捕朝鲜人员，并进行非法审讯。此外，因汽车车祸、打靶训练、枪支走火、强奸行凶等事件，造成朝鲜人伤亡417人，其中以车祸造成的伤亡为主。1954-1955年，共发现强奸案68起，通奸的数字则十数倍于此。仅1956年上半年，全军即发现强奸、强奸未遂、通奸案208起。由此产生的私生子不少，部队移防后，朝鲜妇女背着孩子找到部队，影响很坏。志愿军因修建工事、营房和武装演习等军事需要，给朝鲜造成的损失也比较严重。1955-1956年，志愿军修建营房占用耕地约800多万平方米。1954-1955年，未经朝鲜政府许可而砍伐的树木达54000余棵。1956年一年，志愿军在军事演习中损坏庄稼达11万坪，合550多亩。在日常生活中，志愿军官兵不尊重朝鲜人民的情形也很普遍，经常出言不逊，辱骂、鄙视朝鲜和朝鲜人，甚至发生修机场、工事时挖掉朝鲜人祖坟的情况，引起当地人民反感。尽管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受到了志愿军军法部门的制裁，但这种带有“治外法权”痕迹的处理方式，还是会令当事国的人民有一种屈辱感。鉴于上述志愿军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种种事件，有些朝鲜公民甚至政府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提出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128
这些情况无疑大大有损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由此产生的忧虑，大概也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撤回驻朝军队的因素之一。129

志愿军几十万人的撤离行动，的确为改善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创造了机会。还在宣布撤军前，1958年2月13日，志愿军总部就制订训令，提出了改善和密切军民关系的一系列规定，如向人民军详尽交代敌情、军务，无偿并完好地移交所有营房营具；消灭一切事故，彻底检查纪律，做好赔偿、道歉等善后工作；部队行动时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告别，如遇欢送必须热情答礼，等等。志愿军政治部于2月21日发出《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又于6月制订了《撤军工作十三条》，还提出了尊重朝鲜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六条公约，要求各部队做到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号召全体官兵掀起一个为中朝友谊而劳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撤军期间，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1.57亿元，干部战士赠送纪念品20余万件，写慰问信、感谢信3.3万多封，帮助插秧播种4.8万亩，锄草6万亩，收割1.5万亩，植树376万株，修堤坝8.4万米，修水渠27.7万米，修桥271座，修路13.5万米，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247处。130
志愿军做出如此举动和贡献，朝鲜《劳动新闻》和中国《人民日报》的如下报道应该不是虚言：“朝鲜人民个个满怀惜别激动之情”，平壤30万人“鲜花成林热情欢送”，新义州6万朝鲜群众到江边深情送别。而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长说，朝鲜人民“每一颗善良的心”，都充满着对中国人民和志愿军官兵的“无限热爱、感谢和尊敬”，金日成在送别国宴上说，“朝鲜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永远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应该也是心里话。131
整个10月，朝鲜开展了朝中友好月的活动，在此期间还成立了朝中友好协会。132
11月金日成访华时告诉毛泽东，当时有680万朝鲜人在给志愿军的感谢信上签了名。133
志愿军的撤离，的确收到了推动朝鲜对华友好的功效。

不过应该看到，在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过程中获益最大的，还是金日成。

三、金日成在北朝鲜实现一统天下

自从朝鲜劳动党建立以来，金日成在反对宗派分子和宗派活动名义下发动的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中，没有苏联党和中国党的支持，金日成不可能取得这一系列斗争的最终胜利。1957年苏共和中共陆续站到了金日成一边，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毛泽东以此表明他对金日成的完全信赖和支持，终于为金日成彻底扫清政治对手、在朝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开启了绿灯。

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到平壤后，于1957年12月5-6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者多达1500人。金日成在报告中强调，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巩固朝中人民的血肉般的友谊关系，主张包括美军和中国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金日成最后指出，1956年8月被揭露和批判的宗派分子已经“走上了背叛党和革命的道路”，要继续开展反宗派斗争，把“根除宗派余毒，加强党的统一”作为“摆在党员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134
另据兰科夫教授提供的史料，金昌满在会议上做长篇发言，再次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向金日成道歉的情况，并指出去年9月中苏联合代表团到平壤，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已被软禁并接受调查的高峰起发言，揭露了八月全会反对派的阴谋计划，说他们准备推选朴一禹为新的劳动党委员长，而崔昌益、朴昌玉和金承化做他的副手。内务相方学世则指控说，反对派有一个发动武装叛乱的计划。作为原延安派的精神领袖，金枓奉也被正式指控为反对派成员，并在会上发言，承认自己有罪。就连直言不讳的中间派朴义琓也遭到指控，他不仅仅是反对派的被动支持者，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新任司法相许贞淑在会上提出，宗派分子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135
镇压党内反对派的斗争由此升级。

1958年2月8日，在朝鲜人民军建军十周年之际，金日成发表了题为《朝鲜人民军是抗日武装斗争的继承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金日成第一次把他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作为朝鲜人民军唯一的前身，并把金枓奉领导的独立同盟和延安派的朝鲜义勇军轻蔑地称为“见了日本鬼子就逃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军队”。金日成还明确指出，“这次反党宗派分子的中心人物，是原来新民党的那些人”，即“金枓奉、崔昌益之流”，他们的“企图是清除原为共产党的那些骨干，使原来新民党的人即小资产阶级成分控制我们党”。随后，金日成点名批评了军队中的宗派反党分子——崔钟学（总政治局局长）、金乙奎（陆军大学校长）、崔日钟等。136
在周恩来访问期间，金枓奉没有出现在欢迎招待会上，这引起了苏联大使的注意。对此，南日通报说，近期不会再让金枓奉出席劳动党常委会会议了，也不再邀请他出席通常应该出席的招待会和会谈。137

周恩来离开平壤以后，3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朴金喆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总结性报告，回顾了朝鲜解放以来的反对宗派主义斗争的历史，对党内反对派进行了彻底清算。朴金喆指出，在朴宪永、李承烨等间谍匪帮和朴一禹、许嘉谊等宗派分子被揪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唯一目的是在党和政府内夺取领导权”。他们“疯狂地捏造和散布种种虚伪的诽镑和谣言”，“毫无忌惮地采取了最卑鄙的、恬不知耻的中伤和谋害行为”，在党的会议上“制造全面攻击党的挑战行为，同时在一部分地区秘密组织反对党和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以配合他们在党内的反党攻势”。这些“罪恶活动”，“激起了反对这一伙反党宗派分子的全党性、全民性的斗争”。由于“粉碎了党内外敌人的所有挑衅性攻击”，我们“党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朴金喆最后号召，全体党员“更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周围”，“为完成摆在党面前的战斗任务而斗争”。138
随后，内务相方学世、司法相许贞淑和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泰根讲话，指责“宗派分子”策划反党、反政府阴谋，涉嫌发动政变，而为他们发言提供证言的是原延安派干部、前内阁总务局局长杨界。139
3月6日金日成作总结报告，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反党宗派分子”：崔昌益的个人野心越来越大，金雄当了参谋长和前线司令还是怀疑党，韩斌是破坏分子，“是党所憎恨的人”，金枓奉同党“同床异梦”，从不说“真心话”，“罪行确实很严重”。吴琪燮作为中央委员十年来“没有同我们走一条路”。徐辉、金乙奎试图让职业同盟和军队摆脱党的领导。虽然还没有证据说明金枓奉、朴义垸和吴琪燮参与了反革命暴动的阴谋，但是他们公开或背地里“曾企图推翻党，赶走党的领导”。对他们“马马虎虎处理是不行的”，而必须“把他们的宗派包袱全部摊开”，“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140
现在，金日成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消灭他的政治对手了，而要将这些人置于死地，罗织“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是必不可少的。对此，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再干预了。

《人民日报》3月9日摘要刊登朴金喆报告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对金日成的一种鼓励。于是，对反对派分子并非“马马虎虎”的处理便接连展开了。据一位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向苏联外交官透露，从全面批判宗派分子开始一年来，到1958年7月，已有3912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大多数人被指责是崔昌益的支持者。141
是年秋天，开始了针对原苏联籍朝鲜干部的新的逮捕，包括副首相朴义垸在内的4-5位重要的来自苏联的干部被清洗，更多的人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或降低了职务。还有很多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大约占总人数的一半）选择了返回苏联。142
9月9日南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对崔昌益案件的调查尚未结束，他已经供认了除参与军事政变以外的一切罪行，朴昌玉继续被软禁在家中，朴义垸已被开除党籍，金枓奉则已经“退休”。143
除了这些“重量级”人物，揭发、批判和清洗宗派分子的斗争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依次全面铺开了。

1958年10-12月，朝鲜文艺界进行了一场以整风形式开展的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被撤销职务的有：教育文化省副相安漠，作家同盟中央副委员长徐万一和尹斗宪，教育文化省艺术局局长金承久，朝鲜作家同盟小说分科委员长赵重坤，著名人民演员崔承喜则被贬为舞蹈学校教员。144
11月10日，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关于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金达铉和民主党委员长洪箕璜犯有颠覆罪和间谍罪的官方材料。作为劳动党的“同路人”，这两个党在政治上只是显示“民主”的一个摆设，但也没有逃脱被清洗的命运。金达铉被指控为朴宪永、李承烨的“秘密合谋者”，试图搞暗杀和骚乱，而洪箕璜则被指控与崔昌益集团勾结在一起，并与美帝国主义有接触。几个月后，随着党的领袖低头认罪，这两个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45

1959年7月，《劳动新闻》连续报道了一些在揭批党内宗派分子运动中滞后的地区和部门的消息：江原道召开党委员会扩大会议，由副委员长金昌满和内阁副首相郑准泽坐镇，打开了该地区拒不开展反宗派斗争的僵局，揭发了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金元凤（中央委员）、文泰化等人与崔昌益、朴昌玉集团勾结的反党活动；农业省召开党员大会，批判了该省宗派主义、家族主义的余毒，特别是前农业相、中央委员韩典钟的反党罪行；揭露了长期盘踞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李维民（中央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金承燮有意对党的政策怠工，企图扶植宗派主义的做法。146

不仅对于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普通百姓也被卷入到这场斗争中。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朝鲜政府开展了全民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以群众运动形式逐渐转为经常性工作。据朝鲜内务省的统计，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就揭露出大约10万名“敌对和反动分子”，差不多相当于1945-1958年揭露的“敌人”的总和。147
甚至在朝鲜的华侨也难逃此劫。据中国驻朝使馆领事部报，到1959年4月，经各级华侨联合会配合朝鲜内务部门的审查，在14000名华侨中，查出历史或现行反动活动的反革命分子428人，目前已逮捕52人，其中判处徒刑12人，判处死刑5人，其他还在审讯中。148

对“军事政变”阴谋的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年。到1959年10月，由内务省和军方安全机构分别主持的调查结果宣称，大约有160名党和军队的干部参与了阴谋，受到审判的军队干部，除方虎山、金雄夕卜，还有平壤卫戍区司令员张平山、第二集团军司令员李光武、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卢哲甲、军事科学局局长崔源等。包括朴昌玉在内的大多数被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60年1月进行了秘密审判，在35名被告中，20人被判处枪决，其中包括崔昌益、朴昌玉、高峰起、杨界、金雄以及前民族保卫省副相金元松等，15人被判处长期监禁。149
而未在受审之列的著名人物，此时大多已不在人世了。150

随着反对派人物纷纷遭到清洗，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悄然复苏。金日成的名字和肖像在1958年又开始大量出现在报刊杂志和街头，对他的活动的报道也愈加频繁和详尽。到1958年底，“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革命活动学习室”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政府机关、工厂、合作社和学校。据报道，这种学习室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个。151
1958年12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要求大力加强“光辉的革命传统”的研究。于是，关于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回忆录和书籍，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出现。据朝鲜官方提供的数字，这类图书仅1958-1960年三年的总发行量就达到9580万册，包括儿童在内，平均每个朝鲜人可以分到9本。152

在这种氛围中，1961年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直就成了金日成及其游击队派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大阅兵。据兰科夫和李钟奭的分析，在85名中央委员中，属于原游击队派的有37人，换句话说，大约三分之一早年追随金日成的游击队员此时已成为中央委员。在其他所有派别中，只有最忠实、最可靠的人被留在了中央委员会，这里有苏联派的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的金昌满、河仰天和金昌德，国内派的白南淳及其他一些与南方派没有关系的人。此外就是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和技术专家，30-35人。在11名政治委员会（原常委会）成员中，6人属前游击队员，3人（南日、朴正爱、金昌满）属早已投靠金日成原苏联派和延安派，2人（郑一龙和李钟玉）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在50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49人是新当选的，其中8名出身游击队，37名是新培养的年轻人。153
金日成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经过数年奋斗，金日成终于登上了北朝鲜权力的顶峰，实现了大权独揽的政治愿望。这种成功，当然与朝鲜内部的政治环境以及金日成的政治智慧和斗争手段分不开，但也必须注意到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变换的政治风云给金日成带来的机会和运气。匈牙利事件，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中苏之间隐含的分歧，这些都在一定的时刻和一定的程度上导致苏联和中国转变了对朝鲜的看法和政策，使金日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处理与朝鲜关系方针的改变，即中国志愿军部队全部撤离朝鲜。几十万驻朝军队，犹如悬在金日成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客观上是对金日成的制约力量。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完全无意采取俄国人惯用的控制周边国家的手段，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攻心为上，给予朝鲜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试图以怀柔政策把潜在的对手变为心悦诚服的朋友。于是，北朝鲜就成为金日成的一统天下了。

1958年周恩来访朝以后，中朝关系明显升温，随着两国间政治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与金日成携手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

第三节　 “大跃进”拉出“千里马”

早在1956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筹备期间，毛泽东就跃跃欲试，想要来一个“冒进”，结果受到周恩来等国务院主管领导和苏联专家的联合制约，心里憋了一肚子气。154
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深深感受到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佩服和敬仰，感觉特别好。于是，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未来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后，毛泽东便想在中国搞一次“跃进”。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他立即要求修改“二五”计划，并亲自起草社论，召开会议，号召全国“大跃进”。随后，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155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可以算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举的“大跃进”和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人民公社，却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苏联那里遭到冷遇。156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支持、响应和追随毛泽东伟大“创举”的就是金日成。与“大跃进”如出一辙，朝鲜全面开展了“千里马”运动，处处学习中国。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赏，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金日成扬言赶超日本，中朝两国携手共进，奏起了奔向共产主义的畅想曲。中朝关系显现出一片和谐景象。

一、金日成全面学习中国“大跃进”

在1956年4月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工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大增加农业生产”，“从组织和经济上加强农业合作化，完成农业的合作化”。总之，“要在战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使共和国北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的进展”。157
然而，由于三年计划的挫折以及党内斗争的激化，再加上苏联对朝鲜“一五”计划的不同意见，158
本该在1957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全面启动。志愿军主动全部撤出朝鲜，党内反对派被一网打尽，解除了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有了中国的帮助和支持，朝鲜也可以暂时把苏联的意见置之脑后，金日成要大干一番了。

周恩来访问平壤以后，1958年3月3-6日，朝鲜劳动党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59
6月9日，朝鲜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60
6月11日，金日成在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宣称在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高潮”，“全体劳动者响应党的号召，骑着千里马，朝着社会主义奔驰”。161
6月13日，《劳动新闻》在第1版以大字号标题刊出“骑上千里马前进”的文章。162
朝鲜由此开始了风行全国的“千里马”运动。6月23日，金日成兴奋地宣布：“现在，全国都跨上了千里马奔驰”。“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高潮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劳动党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跨上千里马飞奔”。163

与毛泽东的做法一样，朝鲜的“千里马”运动也是伴随着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批判开展起来的。从1958年6月至9月，金日成到各地视察，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主旨就是一个，破除迷信和保守，敢于革新与跃进。在平安北道视察时，金日成告诫那里的领导干部：“人家做不到，为什么我们也就一定做不到呢？”“我们要同那些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害怕人民群众革命气势的所有保守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守主义顽固地阻挠我们前进。不彻底粉碎保守主义，我们就不能跨上千里马继续奔驰。我们要通过对那些死抱着陈旧观念不放，无视群众的革命热情，顽固坚持自己错误的主观见解的各种主观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164
在视察慈江道时金日成又对当地干部说：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胜利地进行着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宏伟的事业”。165
在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讲习会上，金日成号召：“我们应该继续顽强地进行反对消极情绪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只有加强这个斗争，才能不断前进，不断革新。”166
在对中央党校毕业生讲话时，金日成再次重复：“经验证明，不同保守思想和消极情绪作斗争，就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掀起革命和飞跃，就不能使群众把高昂的斗志继续保持下去。”167
在全国生产革新劳动者会议上，金日成提出了思想革命和技术革命两项任务，并称：保守主义者“眼里只瞅着别人的东西，一味机械地加以搬用，而不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后面跑”。我们“应当比别人走得更快。别人走一步，我们就得走十步”。168
配合领袖的讲话，《劳动新闻》在8月19日和9月16日两次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动员，反对和批判保守主义及消极情绪。169
熟悉中国“大跃进”历史的人不难发现，金日成这些意气风发的讲话与毛泽东1958年的豪言壮语何其相似！鉴于毛泽东很多在党内干部会上的讲话当时并未发表，所以不能断定金日成是在鹦鹉学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金日成与毛泽东有着类似的政治经历，又处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所以他们才会发表同样的政治言论。中国的确为朝鲜树立了榜样，金日成也确实在全面学习“大跃进”。

1958年8月李周渊副首相率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以促使朝鲜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代表团参观后感触很深，国家计委委员长李钟玉说，过去在朝鲜1公顷生产27吨水稻都是很少的，人们不相信，现在中国1公顷能生产300吨，给了我们信心，要推广高产方法。代表团认为，中国的很多做法，如干部下放劳动，勤工俭学，学校办工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朝鲜都可以效仿。李周渊和李钟玉说：“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170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深刻刺激了朝鲜，代表团回国以后，对中国的成就和做法广为宣传，打破了一些人的怀疑心理。朝鲜报纸上刊登中国水稻亩产6万斤、玉米亩产3.5万斤的消息。朝鲜各地也提出了种试验田和大面积丰产的计划，有的提出亩产4万斤的计划。还提出了“跃进再跃进”“鼓足干劲”“敢想敢做”的口号。171

在这种氛围中，朝鲜经济发展的指标开始一路飙升。朝鲜最初的赶超目标是日本，“一五”计划的各种计划指标也是瞄准日本制订的。在庆祝朝鲜建国十周年时，金日成提出了今后七年经济发展新指标，即电力煤炭2500万吨，铁400万吨，钢300万-350万吨，化肥150万-200万吨，粮食700万吨，而1958年计划要达到的指标分别只有670万吨、50万吨、41万吨、45万吨和320万吨。劳动党中央书记蔡喜正在为中国人民代表团作报告时豪迈地宣称：“达到上述指标，我国工业主要产品按人口比例，将超过英国、法国和西德，赶上美国的水平。”蔡喜正还复述了一段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观点，并说：“毛泽东同志这句话，不仅适合中国人民，也适合朝鲜人民。中国大跃进，朝鲜跨上千里马，共同的原因都在这里。”172

“千里马”与“大跃进”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当时的很多做法，朝鲜都亦步亦趋地学着去做，有的甚至还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在工业方面，金日成几次表示，“中国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好，我们要向中国学习”，并亲自提出要组织参观团到中国学习。他要求每个郡都办两个纺织厂，这样一年就可增产纺织品3000万米。173
1958年6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正式提出，在发展食品加工业和日用品生产方面，实行大、中、小相结合，积极动员地方和群众力量的方针。不仅要求在大工厂里设置日用品生产车间利用废料进行生产，还要求组织中小型工厂甚至职工家属进行日用品的加工生产。在食品加工业方面则更是强调发挥群众智慧和创造精神，动员一切生产潜力和可能条件来进行生产，其中包括流动加工厂以及能够从事食品加工的家庭。174
金日成在11月访华时兴奋地对朱德说，“今年我们有很多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们的轻工业相、金属工业相到贵国来，看到很多搞土法的经验，尤其是土法和现代化工业结合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也是很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利用手工业技术来进行生产”。“我们的几个代表团到贵国来了一趟后，回去已搞了一千个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生产价值相当于轻工业省一年生产的总额，等于多了一个轻工业省”。175
1959年5月劳动党常委会又提出，每个市和郡都要建立肉类加工厂，每个道、市、郡都要建立小工厂。176

在农业方面，金日成很重视人民公社，还表示希望得到人民公社章程。外务副相朴成哲则说：“中国的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商学兵大协作，生产组织和政权统一，无论从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上讲都比集体农庄优越，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大步。”177
学习中国的“大锅饭”，朝鲜也开始大办公共食堂。据当时的报道，平壤正在兴建的两座煮饭厂，每天可供1万人就餐。178
考虑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金日成在9月28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称，由于中朝两国情况不同，“朝鲜不应该建立人民公社”，而是要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机械化。179
1957年初金日成的确反对在组织农业合作社方面“一味追求高级形式的倾向”，不赞成农业合作社搞得规模过大，因为那样做不利于经营管理，农民也很难接受。180
然而，1958年下半年中国出现人民公社后，朝鲜极为重视。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后，也就是与苏联大使谈话后不到半个月，10月11日朝鲜内阁便下令实行并社，并决定于11月底全部完成。结果，10月15日开始农村并社工作，半个月就完成了。181
同中国的人民公社一样，朝鲜的农业社也实现了农、工、商、学、信贷、卫生为一体。朝鲜的宣传口径也同中国十分相似：由于农业社的合并及其模范章程的通过，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模范章程确定了“从集体所有制逐渐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方向”，农业社的很多做法“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82
11月访华时，金日成向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为了巩固合作化，虽没有起名为人民公社，但今年已采取并社措施”，“我们把15000个合作社合并成3873个，这样就实现了里（相当于中国的乡）社合一”。毛泽东高兴地指出：“这是政社合一了。”183

1958年11-12月金日成访问中国，在13天的旅程中，他到各地参观，走访工厂和农村，看展览，并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会谈，亲身体会了中国“大跃进”的热潮。184
受到中国的鼓舞和刺激，金日成回国后，要求1959年各主要工业产品都要翻番，号召全国再苦战一年，千里马加鞭，提前两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要集中全党力量发展之。与此同时，更加重视有关中国情况和经验的报道，《劳动新闻》主编正式向新华社记者提出，希望每月从《人民日报》得到5-6篇介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文章。朝鲜驻北京记者已因报道中国情况不力而被撤换。185
于是，朝鲜学习中国“大跃进”经验的活动更加全面地展开了，而所有这些做法和措施，都是从1950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1958年冬天，朝鲜开始大力精简机构，简化手续，下放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农业省规定，除了规模巨大的国营企业，其他国营农场和灌溉水利的领导权都交给道或郡人民委员会。商业省规定，除了重要商品的批发工作，其他商业领导权交给地方机构。186

1959年1月初，金日成在全国农业社大会上提出，采取集约化耕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本方法是“深耕、密植、多施肥”，并具体要求：深耕30公分以上，密植每坪水稻300株以上，玉米15棵以上，小麦每町步播种量提高到300公斤以上，每町步施肥800-1000公斤。还要求每町步产量，水稻4.5-5吨，玉米3-3.5吨，小麦2.5-3吨。187

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决定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取名“赤卫队”。一个郡建立一个联队（相当于团），精选一个大队（相当于营）并发给枪支。各工厂也建立了赤卫队。劳动党中央常委已分别到各地了解情况，研究建立赤卫队的具体办法。188

3月14日，《劳动新闻》发表社论，坚决反对领导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不要“走马观花”，而应该“下马看花”。此后开始下放主要干部到厂矿企业，要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穿、同劳动。如金属工业省副相到清津炼钢厂，电气省副相到秃鲁江发电工地，都市建设经营省副相到温泉花岗石工厂等，为期一个月。189

3月21日，民族保卫省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了军官下连当兵的决议。4月3日开始全面实行。军官服拆掉红裤线，肩章改为领章。190

此外，1958年5月朝鲜开展全民性的卫生文化运动，提出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和除“三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金日成访华后，朝鲜学习中国，又列入了麻雀，成为“四害”。191
金日成在北京参观“十大建筑”时受到启发，回国后要求朝鲜建设委员会派代表团去中国取经，到明年朝鲜解放十五周年时，也要搞几个大建筑物。192
如此等等。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他所期盼的反应，唯有金日成大为赞赏，并尽力追随。于是，毛泽东对金日成也就另眼相看了。1959年2月13日，毛泽东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一个对外关系材料中，就特意加了一句话：“过去有些同志对朝鲜同志看缺点较多，看成绩较少，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193

二、毛泽东大力支持“千里马”运动

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不能特立独行，一定要拉上“千里马”共同飞奔。

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问朝鲜时就主动提到了经济援助的问题。1957年9月金一来华时，要求提供棉花12000吨，而中国的供应能力只有5000吨，后来咬牙才答应了8000吨。194
这次周恩来特意对金日成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反正中国也是缺。又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回国研究后便可提供具体数量。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50万千瓦），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195
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196
于是，金日成立即派李周渊率团到中国谈判、签约，并且趁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1959年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絹织厂三个，1960-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万-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国家计委感到朝鲜的要求有些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国务院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10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197

上述情况也表明，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198
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文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199
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22项，并规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给朝方。200
1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201
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202

1958年11月22日，当金日成时隔4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203
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204
金日成一直担心朝鲜的工业因原料短缺而开工不足，这一下终于如愿以偿。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205

金日成当然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援助限度，所以，在向中国要求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向苏联伸手。1958年10月，朝鲜要求苏联供应一些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5000吨冲压机，以及1300-1400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6

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所转变。在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207
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则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208
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209
3月17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5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并无偿地转交全部技术资料和图纸。210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1958-1959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于1956年的两倍，1949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12%完成计划，达到3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1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7%。5月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211
金日成有理由为此欢欣鼓舞，并宣称：朝鲜大部分主要工业品的人均产量“的确已经赶上或超过日本了”，其他方面（如布匹、机械）不久也将赶上日本；朝鲜正以“跨上千里马的气概”，“朝着社会主义高峰进军”。212

三、中朝携手迈上“共产主义”大道

在“大跃进”年代，中国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朝鲜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213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214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215
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意气风发地宣布，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苏联落在我们后头了。但是，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216

无独有偶，当时朝鲜领导人也是这样看问题的，甚至语言都极其相似。1958年10月10日，劳动党中央书记蔡喜正给来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作报告时说，实现了千里马运动的宏伟目标，“我们就可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未来理想，而是我们这一代可以完全实现的事业”。217
11月20日，金日成在全国市、郡党委员会宣传员讲习会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如果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准备具有高度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别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我们也不要落后，和他们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可以知道，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是不久的将来的事。如果今后进行四五年的斗争，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继续苦战一二年，在四五年内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就可以登上社会主义的高峰。”他还说：“为了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兄弟国家人民齐步前进，我们曾希望，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达到他们三个五年计划所达到的生产水平；但是，从今天我们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干劲看来，我们有可能只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218
在另一次讲话中，金日成还说过，今后最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是三个国家，首先是苏联，其次是中国和朝鲜。219
12月1日，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昌满在一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正在谈论关于进入共产主义门口的问题，这一问题正被提到日程上来”，“如果我们按照党所说的，握紧拳头再苦战一年或两年，胜利地实现党现在提出的一切任务，我们就将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220
看来，金日成比毛泽东还着急：中国说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朝鲜讲的却是“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中国可能比苏联先到达共产主义大门口，金日成心里的目标却是朝鲜一定会赶在中国的前头。

金日成访华期间，也同毛泽东谈起了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金日成说，朝鲜将在1961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打算在此期间“建成社会主义”，因为朝鲜的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比东欧国家快得多。毛泽东则冷静些，“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不忙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把标准提高一点”。又说：“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可以早一点建成。我们要把时间拉长，指标提高。至于进入共产主义，一定要苏联先进入以后，我们才进入。我们要在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后再等三五年再进入。苏联是十五年，我们是二十年或更多的时间。这样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有利。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朝鲜代表团全体成员听后频频点头，表示赞同。221
金日成自知失言，回国以后立即改变了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提法。据中共中央联络部得到的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已发出通知，不要轻易宣传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222
但是，劳动党并没有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在1959年1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合作社大会上，金日成仍然是慷慨激昂：“去年9月中央提出的要在六七年内完成的经济任务，现在只要四五年即可实现。而这一任务实现了，我们将登上人民长期以来期望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在不远的地平线上望见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峰。”223
在这一点上，金日成和毛泽东又想到一起了。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现象和急躁情绪，毛泽东在1958年底已经有所察觉。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是否泼冷水？是否机会主义？一定要有客观可能性。224
他讲道：“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们的建设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得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225
在审阅《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这段话后面又加写了一句：“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226
毛泽东出身农民，焉能相信亩产万斤的“奏报”？即便对工业经济不熟悉，面对苏联专家众多的批评意见，他也不会熟视无睹。227
但是，毛泽东相信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是中共的基本方针和法宝。因此，毛泽东12月6日在武昌与胡乔木、吴冷西谈宣传工作时指出：反对浮夸作风，但是要特别注意个问题：防止扩大消极面，保护群众积极性，要考虑国际影响。228
在准备12月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讲话提纲时又写道：“保护劳动热情”，“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的结合”。229
毛泽东一直想成为一代“明君”，自然懂得知错必改的道理，但是这个错误只要他自己认识到并加以纠正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来揭破，更不能让人逼着下“罪己诏”。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何况还有赫鲁晓夫在一旁“推波助澜”。于是，本来要开成“神仙会”的庐山会议，却变成了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230

朝鲜的“千里马”运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与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对外经济联系委员会和匈牙利驻朝使馆的报告，在1957-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为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削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子和葵花子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由于生产任务过重，劳动力缺乏，在朝鲜除了8小时的工作，不算政治会议，人们不得不每天做4~5小时的无偿劳动。而农业劳动力的70%-80%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231
中国驻朝使馆也认为，朝鲜在开展“千里马”运动中，虽有成绩，但也有一些浮夸现象和虚报产量、计划过高的情况，产生了若干困难和不平衡，如对华贸易逆差已达4000万卢布。合作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是，管理经验严重不足，平均主义思想十分普遍，强迫命令现象时有发生。232
尽管已经看到计划、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都比较紧张，在1959年5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上，金日成仍然要求：“社会主义高潮不能低落”，还要“快马加鞭”，“力争上游”，“勒紧腰带，苦干一年”。还提出在一切工作中，要政治工作先行。233
不过，金日成还是很实际地提出，把1960年作为缓冲期，调整和整顿经济秩序，推迟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8月底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发布了这个消息。234
12月中央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把1960年定为“缓冲年”，中心任务是“缓和在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在1959年完成计划过程中在一部分经济部门里造成的紧张状态，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35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憧憬未来，抱有同样的雄心壮志，也经历了同样的喜悦和挫折。正像周恩来在1959年6月接见朝鲜副首相郑一龙时所说的，“我们大跃进，你们上千里马，这样突破常规的发展速度，自然会在前进中发生新的问题”。郑一龙讲述了朝鲜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后，周恩来情不自禁地说道：“同我们一样，两家差不多”，“真是难兄难弟”。236
1959年共和国十年大庆，金日成与毛泽东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在前进受挫的情况下，中朝之间的确是互相帮衬的，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援助朝鲜，朝鲜则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中国。

1959年3月西藏平叛以后，世界上掀起反华高潮。据中国外交部观察，到5月份已有15个国家（其中11个系亚洲国家）的官方人士表态，30多个国家报刊发表了指责和诬蔑中国的评论。其活动有发表抗议书、举行游行集会、到中国使馆或领馆示威等，甚至发生了侮辱中国领导人的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大多支持西藏平叛，但在涉及印度的问题时，态度十分谨慎，避免批评印度和尼赫鲁。苏联报刊对于中国反击印度的言论一律不转载，刊登的发言中也都删去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字样和其他指责印度的地方，其他各党也都表示不便公开发表评论。唯独在朝鲜报纸上，直接指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并刊登中国批评印度的消息，还发表了评论。237

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后，苏共和东欧各党报刊大多只是刊发消息和公报，很少评论。而朝鲜不仅在各报全文刊载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评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的光辉胜利》，赞扬会议决议显示了中国人民继续跃进的战斗意志。238
中国外交部注意到，苏共和其他各党对八中全会肯定人民公社和反右倾等，多略而不谈，报道比较积极和全面的只有朝鲜、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朝鲜报纸，“突出地强调我国将提前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认为这是‘巨大的飞跃前进’，同时提出我国人民公社的基础已经巩固了”。金日成在收到八中全会文件后对中国参赞说，“反右倾很正确，不反右就不能更好地前进”。239
更有趣的是，9月21日，金日成接见中国大使乔晓光，说他希望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刘主席。金日成表示完全支持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完全支持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金日成说：朝鲜党对彭德怀的反党并不感到惊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朝鲜劳动党中央过去对彭德怀有很多意见，但当时为照顾两党之间的团结没有提出来，这次到北京，如有机会拟向中共中央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立即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了乔晓光的这封电报。240

1958-1959年是中朝友好关系的第一次高潮，毛泽东在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扶植朝鲜，金日成也以十分的热情和真诚追随中国。然而，时代不同了，中朝之间早已不是过去的宗藩关系，金日成一时的感恩戴德并不意味着朝鲜就会由此俯首称臣。特别是在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明显裂痕之后，朝鲜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外交空间得到极大提升，而调整中朝之间关系的主动权也渐渐转到金日成手里。——金日成终于找到了实践其“主体思想”的机会。

第五章中苏分裂：金日成开展等距离外交

（1960-1966）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中共和苏共都要拉拢朝鲜，纷纷向其示好，朝鲜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政治地位得以突出。中国在国内经济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急需的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不动声色地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11月严厉指责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左右逢源，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维护中朝关系的政治考虑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无视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生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一味迁就、让步，依从朝鲜的主张。金日成得寸进尺，乘机提出解决中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问题。面临困境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和大半部分天池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另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然而，随着克里姆林宫易主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朝鲜再次与中国拉开距离而向苏联一边倾斜。

第一节　北朝鲜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

1958年下半年，中苏之间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层面的重大分歧开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的问题上显现出来。1959-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核武器援助协定、中苏领导人当面发生激烈争吵、中共在世界工联会议上向苏共的理论和方针提出公开挑战、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围攻，特别是苏联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并且公开化。尽管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各有所让步，试图缓和关系，但实际上面和心不合，都只是暂时的容忍和等待。1962年10月，在中印边界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中，双方的分歧再次公开化，中苏同盟开始走向破裂。1
显然，在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中，中苏两党都需要争取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的支持，其中当然包括朝鲜劳动党。而作为邻国和亚洲国家，朝鲜对于中国显得尤其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则左右逢源，保持等距离外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一、北京与莫斯科对朝鲜的激烈争夺

1959年10月，先是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而后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双方立场明显对立，为了表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正确性，1960年4月，中苏两党都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中苏之间的分歧开始走向公开化却是可以预料的。随着6月中苏两党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特别是苏联全面撤退在华专家的举动，中苏同盟开始出现裂痕。按照美国情报机构的看法，此时“中苏分歧已达到顶峰”。2

虽然美国人对北京和莫斯科的言论很敏感，但中共和苏共的文章都不是写给外人看的。为了确立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些理论文章是要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兄弟党证明，本党才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朝鲜劳动党的态度是毛泽东最关注的，自己身边的兄弟当然不能让苏联拉走。1959年第11期《宣教动态》刊登了这样两则消息：1958年9月9日金日成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没有及时登载，新华社只摘发了3000多字。驻朝使馆和华社平壤分社提出意见后，9月13日《人民日报》才刊登。苏联《真理报》则出版了朝鲜建国十周年专刊，并以很大篇幅刊登金日成讲话。1959年1月5日朝鲜召开全国农业合作社大会，劳动党对此非常重视。新华社平壤分社发来3000多字金日成报告的摘要，总社却没有单独发稿，而是缩编人对大会新闻的报道中（只用了约1000字），《人民日报》也没有单独刊发。而苏联《真理报》则以半版篇幅刊登了金日成的报告。《宣教动态》的文章批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此类报告的政治意义考虑不够。3

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欧洲各党以及蒙古都会跟着自己走，需要争夺的只是在中国周围的朝鲜和越南，其中特别是与苏联关系更为密切的朝鲜劳动党。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时，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愤怒不已，提前回国。10月15日，苏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决议，决定“把同中国朋友们谈话的情况口头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同志”，又特意提到，“当金日成到莫斯科时，让他了解尤金同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4
在1956年11月30日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责金日成就是东方的纳吉，并认为他很可能要背叛革命。5
赫鲁晓夫让金日成看这个谈话记录，自然是想挑拨离间。后来由于金日成取消了莫斯科之行，赫鲁晓夫未能如愿，但他立即改用了其他方式——给予朝鲜所一直期待和争取的经济援助。6

在做出对经济工作进行整顿和调整的决定的同时，朝鲜开展了新一轮向外求援活动。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莫斯科。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做出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7
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不迟于5月），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虽然此前苏联对于朝鲜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莫斯科街头强行绑架朝鲜留学生回国一事非常惊讶和不满，并提出抗议，但还是当场同意提供石油，不久后又答应将为朝鲜提供粮食。8

然而，朝鲜还需要更多的援助。与苏联交涉后，朝鲜又向匈牙利提出要5万吨面粉。尽管匈牙利没有多余的粮食提供出口，但在朝鲜的执意请求下，还是答应将进口2万吨面粉转给朝鲜。9
1960年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心里明白，金日成此行的目的还是要苏联继续提供援助，便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亿-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10
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11
金日成所说他本人要去莫斯科，已经表现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1959年9月听说赫鲁晓夫答应访问朝鲜时，金日成显得十分激动。他很快就通知苏联，将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朝鲜最高级别的勋章，并授予平壤荣誉市民的称号。12
后来，赫鲁晓夫由于担心此时访问朝鲜可能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于10月初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苏联领导人对朝鲜的正式访问。13
现在，苏联又没有及时答应朝鲜的经济援助要求，金日成心中更加不快。

恰在此时，1960年5月，赫鲁晓夫热衷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14
这无疑为中共提供了一个吸引北朝鲜的机会。赫鲁晓夫主张对美缓和，毛泽东指责他害怕帝国主义，而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金日成自然要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金日成在内部曾说，《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最接近我们党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大家应该认真研究”。《劳动新闻》主笔玄弼勋表示，中共的三篇文章揭穿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劳动新闻》全文刊载了《列宁主义万岁》，并发行20万份，编者按语要求干部应阅读该文，朝鲜各大学均组织政治教员进行学习、讨论。15
为此，金日成特意跑到杭州，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16
5月21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气氛友好而热烈。毛泽东首先批评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金日成立即迎合说：“《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毛泽东说：“放弃武装就是放弃斗争。”金日成又附和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苏联送来一部赫鲁晓夫访美的电影，我们领导干部看了都觉得不好，在群众中放映了一次，也引起不满。是你们的文章帮助我们回答了许多模糊问题。金日成还称赞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篇文章“解决了我们党内很多问题，不然我们的混乱思想很难扭转”。两人谈起1956年的八月事件时，不约而同地把责任推到了米高扬和彭德怀身上。在这样的气氛中，邓小平提起了此前与金日成在北京谈到的朝鲜统一问题、经济援助问题和国防战略问题。邓小平说，朝鲜在七年计划期间需要4亿元的援助，可以同意，具体项目另行研究。朝鲜种棉花不合算，以后中国可以多提供棉花，少给粮食。毛泽东最后把话题转到中国的建设方针上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金日成接过来说，1955年苏联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17
在谈话中，金日成与毛泽东一唱一和，显得十分亲密。但金日成百般迎合毛泽东，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几句表扬，他需要的是经济实惠，而邓小平仅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不久后，金日成便从莫斯科得到他所需要的援助。

很可能是得到了金日成秘密访华的消息，1960年6月5日，苏联大使突然通知金日成，苏联领导人很高兴在6月8日左右接待他的非正式访问。两天后双方商定，6月13日金日成访苏，苏联派专机来平壤接他。18
在6月15日的会谈中，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米高扬则拿出当年的会谈记录，对1956年9月干涉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情况进行解释：实际上是中共主动提出派人去平壤的。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两党应该和解。赫鲁晓夫了解到会谈的结果后，便拿出了杀手锏。他指示把毛泽东指责金日成的那个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赫鲁晓夫显然是专门请金日成来莫斯科看这个文件的，果然一招奏效。据苏联大使普扎诺夫从旁观察，金日成在一个单独房间里阅读这个文件时，既非常愤怒，又十分难过，一边看一边念叨：这是谎言，毛泽东怎么能这样说我。看后，金日成大声嚷道：这些都是诬蔑和谎言！中国领导人口是心非，当面说一套，背后搞一套。金日成还向苏联人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19
在回国途中金日成告诉苏联大使，他对中国的很多做法都不能认同，比如人民公社。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劝朝鲜也建立人民公社，金日成回来后学中国的样子搞起了“大锅饭”，结果发现根本行不通。现在，朝鲜已经完全放弃了引进公社的想法，正在逐步消除平均主义的影响。20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召集了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毛泽东反对苏共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就是想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成为“世界上的第五位”革命领袖。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内务相方学世向苏联大使报告说，金日成这样说是真诚的，他现在不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不过，金日成并不想真的与中国撕破脸。7方面，在私下接触时，朝鲜领导人一再向苏联保证，不会再犯中国的错误，对中国必须保持警惕。另一方面，金日成虽然已到莫斯科，却没有出席几天后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围攻中共代表团的会议，而是派遣“亲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前往罗马尼亚。21
与此同时，朝鲜的报纸则继续频频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22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经济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23
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了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金日成十分兴奋，他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在对苏联表示感激的同时，金日成还对中国提出了指责。当看到普扎诺夫转交的苏联政府决定撤退在华专家的照会副本后，金日成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愤怒，并多次使用“阴谋”一词指责中国领导人。24
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25

此时，中国已经感觉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使馆人员发现：在私下场合，特别是只有中朝外交官在一起的时候，对中国人表现得十分热情。26
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和报刊报道却开始“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27
这个感觉是不错的，匈牙利驻朝鲜使馆也认为，“平壤最近倾向于接近苏联的立场，而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正在下降。”28
显然，中共再不对朝鲜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中国只得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再次主动提出扩大给朝鲜的援助。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960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29
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给朝鲜的纯军事贷款7亿卢布，曾两次延期归还。朝方6月提出全部免除，苏联已表示同意，只等赫鲁晓夫访朝时宣布。30
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31
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32
李周渊对此深表感激：“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33
金日成后来称赞说，朝鲜七年计划的前期将有重点地发展手工业和轻工业，而中国援助的18个工厂都是轻工业，这些工厂投产后帮助朝鲜解决了很大问题。34
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中朝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35
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36
据美国中情局的观察，为了在年底共产党莫斯科峰会保持对北朝鲜的影响，尽管国内经济状况恶劣，中国还是加强了对朝鲜的援助。美国人认为，加上这笔贷款，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国给予朝鲜的总援助已超过苏联，而平壤则在中苏争议中继续保持“中立地位”。37

正是由于考虑到中国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对于朝鲜的重要性，尽管与苏联打得火热，并在党内对中国多有指责和抱怨，但朝鲜的总方针还是希望中苏不要分裂，对于中苏两党之间的争端，金日成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甚至有时还表现出对中国的支持。例如，对于中国的“大跃进”和经济建设总路线，朝鲜在公开报道中继续保持赞扬态度，认为中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共和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即使在1961年中国经济已陷入极端困境的情况下，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支持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38
又如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朝鲜代表团虽然不像阿尔巴尼亚代表那样直接批评和指责苏共的行为，不过也没有加入对中共的围攻，还私下里给中共代表团传递消息。据中国使馆反映，会前（6月1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金永柱（金日成的弟弟）、宣传部长金道万、外务相朴成哲同乔晓光大使谈话，曾表示支持中国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立场，并说要和中国一道反对修正主义。39
在7月1日《劳动新闻》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社论中，主要讲“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而避免使用苏联代表在会上直接或间接批评中共时常用的词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40

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会议期间，邓小平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等党的代表分别进行了会谈和协商，解释自己的立场，而中朝两党代表却没有单独接触。不过，对于声明草案的意见，朝鲜代表与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日本、印尼党等基本一致。41
在会议讨论中，朝鲜代表的态度和基本观点与日本党一样，没有发表任何与中国党作对的言论，但也没有对苏共提出任何批评。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到，朝鲜代表的发言是在预料之中的，比预计的还好。42
金日成后来说，朝鲜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寻求一种（中苏）两党都能接受的折中或妥协的办法”。43

到11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召开莫斯科会议时，尽管苏联大使强烈表示希望金日成亲自出席，但他还是称病婉拒。44
在大会发言时，朝鲜代表的发言本来安排在中国代表团之后，显然是为了避免陷入中苏争论的旋涡，朝鲜代表团要求提前发言。为了撮合中苏，朝鲜代表与越南、日本、印度党的代表一起求见刘少奇，同时也私下会见了赫鲁晓夫。尽管如此，在中方看来，朝鲜代表团团长金一的发言“一般来说讲得很好，许多原则观点都是同我一致的”，既未指责苏联，也未批评中国，而是“强调必须有一致同意的决议”，甚至提到“以中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45
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暂时维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除了中苏双方抱有和解的态度外，很多党担心分裂，特别是包括朝鲜在内的几个党的代表明显地维护中共，从而避免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时集体围攻中共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46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1960年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苏方提出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不愿意；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47
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原定10月初访问平壤，朝鲜政府不仅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喜讯，而且动员全国准备欢迎活动。48
而事到临头，苏联再次取消了这次访问，这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49
但是，在此期间（10月23日至11月11日），以贺龙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主要活动（庆祝大会、宴会和会谈），金日成都出席了。50
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并做出让步。51
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为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5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谋取了最大利益。53
其结果，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为今后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实现了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外交目标。

二、金日成与中苏分别订立同盟条约

在中苏之间争吵不断升级的过程中，金日成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外交技巧日臻成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朝鲜在对外宣传中强调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向中国外交官抱怨苏联人的实际援助不够，并在外交活动中积极征求中方意见。54
另一方面，对于替代赫鲁晓夫访问平壤的柯西金，朝鲜政府采取了积极、热情、友好的态度，金日成五次出面参与各种活动，凡苏联代表团参观之处均安排了群众欢迎。55
以至于中苏双方都认为朝鲜是倾向于自己一方的。据捷克斯洛伐克驻朝使馆报告，苏联大使普扎诺夫在谈话中一再表示他对朝鲜的感觉很好，并强调苏联理解和支持朝鲜的立场，尽管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大使都对朝鲜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朝鲜政府在中苏之间采取的是“两面派的政策”和“折中立场”。56
但是在金日成看来，这恰恰反映的是朝鲜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从1960年底以来，北朝鲜再次掀起了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及树立主体思想的运动。57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金日成所采取的中立政策最成功的表现，就是在1961年7月与苏联和中国几乎同时签订了同盟条约，从而使得两个相互对立的大国同时成为其保护伞，为朝鲜取得了双重安全保障。

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迎合斯大林的安全观，在苏联周边形成了一道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莫斯科不仅实际控制着周边国家，而且同每一个国家都签订了具有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反感，所有这些条约均取名为“友好合作互助条约”。58
只有中苏条约，考虑到中方的一贯说法，苏方起草委员会对条约草案修改到第六稿时，把“合作”二字改为了“同盟”。59
但是，唯独与北朝鲜之间，只在1949年3月签订了文化经济合作协定，而没有签订双边条约。有学者以此为由提出，“朝鲜从来都没有成为俄国特别关切的地区”。60
其实，条约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北朝鲜实质上已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同盟条约丝毫不会影响到莫斯科对平壤的控制，否则斯大林也不会单方面从朝鲜撤出苏军。至于同中国的盟约，1950年5月，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讨论将要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时，提出要同中国签订同盟条约。虽然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同意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中朝同盟条约，毛泽东谨慎地提出，等到朝鲜实现统一后，再按照中苏条约的形式签订。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61
尽管如此，中苏朝三者之间在战争中的同盟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10月中国驻朝军队全部撤离回国，虽然在国内政治方面为金日成提供了有利机会和条件，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朝鲜南北军事力量的失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9年1月在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一大期间，金日成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17日，苏联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将关于苏朝准备签订条约的备忘录交给了陈毅。条约内容与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关条约相仿，主要一条就是“在缔约国一方受到任何一国或多国联合的武装进犯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立即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9月19日中方答复，完全同意苏朝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2

9月18日，苏联大使通知金日成，赫鲁晓夫将率党政代表团于10月初访问朝鲜。金日成非常激动地说，希望赫鲁晓夫在朝鲜多待一段时间，最好10天以上。普扎诺夫通知说，莫斯科同意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将苏方拟定的草案交给金日成，以供商讨。金日成又激动地说，朝鲜人民急切期待着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会谈的结果，并相信“赫鲁晓夫同志会把一切事情都办成的”。63
后来，由于赫鲁晓夫推迟访问朝鲜，条约的事情也只好搁置下来。1960年2月，金一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期间拜访赫鲁晓夫，表示朝鲜对美国将核武器运进南朝鲜，以及与日本订立新的军事条约的情况非常关注，希望赫鲁晓夫务必于本年内访问朝鲜，时间最好在8月15日之后，以便签署苏朝友好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答应考虑这个问题。64
1959年底和1960年初，正是赫鲁晓夫访美后热心于推进苏美关系缓和的时期，对于签署与朝鲜的同盟条约自然不会积极。中国恰恰在这时介入了这个问题。

还在1959年7月，朝鲜就向中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从1960年开始，陆续向朝鲜提供根据苏联型号批量生产的-军事技术装备：米格-19型战斗机、1226MS型反潜舰、用于炮兵和步兵的多种R型雷达站、P-10雷达等。65
11月8-23日，空军司令崔光率朝鲜军事代表团来华，商谈军事援助项目问题。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崔光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5年无偿军事援助第一年（1960年）的供应计划议定书。66

1960年3月9日，中国驻蒙古使馆电告，蒙古政府建议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如果中方同意，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将亲自前往北京，顺便商谈经济援助问题。67
3月20日，周恩来拟定复电称，中国政府热烈赞同蒙古政府提出的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如果蒙古政府同意，周总理很愿意到乌兰巴托签订此项条约。随电附有条约草案。3月21日，毛泽东在电报稿上批示：“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还说，如朝鲜、越南愿意，也可以签订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条约。68
同一天，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开会，商议了与蒙古、朝鲜、越南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69
中国此时看重这个问题，自然也是有所考虑的。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尚未结束，1959年又发生了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再加上越南战争方兴未艾，中国大陆的周边形势显得异常紧张。1959年底，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总参谋部制定了全军作战计划。1960年4月，作为总参战略研究小组的组长，粟裕提出了中朝两国在未来战争中的协同作战问题，并拟组织对东北地区、山东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的战略防御勘察。6月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昌奉率团访华，中朝双方讨论了沿鸭绿江设防的问题，并取得一致意见。1961年4月，总参提议成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研究小组”，并拟定《关于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几项规定（草案）》，6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同年5月，朝鲜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侠访华，商谈两国军事合作问题。70
中国的战略部署与朝鲜的要求不谋而合。

1960年6月，也就是中苏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为了孤立中共，赫鲁晓夫把金日成召到了莫斯科。在6月17日的会谈中，金日成再次提到签订条约的问题。金日成说，现在南朝鲜军队有70多万人，还有美军4.7万人。北方已经裁军8万人，现有人民军32万人，边防部队6万人。美国打算把南朝鲜军队缩减到40万人，朝鲜是否还要继续裁军？赫鲁晓夫回答，如果苏朝签订一个条约，就可以遏制南朝鲜的军国主义。这件事去年商定好了，后因故推迟。他（赫鲁晓夫）计划9月访问朝鲜，并签订苏朝条约。以后，朝鲜就可以缩减军队了。苏联在远东有导弹，可以保护朝鲜。只要有了这个条约，李承晚就不敢发动进攻了。金日成非常满意，并希望访朝安排在9月上旬。71
到8月11日，苏联突然通知，访问推迟到10月初。为了让金日成放心，苏方同意朝鲜可以发布赫鲁晓夫访朝的消息。72
9月14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朝鲜方面“对于条约草案没有任何意见”，希望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签署条约。73
为了欢迎赫鲁晓夫，朝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劳动新闻》连续15次、《民主朝鲜》连续11次刊登有关消息和报道，印刷加强朝苏友谊的小册子10份。朝鲜还召开群众大会，大搞清洁卫生，要求群众给苏联大使馆写信（每天300多封），甚至专门创作了“热烈欢迎赫鲁晓夫同志”的歌曲，让学生们练习。74

然而，10月8日苏方又通知赫鲁晓夫不能访问朝鲜了。金日成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努力。这项工作比访问朝鲜更重要。”75
10月11日，中国驻朝使馆也得到了赫鲁晓夫推迟访朝的通知，所说理由是赫鲁晓夫工作太忙，身体疲惫。76
1961年3月，副首相金光侠到莫斯科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特意向他解释说，金日成似乎把推迟访问与签订条约联系起来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苏联并不反对与朝鲜签约，既然美国与南朝鲜签订了条约，苏联为什么不能与北朝鲜签约？实在是工作太忙了。或者可以像金日成所说的，今年苏联派一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率团访问朝鲜。77
于是，便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6月替代赫鲁晓夫的访朝。78
在这次访问期间，苏朝就条约的内容达成了协议，并确定金日成6月29日访问苏联，那时正式签约。79

就在金日成启程前三天，1961年6月26日，朝鲜外相朴成哲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乔晓光转达了金日成即将访苏的消息，并说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但公开名称是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由于此前中国外交部有争取与朝鲜签订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计划，并委托使馆试探朝方的意见，乔晓光借此机会以个人名义表示了这个看法。6月28日，金日成接见乔晓光，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建议，而且“越快越好”。金日成讲述了与苏联商谈签约的曲折过程，并说既然可以同苏联签约，“为什么不应该同并肩作战的中国签订条约”。关于时间，金日成提出，可以7月10日访苏归来，从伊尔库茨克直接来北京，若准备不及，也可以过一个星期再去北京。他本人希望按照第一方案，并要求今天就给予答复。80
6月29日下午，中国外交部显得特别繁忙。13时45分，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给外交部告知，金日成访华签约事今天上午已用电话告知乔大使，中方同意朝鲜的第一方案，并已请大使通告朝方。请速拟邀请书草案，部领导审阅后报请总理办公室批发，要在今天下班前送到，并赶在金日成动身前发出此报。81
14时，外交部致电驻朝使馆通报了情况，另请问朝方对条约有何设想和考虑。周恩来在电报稿上批示：“已报主席和常委各同志的同意”。82
15时30分，外交部即收到驻朝使馆发来的苏朝条约草案。83
16时45分，乔晓光向金一转达了中方的意见。金一表示，关于金日成访问的时间和活动安排及公布消息的时间，请中方先提出意见再商量。如果三天时间太短，可以延长。84
不久，朝方又提出，条约和公报均由中方提出后双方商定。85
随后，中国便对金日成访华的接待和宣传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要求“贯彻热情、友好、隆重、亲切和谦虚的精神”。同时，参照苏朝条约和中苏条约，起草了中朝条约。条约规定了中朝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助及全面合作的关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军事同盟性质”。86
从最后公布的文本看，中朝条约与苏朝条约内容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后者规定的条约有效期为10年，以后每5年可延期一次，而前者的规定是，“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87
显然，中国对于朝鲜的安全承担了更为严格和长久的义务，且对主动权缺乏掌控。中国在起草条约时有意造成这种区别，无非是为了与苏联争夺朝鲜。88

金日成对苏联和中国的访问都非常成功，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莫斯科，据中国驻苏使馆的观察，苏朝双方都对条约给予很高评价，并特别强调其中军事条款的意义；双方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调子比较接近，特别是在谈到南朝鲜问题时，赫鲁晓夫曾几次提到美帝国主义；双方都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援引了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话来说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双方在讲话中都注意照顾同中国的关系。89
在北京，金日成一下飞机就感觉到热烈气氛，并对群众夹道欢迎的场面十分感动。10日当天刘少奇、周恩来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会谈，11日周恩来拜访金日成，并代表中国政府在中朝条约上签字，12日北京举办群众大会欢迎金日成一行，13日周恩来、陈毅陪同金日成到杭州，毛泽东与金日成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十分满意。周恩来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金日成则指出：条约为两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兄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90

对朝鲜报纸报道金日成这两次访问的分量和语气及朝鲜干部的谈话进行分析后，中国驻朝使馆认为，朝鲜对中国“似更亲切一些”。91
然而，从大量档案材料看，朝鲜代表团的典型做法是在中国人面前称赞中国，贬低苏联，而在苏联人面前则称赞苏联，贬低中国。事实上，朝鲜对苏联表示的“忠诚”，丝毫不亚于对中国的表态。金日成7月6日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将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开辟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7月15日又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称：“朝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坚定不移的，是永恒不灭的”。92
对于苏共公布的新党纲草案，8月3日《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苏共新纲领草案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93
看来，中国使馆的判断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通过对中国和苏联的等距离外交，金日成不仅巩固了他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而且感到自己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金日成回到平壤后不久，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来祝贺。在代表大会期间，朝鲜劳动党一再宣传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七年计划的宏伟蓝图，并认为：劳动党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友谊和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这次金日成率团访问苏联和中国，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94
美国中情局的判断是准确的：朝鲜“试图走中间路线”，而中国和苏联则相互竞争，向朝鲜“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以期赢得支持”。95

三、中国在困境中对朝鲜的友好表示

1960-1962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南边有美国侵越战争，北边与苏联交恶，东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西边发生中印边界冲突，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国内经济生活陷入困境，由于物资供应匮乏，很多厂矿被迫停工，粮食严重短缺，导致大批农民逃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然而，为了与苏联争夺盟友，中国还是勒紧裤腰带向朝鲜提供了各种援助，并在各个方面表示友好。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96
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集中在重建时期，其中主要的援助来自中苏两国。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19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97
根据捷共中央政治局1962年使用的统计材料，按照旧卢布计算，1953-1961年中国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总计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51.112亿卢布（其中苏联20.711亿，中国16亿），贷款30.412亿卢布（其中苏联17.31亿，中国8.4亿），主要集中在经济恢复时期，1957年以后的无偿援助只有苏联的7.6亿卢布。98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外援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的确呈下降趋势，即从1954年的33.4%降到1960年的2.6%。99
不过必须看到，这种下降恰恰是大量外援帮助朝鲜实现经济恢复的结果。况且，在五年计划和以后的建设中，外援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朝鲜本身无法完成的。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朝鲜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过于关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北朝鲜本来农业就比较落后，是个缺粮的国家，1962年以前，每年要进口20多万吨粮食。1959年由于忽视对农业生产的指导，造成粮食的严重减产，比常年少收四五十万吨，1960年被迫进口粮食54.7万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尽管从1960年开始连续三年“猛攻粮食关”，到1964年也只是达到低水平的自给，全国仍实行定量供应。100
而此间苏朝关系趋向紧张。苏共在二十二大再次提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矛头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也令金日成受到刺激，并感到愤怒。金日成1961年11月27日在党内作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101
此后不久，平壤中央电台便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102
正如几个东欧国家驻朝大使聚会时分析的：由于金日成倾向于推行其个人崇拜，他自然会把苏共对此问题的指责视为一种威胁，并因此转向反对苏联、亲近中国的立场。103
苏联的对策很简单，就是在经济上卡朝鲜。原来答应每年10万吨的粮食供应停止了；贸易谈判也迟迟没有进展，谈妥的出口商品不及朝鲜所需的一半；朝鲜要求免除1961年欠交的货物，苏联不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鲜在第一季度补交齐。朝鲜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一方面请求中国帮助。104

朝鲜疏远苏联，对中国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经济上继续提供大量援助，确实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1958-1961年，苏联向朝鲜提供了7.71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5.61亿的贷款，而同期中国只提供了8.4亿的贷款。105
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961年的粮食产量继续下降，甚至大大低于1958年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与上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下降46.5%，财政收入减少37.8%，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减少12.8%。1961年国家财政出现10.96亿朝元的赤字。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连续第三年下降，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06
但是为了拢住朝鲜，中国就是勒紧裤腰带、砸锅卖铁，也要尽力满足朝鲜的需求。

1960年12月10日，轻工业部党组向国务院报告：到今年11月，已经政府对外正式签订协定的轻工业成套援外项目54个，占中国全部援外项目的三分之一。最近越南、朝鲜、古巴、缅甸陆续要求中国提供新的成套援助，共有44个项目。这些项目行业杂、品种多、要求急、建设时间短。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一定要坚决承担。但目前轻工业部援外任务已大于国内的基本建设任务。为了使战线不要拉得过长，已将新提交的44个援外项目加以研究，分成可以承担和无力承担的项目函告外贸部，希望今后签订新的援外项目前，在国家计委的主持下，把各方面组织起来，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周恩来和李先念、薄一波、李富春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批示，要求这项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107
1961年7月7日，国务院下达了这批援建项目的分配任务，其中援助朝鲜11个项目：辽宁负责新建制针厂、制罐车间，浙江负责新建卷烟纸车间，天津负责新建闹钟厂、工业用纸厂及供应油墨厂成套设备，北京负责援建纽扣厂、拉锁车间成套设备，上海负责新建金笔厂、香料厂及印铁（制罐）车间。要求轻工业部统一规划、协调和检查，各省市加强领导，建立筹建机构，调配人员，及时督促检查，保证质量，按期完成。随后轻工业部通知，出国考察和收集设计基础资料的专家组7月中旬便出发。后因准备.不及，改为月底。108

1961年6-7月，朝鲜军事代表团访华，要求中方帮助建设无线电器材厂。经商谈，中朝签署了关于中国供应朝鲜无线电通信机厂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的议定书。109

1961年7月，金日成来北京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与周恩来举行会谈。谈到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时，周恩来对金日成说，双方可以“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在金日成谈到朝鲜为了增加粮食而减少了棉花种植时，周恩来向金日成表态：中国棉花虽然减产了，但为了避免朝鲜纺织厂停工，中国仍然要保证棉花出口。110

1961年12月李周渊秘密访华，寻求援助。中国尽其所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不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如朝鲜要钢管，紧急订货3000吨，1962年贸易供货25000吨，还要10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万个纱锭，中国实在无力供应，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考察，看好哪个纺织厂，都可以拆迁，运到朝鲜。111
李周渊走后，国务院即发出通知：朝鲜要10万锭棉纺织设备，要求交货甚急，我时间上难以满足，经总理批准，决定将邯郸、石家庄和郑州市新建的纺织厂中选拆部分设备供应给朝鲜。112

1962年初，中国对苏联还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但外贸部长叶季壮在1月访朝时，还是答应将朝鲜对中国的欠债一笔勾销。金一副首相对此赞许说，“这才是兄弟之举”。113

朝鲜的煤炭资源并不缺乏，1956年以后产量也大幅上升。但由于千里马运动以来各工业部门发展迅速，生产^民用需求增大，煤炭供应十分紧张，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尤其是生产焦炭（炼钢所需）的炼焦煤，更是稀缺，每年的进口量都很大。中国每年向朝鲜出口的煤炭基本保持在200万吨左右。114
由于中国经济大滑坡，运力不足，1961年初未能按计划及时向朝鲜运煤。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表示，对中国遇到的困难可以理解，朝鲜也不打算催促。115
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事却十分重视。

1961年1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抢运对朝鲜出口煤的紧急通知：1月1-20日对朝鲜出口煤炭计划完成极为不好。对朝鲜出口的煤炭“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吨不能少”。因此，决定从1月21日起到1月底，采取以下紧急措施：黑龙江必须保证每天发给朝鲜双鸭山特原煤2500吨；辽宁省必须保证每天发给朝鲜抚顺中块煤500吨；山西必须保证每天发给朝鲜大同中煤500吨；河北开滦煤矿1月没有出口朝鲜的计划，但为了支援朝鲜的急需，每天也必须发给朝鲜开滦焦原煤1500吨。有关运输问题，由铁道部负责安排，保证运输。通知说，“事关紧急，望立即执行”。116
1月底，国务院又下达了1961年第一季度对朝鲜出口煤炭计划的通知，强调“对朝鲜出口工作做得不好，直接影响到朝鲜的钢铁生产，影响朝鲜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应当迅速地、坚决地改变”对朝鲜焦煤出口延误的情况。通知要求各矿保证按计划完成，不得拖欠。117
尽管如此，中国的供应仍然赶不上朝鲜的需求。1961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朝鲜再三要求中国提前发运按计划应在1962年出口的煤炭。于是，国务院决定在12月份内预交1962年向朝鲜出口的煤炭8万吨，要求外贸部、煤炭部和铁道部具体协商安排，从12月3日起向朝鲜发煤，以确保按时完成任务。118
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紧急，中国出口的煤炭有些未能达到朝鲜要求的指标，有时也出现了延误。对此，李先念在1962年4月接见新任驻华大使韩益洙时，特别表示了歉意，说那时自己“心里很不好过”。119

粮食在那些年是朝鲜和中国都十分短缺的重要物资。尽管朝鲜对外宣布1960年粮食大丰收，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缺口仍然不小，需要大量进口。如1960年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除贸易协定的9万吨外，又增加了5万吨。120
1961年朝鲜提出从苏联进口30万吨粮食，苏联要求用黄金支付，经协商，朝鲜支付了三分之一的黄金。121
中国也是向朝鲜出口粮食的主要渠道，但1960年代初，中国自己的粮食缺口也相当大。196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要求，除西藏地区外，全国所有城市工矿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对粮食统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并且适当降低口粮标准，1960-1961年度城市粮食销售量必须比上一年度实际销售量减少40亿斤。从现在起，城市口粮定量标准每人每月平均降低2斤左右。122
1961-1962年，中国城镇粮食销售减少55亿斤，农村粮食销售减少147亿斤，如此才得以“勉强渡过了这一个年度的粮食困难”。12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咬着牙尽量满足了朝鲜的要求。

1959年12月18日，朝鲜贸易相林海向中国使馆提出，要求1960年供应朝方大豆3万吨、杂粮10万吨。中国有关方面研究后，同意在1960年贸易计划中供应。到1960年2月，副首相金一又提出，要求中国再供应小麦、杂粮10万吨，并希望7、8月间运到。不久，朝方通过贸易系统又向中国外贸部提出，要中方垫付200万英镑，以便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金一介绍说，由于供应紧张，朝鲜今年必须进口50万吨粮食，已向苏联提出供应20万吨。对于朝鲜的额外要求，李先念召集会议研究后答复，中国原则上同意再供应朝方10万吨粮食，至于朝鲜所需外汇200万英镑，中国确有困难，很难答应。如朝方粮食情况实在无法解决，中国秋收后可酌情再供应一部分粮食。124
到1960年年中，朝鲜又提出，希望中国预交1961年度贸易供货中的粮食。经中国外贸部与朝鲜驻华使馆换文确定，中国同意自1960年6月起，向朝鲜预交1961年度出口的粮食。125

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对朝鲜竭力表示友好，还有很多事例。

1960年6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为了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中国决定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分别成立中朝友好协会分会，由全国总工会等10个团体联合发起，并要求为此举行群众性庆祝大会。126

1960年10月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事件，周恩来专门对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提出批评，还指示要向群众进行深入教育。127

1960年10月14日驻朝使馆报告，朝鲜报刊在刊载中国有关国庆的新闻稿时有删改现象。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外交部认为，此事主要是朝鲜报社工作人员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也同朝方最近一个时期对中国的态度摇摆有关。对此，中方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口头的或书面的意见，都以暂不提为好。128

1960年11月13日朝鲜足球队抵达天津，贺龙副总理指示：接待要比过去更加热情、友好、重视；不要只为胜负，友谊为重，不要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国家体委还决定，将发给朝鲜球队的零用钱提高一倍。天津体委则要求，全体干部必须深入到各基层单位进行动员，组织群众观看比赛，以保证满场。129

1961年12月5日朝鲜报纸发表文章，介绍朝鲜科学家在研究经络实质方面有重要发现。朝鲜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给发明者授予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并颁发共和国人民奖，金日成亲自向祝贺大会发来贺文，《劳动新闻》还发了社论。消息在《人民日报》刊登后，中国有人提出，早在1958年中国就用经络测定仪测定人体经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发明权不在朝鲜。有人建议，应该同时发表中国的研究成果，也有人对朝鲜这一发现的科学性表示怀疑。但中国“有关方面”指出：对朝方的研究成果应当积极支持，既不能与朝鲜去“争头功”，也不能同时发表我国的研究成果，与朝鲜“唱对台戏”，以免在政治上损害中朝关系。130

据中国使馆人员回忆，1960年代初周恩来对金日成非常关怀。在荔枝成熟的季节，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从广东一大清早采摘的荔枝，立即用飞机送往北京，然后转机送到平壤，一定要让金日成同志尝到当天的新鲜荔枝。131
1962年4月，平壤举办纪念“朝鲜抗日游击队”创建三十周年的盛大活动，按照金日成的说法，朝鲜没有邀请任何外国代表团参加，“但中国人自己决定派代表团来朝”。132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照顾朝鲜的感受和情绪，中国在对朝外交工作中竟然放弃了“实事求是”“如实汇报”这样一些基本原则。1961年7月，金日成在北京签约后到杭州见毛泽东。会谈时讲到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说他们都不执行中央的决议，不尊重朝鲜。金日成提到1956年中苏对朝鲜的干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朝鲜的大使“也不自觉地受了些影响，看缺点看得多”。当时乔晓光就在座，毛泽东指着他说，“是要你帮助朝鲜，要你研究朝鲜问题，你不研究，这是政治上弱”。133
结果，外交部马上就撤换了驻朝大使，原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走马上任。134
朝鲜外务省一直对乔晓光不满，毛泽东对此是否知情，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次朝鲜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其实，毛泽东并不是真的对乔晓光不满，只是做个样子给金日成看。136
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却对外交部门处理对朝关系的方针产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郝德青到任后不久，朴成哲外相对他说：如果要了解朝鲜情况，找我就行了，不要自己看报纸，作分析，费力气还搞不清。过去乔晓光就是这样，结果还受到中央的批评。137
这就难怪郝德青接任大使后会在第一次内部谈话中说：我来朝鲜的任务就是一个，友谊，促进中朝友谊，保证中朝之间的团结，任何人都不许乱说话。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许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许做。以后大使馆对朝鲜就是喜不报忧，只讲好话，绝对不能讲朝鲜的缺点和问题。138

尽管中国如此“诚恳待人”，朝鲜也屡次“深表感谢”，但金日成在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的方针并未改变。虽然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和政治主张不满，可是苏联毕竟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实力远非中国可以相比。只要苏联稍有表示，朝鲜还是很能抓住机会向苏联表示友好的。

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以后，朝鲜对赫鲁晓夫确有一些不满情绪。为了缓和关系，借金日成五十大寿之机，苏联出版了《金日成著作和讲演集》，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介绍。金日成反应很快，专门为此书写了序言，《劳动新闻》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还摘要转载了《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139
1962年4月18日朴成哲向中国大使传达金日成口信：希望中苏团结起来，“我们是按照自己决定的道路前进，不管别人说什么”。朝鲜一向的态度是“不传闲话”，不利于团结的事，我们不做。140

中国人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忍饥挨饿，勒紧裤腰带向朝鲜提供了那么多煤炭、小麦和各种设备，结果苏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就把金日成拉过去了！看来，要想保持与朝鲜绝对友好的关系，保证朝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中能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毛泽东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对金日成做出更大的牺牲和让步。

综观中苏朝三角关系，总体看来，1959-1961年是金日成实施其等距离外交的开端。此前，中苏之间团结友好，朝鲜处于被动和受气的地位。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金日成越发得意，并将这一外交技巧运用到极致。一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其外交地位本来是十分可怜和微弱的，但是如果两个大国处于对立状态，而两者又都寻求小国的支持，那么主动权无疑就会转移到弱者手里。这大概就是冷战格局中产生“尾巴摇狗”这一特别现象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金日成能够大力宣扬“独立自主”和“主体”思想的外交基础。

第二节　中国容忍大批朝鲜族边民出走

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边民外流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广东、新疆和东北。而在对边民外流问题的处理上，中国政府对东北朝鲜族居民的方针和态度与广东、新疆的边民完全不同。对于同一民族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度、拥有不同国籍的现象，在1980年代国际学界研究中形成高潮，也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热点。141
作为“跨界民族”，中国东北朝鲜族居民的迁移和流动，是中朝关系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非有意加入民族学领域的争论，而只是把东北朝鲜族的跨境流动作为一个案例，说明在冷战的背景下，即为了对抗美国而援助朝鲜、为了遏制苏联而容忍朝鲜，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和政策。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朝鲜族不是土著民族，而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而来的跨界民族。尽管对其大量迁居中国的起始年代存在争论，但研究者大体都认为清末以来在朝鲜族的移民史上出现过两次高潮，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大量朝鲜人逃亡中国和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强迫大批朝鲜人迁入此地。作为朝鲜移民的集中居住地，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据地方志记载，1908年延边的朝鲜族只有8.9万人，1930年便猛增到38.8万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更增长到63.5万人。142
而此时整个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已达216.3万，成为中国历史上朝鲜族人口最多的一年。战后朝鲜走向独立，居住东北的朝鲜族开始大量反向移民，返回朝鲜的大约70万人，到1947年，东北朝鲜族居民还有140万人，其中大部分住在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居住在国民政府收复区的只有93283人。14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留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只剩下70.77万人，其中延边地区51.9万人。144
由此看来，朝鲜族居民大规模跨境流动是有历史渊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界移居中国的朝鲜族已渐渐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于朝鲜人移民和定居的历史状况，中国学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但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止步于1940年代末，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东北地区朝鲜族居民的跨境流动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相应的对策，基本上还没有纳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浅尝辄止。145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讲，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首要环节是确定国籍。解决东北地区朝鲜族人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确定他们的国籍，即区分在中国的朝鲜籍侨民和中国籍朝鲜族居民。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尚未来得及解决。146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东北朝鲜族居民的流动情况更加复杂，也加重了中国政府日后处理他们国籍问题的难度。从中国去朝鲜的，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以及中国地方政府组织援助朝鲜的干部、医生、司机。战后这些人有的定居朝鲜，有的又返回了中国。147
从朝鲜来中国的，除在吉林休整和重组的人民军部队外，主要是疏散到东北的朝鲜干部及其家属，还有大批难民。军人在战争期间又回到朝鲜作战，可以不计，而疏散或逃亡到中国的朝鲜人，很多人后来就留在了中国。148
尽管逃亡中国的难民数字尚无详细统计，但肯定不在少数，以至中国政府在1951年1月发起了捐助朝鲜难民的运动。149
此外，还有大量旅居朝鲜的华侨为躲避战祸申请回国。仅1951年3月9日至7月5日，中国驻朝使馆就接到854名华侨归国的申请（批准了848人），到1951年底，旅朝归国华侨超过3000人。在朝鲜战争期间，近3万名旅朝华侨回国定居。150
总体看来，朝鲜人流动的趋向，在战争初期主要是从中国流向朝鲜（参战），而在美军仁川登陆、战局发生逆转之后，则是从朝鲜流向中国（撤退逃亡），停战后又有一些人返回朝鲜。这种情况进一步增加了区分朝鲜人与中国籍朝鲜族居民的困难。1950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规定了朝鲜族加入中国籍的条件：日本投降前在东北居住者；日本投降后曾回朝鲜而后又来东北，并在东北有房屋、土地、商业经营或有直系亲属者；日本投降后分得土地、房屋而从事农业生产者。151

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东北朝鲜族居民代表就是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资格参加会议的。152
但整个移居中国的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1952年底，天津市外事处报告，当地的朝鲜侨民很多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表示，长期生活在中国，“对这块土地已生了感情”；有的人在东北被视为少数民族，到关内后则被认为是朝鲜人；有的人在单位被当作中国人，但公安局却把他算作外侨；有的家庭，男方是中国人，女方却是朝鲜人；有些朝鲜族学生，因家庭系外侨而不能加入共青团，如此等等。153
不久后，延边自治州也发来类似的报告说，自朝鲜战争以后，有11000余朝鲜人由朝鲜来到延边地区，散居在延边各城市和农村，依靠政府救济和群众帮助，或投亲靠友维持生活。虽然有些已由政府安置就业，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首要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朝鲜移民的国籍问题。154

1953年4月，中共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鉴于基层选举即将开始，需要进行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大量在中国的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是，东北延边等地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两边人民“往返密切，情况复杂”，致使居住中国的朝鲜侨民与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混淆不清”。目前朝鲜处于战争环境，很多朝鲜人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如按照自愿的原则处理，可能引起朝鲜友方误会。东北局的原则意见是：凡1949年10月前即居住东北且已安家立业者，应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看待，但如本人愿为侨民者，听其自便。此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来东北者，应一律作为朝鲜侨民看待报告还就一些具体情况的处理办法提出了意见。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研究后提出意见。155

是年6月28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致函毛泽东，递交了给东北局的复电草稿，表示同意东北局处理朝鲜族居民国籍问题的原则意见。156
8月1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以1949年10月1日为时间界线区分来华朝鲜人国籍归属的基本原则。至于具体情况，分别按下列原则处理：1.家庭久居东北，已加入中国籍，后去朝鲜但未领有朝鲜公民证者，仍是中国籍朝鲜族；家住朝鲜，本人来东北经商或居住者，应算作朝鲜侨民。2.一家分住两国者，主要成员在朝鲜居住者应当作朝鲜侨民，主要成员久居东北，其居住中国的成员，则为中国籍朝鲜族；如划分不清者，应根据自愿原则处理。3.中国籍朝鲜族人与1949年10月1日以后来中国的朝鲜侨民结婚，如本人未提出改变国籍，暂时不予变更；具有朝鲜国籍的男方或女方，要求加入中国国籍者，应暂不予处理。如果具有中国国籍之男方或女方自愿于朝鲜停战后随其具有朝鲜国籍之男方或女方前往朝鲜参加建设者，应加鼓励；愿脱离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者，应予批准。4.凡父母双方倶有中国国籍，无论其在中国境内或朝鲜境内所生子女，即为中国籍朝鲜族。凡父或母一方为朝鲜国籍，其所生之子女生在朝鲜而现来中国者，应当作朝鲜侨民；生在中国者，应为中国籍朝鲜族，当其年满18岁愿变更国籍时，应按自愿原则办理。157
这一指示后来便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处理在华朝鲜人国籍问题的法律依据。158
从上述处理意见可以看出，在处理东北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时，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照顾朝鲜政府的感受。这样的原则和处理方式，朝鲜政府当然是满意的。1954年1月23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致函外交部称：北京、上海、天津很多过去已登记为朝侨的居民也迫切要求解决国籍问题，朝鲜大使馆曾表示“他们目前解决不了朝侨问题，等着中国政府按东北办法处理”。159

1956年8月1日的一份文件，重申了1953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和具体意见，同时又增加了有关在朝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申请回到中国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可予批准回国的，是老弱病残者、回国结婚者、生活困难者以及其他朝方难以安排或给朝方造成困难者。对下列人员不宜批准回国：有劳动能力者，尽量动员其留朝工作；因一时失业者，应请华侨联合会设法解决其生活和职业等问题；申请回国读书升学者，应劝其继续在朝学习，将来参加驻在国的建设。160
显然，这样处理问题的结果是更加令朝鲜政府感到满意的。延边地区的民族问题的确十分复杂，直到1962年6月周恩来到延边视察工作时，还要帮助处理当地一些从朝鲜回来的人的国籍问题。161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处理朝鲜族人的国籍问题时，倾向于遵从朝鲜的意愿，照顾朝鲜的利益，其主要出发点，大概主要是从政治和外交两个方面考虑的，即在国际斗争中支持朝鲜，在对外关系中加强中朝团结。不过，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公民对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后果却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淡漠了中华民族的意识，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跨界民族的族群意识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自愿人籍的原则当然无可非议，但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一原则与具体实施办法结合起来，才是稳定边境地区居民的根本。否则，长期依从邻国的意愿，不断调整国籍政策或做出临时性规定，不但无助于强化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甚至可能会鼓励边境居民改变国籍、向外移民的情绪。162

在1957年5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在延吉市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朝鲜族代表的发言充分反映出当时东北朝鲜族人的民族情绪。座谈会第一天，延边大学的青年讲师和助教便提出了朝鲜族的祖国问题。历史教研组李寿松说，目前许多朝鲜族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外国的说法。他认为延边的朝鲜族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土著民族，而是来自于朝鲜。现在把中国视为祖国，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祖国则是朝鲜。因此，应该把朝鲜看成是“民族祖国”。朝鲜语讲师崔允甲则认为，朝鲜人和延边的朝鲜族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起源，因此可以将中国称为“祖国”，而把朝鲜看成“母国”。在连续四天的座谈会上，虽然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竟无一人对“民族祖国”和“母国”的提法表示异议。很多教育界的代表要求与朝鲜建立直接、广泛的联系，而不要再用行政手段把朝鲜和延边之间的关口卡得太死。在座谈会后的汇报会上，州党委第一书记朱德海说，现在朝鲜族中，明说中国不是祖国的人不多，但是从内在的情感上来看，大部分朝鲜族（至少是40岁以上的人）都不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更想起朝鲜。163

在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的“鸣放”中，类似的言论更加激烈。延边地区一些朝鲜族干部、教员和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承认中国是其祖国。有人把朝鲜称为“民族祖国”“第一祖国”“感情祖国”，把中国称为“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而把苏联称为“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有些干部和上层知识分子认为，自治州政府是“形式”，是“多余”的。还有些人要求扩大自治，主张把东北100万朝鲜族都划归延边，提高自治地区的行政地位。甚至有人认为，朝鲜族接受共产党领导，是朝鲜族缺乏“独自性”“主体性”“民族自豪感”的表现，说朝鲜族干部有“奴隶根性”，把民族利益出卖给了中央，把朝鲜族拖上了“灭亡”之路，汉族干部就是“监督”朝鲜族的具体表现。个别人干脆提出在延边成立“劳动党”，声称共产党“不适合朝鲜人的心理”。164

根据新华社的内部报道，尽管在随后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延边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1.“多祖国论”和“多党论”，包括要求将自治州升为自治区，甚至从祖国分离出去；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不要中共，只要劳动党；不要汉族干部领导等。自治州党委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同程度在朝鲜族人中普遍存在的“命根子”问题。2.朝鲜族先进论和汉族落后论，不承认汉族的主体性和先进性，认为汉族是因为人口多才成为主体。3.孤立地强调民族特点和差异性，强调语言纯化等。为此，自治州党委不得不在1959年4月重新开始整风，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干部中彻底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并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165
东北朝鲜族居民的这种情绪和状况，构成了后来他们在中朝两国之间经常性流动的思想条件和感情基础，为朝鲜族居民大规模回流朝鲜埋下了伏笔。

二、朝鲜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边民流动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跨界民族或边境居民大规模、经常性流动，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需要及时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与东北朝鲜族居民流动情况类似的，还有云南、广东和新疆。在云南，截至1958年底，外逃者已达11.5万多人，其中还包括3000多乡社干部。这些人主要是逃亡缅甸（占81%）,省委和地委反复研究，认为外逃的原因，除敌人破坏外，主要是政治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经济政策偏左，强迫收购、储蓄、实物存款等，公社化操之过急，还有民族政策的问题。166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宝安等地区，边境居民流往香港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大规模偷渡逃港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政策不对头，造成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极大反差。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非法移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自然就消失了。167
新疆边民外逃，主要是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北部地区生活着大量苏联移民。在国界不明、国籍不清的情况下，1950年代新疆边民就有经常性、小规模自由越界情况出现。以后中苏关系恶化，1962年更发生了6万多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非法越境涌入苏联的恶性事件，史称“伊塔事件”。后来中国政府在加速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国籍问题的基础上，划定边境禁区，严格边境管理，很快就制止了此种情况的蔓延。168
与广东和新疆相比，东北的情况更为复杂（与云南相似），这里既有政策因素，又有民族因素。从越境事件的类型看，东北问题与新疆问题比较相近，但由于当时中朝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状态不同，中国政府处理这两起边民外逃事件的方式大相径庭，其结果也完全不一样。

由于很多朝鲜族家庭跨界而居的特殊情况，中朝双方对于边境居民合法往来流动的管理一直比较松散。1950年代初，中朝两国人员往来东北和朝鲜之间通行的是免护照、免签证的制度，中国居民向各省市公安机关领取出国旅行证，便可在两国之间自由往来；朝鲜居民持有内务省签发的通行证亦可在东北境内畅行无阻。169
1953年7月，中朝签订了《中朝边境两国居民过境通行办法》，双方过境居民开始使用由县、市公安局发放的通行证。东北公安部颁发的过境通行证发放办法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因探亲访友、升学、治病、办理婚丧事宜等正当理由去朝鲜者，均可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通行证去朝鲜。1954年2月，东北公安部发布《中朝边境地区居民过境通行证发放办法补充规定》，对办证过境有所限制，并将原来一个月有效期内准予往返，不限次数，改为只能通行一次。170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的原则是“在中国的所有朝鲜族人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回朝鲜”。171
1955年3月中朝之间达成协议，从7月1日起实行新的通行制度，对出入境管理有所加强。除边境地区的朝鲜族居民和朝侨及有关工作人员外，都要办理护照和签证。但通行证出自多门（黑龙江、吉林、辽宁、旅大等），边境出入点分散（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图们、开山屯、三合村和南坪等），特别是为了照顾朝鲜的需要，对于朝鲜族居民和朝鲜侨民前往朝鲜参加建设的证件管理，仍依照旧办法，可以发放单程临时出境证。172
此外，通行证的发放手续也很简便。经双方政府6月8日批准的该协议规定，朝鲜侨民只须持外侨居留证和外侨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即可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边境工作站申请领取证件，没有设派出所和边境工作站的公社，由特派员代发证件。而一般边境居民（中国籍朝鲜族人）过境，只须持朝方亲属的信件和中国人民公社一级的介绍信便可申请领取证件。173
至于朝鲜公民来华探亲或长期居住，申请手续更为简单，只要公社一级政权机关在其中国亲属的证明信上盖一个章，即可凭此信在朝鲜办理相关入境证件。174
这样的制度，自然很难对边民出入境实行有效管理。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为例，1954年朝鲜族居民共9963人，出境去朝者达3852人，到1957年朝鲜族居民减少为9791人，而出境去朝者则增加到4896人。175
朝鲜族居民流动之频繁及1955年新通行制度实行后外出人员数量之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从性质上看，通过办理出境手续短期去朝进行私人访问，与朝鲜族居民大规模返回朝鲜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对后者有一定影响。其实，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出入境管理。朝鲜政府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需要增加人口，特别是有技术或专长的劳动力。中国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出入境管理，以及对朝鲜族居民外流的处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适应朝鲜的这种需求。

停战以后，朝鲜立即开始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3-1954年朝鲜便开始动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176
1957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劳动力短缺更成为制约朝鲜加速建设的瓶颈。177
为此，政府一方面大量使用妇女和儿童工作，一方面普遍实行“志愿工作”制度。178
据中国使馆提供的统计资料，停战以后，政府即向农村分配了几万名复员军人，战后至1958年上半年，共下放了8万名初高中学生，1960年又下放了8.7万多人，1963年下放工人、干部20.7万人，1964年还计划下放20万人。179
朝鲜战后规定，大学生每年要参加一个月的义务劳动。1958年12月又规定，参加义务劳动的时间，一般大专院校学生每年两个月，在4-5年制大学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年三个半月。180
不过，更让朝鲜政府感兴趣的是大量吸收在国外居住或工作的朝鲜人回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首先是吸引在苏联居住的朝鲜人回国。通过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总数1915年已达4.4万，其中1.9万人取得了俄国国籍。181
到1939年，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族已有18.23万人。182
苏军占领朝鲜期间，还征用了大批朝鲜劳工。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请求苏联允许1946-1948年征用的朝鲜劳工全部提前返回，而苏联政府坚持按照劳务合同执行，只同意将1953-1954年度到期的所有朝鲜劳工遣返回国。183
1958年4-5月，朝鲜再次向苏联提出，希望让居住朝鲜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人留下来，要求在苏联远东地区企业工作的朝鲜公民提前回国，并表示对居住在萨哈林地区无国籍的朝鲜族人感兴趣。184
6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责成当地政府在1958年完成朝鲜公民的遣返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当时在萨哈林州生活的朝鲜人有13313人，其中9482人在日本统治时期移居苏联，后来又取得了朝鲜国籍，1227人是从朝鲜招募来的朝鲜公民。他们大部分不愿回国，到11月遣返工作暂停时，回国者只有327人。185

旅居日本的朝鲜人也是朝鲜政府关注的对象。186
早在1954年8月，朝鲜外务相南日就发表呼吁书，号召在日本的朝鲜人回国。亲北朝鲜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也积极配合，搞宣传工作。朝鲜政府以教育费的名义，给总联合会提供了巨额资金，仅1957年就有1.2亿多日元。1958年9月8日在朝鲜十周年国庆大会上，金日成发出指示：热烈欢迎归国同胞。1959年10月14日第一批归国者登上驶往北朝鲜的轮船。当年回国者2942人，到1962年总计回国者74335人（含家属）。187

在中国生活的朝鲜侨民和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无疑也是朝鲜经济建设潜在的劳动力，且在手续上比日本朝侨回国方便，在人数上比苏联朝侨或在苏联的朝鲜人多得多，故而备受朝鲜政府关注。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中方档案，朝鲜停战不久，1954年5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有一些中国籍朝鲜族人和朝侨申请去朝鲜参加建设。对此，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批准。188
1955年8月，朝鲜政府第一次主动提出了这一问题，即要求中国政府协助62名朝鲜侨民技术人员回国。为了满足朝鲜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同意破例，按照一般侨民办理他们的回国手续，以协助他们尽快回国。189

“一五”计划的头一年，朝鲜开始大量动员在华朝侨回国。1957年1月朝鲜使馆通知中国，现有许多在华的朝鲜侨民申请回国，政府已决定今年内批准关内265人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希望中方协助将他们的人事档案提供给朝方。3月，朝方通知，已经决定5月初即遣送253名朝侨回国，并再次催促中方提交这些人的档案材料，以便回国后为他们安排工作。在中方的询问下，朝鲜使馆人员承认，当这些朝鲜侨民接到回国的通知后，有人表示不愿回国，还有些人回国旅费有困难。190
中国外交部4月12日和16日通知各有关省市，这次朝鲜要协助遣返关内一批朝鲜侨民回国，公安部已将名单下发各地。“原则上对这些人回国我们不应阻拦，如造成我们工作的困难，另行解决”。朝方索要的人事材料，凡在机关、企业、学校中工作或学习者，由所在单位报送，凡散居社会者，由公安机关收集，4月底以前汇总，并报外交部。朝方遣侨回国的旅费完全自行解决，如有困难，由朝侨本人向朝鲜使馆提出解决。191
4月26日外交部再次发函，除继续强调在机关、工厂、学校和企业的朝侨“应尽量让他们回国”，归国旅费完全自理外，又补充：“如有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与朝侨一起回国，可以批准”。归国朝侨“退职金、养老金的发放，按该单位一般办法办理”。192

同年5月遣返工作开始，但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朝侨都提出，本人无力支付回国旅费。如上海市外事办公室报告，朝侨协会原计划动员140-200人回国，现拟定114人，其中表示愿意回国的60人（另携带儿童58人），而能够自筹旅费者只有十余人。朝鲜使馆已通知回国朝侨，朝鲜政府不能给予任何补助。结果，导致遣返时间不得不推迟。外办请示，是否可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补助部分或全部旅费。据说南京市也遇到同样问题，处理办法是由南京市民政局给予被遣返朝侨平均每人40元补助（相当于年轻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病者另加25元。其次，在向朝鲜遣返前，已有部分在华朝侨申请去资本主义国家或香港、澳门。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有关规定，从严掌握，从缓办理。外办担心继续批准朝侨去资本主义国家，会影响朝鲜的遣侨工作，请示是否等遣侨工作结束再批准。193
外交部答复，朝侨回国旅费，原则上自理，有困难向朝鲜驻华使馆申请补助，如确有困难，朝方又不管者，由中国给予补助。至于申请去资本主义国家者，只可个别批准，其余待遣侨工作结束后再办。194
此外，朝鲜政府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无法同时接纳这些朝侨，到7月初要求暂缓遣侨工作，等待朝方把国内工作安排好再通知。谁接到通知谁回去，其余的仍继续在中国安心工作。中国外交部立即通知各有关单位，按照朝方所提要求办理。195
总之，在遣返朝侨的事情上，中方完全是配合朝方工作的。

然而，在华朝侨的数量毕竟有限，积极申请回国者更是不多。尽管采取了大力推广机械化、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平壤市机关下放人员达50%）等措施，但对于实现1959年跃进的目标，缺乏劳动力仍成为朝鲜经济建设的突出困难。196
在这方面，人数众多且向往朝鲜的还是东北的朝鲜族居民。

到1957年底，中国朝鲜族居民从各种渠道去朝鲜参加建设的已有5万多人，但去后又返回的有4万多人。197
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在接见驻元山朝鲜人民军将领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出生在延边，在谈话中有人提出，在延边的朝鲜族居民愿意迁往朝鲜。周恩来随后向金日成表示，可以让这些人迁往朝鲜，以增加朝鲜的人口。198
11月金日成访华期间，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派遣中国籍朝鲜族人移居朝鲜参加经济建设。中国政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决定迁送4万名东北朝鲜族居民，并计划第一批在3月底前抵达朝鲜，以便让他们赶上春耕生产。为了扩大朝鲜劳动力的来源，中国驻朝使馆还对定居朝鲜的13000名华侨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转为朝鲜籍。但调查并未取得积极结果，由于传统和习惯，旅居朝鲜的华侨都希望继续保留中国国籍。199
此外，在朝鲜妇女与中国人结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也完全是为朝鲜着想的。1958年10月，内务部在一个文件中指出：“由于劳动力缺乏，朝鲜政府对朝鲜人同外国人结婚控制较严，我国有必要配合朝鲜这项政策，采取一些措施。”文件规定：朝鲜妇女要求来中国同中国人结婚的，原则上应从严掌握，而对要求与朝鲜妇女结婚的中国人，则尽量劝阻，即使劝阻无效，准其结婚，也要鼓励男方去朝鲜安家。200

对于朝鲜政府来说，解决劳动力短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改籍后移民朝鲜。此前这种情况也有，但人数不多。如1957年和1958年两年，吉林省迁居的只有500户。现在由中国政府出面组织，情况当然就大不一样了。1959年1月18日，国务院指示吉林、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组织中国籍朝鲜族人并动员朝侨回朝鲜参加建设。为了方便迁送工作，3月14日国务院规定，凡被批准去朝鲜参加建设者，是合营企业资本家者，不退股金，但可提前支付利息；属合作商店小商贩者，可酌情退还全部或部分股金；拖欠国家贷款或其他公款而偿还有困难者，可酌情减免。各省区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立即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迁送委员会，组织联合办公室，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及时督促检查，到4月底迁送全部顺利结束。当年，吉林等4省区共迁送朝鲜族人和朝侨10297户，52014人（内有朝侨1084人），其中吉林7127户，36274人，黑龙江2000户，9817人，辽宁1071户，5583人，内蒙古99户，340人，共有男女劳动力24148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其次是工人和技术员，以及少数干部。从政治成分看，中共党员988人，共青团员1991人（未计算内蒙古的党团员）。这些人到朝鲜后，三分之一被安插在缺少劳动力的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农村，三分之二被分配到工厂企业。这次迁送工作一开始，申请报名者就十分踊跃，特别是在朝鲜族居住集中的地方，有的生产队大部或几乎全部申请报名。许多地方都大大超过原计划迁送的控制数字，如吉林省计划迁送7000户，而申请者竟多达20000多户，超过控制数字两倍多。海龙、磐石、永吉和舒兰4个朝鲜族自治县就有5118户，超过规定2.4倍。辽宁、黑龙江的申请报名者也都超过控制数一倍以上。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是，要求迁居朝鲜者抱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感到加入公社后失去自由者有之，认为朝鲜才是自己真正的祖国者有之，因亲属在朝鲜想要团聚者有之，不愿当农民想去朝鲜当工人者有之，还有人想到朝鲜得到提升重用，或者通过改变国籍而勾销自己犯过政治错误的历史，甚至有一些人去朝鲜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投机倒把等。201
此后，中国政府继续采取有组织的方式迁送东北朝鲜族居民去朝鲜。202
另外，对于要求回国的朝鲜华侨，中国的政策也是鼓励他们尽量留在朝鲜，参加当地建设。203

除了一般劳动力，朝鲜更需要的是干部和知识分子。1962年夏天周恩来视察延边时，朱德海报告说，两名自治州党委委员（姜渭龙和石东洙）因朝鲜给予高级待遇被拉走了，对于“我们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演员中的尖子，朝鲜也极力拉他们”。据教育部门的统计，截至1965年，延边三所大学（延边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共3200多名毕业生中，去朝鲜工作的就有1640人，超过了一半。204

主要是出于族群意识，东北朝鲜族居民迁居朝鲜的倾向本来就十分明显，再加上朝鲜政府的宣传，迁送计划超额完成是可以预见的。中国政府满足朝鲜的愿望，组织大量人员移居朝鲜，固然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但在东北朝鲜族居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祖国观念的情况下，这种在短时间内匆忙组织移民的做法，无疑成为鼓励朝鲜族人离开祖国、放弃中国国籍的一种信号。于是，要求迁居朝鲜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籍朝鲜族居民经批准改人朝鲜籍的，1955年只有12人，1956年增加到26人，而1957年1-9月则猛增至104人，其中真正去参加经济建设的只有5人。205
延边自治州和龙县德化人民公社梨树管理区共192户人家，要求全家迁居朝鲜和个人申请去朝的，1960年11月为12户和8人，12月为29户和20人，到1961年1月，分别增加至63户和58人。206
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因私申请去朝并得到批准的朝鲜族居民，1958年1月至1962年3月共7086人（长住6700人）。其中1961年受理1586人（长住876人），批准1108人，1962年1-3月受理450名（长住291名），批准418名，与1961年同期相比，增长95%。207
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加上中国经济生活状况恶化，就引发了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非法越境。

三、中国对非法越境问题的处理方式

由于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边界状况和民族状况的特殊性，中朝边民非法越境的现象，久已有之，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按照中方统计，从朝鲜停战到1957年9月（4年多），偷渡去朝鲜者总计296人（其中汉族11人），另有一个统计数字为300户。208
但1959年（1年）延边地区非法越境去朝者就有357人，还有来华者534人（主要是探亲访友）。209
此期东北朝鲜族居民外流的原因，据有关部门分析，主要是朝鲜那边生活条件比中国这边好。1956-1957年朝鲜农业丰收，而征粮数量则因1955年统购出了乱子而有所降低，结果人均口粮大大高于中国。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对朝鲜族人采取了鼓励入籍的做法，只要是朝鲜族人来到朝鲜，即可加入朝鲜国籍，而有了公民证不仅就业、上学方便，还可享受配给粮（每斤5元朝币）。在粮食市场标价每斤50-60元朝币的情况下，这对朝鲜族人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次还有两点：1。利用中朝币值和物价的差别搞投机倒把活动。人民币与朝鲜币的汇率，官方为1比60,黑市为1比250-300,朝鲜的物价也比中国高出许多。2.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政策不满，不安心在中国农村参加集体劳动。210

苏联对边境的管理十分严格，对于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完全照章办事。1955年8月，苏联外交部转达了内务部对朝鲜的指责，因1954年以来大批从苏联回到朝鲜的朝鲜居民非法越境返回苏联，请朝鲜政府加强边境管理。211
10月，苏联外交部又通知朝方，今年已抓获425名非法人境的朝鲜公民，仅10月就抓获142人，再次请朝鲜加强边境管理。同时，还转交了苏联提前释放并准备遣返回朝的224人名单及另外441名遣返回朝的在苏罪犯名单。212
然而，同样是朝鲜人非法越境，中国的处理方式却大不相同。对于非法越境行为的处理，中朝之间也有约定。根据中国公安部和朝鲜内务部1955年6月8日联席会议的记录：非法越境者一经查获，如无犯罪意图或行为，移交对方处理，若有不便，且属初犯，亦可就地勒令出境；如有犯罪意图或行为，由查获方依据本国法律处理，必要时亦可移交对方处理。213
不过，这些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1957年12月5日，针对非法越境开始形成规模的现象，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和侨务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大多感到很为难，因为朝方不执行1955年6月的协议，不愿将偷渡的人送回来，如中国方面把朝鲜偷渡来华者313人（1957年1-9月）全部按照协议遣送回国，而先后偷渡去朝鲜者（几百人），朝方只送回27人。朝鲜外务省向中国使馆提出：如果中国政府坚持按照协议处理，朝鲜可以协助，但若本人不愿回去而强迫押送他们，则会产生不良影响。朝方希望中国政府同意这些人留居朝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两难抉择：严格执行协议，会破坏与朝鲜的关系；同意朝鲜意见，则实际上纵容和鼓励了非法偷渡。讨论的结果，大家倾向于原则上仍按照协议处理，同时又照顾到个人意愿，以后对因转籍、探亲、访友要求去朝的，在审批上可以从宽掌握。214
12月17日，外交部、公安部和侨务委员会正式通知驻朝使馆和黑、吉、辽三省：对双方过境人员应本着合法出入国境的批准从宽、非法偷越国境的处理从严的原则办事。为此，对已经非法去朝居民，原则上动员他们回国，动员无效，可以发给侨民护照或办理退籍手续；对非法来华的朝鲜公民，原则上遣送回朝，如已定居且朝方同意，可以准许留下，将来如有必要，再动员他们回朝；对于本来已犯有罪行或牵涉法律案件的越境者，双方都应一律将其遣送回国；以后仍严格执行1955年6月协议，“为了减少偷越国境现象的继续发生，并适当照顾朝方的要求，今后对申请赴朝的中国朝鲜族居民，原则上从宽批准”。215

收到中方的意见后，朝鲜外务省领事部与中国使馆于1958年2月初商定了一致意见。5月初，双方就处理非法越境者的具体方法交换了意见，并确定了调查登记表格。12月朝鲜内务省又制订出登记表和处理程序，并提出从1959年1月1日起执行。朝鲜外务省希望中方对非法越境到中国的朝鲜公民，也按照上述办法，同时予以处理。中国表示同意后，调查工作开始。1959年4月9日，朝方即提交了一份由内务机关调查的231名中国非法越境者的材料，并请求中国也提交非法越境来华的朝鲜居民的调查材料。根据朝方的材料，231名非法越境者都要求退出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朝鲜内务机关的意见是同意接收他们入籍，希望中方协助办理。216
此前，2月20日朝鲜外务省曾催促中国尽快处理朝鲜非法越境公民问题，并提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好人，去中国只是为了家人团聚，现在纷纷要求回国，但中国公安机关未予受理，推给了朝鲜驻华领事馆。朝方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他们回来参加建设”。217

经过一番磋商，中方基本上答应按照朝方的意见处理。218
朝鲜“对中国政府尽可能多地遣送越境人员回来参加建设的基本精神，表示感谢”，同时提出，“中国方面能全部遣送他们回来，朝方会高兴地全部接受的”，并暗示对于已经领取侨民证的越境者，是否也可依照此办法处理。219
到1960年底，驻朝使馆根据朝方提供的材料，对234名中国籍朝鲜族越境者分别进行了处理：除已死亡的4人外，已经批准出籍的195人（另有随同出籍子女77人），转交朝方处理的5人（经查原系朝鲜公民），正在办理出籍手续的25人，因材料晚到尚未处理的4人，要求留居中国的1人。尽管中国按照朝鲜的意愿处理了非法越境来华人员问题，但根据近年中国越境去朝人员不断增多和朝方执行遣送原则不力的情况看，驻朝使馆预感到，中国非法越境去朝人员的问题仍然存在。220
驻朝使馆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由于中国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处理和防止边民外流的趋势，在中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生活物品匮乏的情况下，东北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的现象，一下子就从几百人的偷渡发展为几万人举家或结伙外逃的严重事件。

1961年春节过后不久，东北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据安东市公安局报告，目前边民外逃情况比较严重，有些地区很突出，如古楼子有81户朝鲜族，3月14日至24日即逃出14户80人，已变卖家具准备外逃的有9户，还有动摇不定的32户，其余26户态度不明。安东市委以统战部为主组成工作组下乡进行说服教育，但效果不大。辽宁省公安厅民警总队正研究采取措施。221
4月5日驻朝使馆报告，今年以来非法越境来朝的人数突然增多，据朝方通知已有1500余人。朝鲜的措施是，凡在朝有亲属的由政府暂时安置，没有亲属的尽量动员回中国，但多数人坚决不愿回去。222
据辽宁、吉林两省不完全统计，月企图偷越国境去朝鲜的已有4701人，其中越境得逞的有3331人。进入5月，情况愈发严重。安东市公安局和辽宁省公安厅电话报告说，沈阳、鞍山、本溪等地的朝鲜族居民，“成帮成伙，偕老带幼，有的在夜间偷渡，有的在白天手持木棒，不理边防民兵的劝阻，集体外逃”。除辽宁本省，外逃的还有来自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的居民。目前的非法越境，“已由单人单户夜间偷渡发展到成群结伙白天公开强越”。223
据笔者采访，辽宁省的几个县专门组织了劝阻队，成员都是朝鲜族人，由副县长、法院副院长带队去安东劝阻。但毫无效果，被劝回来的只有少数汉族人。224
“文革”期间曾追查此事，沈阳化工研究院一位朝鲜族干部的“交代”材料记载：那时，他的家乡凡是会走路的人都跑过一次。很多人逃到朝鲜后不久又回来了，因为那里工作时间太长，每天还要政治学习，晚上10点才能回家。朝鲜封锁消息，十分闭塞，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225

面对上述情况，中方通过外交途径曾与朝鲜方面交换意见，而朝鲜外务省坚持认为，“中朝两国居民的移动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除了劝说他们回去，没有别的办法。226
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也感到左右为难，只好一方面继续希望朝方协助解决问题，一方面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措施。227
为此，延边自治州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抓好群众生活，加快办理正常出境手续等，试图遏制这一情况。228
但由于没有在更高层面采取有效措施，事态进一步发展，而且势头更猛。据中国公安机关统计，从1961年1月至1962年3月，通过辽宁、吉林边界地区的非法越境者达38590人，被劝回9205人，偷渡时在界河淹死252人，其余29133人越境成功。229
到5月份，非法越境者猛增到71000人，其中成功到达朝鲜的55000多人。此外，由于中朝之间只有一水之隔，有的地方仅一步之遥，越境极为容易，实际上未被发现的还大有人在。230

1961-1962年的大量边民外逃事件，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和影响。首先是造成劳动力流失，很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受到直接影响。大量农民出走，使得农村劳动力不足，土地撂荒，如延吉县开山屯公社船口一队有90名劳动力，外流50人，导致当年粮食减产4.8万多斤，不仅未能完成征购任务，连口粮都不够。开山屯造纸厂的朝族技工共353人，一下走掉113人，占32%，动摇不定的还有89人，给工厂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延边歌舞团因20多名演员外流，一度无法演出大型节目。其次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现象增多。外逃者往往成群结伙，强行越境，边境地区一片混乱。在边防人员或民兵劝阻时，有的不顾一切，丢下老人和子女，只身逃跑；有的被阻回后大哭大闹，以自杀相威胁；有的手持木棒、铁棍威胁和殴打边防人员，还有的甚至有组织地劫船、夺枪。由于迷失路途或不熟悉江河水道，淹死、冻死和摔死的越境者不在少数。外流人员在走前大量抢购商品，增加了市场物资供应上的困难。个别机关干部、职员还带走一些机密文件和内部资料。更有少数坏人借机进行盗窃、诈骗、拐骗妇女等犯罪活动。231
经图们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1959年446起（价值94614元），1961年就猛增到2410起（价值148995元），1962年更增长到3071起（价值398374元）。再有，边民大规模流动也严重影响了中朝正常经济关系的发展。延边自治州中朝边境贸易总额1959年达到471.8万元，1960年就骤然下降到122.8万元，1963年更减少到112.2万元。232
此外，外流人员大量携带人民币、朝鲜币非法出入，而朝鲜中央银行则对人民币公开予以收兑。据调查推算，延边自治州外流人员非法携出的人民币有30余万元，而返回的7000余人将持有2万-3万元朝鲜币。边境地区由此出现外汇黑市交易，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233

造成朝鲜族居民大量外逃的原因，据东北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以下几点：一、中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自延边地区1960年11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后，尽管口粮标准高于内地，但还是有很多居民感到不够吃，又听说“朝鲜生活好，粮食多，去了能落户就业”，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举家搬迁。这种情况在和龙县德化人民公社梨树管理区的外逃居民中占42.8%。二、城市人口压缩，工厂精简职工，学校招生减少，从而引起边民不满。在安东地区1962年6月外流的116名职工中，有104人是被精简的人员。据延边一地统计，1962年将有三分之二应届毕业生1万多人不能升学，逃往朝鲜自然成为一种出路。三、地方政府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有缺点，对朝鲜族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照顾不够，如海带、胶鞋、绸布、冷面、烧酒等特需品供应不足，朝文广播、报纸、书刊及民族形式的文体活动有一个时期停办、取消或者加以削减，朝鲜族学校普遍地、过快地推行以汉语教学为主，增加了教员及学生的负担，并引起一些思想混乱。四、地方机关对申请去朝人员审批限制较严，加以审批层次多、手续繁，有些去朝鲜探亲、定居等正常要求得不到满足。五、朝鲜政府没按协议及时移交非法越境人员而对他们采取安置的措施。朝方在越境路线上设有接待站，凡越境的单身汉都移交回来，全家越境的都安置在农业社，每个劳动力发给40元的安家费和一定数量的粮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边民外逃现象的鼓励。笔者看过大量的材料和分析报告后感到，1961-1962年朝鲜族居民大规模非法越境逃往朝鲜的原因，最基本的就是两条，一是多数人听信传言，认为到朝鲜后会比在中国生活条件好，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二是东北朝鲜族居民虽已加入中国籍，但对中国缺乏认同感，认为他们的祖国还是朝鲜。234

这次东北朝鲜族居民非法外逃的事件并非没有预兆，但为什么没有被及早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此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在苏共组织东欧各党围攻中共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稳住自己身边仅有的几个亚洲兄弟党。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底至1960年初，中朝两国连续签订了有关边境地区易货贸易、共同利用水丰水库养鱼、建立地方性联系、界河航运合作等一系列议定书和协定。23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边境朝鲜族居民的流动自然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小问题。如前所述，当非法偷渡现象开始形成规模时，中国有关部门并未采取积极态度予以处理，而是依从朝鲜方面的主张。当问题发展成严重事件后，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中国领导人依然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更不想因此令朝鲜政府感到不快。1961年5月10日，公安部将东北发生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36
5月24日，公安部和外交部在报告中提出，为了制止朝鲜族居民大批越境去朝，除要求地方机构采取安排生活、加强教育和边境堵截等措施外，还拟按照中朝边防代表协议规定，同朝方商量召开双方协商代表会议，交涉移交越境朝鲜族居民事宜。考虑到筹备这一会议费时较久，拟在召开这种会议之前，先由乔晓光大使向朝外相进行适当交涉，请朝方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237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是否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目前没有材料说明，但6月6日外交部给驻朝大使的批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对朝族人偷越国境事部里将另详复，但总的精神是：我们将不采取外交手段，应由国内做好工作来稳定这些人。朝方设招待站是应该的、不足为奇的。中朝关系最近很好，对朝族越境事不必过分重视，因此你不必去吉林了解情况。”238

中国采取如此容忍的态度，从长期看，是为了在中苏分歧过程中拉住朝鲜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从眼前看，是因为金日成即将访华，不能因此引来朝鲜的不满。1961年7月11日，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会谈时提到了朝鲜族边民外流的情况，这段对话很说明问题。“周总理：我们延边地区跑去不少人。年轻的去很好，可以当壮丁，年老的去就添麻烦，去的年轻人多不多？金首相：2万多人，年轻、年老的各半。周总理：这是老少搭配。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你们要多少人我们都给。金首相：战后有批人跑回去，我们动员他们回来，有一部分人说，为什么接受从日本回来的，不接受我们？周总理：不要动员他们，你们现在还需不需要？金首相：现在不需要。”239
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外交部再次指示驻朝使馆，对朝鲜族越境问题的处理方针是“不宜采取外交措施，不必向朝方提出交涉”。240

如此大量的人员突然涌入，也给朝鲜带来了麻烦。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劳动局指导员安在秀1958年1月来朝参加建设并留居下来，当时主管由中国非法越境来朝者的工作。1961年11月，他向中国使馆详细讲述了朝鲜处理非法越境来朝人员的情况：咸镜北道与延边地区一江之隔，是朝鲜族居民越境的多发地段。1961年上半年越境人数不多，只要过来，就给安排工作。下半年来朝人数剧增，便在边境地区建立了6个接待站，由道人委、内务局、劳动局派干部组成。越境者到达接待站，首先由内务部代填卡片，经审查无问题就发给路费、粮票介绍到各郡人委劳动部分配工作。已来的2万多人，大都分配到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劳动，但对具有大学三年以上学历和专门技术的500多人，已按照中央指示介绍到朝鲜高等教育省、重工业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分配工作。目前咸镜北道仍缺乏劳动力，按照劳动力调配计划，各矿山所需劳动力4000名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尚需7000多名。但是，大量越境人员也给朝鲜带来很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人来到后对工作条件或生活条件不满意，纷纷逃跑，目前已达1500多人。他们有的返回中国，有的流浪到其他地区，留下的则在劳动局无理取闹，令人头痛。此外还有一些情况，如走私活动猖獗，投机倒把盛行，交通秩序混乱，传染病流行等，也让朝鲜有关部门忧心忡忡。241

非法越境去朝人员大量要求返回中国确实是个大问题。1961年吉林省非法外流后又主动返回的7528人，占外流人数的58.5%。242
面对大批来到使馆要求回国者，中国使馆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了解到朝鲜的政策是“只允许来，不允许回”，所以，除了帮助少数汉人和坚持回去的朝鲜族人解决问题外，对于大多数朝鲜族人，使馆倾向于“不予受理”，让他们自己去找朝方解决。243
外交部根据7月11日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答复使馆：关于越境朝鲜族的处理，使馆一般不予受理，让他们自己向朝方要求协助回来。对个别情况特殊，坚持要求回国的人，最好由使馆商得朝方同意后再发给归国证明书。对于汉族越境去朝者，凡朝方已予安置者，可不过问；朝方提出并送回者，可请朝方按协议规定办法遣送；越境人自己来使馆要求回国，可发给归国证明书。244
对于已经越境来到中国的人员，则“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动员回去；否则就可能引起朝鲜公民继续甚至大批地流入我境，从而会引起朝鲜方面的误会，甚至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245

中国的做法无疑是出于迁就和顺从朝鲜的考虑，但实际上朝鲜政府需要的主要是劳动力，特别是有学历、有技术、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大量人员涌入，鱼龙混杂，反而给朝鲜造成麻烦和困难。于是，朝鲜方面开始出面制止这种情况。1962年3月，朝鲜外务相朴成哲直接出面指责中国，认为出现中国籍朝鲜族人员偷越国境的严重情况，是由于中方“没有很好地执行有关双方人民来往的协议”，审批手续太慢，限制了正常出境。朴成哲指出，目前越境者越来越多，并有死亡，政治影响不好，扰乱了朝方社会秩序，留在朝鲜的人也不安心工作，因而希望两国政府进行协商，使朝鲜族人合法往来。对此，周恩来口头指示：“应向朝方承认错误并道歉”。246
于是，外交部和公安部指示中国驻朝大使约见朴成哲，并作如下声明：我国朝鲜族人大量越境去朝，给朝方带来不少困难和麻烦，朝方采取措施，给很多人安排了工作，是对我们的帮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造成越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历史上的习惯性问题外，当前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暂时性困难，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请朝方谅解和协助；我方审批出境工作确有拖拉的缺点，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并正在纠正。247

此后，中国对朝鲜族外流问题采取的方针是“既要从宽又要慎重，既要放宽又不要放任自流，要把工作做到家”。为此确定，在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对朝鲜族居民给予必要的照顾，凡在朝鲜有社会关系的，申请去朝鲜参加建设或前往居住，一般都放行，不加限制，而要求回朝鲜的朝侨，皆应批准。同时，在边境地区建立由公安、民政、海关、民委联合组成的劝阻站，对于非法越境人员进行劝告和阻拦。248
朝鲜方面因外流入朝人数陡然增多，难以处理，也加强了边境管理工作。在1962年第五次中朝边防总代表会议上，朝鲜代表指出，“在进出国境上应保持严肃性，不能随便来来往往”。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4月提出把边境居民渡口从原来的18个减少到3个，还把原来设在市、郡（相当于县）的边防总代表改设在道（相当于省）。249
到1962年下半年，东北朝鲜族居民大规模非法越境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朝鲜要求加强管理的，只是那些朝鲜政府不需要的人，从总体上看，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朝鲜还是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其人口数量。如1963年10月朝鲜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在朝鲜境内出生而不知其父母者可取得朝鲜国籍，朝鲜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后国籍不变，持有朝鲜国籍的父母中有一方改变国籍时其子女国籍不变等。250

朝鲜族居民在中国东北与朝鲜之间频繁流动，的确是一个复杂问题，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观念问题，也有政策问题，处理起来确实棘手。从上述对东北朝鲜族居民流动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确定国籍的标准、处理中朝通婚问题、办理中国籍朝鲜族人出境手续、接受朝鲜公民来华以及处理非法越境问题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是依从朝鲜的意见，照顾朝鲜的愿望。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政治需要，朝鲜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仅有的几个伙伴之一，必须拉住。251
中共中央曾指示：“在当前国际上修正主义联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时候，朝鲜党同我们坚决站在一起，是我们忠实的战友，两国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因此，对处理涉及朝鲜的问题，应认真严肃对待，只能做好，不能做坏。”252
第二是中国人多，出走多少都没有大碍。毛泽东曾对金日成说：“东北有100多万朝鲜人，又是你们的，又是我们的。你们兵少，就在那里去征。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反正〕我们人多。”253
在外交领域和处理国际关系时寻求盟友或帮手，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一时的外交需求，忘却或放弃了处理国家事务（如国籍、边界、公民权利等）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隐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组织劳务输出，也是无可指责的正常经济行为。不过，对外派遣的时间、人数、专业、方式等，应该是有计划、有秩序、有法律保证的，如果完全顺从对方的要求，就难免陷入一种无序和失控的状态。至于对偷渡或强行越境等违法行为，最根本的对策，除了正确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外，应该是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其他一切办法都是辅助性的。否则，其后果很可能就是因小失大，后患无穷。

不过，从朝鲜发展的角度看，金日成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几万劳动力的增加，他还一直觊觎东北长白山的大片土地，而这个要求只能在最合适的时机提出。

第三节　毛泽东满足北朝鲜的领土要求

中朝边界问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朝鲜和韩国，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尽管三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边界问题一直缄默不语，中国官方甚至禁止学者公开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但是民间的议论和争吵却从未停止。这一点，只要登录国际互联网，打出“中朝边界”“白头山”“高句丽”等词汇，就一目了然。那么，中朝边界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于中朝边界在历史上的争议问题，中国学者已有非常深入和详尽的讨论。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明清时代的边界纠纷、谈判及其结果，鲜有涉及民国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朝两国解决边界纠纷问题的论著。254
究其原因，一则是史料缺乏，二则是问题敏感。255

关于中朝边界争议的解决，以往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就其时间而言，有的说是在1970年1月中朝航运合作会议时，也有的说是在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时。256
甚至不久前（2013年）还有国外学者认为，“中朝在1963年签署的秘密协议划分了长白山主峰”。257
就其内容而言，不少学者根据口述史料断定，中朝解决边界问题时的决定是，将天池的60%划给朝鲜。258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中国档案资料看，这些说法，或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或者是当事人的记忆模糊，总之，都是不可靠的。

然而，研究1950-1960年代中朝关系的历史，边界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为此，笔者尽力查找了中国外交部和有关边境省区的档案，台湾“国史馆”和“外交部”的档案，以及韩国学者公布的相关档案文件，以期对这个问题有所交代，并做出中国学者的解读。

一、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中朝对国界线的划分有争议，是历史遗留问题，而影响边界问题解决的主要有自然地理和民族感情两方面的因素。259

到中国明朝和朝鲜李朝建立之初，两国已确定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长白山主峰以北的天池为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源头。鸭绿江、图们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上游，尤其是图们江的江源地带，河多水浅，源头不清，故而造成边界不明，屡有边民越境，并出现边界纠纷。有中国学者考证，朝鲜王朝早期认定其发祥地为太祖的诞生地永兴，而非长白山，那时长白山被朝鲜人看作是“域外之山”。1712年康熙帝派穆克登查勘边界后，定界碑立于长白山天池以南10余里的分水岭上。此次定界，再次确认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的事实，天池作为清王朝发祥圣地划人中国版图，而长白山则成为中朝界山，但主峰（白头峰）在中国境内。朝鲜英祖时期（1724-1776年），君臣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长白山称为“北岳”，乃兴王肇基之所，国家祀典之地。经过100多年的祭祀活动，朝鲜民族对长白山的感情不断加深。高宗称帝（1864年）后则把长白山作为象征朝鲜王朝发祥地的山川正式列入祀典之中，《朝鲜高宗实录》便称其为“我国白头山”。特别是在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作为王朝圣山，长白山即成为朝鲜人緬怀先祖、保留民族记忆的象征。这一结果，为中朝边界争议增添了更加复杂的因素。

中朝两国关于图们江江源地区边界线走向的分歧主要在于确认图们江的源头，清政府认为在江源地区南面的红丹水，而朝鲜政府坚持是北面的红土山水。为彻底解决这一争议问题，两国政府曾在1885年和1887年进行了两次勘界谈判。在第二次勘界谈判时，清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放弃了以前的主张——以红丹水为图们江的正源，而提出把处于中间地带的石乙水作为图们江源头，以此划定中朝国界。朝鲜代表“心以为然”，但因其政府仍力主图们江正源是红土山水而不敢做主。后来，朝鲜拒绝派出代表继续商谈，致使勘界谈判无果而终。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朝鲜的内政、外交均由日本控制，中朝边界谈判随之转为中日谈判。1909年9月4日，中日经过长期交涉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确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东北的路权、矿权及其他产权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和牺牲。11月9日朝鲜内阁总理批准了这一条约。至此，中朝之间近200年的界务争议和交涉终告结束，其结果与1887年清政府的主张基本一致，长白山天池及周边群峰均在中国境内。（参见图一：石乙水及向西连接的黄色线段）

图一　中朝边界划分示意图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朝鲜半岛开始了独立建国的过程。由于美苏之间的争夺，特别是冷战在欧洲爆发以后，朝鲜半岛日益走向分裂，终于在1948年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韩国和朝鲜。取得独立地位的朝鲜民族显然对在日本统治者主导下签订的边界条约感到不满，韩国人首先对《间岛条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60
不过，由于朝鲜南北分裂，中朝边界争议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要看与中国接壤的北朝鲜的态度。战后，苏联控制了朝鲜北方。1947年4月，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两次电告外交部，苏联特工人员在长白山及朝鲜北部各地展开测绘工作。261
1948年7月10日，国防部二厅提供的另一份情报说，苏联远东当局将中国“吉林省之延吉、牡丹江、穆棱及其附近地区划为北韩之领土”，现上述地区“驻有北韩正规军部队，各该地区行政亦由（朝）鲜人主管”。情报还说，此前，即是年2月，苏联与朝鲜曾在平壤签订了一个协定，将东北间岛（延吉）、安东、吉林三地划为朝鲜自治区。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文件上批示：“送亚西司，特别注意”。262
两个月后（9月7日），亚西司提交的研究结果称：“查延吉等地，原住有韩民甚多，可能有共匪任用韩籍人员充任地方官员情事。另据报，北韩部队参加中共集团作战，此项部队可能即驻扎该地。但就上项情事，似难认为该地被划归北韩。”至于延吉、牡丹江及穆棱等地，远离朝鲜疆界，“如此广阔之土地，划归他国，殊足骇人听闻。此项消息之真确性如何？殊多怀疑”。1947年8月26日，中国外交部曾就苏联官员私自移动中苏边境界标事照会苏联驻华使馆，称“中国政府除一俟环境许可再行派员实地调查外，并保留关于此项问题于日后查实时向苏联政府提出一切有关要求之权”。有鉴于此，该报告建议，以后凡此类事件，“我均可根据前项声明，日后向苏方提出交涉”。263
至于中国政府对于国防部提供的情报后来是否再有核实，不得而知。不过，从当时外交部的研究结论看，或许是认为已有国际条约在手，国民政府似乎无须看重此事。264
事实上，鉴于此期东北问题在中美苏共三国四方关系中的敏感地位，苏联绝无可能提出涉及中国领土的严重问题。265

就笔者在台湾查阅民国时期档案的结果而言，当时中国与朝鲜的边界纠纷或边境问题，主要发生在鸭绿江下游地区。如鸭绿江口黄草坪岛纠纷，鸭绿江最下游迎门港一带中国渔民遭越境朝鲜军人射击案，以及关于双方共建的水丰发电站电力分配问题的争议等。266
笔者在台湾“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可以大体反映当时国民政府对中朝边界问题的态度：鉴于1909年条约已签订，“间岛问题已成过去，唯散居该区域内百万韩侨应如何善为处理，自是内政问题。关于国境问题，因有图们江、石乙水之天然界线，未便更改。我可主张1909年中日签订之中韩界务条约之第一款关于国界者仍然有效，其余各条均应废除”。“鸭绿江口之苇塘、岛屿甚多，除黄草坪、同德塘外，尚有苇塘多处，唯无一定名称，大约均被日人强权占领”。由于河水冲刷，河岸倒塌，河身遂逐渐西移，河中淤沙成洲。解决方法：“黄草坪为我国领土，有各种文献可以证明。其他苇塘、岛屿，多由日人强占，将来决定韩国疆域时，我应要求重新划界，实地测量，依照国际惯例，公平处理。”267

东北内战时期，延边一带为中共占领区，而中共民主政府也不认为中朝边界存在重大问题。中共延边地委在1948年8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朝国境以图们江为界，此乃历史上以自然界来划分的，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某些地方因江流改道或出现新的支流，把两国沿江村庄和土地混合起来，以至发生争执。故需要确定以主流为界，住在原地居民可依其自愿仍住原地或迁回本国，以便管理和免致不必要的纠纷。当发生两国国界有关问题时，由双方群众报告当地县（郡）政府负责解决，下级政府人员及当地群众不得随便交涉。268

至于北朝鲜对边界问题的看法，有三则史料可供参考：第一，从1947年冬季至1948年夏季，驻韩美军情报部门不断收到报告说，北朝鲜一直放出消息，说间岛地区将归属朝鲜或交给朝鲜人民委员会管理。有关的传言四处流传，中方反应十分强烈。第二，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金日成和时任延边公署专员的林春秋精心策划了在延边地区举行庆祝朝鲜建国活动，以扩大朝鲜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甚至可能企图将延边划人朝鲜领土范围。韩国学者引用“文革”期间延边地区造反派的批判材料说，金策、金光侠等人曾召集秘密会议，请延边的干部参加，讨论延边地区的归属问题。第三，在1949年初吉林省民族工作座谈会讨论延边地区政权建立的问题时，林春秋提出延边应归属朝鲜，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延边的民族问题。林春秋出生于延边，早年参加抗联，日本投降后曾作为八十八旅中国工作团干部在延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朝鲜任北朝鲜共产党平安南道委员会第二书记，深得金日成信任。1947年3月中共东北局希望朝鲜派一名干部来帮助工作，金日成便推荐了林春秋，并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269
当时生活在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居民（包括部分干部）普遍认为自己是朝鲜人，对中国尚无民族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对日本主导签订的《间岛条约》的合法性有所质疑，对朝鲜人占绝大多数的延边地区领土有所觊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虑到苏联在北朝鲜的特殊地位，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批准，金日成绝对不会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即使心有所想，也只能浅尝辄止。270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朝边界纠纷只是枝节问题，并无大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对边界问题的处理比较慎重。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忙于应付朝鲜战争，且对边界问题情况不甚明了。271
因此，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方面，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对于历史上中国“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等”，采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则采取“暂维现状的方针”。实际上是把问题搁置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抓紧研究问题，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272
1950年4月朝鲜方面向东北人民政府提出谈判鸭绿江航行问题，并送上朝鲜绘制的地图。中国外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指出：“朝鲜方面所提‘规定设置航路标志之区域’一节，涉及国家领土主权，此项问题，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和朝方进行谈判，不应在地方谈判。”遂指示东北外事局停止谈判，将全部材料送到北京，由外交部了解情况后再确定处理方针。273
此事结果如何，没有见到档案记载，但处理方式说明，中央政府对处理涉及边界的问题持谨慎态度。

到1950年代中期，为了保障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对华包围，中国赞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以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争取到更多亚洲国家的支持。因此，尽早消除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由边界纠纷而导致局势紧张的隐患，就成为中国处理外交问题的当务之急。1955年11月，中缅两国边防军因误会而在边境线黄果园一带发生交火。274
1956年2月，中苏双方边防部队在新疆伊犁有争议的英塔尔地区发生纠纷，双方均鸣枪示警。275
于是，以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为主线，1956年中共中央将边界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276
1957年3月1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过去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是需要的、恰当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远政策，总不能永远拖下去。277
1957年8-10月，朝鲜与苏联通过谈判缔结了边界协定。278
这一情况很可能也对中国加速处理同类的边界问题有所促进。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领导人对边界问题和国际法有关原则的了解不断加深，在着手解决中缅边界条约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逐步确定了处理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一，根据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其二，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形成的有些边界谈判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对于历史资料的研究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但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其三，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279
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280
这实际上就改变了此前中国政府对旧边界条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281
按照这一方针，即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处理边界纠纷，中朝边界问题无疑应该在1909年《间岛条约》的基础上进行外交谈判。

1958年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鉴于这类问题比较复杂，首先需要充分地搜集资料，进行研究。这项工作，除中央现已由外交部联合其他有关部门着手进行外，并请各省区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指定专人，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通知指出：边界问题的研究，应以未定国界和已定界中有争议的问题为重点。282

是年7月，根据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边界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会），由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地图出版社、总参军事测绘局和总参警备部的负责人组成，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边委会由陈毅领导，委员会主任由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担任。边委会的任务是全面规划划界工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和提出谈判方案，以便有步骤地解决边界问题。但关于边界纠纷和边防事宜不属边委会职责范围。边委会设社会主义国家组（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任组长）和资本主义国家组（亚洲司司长章文晋任组长）。同时，拟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境省份和自治区设立边界工作小组。边委会暂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其各项重大决定应随时向中央汇报。外交部在7月16日关于边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与苏、朝、蒙、越等社会主义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几年来“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纠纷，对双方边民的生产、生活和友谊多少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组的工作计划是，“采取积极方针，通过协商，争取1958年解决中蒙边界问题，1959年解决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关于中朝边界问题，报告说：“中朝边界主要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两条河流为界，其中图们江部分是由清朝政府和日本之间以条约形式划定的，其他部分未正式划定。”现存的主要问题有：1.天池问题的情况现“已基本搞清，我们并已拟好解决方案。天池系我国领土，我们已向朝方表示过这种看法，但朝方至今没有正式反应”。2.“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双方对有些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意见。拟请有关省做一调查，报送边委会”。边委会拟于本年内提出解决中朝边界问题的初步谈判方案。283
显然，此时在中国外交部看来，中朝边界并无严重问题，解决起来也不复杂。

1958年8月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有关边境省区成立边界工作小组，负责本地区的边界工作。284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国边界线很长，在未定界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解放后新发生的纠纷都不少；在已定界部分，也有一些地方界线不清。目前我们对于边界情况掌握不够，有关边界的历史资料和外交档案极不完备，又无精确的地图，特别是对未定界的地区了解更少，这就给我们边防警卫和对外交涉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指示》强调说：边界问题事关我国和有关的邻国，因此不能单凭我们的主观愿望急于求成。但是，我们应该抓紧时机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条件同某一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致处于被动。中共中央特别提出：与民族主义国家接壤的省、区党委，更应该把边界工作列入党委经常的议事日程中。285
看来，在中共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日程表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尚非当务之急。

二、金日成突然提出签订边界条约

然而，中朝边界的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解决，边委会也没有按计划在1958年底拿出谈判方案。究其原因，一则是情况比想象的复杂，调研工作拖期；二则是中朝边界纠纷出现了新问题；三则是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延缓了其他边境地区的勘界工作。

关于中朝边界的调研工作是由辽宁、吉林两省完成的。1959年1月和12月，辽宁省提交了关于中朝边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鸭绿江水丰水库淹没区的报告。3月和12月，吉林省提交了关于中朝、中苏国界调查报告和辑安县境内水没区情况的调查报告。国务院边委会1960年3月对吉林省所提有关中朝边界问题的答复是：一、关于因1934年中朝共建水丰发电站水库使鸭绿江江流原状改变而发生的划定边防警戒线问题。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以鸭绿江中心线为界划定边防警戒线。二、关于中朝边界桥梁如何分界警卫问题。查1955年6月8日中国公安部代表和朝鲜内务省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规定：“为保护中朝边境沿江桥梁的安全，除安东一新义州间大桥另有临时议定书外，其他沿江桥梁的保护由双方边防总代表或边防副总代表具体协商，据情划警戒区域。”请转告我边防总代表按此规定考虑方案并报人民委员会批准后处理。边界委员会在答复中还要求吉林省边界工作小组：在可能情况下，研究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对长白山地区的国界线画法的演变及根据何在，以及有关《间岛条约》的问题。286
因缺乏档案资料，关于吉林省边界小组报告的详细内容，尚不清楚，但从边委会的批复看，似乎长白山江源地区的划界问题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视野。

按照195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天池和白头山（峰）都在远离中朝边界线西北方向的中国一侧（参见图二）。287
1958年11月，平壤出版了一本《朝鲜地图册》，图中的中朝边界线从天池划过，而白头峰的名字则标注在边界线的朝鲜一侧。288
1959年4月，中国出版了中外历史条约集，其中收入了1909年9月4日签订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及附件。289
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图》，其中天池和白头山（峰）仍被标注在中朝边界线以北，不过已经是紧靠边界了。上海第一次印刷时，将“天池”和“白头山”字样都写在中国境内，北京第九次印刷时，“天池”仍在中国境内，而“白头山”则是跨界标注（参见图三、图四）。290
鉴于1958年7月25日中国国家测绘总局刚刚规定，凡出版涉及国界的地图时，出版前均应先在蓝图上标明国界线送外交部审查。291
可以断定，中国在《朝鲜地图册》出版后不久便出版历史条约集和新地图，显然不是巧合。尽管没有公开交涉，但中朝双方似乎都在通过间接的方式向对方表示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意向。

图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57年），第27-28页

图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图》1959年上海第一次印刷

图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图》1959年北京第九次印刷

很可能是出于试探，1960年初，朝鲜政府就在鸭绿江上游修建五座水闸问题征求中方意见。对此，中国表示同意，但同时提出：上述五座水闸中，有三座位置在鸭绿江上游的暧江河段内。由于长白山地区中朝边界未经两国政府正式勘定，中国现行地图沿用旧地图的画法，暧江在中国境内，与朝鲜现行地图的画法不同。因此，建议两国政府尽快就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292
显然，中国政府希望早些解决边界问题，并认为这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于中国政府的建议，朝鲜政府没有回应，却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

1960年3月14日，国务院边界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关于1959年的边界形势，中国同社会主义邻国的边界基本上是稳定的，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类，原有纠纷未获解决，但未产生较大问题；第二类，原有纠纷未获解决，又出现了新问题；第三类，双方已协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进行，但又发生了枝节问题。苏联、越南属第一类，蒙古属第三类。朝鲜属于第二类，具体表现是：“朝鲜在长白山国界争议地区修建公路、房屋，并在鸭绿江上源修筑横江水闸，有逐步北进的趋势。”关于1959年的勘测工作，是“遵循中央的指示，按照边委会的计划，密切配合外交斗争，以中印边界为重点，大力进行了勘测和调研；对其他地区的边界则量力而行，主要是依靠各地有步骤地进行勘测和调研”。具体到中朝边界的工作成果，仅有吉林省通过对其所辖边境上鸭绿江水丰发电站堰堤上游淹没区的实地调查，摸清了地区范围、航道位置和中朝双方的边防警界线，并绘制了示意图。中朝边界勘测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故中国的边界勘测以此为重点，对其他邻国的边界调查工作则采取了“暂缓进行”的方针。特别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因对边界问题尚未开启正式商谈，“为避免刺激和引起对方边民的思想混乱”，边委会要求“各地的勘察测绘工作一般以隐蔽摸底的方式进行”。至于1960年的工作规划，边委会估计，同兄弟国家之间在边界问题上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枝节问题难免。涉及中朝边界，文件指出：由于目前还不可能谈判解决整个边界问题，故应对现存的突出问题，即朝方在长白山鸭绿江上源修筑横江水闸和在天池附近修建公路、房屋的问题，加以调研，拟出临时、局部解决的方案，以防止纠纷的发生和扩大。293

以上资料表明，直到1960年初，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朝边界问题的立场是：第一，中朝边界的划分并无重大问题，且因有《间岛条约》为据，故不以为会产生重大争议。第二，存在不少枝节问题，主要是界河改道和淹没区形成的划界问题，对此可提出局部解决方案。第三，已经感觉到“长白山地区的国界线画法”可能有麻烦，而这些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因此，为避免影响中朝关系，中国确定的方针是：边界问题的总体解决尚待时日，先着手解决临时性和局部性问题，并为此开始做准备。294
中国政府的“感觉”是不错的，朝鲜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边界问题，但其出版的地图已经表明了基本立场——天池和长白山主峰都属于朝鲜领土。

从1956年至1960年，中朝两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协定和议定书，这包括1956年1月关于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运送木材的议定书，1956年12月关于中朝图们江流域治水工程的议定书，1957年10月关于中朝图们江流域治水工程的协议，1958年12月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1959年6月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共同利用水丰水库养鱼的议定书，1960年5月关于国境边界河流航运合作的协定等。295
从这些文件的签署及其内容看，此期中朝之间在边界问题上虽然存在不同想法，但确实还没有出现令人不安的情况，双方共同利用界河资源的开发合作也是稳定发展的。

1960年9月，吉林省边界小组的调查报告仍然认为，中朝边界双方接触线原则上以鸭绿江和图们江水深处为界，许多沙滩和岛屿因归属问题尚未解决，历史上两国沿江居民经常为在岛上种地、打柴和捕鱼发生争端，解放后这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296
但不久后，边界问题又浮出水面。

1961年7月，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金日成在访问苏联并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直接来到中国。7月11日，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会谈。一位西方学者根据其对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采访（1993年11月）指出，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的建议：中朝双方平分长白山和天池，但金日成没有接受。297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曾解密了7月11日这份谈话记录，周恩来和金日成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援助问题，其中说到延边地区有不少人越境跑到朝鲜去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你们要多少人我们都给。”但接下来，有将近一页的内容被涂黑。298
考虑到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双方都有意争取朝鲜，以及1959年第九次印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图》对白头山跨界标注的做法，笔者认为，那位中国外交官回忆的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即当时中国已经考虑在边界问题上对朝鲜做出让步，不再坚持以前《间岛条约》的划界了。

然而，朝鲜的领土要求是整个天池和长白山主峰。对于周恩来的建议，金日成当时没有接受，应该也是事实——尽管相关内容在档案解密时被遮蔽。可以为此证明的是，1961年8月，即金日成回国后不久，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编辑部便公开出版了中文版《朝鲜概况》一书，其中把鸭绿江、豆满江（图们江）和白头山（长白山）作为中朝边界的分界线，而把天池视为朝鲜的自然湖泊。299
此时，解决中朝边界争议的主动权和有利条件都在朝鲜一边，金日成不会没有看到这个机会。

1960年代初，中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国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加之自然灾害，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工农业生产一片混乱，社会生活用品极端匮乏。国际：中苏两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均产生重大分歧，且各执己见，争论不下，终于导致矛盾公开化，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撕毁合同，撤退了全部在华专家。对于中国本来就难以摆脱的困境，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此外，西部有中印边界冲突造成的国际压力，东部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安全威胁，共和国确是危机四伏，举步维艰。300
就在这时，朝鲜突然提出要同中国协商解决边界划分问题。

根据目前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以及《周恩来年谱》等文献资料，尽管双方接触的具体情况和谈判内容没有丝毫透露，但中朝讨论并解决划界问题的大致进程是清楚的。

1962年2月18日，朝鲜外务相朴成哲约中国驻朝大使郝德青外出打猎。在野餐中，朴成哲提出建议，能否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中朝边界问题。2月28日，中国外交部复电驻朝使馆的询问，说明中国政府同意解决中朝边界问题。3月1日，郝德青约见朴成哲，转告了中国政府的答复，并询问谈判的时间和地点。3月26日，朴成哲向郝德青提出，拟于4月10日就中朝边界问题在安东或新义州举行副部长级谈判。3月30日，周恩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朝、中蒙边界问题（中方关于划界问题的最初方案应是此时商定的）。4月4日至8日，朝鲜外务省和中国驻朝使馆就边界谈判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团名单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4月10-14日，中朝边界谈判在安东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朝鲜外务省副相柳章植分别带团参加谈判。经过五次连续的会谈，中朝各自提出了划界方案，而后休会。4月18日，郝德青在新义州拜会柳章植，就中朝边界问题交换了一些意见。同日又约见朴成哲，建议推迟下一轮边界谈判的时间，朴表示同意。301
看起来，很可能朝方提出的方案令中方感到为难。在此期间，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曾委托江苏省外事办公室查找有关中朝边界的历史资料。位于南京的国家第二档案馆保存的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但蒋介石撤离南京时已经把所有重要的档案文件转移到了台湾。4月19日江苏省外办回复：“经我们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中查阅后，关于朝鲜边界的天池、黄草坪等地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有关中朝边界方面的材料也未发现。外交部要江苏省查找的材料内容表明，朝鲜提出的划界方案肯定涉及天池的归属问题，而查找的结果无疑增加了中国方面研究划界方案和参加边界谈判的难度。302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接见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时，针对两国关系说：“我们兄弟国家之间，本来不应该办外交，应该是内交。……我们是同志关系，办内交，不办外交，完全是同志关系。”谈到边界问题，邓小平说：“我们两国间观点完全一致，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划界问题，是一个在地图上如何划界的问题，这个容易解决。……我们没有准备好，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商量一下可以解决，没有什么大问题。”303
邓小平的话不多，但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第一，中国原以为中朝边界不存在大的问题，因此没有足够的准备；第二，中国对朝鲜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感到突然（显然是个大问题），没有想到；第三，中朝之间完全是同志关系、兄弟关系，没有外交，只有“内交”，所以边界问题容易解决。这一切表明，朝鲜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仍然是坚持索要整个天池和长白山主峰，而这一点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预期和心理准备。此时，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决定在“平分”的基础上再做一些让步。

6月3日，周恩来同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讨论了中朝边界问题。304
按照中国决策的一般程序，此时中央应已有基本定论，需要征求地方官员意见。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团团长朴金喆和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等人。会见后，周恩来留下韩益洙谈中朝边界问题。305
所谈具体内容不详，但很可能是解释中方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9月15日柳章植通知郝德青，朝方同意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姬鹏飞去平壤商谈。9月25日姬鹏飞赴平壤举行谈判，10月3日双方签署了会谈记录。306
10月11日，周恩来、陈毅秘密访问朝鲜，并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10月12日晚，《中朝边界条约》在平壤签字。307
11月7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了《朝中边界条约》，并委托驻华使馆与中国交换批准书。11月24日，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二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朝边界条约》，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姬鹏飞在会上说，中朝边界1300多公里，鸭绿江和图们江作为两国的界河是比较明确的，但在两江发源地的白头山一带，历史上存在争议，双方地图的画法也不一致。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照顾双方对白头山的感情，以白头山为界，符合历史情况，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进一步增进了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决定批准该条约。12月11日，姬鹏飞副部长和郑凤珪代办分别代表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朝边界条约批准书。关于依照边界条约进行勘界问题，根据此前双方商定的意见，成立了中朝边界联合委员会。1963年1月初，在平壤举行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308
1964年3月20日《关于中朝边界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刘少奇、周恩来和朴成哲出席了签字仪式。309

尽管中朝边界谈判和缔结条约的时间表比较清楚，但是在目前中国公布的所有档案中，没有任何涉及这次边界谈判具体内容、过程及结果的资料。因此，中朝政府之间在有关边界问题的交涉及勘界中，究竟讨论了什么具体问题，双方有什么具体分歧和争议，各自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均不得而知。不过，笔者考察了此期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及朝鲜学术界动向等相关史料，列举如下，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中提出：“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的民族，尊重朝鲜的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对朝鲜是不好的，我们的祖宗欠你们祖宗的债。……你们的祖宗说，你们的领土是以辽河为界，现在你看，把你们挤到鸭绿江边去了。”310
自从毛泽东决心扭转1956年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后中朝关系恶化的局面以来，一直对朝鲜持异常友好和宽容的态度。他不仅表示愿意把在八月事件中逃亡中国的劳动党延安派干部送回朝鲜，而且非常慷慨地为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经济援助，甚至主动提出把几十万驻朝志愿军部队全部撤回国。311
此时，即边界委员会提出在1959年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后，毛泽东又以宽宏大度和漫不经心的口气谈到了中朝历史上的边界问题。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对于金日成思考边界问题的方案和要求，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很可能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和刺激的作用。

1961年春季，中国东北不断发生大量朝鲜族边民非法越境涌入朝鲜的事件。朝鲜政府对此采取纵容的态度，不仅在边境地区设立多处接待站，而且积极为逃亡者安排工作。5月，公安部和外交部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建议按照中朝有关处理非法越境者的已有协议，召开会议与朝方协商，并拟由中国驻朝大使乔晓光先行与朝外务省交涉，请朝方采取相应措施。然而，6月6日乔晓光接到的指示却是：“对朝族人偷越国境事部里将另详复，但总的精神是：我们将不采取外交手段，应由国内做好工作来稳定这些人。朝方设招待站是应该的、不足为奇的。中朝关系最近很好，对朝族越境事不必过分重视，因此你不必去吉林了解情况。”312
为了维持与平壤良好的政治关系，共同对付苏联，对于朝鲜政府明显的破坏双方协议的行为，中国不但不予追究，甚至对相关部门按照外交惯例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也不予采纳。中国政府既然对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采取如此软弱和容忍的立场，那么朝鲜得寸进尺提出关于边界划分的过分要求，而中国则轻易地接受这一要求，就不难想见了。

1963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朝鲜科学院代表团时说：出土文物证明朝鲜民族曾在辽河、松花江流域居住，镜泊湖附近还有渤海国的古迹。中国古代王朝侵略了朝鲜，“我们要替祖宗向你们道歉，把你们的地方挤得太小了”。“不能歪曲历史，说图们江、鸭绿江以西历来就是中国的地方，甚至说从古以来，朝鲜就是中国的藩属，这就荒谬了。中国这个大国沙文主义，在封建时代是相当严重的。……自称为天朝、上邦，这就是不平等的。都是历史学家笔底的错误。我们要把它更正过来”。313
7月21日周恩来与崔庸健会谈时又提到，根据镜泊湖发掘的很多朝鲜历史文物，看来朝鲜民族有辽河和松花江两个支系。314
周恩来在中朝边界条约签字之后这样说，显然是为中国政府在划界问题上接受朝鲜的要求进行解释，至少也是对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让步的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那么，在中朝边界谈判中，朝鲜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而中国又做出了怎样的让步呢？

三、中国被迫割让长白山主峰及天池

关于朝鲜1962年所提领土要求涉及的核心问题，上述史料已经显示，就是长白山天池及主峰的归属以及与此相关的图们江源头的确定。1972年2月23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时说，中朝之间有个边界，附近有座高山，山顶上是个湖，叫天池。过去满人说天池属于他们，朝鲜人又说是他们的。我们最终通过划分和共享这个湖解决了这一问题。315
接受金日成的要求，把长白山天池及主峰的大部划给朝鲜，这正是中朝1962年10月签订的边界条约的核心内容。陈毅之子陈晓鲁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曾听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中朝边界谈判的情况：朝鲜一开始提出要把中朝边界线划到辽河，后来又提出整个延边地区都是朝鲜的，最后才强调长白山（白头山）主峰和天池必须划归朝鲜。中方谈判人员说起朝鲜人的谈判策略，归结为“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就是说，朝鲜先是漫天要价，胡搅蛮缠，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要长白山主峰和天池。316

前文已经讲到，在中国外交部出版的中朝边界事务条约集中，没有收入这个《中朝边界条约》，外交部及相关省份的档案馆对此也没有解密。目前人们可以看到的《中朝边界条约》及相关文件，是在韩国和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于是，这些文件是否真实可信，就成为研究中朝边界条约内容及中朝边界谈判结果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笔者对目前流传的《中朝边界条约》及相关文件进行了仔细考证。

2000年10月16日韩国《中央日报》刊登标题为《中朝边界条约全文最早确认，不能公开的机密文书》的独家新闻报道，说该报社工作人员最近在中国的旧书店发现了1974年6月中国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编印的《中朝、中苏、中蒙有关条约、协定、议定书汇编》一书。同一天，该报的其他版面还刊登了《中朝边界条约内容概要》、《中央日报获取〈中朝边界条约〉的意义》等报道。317
一个月后，韩国世宗研究所李钟奭在其专著《中朝关系（1945-2000）》中，作为附录全文公布了于1962年10月12日签订的《中朝边界条约》和1964年3月20日签订的《关于中朝边界的议定书》的韩文译本。书中说，这部在中国发现的文件汇编并非公开出版物，封面印有“秘密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样。此外，该书还大量引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批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的资料，以及后来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朱德海平反的正式文件。318
2007年12月，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第三研究室将这部文件汇编全部翻译成韩文，作为“内部资料”保存。其中涉及边界问题而中方未予公布的文件，除上述两件外，还有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中朝边界问题的会谈纪要》（1962年10月3日）、中国国务院关于《中朝界河共同利用委员会代表团在朝鲜会谈后签订共同利用及管理中朝界河的互助协定相关报告的通知》（1964年7月20日）。319
2009年韩国出版的徐吉洙《白头山边界研究》一书，作为附录收入了中朝边界的条约、议定书和会谈纪要这三个文件的中文本和韩文本。320
目前在中国和韩国互联网上流传的中朝边界条约文本皆源于上述几种韩文著作。

由于无法找到中朝边界条约及相关文件的完整中文本，所谓考证就只能是将目前流传的韩文本与中国已出版的与此相关的资料或档案文件逐一进行对照。笔者首先发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中有一段中朝边界条约涉及该县管辖的边界线走向的描述，于是将其同韩文本相同段落进行比对，结果是，两者的内容和表述文字完全相同。321
此外，笔者还将韩文本所刊文件与已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中的相关文件进行比对。结果发现，除了中方没有发表的中朝政府代表团《关于中朝边界问题的会谈纪要》《中朝边界条约》《关于中朝边界的议定书》等几个文件外，凡是已经刊出的有关中朝边界、边境问题的条约、协定、议定书等，与韩文本中的文件完全吻合，一字不差。322
由此大致可以断定，在韩国出现的吉林省外事办公室所编文件汇编是真实的，韩文本有关中朝边界条约等文件也是可信的、可用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上述三个关键性文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档案开放严重落后的缺憾。

根据《关于中朝边界问题的会谈纪要》的记载，1962年9月26日至10月2日，中、朝代表团举行会谈，根据两国政府就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已经达成的基本协议，全面解决了与此相关的具体性、技术性和程序性问题。323
由周恩来和金日成签字的《中朝边界条约》，以及陈毅和朴成哲签字的《关于中朝边界的议定书》，则最终确定了中朝边界。关于中朝双方有争议的天池和图们江江源地区的划界，条约和议定书规定：将长白山天池划为两半，自长白山围绕天池一周山脊西南段2520高地和2664高地（青石峰）间鞍部的大体中心点起，向东北以直线穿过天池，到对岸山脊2628高地和2680高地（天文峰）间鞍部的大体中心点止，其西北部分属于中国，东南部分属于朝鲜。至于图们江源头的确定，即天池以东的边界线，自上述山脊2628高地和2680高地间鞍部的大体中心点起，向东以直线到2114高地，再以直线到1992高地，再以直线经1956高地到1562高地（双目峰北峰），再以直线到1332高地，再以直线到图们江上游支流红土水和北面一支流的汇合处（1283高地以北），从此界线即顺红土水的水流中心线而下到红土水和弱流河汇合处。天池以南的边界线，即对鸭绿江源头的确定，与以前差别不大。（参见图一黑色点线。）关于两条界河，条约中没有使用国际条约通用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原则，而是规定双方共同拥有，共同管理，而处于河流中间位置的岛屿和沙洲，则由双方协商解决。最后，451个岛屿和沙洲，中国拥有187个，朝鲜拥有264个。鸭绿江口外两国海域的划分也有利于朝鲜。324
至于没有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界河的原因，可能与边界谈判中遇到的河流改道问题有关。自1950年代以来，朝鲜在两江的己方一侧，修建了大量的丁字坝，从朝鲜江边向江中延伸，大坝横面挺入江心，长度不等，造成江水流速加快。天长日久，江水严重冲刷江岸，江面向中国一方扩展，造成中国领土大量萎缩。325

根据中朝边界条约的规定，中朝两国成立了中朝边界联合委员会，下设两个大队六个小组，于1963年5月13日至11月15日，对中朝边界进行全面勘察，竖立界粧和确定界河中的岛屿、沙洲的归属。界桩（露出地面部分）分155厘米和129厘米两种，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界桩中心埋有铁钎。界桩上刻有“中国”或“朝鲜”字样，以及编号和竖桩年份。界桩的维护和维修，单号由中国负责，双号由朝鲜负责。326
由此确定了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中朝边境地区1334公里的分界线。这样，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峰（朝鲜改名将军峰）和图们江江源地区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位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以北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归属了朝鲜，而中国拥有的面积只占45.5%。327
至于图们江江源地区，从1909年的《间岛条约》到1962年的《中朝边界条约》，按照地图比例尺估算，中国出让的领土在500平方公里左右。328
（见第523页图一黄色线段与黑色点线之间地区。）显然，为了部分地保留本来完全属于自己的天池，中国通过这一条约做出让步的领土面积，甚至超过了朝鲜的最初领土要求（即签约前的朝鲜地图线）。（见图一黑色点线与红色点线之间的地区。）

对于中方在谈判中同意以天池和长白山作为两国分界线，官方的解释是为了照顾朝鲜的民族感情，那么朝方为什么坚持要占有天池和长白山呢？如前所说，朝鲜人自古就把白头山视为“圣山”，情有所属是可以理解的。329
不过，金日成想方设法把长白山划入朝鲜境内，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考虑。朝鲜官方长期宣传，金日成在长白山密林中坚持抗日，为朝鲜的解放做出了非凡贡献。如果长白山不属于朝鲜，那无疑就说明在朝鲜遭受苦难的年代，这位领袖并没有在国内领导人民抗战。事实上，朝鲜提出解决边界问题也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1962年2月，朝方向中国使馆提出，金日成曾在长白山锦江温泉（位于天池西北方向）打游击，要求在那里修建纪念碑。同时拿出一幅地图，上面标了许多小红旗，说这些标红旗的地方，都是金日成同志当年开展抗日活动去过的地方，都要修建纪念碑。330
此外，金日成应该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将来其子金正日继位的合法性问题。按照《金日成回忆录》的说法，“金正日于1942年2月16日清晨在白头山密营出生”，“是在枪炮呼啸的激烈战场上作为朝鲜的男儿出生的”。331
如果金正日出生在异国他乡，那么他将来作为朝鲜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就多少有些令人尴尬。把天池和长白山划入朝鲜境内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惟其如此，1980年代出版的《朝鲜概观》才能堂而皇之地写道：“这座庄严而美丽的白头山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组织和领导的光荣的抗日革命斗争的永不磨灭的事迹联结在一起。这里又是亲爱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那抗日战争烈火熊熊的日子里诞生的地方。”332
同时，朝鲜人在新获得的领土内发掘出一个叫小白水沟的地方，确认其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并把那里的将军峰改名为“正日峰”。333
当然，实际上金正日也不是出生在长白山密林。金日成早在1940年10月就离开长白山到了苏联远东地区，除1941年的几个月率小分队返回东北外，直到日本投降，他一直在苏联建立的秘密营地训练和生活。金正日也是出生在那里。334
不过，中朝边界划定后，金日成在长白山领导抗日和金正日出生在长白山密林的神话毕竟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1964年5月5日，中朝政府在新的边界条约的基础上，又签订了《共同利用和管理中朝界河的互助合作协定》。根据协定，“双方组成中朝界河共同利用委员会”，以便“迅速地解决在共同利用和管理中朝界河方面产生的问题”。335

然而，朝鲜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希望中国进一步确认中朝新边界的划分。1964年8月，朝方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使馆索要新的中国地图。半个月后，中方以尚未出版新地图为由给予回复，并答应以后出版新地图后奉送。336
其实，1964年6月地图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比例尺为四百万分之一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其中中朝国界线就是按照1962年条约绘制的。337
中国为何不愿向朝鲜提供新地图，后来是否满足了朝鲜的愿望，尚无史料证明，但朝鲜迫不及待地希望新国界成为现实的心情却是十分明显和实在的。1965年4月14日，朝鲜驻华使馆送给中国一份朝鲜出版的标准朝鲜地图，“希望中国将来出版朝鲜地图时，以此为准”。338

朝鲜人有些多虑了。早在1964年5月，中国外交部便连续下发了《关于划定中朝边界的传达解释要点》和《关于加强对中朝边界地区的管理工作》两道指示。339
7月20日，国务院又向所属有关部门及辽宁、吉林两省下发了有关中朝界河互助合作协定的报告，要求他们“仔细研究并加以执行”。340
1965年1月18日国务院发出内部通知：“过去出版的地图一律停止出售”。341
1月31日，中国外贸部再次通知下属各单位：停止出售和出口1964年6月以前出版的地图。342

过了10年，1975年11月6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平壤签署了关于中朝边界第一次联合检查的议定书。这次联合行动，对鸭绿江和图们江原有岛屿和沙洲进行了检查，发现其中130个发生了显著变化，86个已经消失。对于1964年以后新出现的271个岛屿和沙洲确定了归属，其中102个划归中国，115个划归朝鲜。同时对没有耕地和无人居住但与双方相连的岛屿和沙洲，本着平等互利和便于管理的原则，进行了归属的调整。最后的结果是，在检查地段的553个岛屿和沙洲中，归属中国的243个，归属朝鲜的310个。343

然而，中朝双方至今都没有公布1962年签订的边界条约及相关文件，其原因何在？对此有不同的说法。1962年12月周恩来在同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的一次谈话中解释道，关于公布中朝边界条约的问题，中国“依然在等待着北朝鲜的答复，因此到现在还无法向新闻界公布”。344
这似乎表示中国并不在意公布边界谈判的结果。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向国民交代在领土问题上做出的让步，并非没有心存忌惮。前引周恩来关于古朝鲜在辽河和松花江有两个支系的说法，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立场和观点。而“文革”期间红卫兵对朱德海的批判，主要就是把这个地方官当作是将长白山天池“出卖”给朝鲜的罪魁祸首。345
从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学者在中朝关系研究方面的批判态度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应该很清楚，一旦条约内容公布出去，会在国民中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所以，大概可以断定，中国当时是不愿意公布这个条约的。346

至于朝鲜方面的态度，有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是北朝鲜不愿意，因为金日成在谈判中放弃了原来的主张（索要整个天池），有损于他作为朝鲜民主主义者的高大形象。347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尽管金日成达到了主要目标，但同意将不足一半的天池给了中国，毕竟与他原来的说法有一定差距。此外，李钟奭引用的一位当事人的说法证明，北朝鲜也不愿意泄露这个秘密：“北方认为，在南北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公布签订条约这一事实是困难的，故要求在统一之前不要公开此事。”348
这个说法或许可以成立，但这丝毫不能否认，朝鲜领导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在边界谈判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对于边界条约的内容他们也是非常满意的。或许是作为回报，1964年8月朝鲜政府答复中国外交部，同意中国船只通过图们江下游入海。朝方还表示，关于仅为朝苏两国共有的图们江出海口总计15公里的江面，目前双方尚未签署协定，为了彻底解决中国船只正常通过这段江面入海的问题，朝鲜将积极促进与苏联签署协定。349

1964年10月7日，即中朝边界议定书签字以后不久，毛泽东与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见时谈到了中朝边界问题。下面的对话充分表明了双方对边界谈判结果的态度：

毛泽东：“至于你们的土地，不是我占的，是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你们的边界是在辽河以东，是封建主义把朝鲜人赶到鸭绿江边。”

朴金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我们不想要辽河以东了。对现在的边界，我们很满意。”

毛泽东：“所以我们要把整个东北作为你们的后方。这就超过了辽河流域。”

崔庸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我们对边界很满意。”

朴金喆：“我们两国的边界1962年已经解决了。周恩来总理很清楚，白头山、天池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首相同志很满意。利用东北做后方和边界是两件事。”

毛泽东：“不只东北，整个中国到处都可以利用。如果敌人打北京、上海、南京，这种局面对你们比较好。那时，就不是抗美援朝，而是抗美援华了。”350

尽管史料明显不足，通过梳理，还是可以将1950-1960年代中朝双方处理边界问题的历史过程大致反映出来。归纳一下，笔者的结论如下：

一、如果依据国际法处理边界问题的一般原则，尊重历史上已经签订的边界条约，那么中朝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边界问题。既然1909年的《间岛条约》已经确定了图们江源头和江源地区中朝国界线的划分，剩下的不过是因江流改道而形成的江中小岛、沙洲的归属问题而已。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与中华民国政府本来是一致的。

二、朝鲜政府对《间岛条约》及其结果不满意，但一直不便提出。在1962年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时候，朝鲜抓住时机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其基本要求是改变《间岛条约》关于图们江源头的界定，将长白山主峰、天池及图们江的江源地区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

三、中国政府对朝鲜的要求感到意外，但并未提出异议，仅仅经过6个月的谈判，双方就签订了边界条约。其结果是，中国将长白山天池一半以上以及石乙水以北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甚至依从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此后两个月，在朝鲜的催促下，双方政府便匆匆交换了批准书，并于勘界后签订了中朝边界议定书。

四、中朝边界条约签订的过程短暂而简单，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这次边界谈判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领土和疆界的问题上如此轻易地做出让步？

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紧密联系。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各国共产党大多站在苏共一边。中共急于摆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孤立地位，积极组织左派队伍，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和日本共产党。苏联凭借其实力可以靠经济援助吸引朝鲜，而中国当时正陷入经济困境，自顾不暇。而朝鲜恰恰在此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于是，为了得到金日成的政治支持，毛泽东只能满足朝鲜的领土要求。1963年9月在访朝归来途中，刘少奇对随行的新华社社长发稿助理王飞感慨地说：与社会主义国家谈边界问题，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难！351
这句感叹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人接受朝鲜的领土要求并非情愿，而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当时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处理“内交”比处理外交更困难。事实上，中朝边界条约签订后，朝鲜对中国的政治支持仅仅维持了3年，到1966年，由于苏联对朝政策的变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中朝关系便开始恶化。

从主观的角度看，这与毛泽东的领土和边界理念有更深刻的关系，即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以及外国传入的“世界革命”思想。早在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的诗篇《念奴娇.昆仑》，便显示了他的“天子”气派和“天下观”：“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352
如果这首词更多地表现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浪漫气质，那么当他处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时的所作所为则确实在把这种诗情画意付诸实践。早在1947年10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极大关注。到1951年初中共中央联络部成立的时候，北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集中活动的中心，斯大林甚至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353
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毛泽东就在计划发动亚洲革命，并将它融入世界革命的洪流。

“天朝”观念与“世界革命”理论尽管相去甚远，但在对待领土和国界的问题上却颇有相似之处。“天朝无邻国”，“工人无祖国”，这两个说法如出一辙。前者的表现如雍正帝处理西南边界。1728年，安南国王要求把120里与云南有争议的领土划给安南。雍正帝让出80里后，安南国王仍不满足。于是雍正帝有云：“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安南国王“奉敕悔罪”，上奏表示忠诚后，雍正帝甚喜，又云：“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遂将此地赏赐安南国王，命其世代驻守。354
后者的表现如毛泽东看待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就在周恩来忙于应付危机时，毛泽东于11月接见印共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谈到中印边界纠纷，毛说：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印度。355
二者何其相似！毛泽东不过是把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天朝”观念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想融为一体罢了。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或亚洲革命阵营）而言，边界从来不是问题，甚至不存在；只要归顺“天朝”，给你再多的疆土也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就是属于“天朝”的。

五、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古代王朝“统御寰宇”“天下一家”的主权观念和政策已经逐渐被来自欧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和政策所销蚀，内地、内藩、外藩同归天朝“版籍”，“天朝无邻国”的疆域旧景已一去不返。356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阵营”理念指导下把“革命国家”视为“兄弟”，并以此作为处理边界和主权问题的政策出发点，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说到底，中朝边界问题的解决方式及其结果非常典型地表明，1950-1960年代的中朝关系还没有成熟到正常的、现代的国家关系。

第四节　金日成“倒向”中国及其限度

1961-1962年，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满足了朝鲜所有的要求，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地给地，其结果的确换来了金日成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大力支持。在中苏两党分歧的最初阶段，双方进行了政治大论战，特别是在1963年7月两党高层会谈之后，中共决心与苏共分道扬镳，公开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场争夺支持者和追随者的政治斗争中，中苏双方的目标都很明确，即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以此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才有资格领导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还要把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的责任推给对方。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各国态度来看，除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坚决倒向中共，所有东欧各国以及蒙古和古巴都站在苏共一边，越南持中立态度，主要是劝和双方。于是，对于身单影孑的中共来说，除了获得一些在野小党的支持外，朝鲜劳动党大概是唯一可以争取的比较有影响的执政党。为此，中共付出了极大努力。

一、毛泽东把东北交给金日成打理

在历史传统上，中国一直把朝鲜和越南视为自己的藩属国和保护国。中共取得政权后，最看重的两个小伙伴也是周边的朝鲜和越南。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既是亚洲革命的中心，又是朝鲜和越南的后方基地。357
朝鲜和越南都站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国安全的一道屏障，中国自然要为这两个盟友提供帮助。358
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自从中共1957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崛起，特别是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以后，朝鲜对于中国似乎又增加了一层特殊意义。

早在1953年底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就说过：“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斗争中，朝鲜人民帮助了我们。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会安全的。……他们是处在第一道防线，我们是处在第二道防线，是个后方。因此，他们打了胜仗，就是对我们的帮助；他们恢复了经济，也就是对我们的帮助。”359
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的说法，还仅仅是从国际上反帝斗争中互相帮助的一般意义出发的。

1958年12月，毛泽东再次称中国东北是朝鲜的后方。毛泽东当时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美国侵朝战争刚开始我就说过，东北是你们的后方，都是你们的。你们的机关、学校、空军，想搬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不仅如此，整个中国是你们的后方。”毛泽东还说，将来打起仗来，“我们无代价供应你们武器”，“你们的军事装备由我们负责”。360
这里，毛泽东还是从在未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中为朝鲜提供帮助的角度考虑问题的。1961年苏联和中国相继与朝鲜签订了同盟条约，其共同目标仍然是指向西方阵营的。此后，在毛泽东看来，朝鲜作为中国的盟友，其意义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2年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奠定了思想基础。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显示出中苏两党在基本立场和纲领方面的分歧，周恩来提前回国，毛泽东特意到机场迎接。此后，中共在党内宣布：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即出现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共“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361
中共立即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以及为此确定的方针通报给朝鲜。1962年2月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离任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中联部等部门负责人轮番与其谈话，中心思想就是明确告诉朝鲜：赫鲁晓夫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而且越陷越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苏联要采取大动作反华；中国和朝鲜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困难。362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朝鲜提出要协商解决中朝边界历史遗留问题时，中国基本按照朝鲜的意愿与其签订了边界条约，以出让领土为代价争取政治上的盟友。中朝边界条约签订以后，毛泽东更把朝鲜当作自家人了。在中共看来，中国在朝鲜战争以来向朝鲜提供了超出自身能力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甚至满足了朝鲜对领土的要求，朝鲜必当感恩戴德，没有二心。1963年4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说：“整个东北是你们的后方。你们跟他们多往来嘛！辽宁、吉林、黑龙江，你们应该同他们多往来，熟悉这几个省，多派人去研究，去调查。将来有什么大事，有世界大战，你们要利用这个地方。”朝鲜代表表示感谢后，毛泽东又说：“应该如此。没有打仗的时候，不熟悉这几个省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党、人民，将来你们是要吃亏的。还要熟悉那里的干部，跟他们交朋友。”毛泽东还表示，朝鲜可以派军事代表团来东北，“最好一年派一次”，熟悉那里的陆军、空军和海军。363
1963年5月底，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金日成时又说到：“整个东北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大后方就交给金日成同志“统一指挥”。364
毛泽东是认真的，他此时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把东北作为朝鲜的后方基地了，而是要请金日成来打理整个东北，而且含义不同以往。

随着新疆伊塔事件发生，中苏边界纠纷迭起，1963年9-10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中苏、中蒙边防会议，讨论修改中苏边防斗争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解决边防斗争中急需处理的一些实际问题。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确定的边防斗争方针，即“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同时还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干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愒，做到有备无患。365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显然不单单是未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后方，而且也成为应对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军事冲突的前哨阵地了。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366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367
同时又在5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全面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苏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368
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369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370
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毛泽东在这种时候反复强调把东北交给金日成经营，一方面表明他正在考虑把东北作为未来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战略缓冲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朝鲜这个盟友的绝对信任。1964年9月5日金日成接见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会谈中谈到东北是朝鲜的后方时，郝德青大使说：“在某种意义上，你们又是我们东北的后方，因为北边出了个修正主义，靠不上了，需要你们了。”金日成答道：“这是值得忧虑的。”371

显然，金日成也感受到毛泽东的真诚，让朝鲜来打理东北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早在1959年8月，朝鲜驻长春领事馆就向中方表示，金日成首相很关心黑龙江省各方面的情况，领事馆要求出席黑龙江省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以便了解情况。372
1963年6月周恩来陪同崔庸健在东北进行访问时说到，毛主席说东北是朝鲜的后方，而黑龙江是后方的后方。朝鲜有什么事情可直接同他们发生联系，当然要告诉中央。还说，将通知东北局，要派干部去朝鲜考察学习。373
金日成很快就采取了行动。7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通知中国使馆，金日成拟邀请东北局、东北三省及安东市党政军第一把手以秘密方式来朝鲜休养和参观。37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东北领导干部组成“学习访问团”，分两批访问了朝鲜。375
金日成在10月8日接见第一批来访的东北干部时说，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东北，他自己有时做梦也梦到东北，朝鲜和东北要多来往、多接近，他们也准备派人到东北参观访问，他自己计划明年带一批部长到东北作不公开的访问。376
10月16日，金日成又对第二批东北干部说：毛主席多次谈到东北是朝鲜的后方，“这句话很正确、很重要”。金日成列举了东北对朝鲜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说：“今后一旦有事，东北还是朝鲜可靠的后方”。朝鲜劳动党对此很有把握，完全信任。“东北的同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培养出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榜样。当然，也可以说东北应该起朝鲜后方的作用，因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377
看起来，毛泽东的说法不仅勾起了金日成对东北的怀念，而且使他感觉到东北理所当然就应该在朝鲜的掌控之中。所以，金日成多次提出，一定要亲自去东北熟悉情况。

1964年9月5日，金日成与来访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及访问团全体成员说：“中国东北同我们关系很密切，同时也是我们的后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去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同志来，谈定今年我去访问。这样彼此来往，关系更加密切，情况可以更加熟悉。一旦有事，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中国东北既然是我们的后方，有事时就要靠东北。上次我们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人几乎都跑到中国东北去了。儿童、妇女、医院都搬去了。甚至崔庸健同志也去整编新部队。中国东北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后方的作用。这件事，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今后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东北也要起这样的作用。这次去，我要好好委托东北局的同志。我们同中国东北的关系，的确是亲兄弟、亲骨肉的关系。”378
几天之后，金日成便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秘密访问。邓小平专程赶到沈阳接待，三天内与金日成谈话两次。金日成说，这次来“是同你们见见面，实现毛主席所说的：东北是朝鲜的后方，双方要密切联系”。邓小平介绍了东北的情况，并对金日成说：以后“这地方由你们支配，怎样支配，请首相吩咐他们好了”。“一旦有事的时候，就归你们支配”。会谈结束时，邓小平又说：“有什么事情请告诉宋任穷同志，对东北问题，首相可以下命令。”邓小平走后，金日成在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的陪同下，从沈阳到齐齐哈尔，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参观访问，感觉非常好。379
在金日成看来，东北真的就要进入朝鲜的怀抱了。

二、中国对朝鲜百般迁就和包容

为了争取朝鲜成为战略上的盟友，中国尽力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满足朝鲜的需要。

对于朝鲜的所作所为，中国一概持鼓励和支持的立场，即使有些做法违反了有关规定或国际惯例，中方处理时也是极为慎重。如1959年7-8月，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地方广播电台分别收到朝鲜广播委员会寄赠的资料和胶带，并要求与他们建立联系。这种做法有违中国有关“地方台不直接与国外联系”的规定，中方自然不能批准。但是为了照顾朝鲜的面子，广播事业局决定由一个地方台出面办理。于是，代拟信稿，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说明我方并无建立联系的要求。广播事业局将此事交由武汉台处理，并叮嘱信函要用武汉台的信纸打印，盖章后由武汉发出。380
中国处理朝鲜事务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再如1962年8月，在保加利亚留学的4名朝鲜学生因对政府不满，学业结束后拒绝回国。朝鲜使馆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引渡这几个学生未果，便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他们。事情发生以后，保加利亚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指责朝鲜使馆侵犯了其国家主权。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报告了这件事，并主张采取“只听不说”的态度。但中国外交部答复：不宜只听不说，应表示保方不对，而对朝方表示同情。后来，朝鲜大使在保加利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离境，中国外交部又特意指示驻保加利亚大使，要到机场为朝鲜大使送行。381

对于金日成深恶痛绝的逃亡干部，中共也进一步采取了严厉措施。1961年7月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见时，把1956年干涉朝鲜内政的责任推给了已经在庐山会议倒台的彭德怀，还当面指责说：“高岗、彭德怀都是赫鲁晓夫的人。彭德怀只相信朴一禹，李相朝经常在李克农面前说你们的坏话，都被顶回去了。1956年他们搞颠覆，想分化你们。”382
1962年6月毛泽东接见朴金喆时说：彭德怀在朝鲜只听得进朴一禹的话，听说后来又与金枓奉秘密勾结。谈到党内的危险分子，毛泽东指出，朝鲜有李相朝、朴一禹、金枓奉、尹公钦、金刚等等。383
这时中共在文件中对他们的称呼已不再是“朝鲜逃亡干部”，而是“朝鲜反党宗派分子”了。1962年4月中联部对他们提出了新的处理意见：建议将在中国的朝鲜反党宗派分子及其家属今后全部交由公安部门统一掌握管理。可分几种形式：1.徐辉、洪淳宽、金忠植、李奎哲、朴玄、金俊根六人，因他们已经犯法，应交给法院依法判处，然后交由公安机关监督管制，送往偏远省份的国营农场，从事适当工作。生活待遇与农场干部相同，但不得与家属同住。2.尹公钦、金正龙表现较好，作为外侨滞留中国，由红十字会负责安排生活，公安部门内部控制。生活待遇不变。3.李弼奎等七人需要加以甄别，分别按照前两项处理。经过长期考验，确有悔改者，如果朝鲜仍不允许回国，可以考虑同意他们加入中国国籍，享受中国干部的同等待遇。不久，中联部将这一意见转发给四川和山西省委，并要他们提出具体处理办法。384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徐辉、洪淳宽等六人因潜逃或试图潜逃（苏联），一律逮捕判刑，但量刑可轻。徐辉5年，其他人2-3年。李弼奎、金志红暂不逮捕，给予警告。385
据报，尹公钦确有悔改表现，并申请回国。后因未能成行，情绪低落。四川省委建议对尹公钦的接待和管理保持原来状态，中联部答复：考虑到朝鲜劳动党的态度，所有在中国的朝鲜干部均不宜继续由中共出面接待。故对尹公钦仍按照新办法处理，但可以适当给予照顾。386
中国领导人及时向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通报了对“叛逃者”的处理意见，韩益洙非常满意地说：对这些宗派分子只能采取坚决的态度，认真教育，严肃处理。谈到中共1958年以后对八月事件的态度和立场，韩益洙说：金日成同志常常谈起此事，认为中国党处理得很彻底、很好。387

与苏联不同，中国在对朝贸易中显得非常大方，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962年10月李周渊率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时，李先念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388
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按照计划都是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389
金日成和朝鲜政府对谈判结果非常满意。有些商品出口给朝鲜，按成本计算要大大亏本，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有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外贸部在总结报告中说得明白：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390

在执行长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中方贯彻的正是这一方针：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由于资金和材料紧张，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以便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并提交了正式照会。这些项目是朝鲜1960年要求中国援建的，其中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须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13日，朝方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中国6万吨小麦，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根本卖不出去。当时中国自己的小麦供应尚且不足，如要出口朝鲜，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后转口。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然而，中国政府决定不向朝方收取此款，同时还主动提出，朝方运输大米所需的人民币或外汇，也一并由中方担负。391

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朝鲜的慷慨做法的确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回报。据中国驻朝使馆观察，在1962年初以来的宣传报道中，朝鲜采取了与中国一致的做法，除了没有公开点名外，一切观点都是与苏联对立的。392
自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朝鲜广播电台便停止了苏联朝语节目的转播。393
朝鲜很多机关“自愿”取消了对《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刊物的订阅，朝鲜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的接触也受到监视和警告。394
特别是中国顺从朝鲜的主张，将长白山主峰和天池作为两国边界以后，平壤更表现出对北京的亲近。1962年10月1日中国使馆举办十三周年国庆宴会，出席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崔庸健亲自出席表示祝贺，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周年招待会，朝方只派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395
1963年2月，朝鲜外务相朴成哲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396
同年5月中共邀请金日成秘密访华，征求他对《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意见。金日成带来的8个“秀才”与中共“九评”起草班子一起讨论这篇反修文章，逐段逐句地交换意见。毛泽东对这样做的结果很满意。397
6月崔庸健访华时也对刘少奇讲：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朝鲜劳动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398
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鲜停止出版《朝苏友好报》和《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都不能去，只有中国记者可以去。399
纪念日本投降的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400
对此，中国的感觉很好。驻朝使馆评价：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表态及时”。401
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402

1963年9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在会谈中表示，朝党不怕国际共运分裂，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党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实际上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朝党对赫鲁晓夫一直保持警惕，没谈过心里话。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心里是愿意的。但朝鲜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没有力量。中国是大党，如果你们同赫鲁晓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不愿继续站在第二线，现已组织了“秀才”班子，准备写几篇文章，直接地投入战斗。金日成还支持中共关于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的建议，主动表示可以帮助中共做其他党的工作。403
不过，即便在如此情投意合的气氛中，朝鲜还是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如金日成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今后朝鲜党参加对修正主义的论战而不公开点名，但是拒绝了中国党关于发表联合声明的提议。404

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朝鲜的地位以及朝鲜在东北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也更加强调与朝鲜的团结和友谊。1964年4月，金日成有意去云峰水电站工程中方工地看看，又不好向中国提出，便邀请中方工地负责人去朝方工地共度五一劳动节。中国政府获此消息后，立即做出决定：主动邀请金日成来中国工地，并责令中国工地做好准备，向金日成汇报工作，不需保密。云峰工地目前尚未对外报道，是否需要，听从朝方意见。405
4月28日在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朴世昌时，刘少奇说：“我们两国关系很好，两党关系很好，这种友好关系以后会继续发展”。“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没有出现困难问题，有问题提出来，双方都愿意考虑，尽可能相互满足双方要求。你们有什么要帮助的，我们都愿意帮助”。406
周恩来对朝鲜在亚非团结会议（即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法律工作者会议上与中国的合作表示赞赏，并对朝鲜驻华大使说：“在反修斗争中我们一致，修正主义者也把我们看成是一样的”。407

朝鲜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经济上继续援助朝鲜。1964年5月26日，李周渊约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允许朝鲜延期3年归还即将到期的4.2亿卢布贷款。中国外贸部很快就答复，将这项贷款的归还期限顺延10年，并且将所有中国给朝鲜贷款一律改为无息。408
在1964年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过程中，朝鲜方面经常随意改变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很大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但中方毫无例外地满足了朝方的所有要求。如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的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红本锭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409
12月10日，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出：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双方1963年7月22日已经商妥，但9月7日朝方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只得表示接受。现朝方又来电，要求继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特请你公司尽力予以安排。410
同样，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是1963年7月22日已经商妥的，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中方撤销了这些设备供应后一年，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中国立即答应，尽力予以安排。411
还有，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时，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412
此外，中国向朝鲜提供的大量技术资料也带来很多麻烦。1963-1964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根据朝方的要求，提供了大批科技资料和样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382项。1964年9月朝鲜重工业考察团在东北考察期间又提出要1889项，到年底中国已提供1806项。还有很多资料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中国索取的，为了维护中朝关系，中方也都满足了朝鲜的要求。但是，朝鲜对这些重要资料缺乏控制和管理，以致有些“已成为朝方技术人员的私产和其个人的发明创造”。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担心发生丢失、泄密和外流，但提出的建议只是“以后统一管理，严格交接手续”而已。413

甚至在一些涉及中朝两国根本利益的敏感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格外容忍的态度。1963年2月7日，朝鲜提出要共同研究东北地方古代史文物问题，并提交了工作计划。414
中方很快满足了这一要求，8月就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中朝两国在东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协议书，并立即开始了长达3年的考古发掘。在工作中，双方科学家对文物的鉴定及结论产生了严重分歧，争论十分激烈。朝方认为，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证明，中国松花江以南、辽河流域以东的大片地区就是“古朝鲜”国家的发源地。中方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靺鞨族，而在旅大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属中国古代的土著民族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在发掘工作结束后，竟将很大一部分发掘文物（均为原件）赠给了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包括近一半的发掘品（2000多件）、几乎全部采集品（300余件），还有30余件复制品◦不仅如此，对于朝方违反协定，擅自删改考古发掘报告并公开发表的做法，中方也默不作声。415
对于朝鲜方面的用心，历史学家顾颉刚看得很清楚，并欲著书加以评说。他在1964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朝鲜史学家以古朝鲜族曾居我东北，受自尊心之驱使，作‘收复失地’的企图……今更在东北作考古发掘，欲以地下遗物证实之。……予迫于爱国心，既知其事，只得揭发。”但中华书局接到文化部的指示，要顾颉刚删去书中有关朝鲜问题的章节。416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1963年接见朝鲜考古队时曾说：你们来东北考古，通过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文物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朝鲜民族起源和古朝鲜建国的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中国的历史学家纠正过去存在的错误观念（当然也有对的了）、民族偏见和大国主义偏见。……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向外扩张的，确实有大国扩张主义。中越、中緬、中尼是如此，中朝也是如此。417
中国政府如此行事的出发点，大概就是这样。

中国付出了诸多努力和代价，自认为是找到了最忠实可靠的盟友。然而，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

三、金日成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

尽管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极为不满，苏朝关系也因此有所降温，但只要有可能，金日成还是希望保持与苏联的正常关系。无论如何，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苏联的实力还是远远大过中国。

金日成积极向中国靠拢，除了为满足自身的利益外，对赫鲁晓夫个人的不满情绪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强调对西方采取缓和的方针，同时也减少了对朝鲜的援助，这令金日成非常恼火。在1962年3月8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金日成大批修正主义，使用的语言与中共报纸十分相似：“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肆宣扬裁减军备，要求停止反帝斗争。他们说什么在热核武器时代，如果爆发战争，那就将成为热核战争，在世界变成废墟、人类全部灭亡以后建设共产主义还有什么用！”修正主义者“害怕革命”，“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的学说”。418
更让金日成不能忍受的是，赫鲁晓夫停止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党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苏联对朝鲜已没有任何援助了，相反地，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怛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们朝鲜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419
尽管嘴上说得很严厉，但朝鲜并不愿把双边关系搞僵。

其实，朝鲜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刺激苏联，以便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所以，莫斯科的善意刚刚表现出来，朝鲜便立即做出反应。1962年8月，苏联大使通知，赫鲁晓夫有意邀请金日成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金日成对此十分感激。420
随后，朝鲜一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又向中国解释说，苏联最近在接触中表示愿意同朝鲜友好，避免涉及双方存在的争论和分歧；现在还需要苏联援助，希望中国理解。421
借此机会，金日成希望苏联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方面，给予“实质性帮助”，如潜水艇、米格-21S战斗机，并帮助建立12个地对空导弹师。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说，这一援助大约需要花费1亿卢布，但是朝鲜现在没有钱，所以要求苏联提供无偿援助。除了军事援助，金日成还提出朝鲜需要经济援助，请苏联答应提供1万吨棉花和70万吨小麦。金日成还特别提到，中国已有几年棉花歉收，无法援助我们。422
应该看到，尽管苏朝政治关系不好，但经济关系并没有中断。1962年朝鲜对苏贸易额1.52亿卢布，比1958年增长61%，占对外贸易总额的40%。而同期中国对朝贸易额9942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30%。423
到1964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增至3.4亿卢布，其中对华贸易所占比例也升至35%，苏朝贸易所占比例仍保持在40%。424

金日成发牢骚，不过是想多要一些援助，但未能如愿。苏联含糊地答应给予无偿援助，并邀请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最后签协议时，还是要朝鲜付钱，以至军事代表团空手而归。贸易谈判也不顺利，谈了50多天，毫无进展。425
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在劳动党第五次中央全会上，有人甚至提出要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426
在1963年1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访问朝鲜期间，《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指责有人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427
金日成接见安德罗波夫时，也显得异常冷淡，甚至当面指责苏联在1956年干涉朝鲜内政，并明确表示不能允许对中国的攻击。428
1964年2月，金日成应毛泽东邀请再次秘密访华，参加“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起草工作。期间，毛泽东三次与金日成会谈。谈到准备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毛泽东提议搞一个起草委员会，中共搞一个初稿，先与朝鲜商议，再请越南来人。金日成表示同意。双方一致认为，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先召开左派党会议，讨论草案。429
中朝关系越发显得亲密无间。中央情报局的判断是，“在过去两年中，平壤已经成为中苏冲突中北平在亚洲最强有力的支持者”。430

不过，在公开表示对莫斯科不满的同时，朝鲜还是想尽量维持与苏联的联系。1962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驻朝大使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李周渊在解释朝鲜亲近中国的立场时，拿出三个苹果放在桌子上，说左边一个是中国，右边一个是苏联，中间是朝鲜。然后，他用小刀将中间的苹果切成两半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把一半放在这边，把另一半放在那边，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处于我们这样的境地，你们也没有比我们更多的其他选择。我们长期以来尝试用各种办法阻止将（中苏）意见分歧公开化，但现在的局势发展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我们仍然想与中国和苏联都继续保持友好，现有的分歧意见并不会对此造成影响。”431
李周渊当然可以想到，这番言论一定会传到苏联人耳朵里。

果然，金日成的不满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朝鲜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状态很快就恢复了。1964年10月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下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逐步改变了苏共二十大路线，放弃和平共处政策，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大对外革命输出和经济援助。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对越南反美斗争的帮助和援助。432
朝鲜对苏联出现的情况十分关注并给予希望，11月29日，金日成“并非偶然地”对阿尔巴尼亚驻朝大使说，有人“正在向苏联施加压力以遵循赫鲁晓夫的路线”，从而暗示“苏联新领导层不是修正主义者”。433
苏共中央在十月全会后，立即着手调整苏联对朝鲜的政策，不仅制定了“一条总的政治路线”，支持朝鲜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斗争，而且采取实际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434
1965年2月柯西金访朝，大谈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说美国是侵略性的国家，还承认过去反斯大林不对，以后不再攻击斯大林了。435
柯西金访朝后，苏联开始重新向朝鲜提供机器设备，如嘎斯69汽车、安24型飞机、平壤火力发电站所用煤气管道等。朝方译员透露，现在朝鲜要什么，苏联就给什么。大量苏联专家来到平壤，已到100多人，朝方正在为他们修建房子。苏联还开始接受朝鲜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经停工多年，现在又开工了。436
5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同意朝鲜军事代表团访苏，谈判1965-1968年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苏方已确定将无偿提供50架米格-21Фπ歼击机、500枚K-13A导弹、192枚B-750B导弹、50辆T-55坦克、35辆T1T-75Ь水陆两用坦克，以及雷达站、导弹发射装置、鱼雷艇、导弹艇、潜水艇、高射炮等，以及价值4000万卢布的军事物资，还将以贷款（10年）方式提供直升飞机、运输机和各种车辆，以及价值520万卢布的装备和物资。437
随后，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访苏，通过谈判，苏联恢复了已被赫鲁晓夫停止3年的对朝鲜的无偿军事援助。438
6月，苏联调换了驻朝鲜大使。金日成在接见新任大使戈尔恰科夫时，显得非常激动。金日成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曾告诉他，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已经超过了中国，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439

苏朝关系由此开始升温，与往年相比，7月份庆祝苏朝友好条约签订的活动“规格提高，气氛热烈”，《劳动新闻》《民主朝鲜》都发表了社论，还摘登了几次苏联大使的讲话，大力宣扬苏联对朝鲜的援助。相反，庆祝朝中条约签订的活动则比去年明显下降，力求与苏联平衡。440
在八•一五解放日，苏联和朝鲜都分别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苏联不仅派出专门代表团访朝，还在莫斯科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开展朝鲜电影专场，广泛宣传报道朝鲜的成就，吹捧朝鲜的经验“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声称苏联将“竭尽全力”发展苏朝友谊。朝鲜则隆重地接待了苏联代表团，在宣传中强调，朝苏友谊是在长期斗争中凝成的，进一步肯定苏联新领导人和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441
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情况也与往年不同，只字不提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只是笼统地提一下反修，而大力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突出苏联的作用，甚至出现了苏共二十二大的标志。442
民主德国外交部的结论是，赫鲁晓夫“辞职”以后，朝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全面变化”，努力加强“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443

当然，对于中国，朝鲜仍旧保持着友好关系。金日成看到，在对美国的斗争中，朝鲜离不开中国的帮助。1965年10月28日，金日成接见中国人民代表团时说：“今后在朝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求援的，要共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东北是我们的后方，全中国也是我们的后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12月1日，朝鲜外相朴成哲对新任驻朝大使焦若愚说：“我们两国，是兄弟国家，是盟邦，是邻邦，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了传统的友谊。我们两党两国，共同反对修正主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444
经验已经表明，只要朝鲜说到友谊，特别是“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中国就要准备付出代价了。果然，在此期间李周渊副首相访华，又向中国要粮食和石油。445

中国担心朝鲜倒向苏联，对金日成自然是有求必应。12月中旬，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来到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万吨石油和3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446
中国如此慷慨出乎朝鲜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万分感激，说朝鲜“只有靠中国，无别人可靠”，并对于朝鲜在经济往来和贸易中欠中国很多债深感歉意。447
金一还反复对中国大使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向给我们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应团结，共同对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448

尽管十分感激，但并不感到满足，在与李强会谈后，朝鲜又提出三个要求。第一，300万美金不必作为无偿援助，可以作为贷款，3年后归还。第二，朝鲜大米卖不出去，想请中国帮忙，明年用英镑收购5万-10万吨。第三，英国人不让朝鲜人进入香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在香港做生意。周恩来批示，300万美金可以作为贷款，不列入协定，归还期5年。其余两项由李强负责解决。449
金日成提出所谓将无偿援助转为贷款，只是为朝鲜人争个面子，不想让外人看到朝鲜过于依赖中国。其实，以往给予朝鲜的贷款，能够到期归还的很少。450
如1965年6月11日，朝鲜要求提前偿付1964年中国提供的250万美元贷款，但条件是要求中国在1965年继续提供250万美元贷款。7月7日，中方答复同意。451
年底，李先念赴朝签署了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的协定。金日成在与李先念谈话时，大骂苏联在对朝贸易中抬高价格、出售次品，严重损害了朝鲜利益。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中朝两国是兄弟，将始终共命运，将来一旦有事，还要并肩作战。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关系改变。现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掀起反华运动，企图孤立中国。我们同中国站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孤立中国的斗争，并决心准备同中国一起受孤立。至于对苏联的看法，金日成承认中朝两党的认识不同，但强调朝鲜“反修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今后也会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斗争”。452

金日成和朝鲜领导人的保证和承诺并没有兑现。实际上，在金日成与李先念亲密交谈的同时，朝鲜驻苏大使会晤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转达了金日成的如下讲话：“朝鲜劳动党中央认为，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之后朝苏关系发展良好，并具有进一步改善的前景。”453
为了拉住朝鲜这个盟友，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双边贸易到对朝经济援助，从处理边境居民流动问题到解决中朝边界的历史纠纷，中国几乎完全遵从了朝鲜的意见，满足了朝鲜所有的愿望。但这一切付出，只换来朝鲜三四年的甜言蜜语，而且苏联的情况稍有变化，金日成就会考虑继续维持与莫斯科的友谊，以得到更多、更好的援助。其结果，在中苏两个大国严重对立的环境中，朝鲜作为一个小国游刃有余，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却深深陷入被动。

在金日成信誓旦旦地承诺朝鲜将永远同中国命运与共、并肩作战后不到一年，由于苏联持续表现出来的对朝友好姿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煽起的极左外交思潮，中朝关系再次跌入了深渊。

第六章貌合神离：毛泽东对朝政策的困境

（1966-1976）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在中朝边界地区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陷入低谷。不过，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批评朝鲜，金日成也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968-1969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与此同时，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69年9月30日朝鲜意外地收到访华邀请，随后崔庸健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朝关系逐渐恢复友好状态。越南战争升级导致中国南部边境局势紧张，中苏军事冲突又使得中国北部地区遭受极大压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困境，毛泽东决定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缓和关系。为了安抚朝鲜，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维护朝鲜的利益，不仅坚持提出要美国从韩国撤军，而且在加入联合国后，积极倡导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然而，联美抗苏的战略却在客观上迫使中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把中朝两国的外交路线推向了对立。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试图让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路人，并为此大规模组织对外经济援助。尽管朝鲜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受援国，而中国则在方方面面对朝鲜忍让包容、百般迁就，但中朝两党、两国已是貌合神离。越南和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刺激了平壤，金日成有意在朝鲜半岛再次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此议在中国受到冷遇，令金日成大为失望，朝鲜认为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意志都已经衰退，世界将进入以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继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想要成为新一代世界革命的领袖。

第一节　革命的友谊“破镜重圆”

要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朝关系做深入研究，应该说条件还不具备，至少是不充分。首先是中国外交部的档案，目前只解密到1965年，“文革”时期的材料完全看不到；其次，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的俄国外交档案此前很少看到，涉及朝鲜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最后，虽然东欧各国的档案解密已经涵盖了1960-1970年代（甚至到1980年代），但由于此期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几乎断绝，所以档案中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多是推断和间接消息。这就是说，目前很难系统地利用档案文献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但是，作为对毛时代中朝关系的研究，最后几年的情况总要有所交代。所幸的是，在中国地方档案和非正式刊物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与朝鲜有关的材料，特别是“文革”后期对朝鲜援助的材料。还有，因为美国档案的及时解密，有关中美关系解冻时外交谈判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其他的就只能依靠公开的报刊资料了。最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在完成初稿之后得悉，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PГAHИ）刚刚解密了一批新档案，其中包括1963-197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笔者立即赶往莫斯科，收集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大体说来，中朝关系在“文革”前已经出现裂痕，至1969年达到冰点，崔庸健10月访华后突然升温，1970年4月周恩来访朝后恢复正常。这一历史过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1
不过，对于中朝关系恶化的原因、程度，中国对朝政策和朝鲜对华方针的实质，以及中朝关系为何会在1970年初迅速得以恢复等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或语焉不详。笔者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苏联新领导层改变外交路线后，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回归到1962年以前的方针，希望继续在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日益走向极“左”和激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朝鲜的中立态度。“文革”的爆发，特别是红卫兵的狂热行为，把中朝关系推向了深渊。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金日成，都无意主动破坏双边关系，更不愿意看到中朝关系决裂。所以，当朝鲜和中国感到外来威胁出现，而毛泽东想要恢复国内正常秩序的时候，中朝便立即言归于好，再次走到一起。不过，朝鲜并未因此放弃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方针，而中国对此也采取了默认态度。

一、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成仇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用四版的篇幅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全面讲述了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革命经验，对当今世界，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2
这篇文章如同宣言，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全面转向以鼓吹和推动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方针——革命外交。

“文革”前及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接见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65年7月20日在与巴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丹尼利谈话时，毛泽东就鼓励他们要搞武装暴动。3
8月初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艾地率团访华，刘少奇告诉他，动员农民和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则明确说：“可能你们在今年、明年或后年就要掌握政权。第一条，你们敢不敢夺取政权。第二条，是夺取政权的策略、路线怎样。”还说，“只要有30%左派，政策正确，团结大多数中间派，胜利就会属于你们了。”4
“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印尼共产党遭到镇压。在12月11日接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时，毛泽东对凯山•丰威汉说：“整个说来，亚非拉是个火炉。有些地方还未动，如泰国；有些地方动得还不那么厉害，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不要以为大批党员被杀了、叛变了、不干了，天下就黑了。”“目前你们的形势很好。明天就可以拿下万象、琅勃拉邦。我这样说，并不是让你们回去就打，而是要你们创造条件，一两年，也可能更长一点时间。你们的战争同越南的战争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这几家将来总会打在一起的。”5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又对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讲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错误的，会后中苏两党要马共放弃武装斗争的指示是“瞎指挥”。毛泽东说：“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6
中国政府甚至公开表示支持反政府的武装暴动。1967年7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缅甸共产党6月28日的声明。该声明谴责缅甸政府迫害华侨的暴行，并号召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奈温政权。随后几个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记者和评论员的名义报道了緬共武装日益壮大、沉重打击奈温政府的消息；介绍了印度农民武装暴动的情况，并指出“武装的土地革命是农民解放的道路”。7
196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通栏标题是：“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威力无比”，“全缅甸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奈温政府”。8

中共不仅在口头上鼓动世界革命，而且在行动上支持和推动了各国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自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及中国外交政策“左”转以来，“输出革命”，帮助亚非拉各国地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武装暴动，就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国际任务。据统计，1961-1965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还有欧洲和大洋洲）各国至少有74个政党和组织，前后派出374批共1892人来中国，在有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学习武装斗争经验、游击战战略战术、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理论、政治工作和民兵工作、根据地建设、敌军工作、坦克驾驶、火炮使用、轻武器射击、通信技术、火药制造与爆破技术等科目。9
1965年7月4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说：“出国前，我们党中央曾经交代，要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中国同志的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经验。”这次到中国，“我们感到自豪和感动，我们学习了中国同志搞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这是胜利的基础）的经验。”10
1968年，在昆明军区的直接帮助下，缅甸共产党开辟了緬东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当面允许缅共在中国境内招兵，并批准派顾问和军事骨干到缅甸协助指挥作战。11
中国还大力支持印度的农民暴动，向那加、米佐和喀拉拉邦输送了大批武器。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时坦言：“印度政府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了抗议，我们答复它：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支持一切弱小民族。”12
1971年中国又派顾问和军事骨干协助泰国共产党打仗，1972年和1974年还两次给菲律宾共产党运送武器。13

为了配合这一外交方针，全面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中国驻外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把处理与国外关系的机构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基地。14
到1967年底，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已有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55个国家和地区用65种文字翻译出版了845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15
中国驻外机构和援建工地到处都张贴毛主席语录，竖立语录和革命口号的标语牌，使馆人员、留学生及援建工人在公共场合朗读毛主席语录，硬性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像章塞给过路人，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时每个节目前都要朗诵毛主席语录，甚至拦截国际列车并强行在车上张贴毛主席画像，刷写革命标语。16

在当时亿万中国干部和群众的眼里，世界革命的中心早已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实际上，提出并宣传这个观念的正是毛泽东本人。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着决定性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中共中央印发了这篇讲话。根据毛泽东指示，还要向全军和全国红卫兵播放讲话录音。17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7月7日接见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代表时说：“中国不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对各国革命“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18
在1968年5月16日审阅一个文件时，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中心在北京”的提法，并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
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这样的话不要自己说，要让世界人民说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国内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全面夺权”运动的兴起，“文革”初期的中国外交陷入了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到一封外国人的来信，对中国的“文革”运动和红卫兵行为大加赞赏，并对中国驻维也纳使馆提出批评，便批示：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20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以后，中国驻外使馆便开始了“破四旧”活动。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运动。到1967年初，中国驻外大使除黄华外全部奉调回国，使馆工作人员三分之一回到国内。21
尽管周恩来想方设法维持外交部的正常工作，但“二月逆流”事件以后，造反派和红卫兵还是对外交部进行了严重冲击和夺权，查封外交部党委，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长陈毅被公开揪斗，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被劫持并失去行动自由。一时间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交领域全面失控。22
中国外交系统陷入空前混乱局面的典型表现就是所谓“三砸一烧”事件，即1967年6月18日红卫兵和造反派砸印度使馆，7月3日砸缅甸使馆，8月5日砸印尼使馆，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23
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时中国“全面内战”，“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24
此话虽说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也说明了他的无奈。

极左和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工作失控的状况，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外交关系，导致中国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还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一份特别报告中惊叹道：“两年前根本没有预测到，中国会变得像今天这样孤立。”25
此后的情况更加恶化。自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阿尔巴尼亚以后，三年里中国领导人再也没有出过国。在此期间，中国不仅没有与任何一个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反而在53个已建交或半建交的国家中，与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四五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26
就连一向对话友好的西哈努克也无法容忍中国使馆干涉柬埔寨内政的做法，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封闭5家华侨报纸、撤回驻华使馆人员。只是因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和挽留，柬埔寨大使才勉强留下。27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情况也是一样。自中苏分裂以后，世界上多数政党都跟着苏共走了，到“文革”时，绝大多数老党已中断了与中共的交往。虽然在中共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后有100多个“马列主义党”从原来的老党中分裂出来或新建，但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力量很小，党员人数也不多，且几年后多数都已经名存实亡。28
而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几个老党中，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外，其他各党与中共早已是心存芥蒂、貌合神离了。即便是一向把中国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劳动党，最后也为获取更多更好的援助而疏远中国，与苏联打得火热。29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的。

总体说来，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中朝的方针和利益还是一致的。但是，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朝之间的裂痕便凸显出来，并随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开展，日益扩大。中朝之间的分歧大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3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国际共运的正式分裂。此后，中苏两党的斗争便愈演愈烈，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表明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30
然而，朝鲜却与苏联越走越近。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刚下台，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交换看法时还说，“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对苏共领导人不能过于期望。31
过了一年，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大使金秉稷带话给苏联外交部，说他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非常关注，并“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32
1966年3月，尽管北京一再向平壤施压，试图迫使朝鲜劳动党不要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会见朴成哲时，表示苏联完全支持朝鲜祖国统一以及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的立场。苏联认为朝鲜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33
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1966年5月在北朝鲜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但由于中国反对而流产，北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平壤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一封信（即五月指示），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信中还严厉批评中国方面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谴责中国将古巴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拉丁美洲“抢夺霸权”。34
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看法，朝鲜与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发展”。通过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交流规模可以看出，朝鲜与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得到改善”。35
朝鲜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实惠。6月20日苏朝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将在1966-1972年提供贷款、专家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援建和扩建一批金属、能源、石油化工企业和项目；为满足朝鲜的愿望，苏联同意朝鲜延期14年支付所有的款项以及1966-1970年内应偿还的长期贷款，且延期偿还的贷款不再计息。36
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互相“吹捧”，共谈团结和友谊。37
在苏联为朝鲜国庆举办的群众大会上，苏方讲话一再表示对朝鲜支持“联合行动”的路线感到高兴，而朝方讲话则表示将永远记住苏联的“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并“在反帝斗争中始终同苏走在一起”。38
继1965年3月之后，1967年3月朝鲜又同苏联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翌年，苏联向朝鲜提供了数千万卢布的军事物资，并派遣486名军事专家访问了朝鲜。39

中国对此自然十分反感。在1966年9月9日出席朝鲜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陈毅在讲话中不无用意地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40
然而，朝鲜根本无视中国的劝告。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刊物报道朝鲜的外交活动时指出：1967年以来，朝鲜“外交活动的特点是进一步投靠苏修”。41
是年2月在塞浦路斯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上，由于苏联的操纵，会议决定取消原定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中国宣布不再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42
会前中国已经指出了苏联的企图，并宣布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还是派出代表参加了塞浦路斯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和配合苏联的主张。43
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访问莫斯科，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44
据匈牙利驻朝使馆报告，此前朝鲜的军事观念主要是受中国游击战略和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经验和理念。45
1968年8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中国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的行为，而朝鲜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下里对苏军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46
朝鲜使馆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庆典时提出，在朝期间不得发表言论“攻击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以此为由拒绝派代表团赴朝。47
中朝之间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最戏剧性也是最鲜明地表现在平壤街头：中国大使馆在屋顶竖起的标语牌写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鲜则在其对面竖起了标语牌，上面写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48
如果说“文革”前中国还能勉强接受朝鲜的中立立场，那么在不断升级的激进外交路线影响下，平壤“脚踩两只船”的状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其次，中国自认为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朝鲜却处处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北京的“指挥”，甚至借古讽今，以批判事大主义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当时，苏联和美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一个相同的情报：1966年初，中国人曾劝说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在南朝鲜开展游击战，以便支持越南人民。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了中国的建议，而是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赴越南（一年后朝鲜排除中国的“重重阻挠”，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49
1966年7月20日，朝鲜劳动党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出一道秘密指令指出，“文革”的发动表明中国已经“转向极端左倾冒险主义”，“正在尝试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并列举大量证据谴责中国“依仗权势对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干扰别国内政。50
紧接着，朝鲜便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学习金日成著作的运动，突出强调学习的目的就是“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彻底确立主体思想”。51
8月12日《劳动新闻》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捍卫自主性》，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在国际共运中容许有世界革命中心，那就等于承认某个党的特权地位”。52
两天后，《民主朝鲜报》《平壤新闻》《劳动者新闻》全文转载了《劳动新闻》的编辑部文章。53

从1967年4月开始，朝鲜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凡是“文革”期间中国用在毛泽东身上的词句和做法，朝鲜几乎都搬来歌颂和美化金日成。到1969年4月，与中共九大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评价对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54
与此同时，朝鲜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章、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侵略的故事，借古人之口批判“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说“事大主义者和封建大国主义者把有‘天子’的国家称为‘万乘之国’，而认为当时朝鲜是低于此的‘千乘之国’”，“把我国称为东方国家，意味着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55
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也因为排除了事大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不仅领导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也给邻国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56
对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驻朝使馆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为了防止对毛泽东崇拜的蔓延，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并警告中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达30次之多。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朝鲜就在使馆附近街道施工，以防人们接近。57
而匈牙利驻朝使馆则注意到：“此前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现在已经从（朝鲜）书店的货架上消失了”。58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金日成采取了抵制甚至批判的立场。“文革”运动全面开展后，朝鲜报刊连续载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他们“陷入极端的主观主义，只鼓吹暴力途径，走上愚蠢的冒险道路”，“把‘革命战争’绝对化”，“主张把‘革命’输出到别国”，“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不和”。在国内问题上，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过分忧虑‘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的提高，主张在个人消费生活中实行平均制和均衡化”。59
据古巴驻平壤大使的观察，1966年9月，北朝鲜官员在谈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越来越表现出傲慢和蔑视，政府官员甚至拿毛主席本人开玩笑，说毛泽东已经老糊涂了，医治这种病唯一的药方可能就是高丽参。60
苏联驻朝使馆的报告也说，朝鲜领导人将“文革”视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行为”，并把毛泽东称为“已经发疯的年迈老头”。61

在1966年10月5日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日成指出，目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问题。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教条主义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去采取极端的行动。它还使党脱离群众，分裂革命力量”。“如果左倾机会主义得到滋长”，可能“成为不亚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讲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时，金日成特别指出，“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过低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视科学和技术的倾向”。“敌对分子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随便怀疑人”。62
尽管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一个字，但显然矛头无疑都是指向“文革”运动的。在10月和11月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讲述了朝鲜劳动党开展广泛学习和宣传工作的出发点。金日成说：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骚乱”，可能会对朝鲜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甚为担忧”。为了证明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党中央否定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立场，“在朝鲜劳动党党员中向进行相关的解释工作已经显得十分必要”。63
对“文革”最直截了当的评价是1966年5月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秘密会晤时提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金日成轻蔑地称：这“简直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64
1966年10月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后，中朝的文化合作项目全面终止。65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和裂痕，由此导致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昔日的“血盟”兄弟终于反目成仇。

二、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中国外交失控的特殊情况，中朝关系的确一度跌入谷底。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朝关系的冷淡和恶化，与中苏之间、中美之间的敌对有根本区别，与中国同其他国家（包括后来的越南）关系交恶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冷淡而没有对抗，恶化而没有分裂。

从表面上看，中朝之间的交往到1967年已经十分微弱。笔者检索《人民日报》标题，有关“朝鲜”或“金日成”的消息，1965年有350多条，1966年还有96条。1967年骤减为12条，1968年22条（几乎都是与美国间谍船事件有关的内容）。1969年17条，而1970年突增到400多条。检索《劳动新闻》标题，情况大致相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消息，1967年23条，1968年20条，也都是礼仪性往来的消息。1969年33条，主要是崔庸健访华及以后的消息。1970年开始猛然增加。1966年底苏联驻朝大使报告，朝鲜报刊几乎不报道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广播电台30分钟关于中国新闻的节目已经停播，中朝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完全停顿了。66
1966年10月26日中国大使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文革”，没有再返任。67
11月21日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也离任回国。68
到1969年5月，中国驻朝使馆三分之二的外交官已经回国。中国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朝鲜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69
据罗马尼亚驻朝外交官的观察，中朝人员交往和边境贸易基本停止，亲属来往基本中断，朝鲜的中文学校也被关闭了。70
实际上，到“文革”初期，朝鲜华侨学校的校长已经全部换成朝鲜人，大部分中国人的学校已被取消或并入朝鲜人学校。71
由于受到排挤和虐待，大量旅朝华侨开始私自越境回国。1966-1968年，吉林省图们、集安、长白等7个口岸共接收6285名旅朝华侨人境，辽宁省接待1900多人。72

红卫兵小报和大字报经常发表一些攻击朝鲜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引起国外媒体注意的有：1月关于朝鲜发生政变、副首相金光侠被捕的谣言；2月19日北京街头出现的“金日成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的大字报；10月27日红卫兵小报《东方红》对朝鲜“修正主义者”措辞尖锐的批判，以及1968年2月广东红卫兵小报对金日成生活腐化的攻击。73
除了1967年1月对“政变”谣言公开发表声明外，对于红卫兵的挑衅和攻击，朝鲜一般不采取在报刊上回应的方式，而是在外交场合散发书面和口头声明，有时也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74
1967年2月，朝鲜要求中国使馆从橱窗中取下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宣传材料，遭到拒绝后，为避免朝鲜民众受其影响，朝鲜封锁了中国使馆门前的道路，禁止行人经过。75

“文革”前期中朝交恶的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与朝鲜接壤和中国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朝边界的“广播喇叭大战”。1968年夏天，在鸭绿江中朝合建的水电站，双方工人一边共同劳动，修缮大项，一边在广播里宣传各自的观点，呼喊各自的革命口号，每天10-12个小时，热闹非凡。76
到1969年初，在延边地区，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在图们口岸塑造了高大的毛泽东像，又搭起高架，安上扩音器，每天对朝鲜广播，朗读毛主席语录，播放反修文章。朝鲜方面也如法炮制，竖起了金日成塑像，架上大喇叭，两边对着喊叫、宣传。77
辽宁省的丹东口岸也有同样情况。78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1971年6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就以此为例说：“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写标语骂人家，弄得我们很被动。”79

在中朝边境的丹东火车站，中方人员组织身穿朝鲜民族服装的国际列车乘客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并要求他们向毛主席像鞠躬。80
1967年底甚至接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朝鲜的火车司机拒绝接受“毛主席像章”，导致一列朝鲜火车在边境上被迫扣留数日。81
一列朝鲜客运火车由于机车上涂有“反华标语”而被中方扣留，并发生了殴斗。82
此外，由于中朝边界条约签订时，没有确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1967-1969年，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83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闹得比较厉害，就是造反派到处抓朝鲜特务，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朝鲜族干部。因为把朝鲜认作是修正主义，自然对朝鲜族干部就不再信任。不仅工作安排受到影响，甚至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关押和审讯。84
很多朝侨和朝鲜族边民也被当作朝鲜特务受到迫害。85
这种情况在朝鲜族集中居住地延边尤其严重。在1968年4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仅司法系统就有175名朝鲜族干部被打成外国特务，其中12名干警被迫害致死，82名干警致残。86
1967年8月至1970年10月，延边地区因“朝修特务”案被捕者达上万人。87

有一件事当时传闻很多，但并非事实。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在苏联、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外交使团中纷纷传言：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88
若干年后，金日成在对东欧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证实”，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89
然而，从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看，在事发当时金日成的具体说法却与此不同。1969年3月17日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指出：3月15日，“大约50名中国人越过图们江地区的边界，进入了离江岸200米处的一座不大的朝鲜村庄”，在一队朝鲜边防军前往该村时，他们跑了，“带走了几头公牛和板车”。90
因此，所谓中朝边界冲突的夸大其词的说法，大概只是朝方的紧张心态和过度反应而已。91
据当时在延边插队的知识青年和工作人员说，中朝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他们认为，当时有大量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中苏、中朝边境地区插队，他们都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发放的黄色棉衣、棉帽，很可能是朝鲜人把他们误认为是军队了。朝鲜因此把边界地区的树木全部砍光，还修了暗堡，以防中国军队偷袭。92
金日成的反应的确过于敏感了。在1968年5月31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会谈时，朝鲜政府请求苏联为朝鲜领导人开辟一条可以从平壤直接到达莫斯科的特别航线，以避免飞越中国领空或公海。金日成解释说，在飞越中国领空时可能会发生迫降，甚至遭到红卫兵的侮辱。93
由此可见当时中朝关系的紧张程度。

尽管中朝之间外交往来冷淡，社会情绪对立，但是从领导层的角度看，双方都不愿事态扩大，走到分裂的地步。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做法来看，还是尽量维持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1967年1月26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受委托发表的一则声明说：“近期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各地红卫兵报纸、板报、传单似乎都在进行着关于我国发生了某种‘政变’，并由此引发政局动荡不安的不实宣传。”这些宣传“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捏造”，“是对我国党、政府、人民以及人民军队的难以容忍的中伤”。94
尽管《声明》只是辟谣，而没有提出抗议，也不是针对政府的，但还是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利用与浙江省来京红卫兵见面的机会，指责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是南朝鲜制造的谣言，告诫红卫兵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美国中情局分析，周恩来试图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立场，并安抚朝鲜。95

“文革”初期在中国发生的对朝鲜和朝鲜人的过激举动，基本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自发行为。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所有史料，关于朝鲜是修正主义的说法，的确大量出现在红卫兵小报和一些内部刊物（如新华社的《国际共运参考资料》）里，在中国高层干部的报告和讲话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但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戚本禹、姚文元等，而且是通过红卫兵小报流传出来的。96
而在官方的报刊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称朝鲜为修正主义国家，在政策性文件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朝鲜的指示。在一些国家机关或外交部门确有指责朝鲜的言论和对朝不友好的做法，但多半是受到了极“左”思潮影响和冲击，有些干部本身就是造反派。不过，正如罗马尼亚驻朝使馆报告中所说，对于中国红卫兵小报中不断出现的针对朝鲜的批判性言论和“首长讲话”，朝鲜报刊通常不予理睬。对于朝鲜报刊中大量含沙射影指责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中国人似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态度”。97

罗马尼亚驻朝使馆在1967年4月与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王彭谈话时被告知，朝鲜对半岛危机的渲染，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由于朝鲜目前已加入那些敌视中国的行列，美国和南朝鲜都不会采取有可能提升中朝关系的任何过激行动。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和南朝鲜一旦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将会卷入”。关于中朝经济关系，王彭指出，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不履行协定，停止对朝援助，并干预朝鲜内政，是在欺骗朝鲜人民，也是为了迫使苏联增加援助。中国对朝鲜的独立是“一种保障”，“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会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北朝鲜人民”。98

朝鲜外交官1967年初散布谣言，说中国企图利用1956年逃亡干部反对朝鲜。99
这无疑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担心和恐慌。在此之前，据苏联外交部的情报，朝鲜罢免了在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而后来忠心追随金日成的一批干部，如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昌满、候补委员河仰天，因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100
1968年11月劳动党中央全会再次出现人事变动，一批具有亲华倾向的领导干部如民族保卫相金昌凤、民族保卫副相吴白龙、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以及一批师级军官被清洗。101
而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十分克制。“文革”初期，随着中朝关系紧张，逃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干部的情况逐步得到改善。他们离开了流放和劳改场所，被分别安排在北京、上海、青岛、太原、西安等城市，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102
但是，对于徐辉等人提出的“组织力量进入朝鲜进行斗争”的要求，中联部的答复是：不准他们相互串联；继续分散在各地学习；可以组织他们研究朝鲜问题。103
这些人的存在当然是金日成的心病，但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无意加以利用，只是对过去把朝鲜逃亡干部当作敌人的做法感到有些愧疚，现在对他们表示安抚而已。

至于经济关系，金日成曾对苏联人讲，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两党之间互不联系，政府之间也没有交往，贸易关系虽未中断，但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尽管双方签订了外贸协定，但中方显然并不打算履行其相关责任。104
“文革”前期，中朝经济关系的确呈下降趋势。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2亿多美元，达到历年最高水平，1967年为1.76亿美元，1968年降至1.1亿美元，1969年仅有0.92亿美元。1967年中朝长期贷款协定执行完毕后，双方未再签署新的贷款协定。105
另据保加利亚驻华使馆统计，1968年中国未能按计划提供煤炭（少80万吨）和石油（少10万吨）。中国贸易代表则向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反映，朝鲜仅完成了当年对华出口计划的71%,有些出口商品还是强迫中国接受的，如铁矿、无烟煤、高丽参（每吨10万卢布）等。106

不过，也有材料说，苏联当时就认为“朝鲜夸大了他们与中国的矛盾”。107
朝鲜领导人向苏联反映，中国减少煤炭供应，“卡住了朝鲜的脖子”。而苏联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在朝鲜冶金厂参观时，发现那里的焦炭车间正在满负荷工作。108
实际上，中朝之间每年的贸易供货协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协定大体依然按时签订，只是内容比较单薄了。109
从档案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有些协定无法执行，并非中方的责任。如1967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单位把培训朝鲜实习生“作为一项严肃的国际政治任务，积极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但“朝方未履行合同，既不派人来，也不做任何表示”，最后中方被迫暂停援朝各成套项目的准备工作。110
外贸部和第一轻工业部在安排对朝鲜出口砂糖任务时也指出：“对朝鲜出口是当前反修斗争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111
在1967年6月12日的会谈中，中国驻朝代办王彭向罗马尼亚外交官介绍了中国在冶金、纺织、通讯、石油勘探及航空燃料等方面对朝鲜援助的情况，并再次申明，中国将保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112

如果说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希望保持与朝鲜的关系，那么朝鲜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考虑，更无法承受与中国决裂的后果。1968年4月中旬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访朝，在会谈中朝鲜领导人讲述了对中国的政策立场。金日成说：面对100多万敌军，朝鲜不想中断与中国的盟友关系，否则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我们同中国人有很大意见分歧，但他们仍然说，如果需要，他们将会与我们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声称，我们之间的重大差异都是策略性而非战略差异。他们攻击我们是修正主义，而我们一直保持冷静。当红卫兵辱骂我们时，中国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党和政府对此不负责任。只有当《人民日报》攻击我们时，他们才会负责。”113
外相朴成哲也说，“近三年来，我们同中国几乎不再有党际关系往来。他们骂我们是修正主义者，也不再称我们为同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保持团结”。114
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疑虑。为了稳定局势，苏共决定1969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以促进“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1968年12月14日，苏联大使向金日成转达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希望朝鲜劳动党派代表出席大会。金日成表示，虽然中国只是空喊反帝的口号，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但是这样的大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必将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结果。朝鲜劳动党对是否参加会议还要认真考虑。115
尽管苏联人反复劝说，朝鲜劳动党最终也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116
很显然，朝鲜不想因此得罪中国。中苏边境冲突发生后，勃列日涅夫致信金日成，希望朝鲜在报纸上刊登苏方的声明，以“影响中国人，让他们不要使局势复杂化”。金日成以朝鲜很难对中国产生影响为由，拒绝了苏联的要求。117
金日成后来回忆说：那时中国在整个中朝边界通过高音喇叭不断攻击“朝鲜修正主义”，朝鲜并没有做出反应。如果朝鲜同中国改善关系，就不用担心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时积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118
苏联驻朝大使苏达里科夫在1969年11月18日报告中讲得不错：由于期望改善朝中关系，“北朝鲜几乎没有任何抗议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反苏方针和行动的言论，他们甚至在中国人直接攻击劳动党领导层及金日成本人的时候选择了沉默”。119

正是共同反美的战略利益维系着十分脆弱的中朝关系。关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言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渠道传出很多，但笔者发现，他从来没有讲过金日成一句坏话。事实上，双方高层希望恢复友好关系的试探从未中断。朝鲜驻华大使离任后，朝鲜政府很快就任命了新大使，但由于中国的混乱状态，迟迟不能上任。120
尽管如此，新任大使玄峻极还是在1967年6月16日到京上任，并于20日向宋庆龄递交了国书。121
这很可能就是金日成有意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122
而中国很快做出了反应。

1967年10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华，毛泽东接见了他。123
周恩来请他在出访时转告金日成、西哈努克和纳塞尔：我们一直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几天后达达赫结束访朝，路过北京时向周恩来转达了金日成的四点口信：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我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的友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严重，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124
在此之前，《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纪念志愿军援朝十七周年，朝鲜内阁和各道及开城市政府机构还派代表到朝中友谊塔和志愿军烈士陵墓敬献花环。125
“如果”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68年1月，北朝鲜派特种部队偷袭韩国总统府，并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26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朝鲜“反击美帝国主义猖狂挑衅的正义立场”。127
2月中旬，周恩来托人向金日成传达信息，表希望中朝摒弃分歧，.共同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秉着同朝鲜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人民准备随时向朝鲜人民提供全面支持”。128
罗马尼亚驻朝大使发现，与过去的严厉词语相比，中国代办王彭在3月16日与罗马尼亚外交官的谈话中，“彻底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129
远东局势的紧张，自然是改善中朝关系的机会，或许，金日成就是为此目的而有意制造了危机。按照金日成本人的说法：“虽然现在朝中关系逐渐疏远，但我们不愿将其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将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激烈的争吵，我们仍试图与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130
然而，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全面恢复中朝关系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1969年春天，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为中朝关系回暖创造了客观条件。第一件事，3月2日，在珍宝岛爆发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军事行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把双方紧张对立的局势推到极限，苏联向远东地区大规模调兵，中国则动员全国“准备打仗”。131
第二件事，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的本意就是“准备收尾”，结束运动，把全国“局势纳入正轨”。132
第三件事，4月15日，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击落了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EC-121号，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很快，一支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出现在日本海，并向北朝鲜移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危机。13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朝双方对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为恢复正常关系开启了大门。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外国使节谈话时讲，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开始恢复。134
同月，朝鲜报刊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的访问进行了低调报道。135
6月，朝鲜劳动党未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指出，朝鲜和越南两党这样做是担心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36
金日成的确有此考虑。新华社注意到，朝鲜报刊一改两年来基本停止报道中国消息的状况，自8月以来，陆续转载或摘登新华社的消息。137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为中朝领导人直接接触提供了机会。据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鲜使馆的通报，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在北京机场向中国提出，希望在返回途中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9月10日）崔庸健从河内启程回国时，收到了中方的答复——同意举行会谈。在（10日和1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崔庸健提出了朝中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改善朝中两国边境局势的必要性、恢复双方接触、互派代表团和大使等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代表团的建议非常好，但是他正忙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目前落实这些建议的时机还不成熟。金日成说，双方自说自话，意见分歧很大，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138
不过，波兰外交档案提供的情况是，崔庸健向周恩来提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两个条件：不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包括拆除边境上的高音喇叭；不对朝鲜与苏联的关系进行干涉。中国接受了这两个条件。139
中国史料则提到，崔庸健与周恩来会谈时，转达了金日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还表示了不支持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态度。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140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10月1日崔庸健“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就不突然了。

196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本应隆重庆祝，无奈当时中国尚未摆脱外交孤立的状态，只好决定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以免尴尬。但是到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主动邀请朝鲜派代表团前来参加庆典。15时20分，外交部向朝鲜发出电报。尽管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但他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召集会议讨论。18时25分，朝鲜方面即答复同意。当晚23时30分，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便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141
10月1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崔庸健，进行了情深意切的谈话。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立即回答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谈到现实问题，毛泽东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还说将来中朝一起反美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接着，崔庸健谈到朝鲜对苏联的态度，毛泽东表示可以理解。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观礼台。142

中朝关系的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了一道曙光。

三、毛泽东与金日成握手言和

崔庸健访华以后，中朝关系迅速升温。

苏联及其追随国的外交官都感觉到，朝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关于核不扩散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在暗中支持中国”。143
法国报纸则声称：北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而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144
1969年12月朴成哲在苏联访问期间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只要美国人还在南朝鲜，继续进行挑衅，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克制，这一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如果朝鲜战争再次爆发，“将突破局部战争的范围，战火会迅速蔓延到与我们有同盟条约的苏联和中国”。145
如果不是感到有中国撑腰，相信朝鲜人在莫斯科说不出如此强硬的话。自1969年底开始，朝鲜《劳动新闻》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消息逐月增加，尽管报道的范围仍未扩大。146

对于中国来说，恢复与朝鲜的关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1969年底，这些人员被疏散到农村居住，并受到监督和行动限制。1970年1月中联部电话指示，这些朝鲜人“不是什么客人，更不是两党关系、革命左派”，对他们要“加强控制”，“规定活动范围”。几个月后，在中朝关系已经改善的情况下，中联部规定，这批朝鲜人的身份均为无国籍侨民，由红十字会发放生活费，家属自食其力。147

1970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了回国两年后返任的朝鲜大使玄峻极。148
3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金日成电邀周恩来访问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周恩来于4月初公开访朝。149
为了保证访问朝鲜成功，周恩来提出，将中美北京会谈推迟到他访朝之后，并提出这次出访简化外交礼仪，以便与朝鲜领导人多交换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150
4月4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准备的在朝方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在有关批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道竖线，并批示：“此件基调很好。只是个别用词和个别段落恐怕对方难于接受。”周随即做了修改。151
显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

4月5日至7日，周恩来对朝鲜进行访问取得成功。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中国总理相隔12年后第一次出访朝鲜。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了4次长达14个小时的会谈，就中朝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和国际形势充分、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坦诚相见，相互谅解，回避分歧，强调共识，表示中朝两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52
4月9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达双方共同的意图和目标。朝鲜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盛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胜利，中国支持朝鲜统一祖国的方针，不提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双方一致把矛头指向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强调中朝团结和共同对敌，并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153
至于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这次访问主要讨论了4个问题并达成协议：共同利用界河；共同管理在界河上的水电站；签署长期贸易协定的必要性；确定彼此领土上侨民的国民身份。154

6月25日，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率团访华，参加“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和声讨美国霸占台湾的活动，在北京机场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155
6月27日毛泽东接见朴成哲，谈到中朝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和金日成同志是朋友，而且是多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大困难。大敌当前，我们两国人民非团结不可。156

6月26日，北京召开“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群众大会，《人民日报》特意全文刊登了一篇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标题是“红卫兵誓同朝鲜人民战斗在一起”。157
这既表明了中国人民支持朝鲜的决心，也是为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对朝鲜和金日成的不敬作出道歉。

7月25日，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吴振宇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海军和陆军部队以及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和人民防空工事。158
7月29日毛泽东接见吴振宇，对于朝鲜提出的希望中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答应，只要中国有的都可以提供，而且“不要任何代价”。毛还说，“我们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去卖军火，不做军火生意”。159

8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正确处理朝鲜侨民问题的几点意见。文件指出，“文革”期间朝鲜侨民普遍受到歧视，有些人被揪斗、抄家、打骂，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根据当前中朝关系，尤应引起重视，迅速纠正”。文件还规定，朝侨不应参加内部的政治运动，朝侨职工不必下放，不要强迫朝侨子女上山下乡。朝侨申请回国，一般由各省市自行批准，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由省市批准报公安部填发入籍证明书。160

所有这一切，为金日成10月秘密访华铺平了道路。访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会面两次，相谈甚欢。10月8日晚上的会面主要谈双边关系。双方首先对前几年的关系恶化做了“自我批评”。金日成说，朝鲜没有及时向中国通报情况，造成一些误会。毛泽东承认，中国使馆受极“左”派指挥，有大国沙文主义。接着，金日成提出要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表示同意。当毛泽东讲到“文革”本意要搞“继续革命”但也出现了混乱情况时，金日成说，由于只看到混乱的方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谈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金日成说，我们很清楚他们离开了阶级立场，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斗争情况，没有能够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宽容地说，考虑到你们需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不劝你们搞决裂”。161
10月10日上午的会面主要谈国际斗争。毛泽东说，当前的国际局势，帝国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革命是主要倾向。谈到有人指责中国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毛泽东说，中国援助巴基斯坦抵抗印度，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你不帮就是叛变革命”！毛泽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为例说，这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金日成对此非常赞同。162
两个“老朋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金日成访华以后，中朝关系全面提升。

据俄国学者的资料，1961-1970年间，朝鲜共获得中国贷款1.417亿卢布，而截至1971年，只偿还了0.2亿卢布。163
尽管如此，1970年10月17日，中朝两国政府还是在北京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1971-1976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为朝鲜提供无息贷款7.14亿元人民币，承担了16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包括规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平壤地下铁道设备、两个20万千瓦火力发电厂、油泵油嘴厂、超高频电子管厂、海州造纸厂、沙里院织布厂、电视台设备等。此前，8月10日还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中国将无偿提供军事援助6亿元人民币。164
10月23日，以曾思玉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朝，参加朝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二十周年的活动。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接见了代表团，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还向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朝鲜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人员授以勋章。165
10月24日，中国在全国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5部故事影片，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旧影片。166
尤其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英雄儿女》，还多次在中国驻外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167

朝鲜开始突出中国的地位和作用。11月2日朝鲜劳动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劳动新闻》在报道各国共产党向大会发来贺电的消息时，把中共排在了第一位，而苏联、越南、罗马尼亚各党则依次排在后面。168
金日成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多次提到中国而几乎不提苏联。在谈到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时，报告有意避开了苏联，只谈中国在亚洲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讲到党的建设，金日成只谈反对修正主义，而不像以往的讲话，既批判修正主义（暗指苏联），又批判教条主义（暗指中国）。报告说，“修正主义最大的危害性”在于：否认“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散布和平幻想和“战争恐怖情绪”。还说，修正主义“企图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是滋长资产阶级思想的祸根”。169
这些词句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人民日报》上抄来的。

中国领导人也开始纠正对朝鲜的看法。12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的干部时，特别强调应正确对待朝鲜。周恩来说，对朝鲜“总要看总的方向，人家即使有错误，他自己会改正”，“我们不能代替，也不能强加于人”。“有些国家同苏修的关系，也要他们自己认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干部“好好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指示”，“自以为大，瞧不起人家，尾巴翘上天了，精神上似乎高人一等，就是大国沙文主义”。170

至此，中朝之间的革命友谊总算是“破镜重圆”了。有学者认为，中朝关系的逐步改善主要是由于北朝鲜的努力。171
其实，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由于中朝在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斗争中利益攸关，立场一致，双方的高层都不愿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地步。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和修正主义的看法）的分歧，再加上中国社会在“文革”期间一度失控，双方确曾十分敌视，且恶语相向。但由于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在政策层面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因此当远东形势出现紧张状态时，双边关系才会迅速得以恢复。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恢复友好，朝鲜也没有“一边倒”，而是继续采取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反倒是中国做出让步，默认了朝鲜的中间立场。

中朝之间的分歧的确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例如在1971年7月访问蒙古时，朝鲜内阁副首相郑准泽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泽登巴尔说，朝鲜与中国仍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是中国并不希望“我们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谈到“文化大革命”，郑准泽说：中国搞了破坏朝中关系的活动，但是朝鲜对那些不合理的举动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当时维护两国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72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又给中朝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二节　中美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被基辛格称为一场“外交革命”的中美和解及其关系正常化，是冷战时期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之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过程看，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更涉及中、美、苏大国三角关系以及中美各自盟友的利益和安全；第二，从结果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影响到一系列地区和国家，他们都不得不调整自己对美国和（或）中国的政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学者们讨论了中美和解过程中的苏联问题、日本问题、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173
但笔者也注意到，其中涉及朝鲜问题及此事对中朝关系影响的讨论并不多见。174

笔者主要利用中美双边档案并辅以韩国及东欧国家的资料，重点考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中朝关系的状况：在调整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对朝鲜问题的立场、态度和处理方式如何，中国是怎样维护朝鲜利益并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的，此期中朝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又存在哪些潜在分歧，中美关系出现的转机对中朝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1969年尼克松执政伊始，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和不安的世界，美国外交陷入重重困难。首先是其劲敌苏联的发展来势凶猛。尽管苏联的实力在很多方面不如美国，但在远程导弹能力方面已与美国基本达到平衡。自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而美国及其盟国的温和反应则表明，西方似乎已经认可苏联在东欧可以任意使用武力保护其阵营的稳固。此外，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其势力显然已经延伸到中东欧之外。175

其次是与欧、日盟国的关系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持久性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就有明确表态。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更使美国感到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总理勃兰特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将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推向危机。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176

中国也是一个令白宫十分头痛的问题。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明白中国国内的变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一方面，中国大力援助北越，并严厉指责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文革”的内乱似乎又大大削弱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此外，珍宝岛冲突使紧张的中苏关系达到冰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实难预料。177

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越南南方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约翰逊政府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完全是不现实的。迫于各方压力，白宫宣布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越战无疑是约翰逊留给新一届美国政府最棘手的难题。178

面对巨大的挑战，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并提出了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而实施这一方针的必要前提则是打开对苏缓和及对华关系的僵局。另一方面，在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地、体面地结束越战，为此也需要首先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79

同一时期，北京面临的国际困境丝毫不亚于美国。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并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立即使中国感到了其北部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频繁见诸中国报刊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担心。180
与此同时，中美在越南问题方面的对抗仍然很激烈。尽管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要结束越战，但他上台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空战却开始升级——尼克松希望以此胁迫河内在其任内第一年就范。181
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的严重流血冲突，对于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中苏两国已处于一场大战的边缘，甚至有传言说，苏联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中国。182
此外，在东部沿海，除了日本和南朝鲜不断表现出来的敌意，中共还要警惕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从台湾发动的反攻。在西南边陲，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虽硝烟散去，但双边关系持续紧张，难免死灰复燃。1969年6月美国与柬埔寨建交，中国政府又开始对东南方的安全甚为担忧。183
可以说，从黑龙江到北部湾，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中国简直就是“四面楚歌”，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184
日益恶化的周边环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调整外交政策。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并提出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要李富春等对国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185
5月中旬，即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要求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7月11日，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交周恩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不致轻易发生，判定目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由此，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9月17日，在四位老帅提交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基础上，陈毅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并决定将此“不合常规”的想法口头报告周恩来。版显然，对国际格局的这个分析与美国的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不久，毛泽东开展“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关系终于踏上了破冰之旅。186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朝鲜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末，朝美关系极为紧张，朝鲜对美、韩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进攻手段：从1967年5月到1968年1月，在美方控制的非军事区内，根据有关报道有超过300起敌对冲突，导致15名美国士兵丧生，65人受伤；187
1968年1月21日凌晨偷袭南朝鲜总统府；1968年1月23日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1969年4月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等，朝鲜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然而，金日成过激的举动除了招致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海空力量、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以及朴正熙政府借此煽动起反共情绪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苏联和中国只是表示了道义上支持，却没有在军事或经济上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朝鲜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1971年4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八点方案的形式提出了和平统一新纲领，主张美军撤出南朝鲜，废除韩美、韩日条约，通过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实施南北联邦制以及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等。188
南北双方红十字会9月20日在板门店举行首次会谈，解决离散家庭取得联系的问题，并实现了南北分裂之后的第一次直通电话联系。189
在这种情况下，从逻辑上讲，中美关系在长期敌对后出现的转机，也为朝鲜改善与南方及美国的关系，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

实际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和平壤之间相互激烈指责的时候，毛泽东和金日成也不愿意看到双方关系彻底遭到破坏。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朝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言归于好。190
中朝关系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已经走出低谷，恢复正常。

不过，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年代，中美关系和解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同美国的盟友感受震动一样，中国昔日的“兄弟”也受到强烈刺激。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国当时仅存的三个盟友进行了通报和解释。消息传来，越南领导人对中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从此逐渐倒向苏联。191
越南驻华使馆正式向中国政府建议，以后不要安排在华实习的越南学生观看涉及美国人访华的影片。192
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则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勾结”，指责中国这一做法是“机会主义”。193
那么，朝鲜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这种妥协呢？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处理朝鲜问题的？

二、中美外交谈判中的朝鲜问题

实际上，在与美国进行的频繁外交谈判中，除了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始终也没有忘记其东北亚的唯一盟友——朝鲜。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此前（7月4日），在周恩来报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中，便提出了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问题。194
在第一次会见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说：“你们在南朝鲜有驻军，南朝鲜也向南越派了军队。因此，如果你们撤军，南朝鲜在越南的军队也要撤出，……你们驻南朝鲜的军队也要撤出。”谈到朝鲜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其他国家的领土撤出；让那些国家的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此，基辛格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韩国军队回国之后，我认为完全可以想象在尼克松总统的下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大多数美国军队——即使不是全部，就会撤离韩国。”基辛格进一步表示，“坦率地讲，我认为朝鲜问题不会干扰我们太长时间。我相信朝鲜正在发生政治性变革，问题将得到解决。美国在南朝鲜驻军不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尼克松总统也许可与您讨论撤军的具体时间”。％当周恩来提到美军撤出半岛后日本军队可能进入时，基辛格表示，“这绝对违背尼克松总统关于决不允许日本军队扩展到其本土之外的政策”。针对周恩来所说南北朝鲜之间只有一个停战协定，北朝鲜对美国驻军感到不安，基辛格回应：“我们反对南朝鲜对北朝鲜的军事进攻。……如果你们能利用你们对北朝鲜的影响力，告诫北朝鲜不要向美国和南朝鲜发动进攻，这将有利于亚洲和平。”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异议。196

显然，在此多事之秋，中美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的局面，这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然而对于朝鲜来说，正如金日成在1970年11月2日所说：“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无耻的侵略者和掠夺者，是世界所有进步人民的头号敌人。”197
所以，虽然中美会谈的“主题”不是朝鲜问题，198
周恩来也没有事先把基辛格来华的消息告知正在北京的朝鲜代表团，但在会谈中周还是主动提出了朝鲜和平统一方案中的第一点要求。这就充分证明了周恩来此后不久对金日成做出的保证：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中国不会放弃原则，也不会损害盟友的利益。

中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先于7月13日前往河内进行通报，接着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最后又赶往平壤。与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坚决反对的强硬态度不同，金日成考虑的是中美关系缓和会给朝鲜带来什么利益。在7月15日的两次会晤中，周恩来向金日成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通报。周恩来强调，中国原来的主张没有改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金日成虽然当即表示赞同，但还是流露出吃惊和不安。他说：尼克松访华，对朝鲜是个新问题，朝鲜劳动党将对人民进行解释。199
然而，朝鲜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中美关系缓和可能是他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契机。200

1971年7月30日，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朝鲜派出内阁副首相金一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会谈。金一表示，朝鲜劳动党充分理解中美会谈的举动，认为这对推动世界革命极为有利，并坚信中国党的反帝立场不会改变。同时，希望中国向美方转达朝方的八点主张，核心内容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立即停止向南朝鲜提供核武器、导弹及其他各种类型武器；解散美韩联军；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朝鲜代表应无条件参加。周恩来答应在基辛格访华时，向美方转达这些要求。201
在8月9日欢迎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强调：“中朝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兄弟。”202
这显然是在公开场合对朝鲜做出安慰和承诺。

不仅如此，中国还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1971年8月18日至9月7日，由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一行26人应邀再次访华。中朝双方先后举行了两次总会谈，还就海军、空军、军械车辆、装甲、通信、外经、外贸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分组会谈。9月6日，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随后，朝鲜另一个29人的军事考察团来华，分组参观考察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兵工厂。203
《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朝签署无偿军事援助协定的消息，这还是第一次，表明中国政府不仅要让美国明白自己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同时希望平壤放心——中美关系变化不会危及朝鲜的安全，以使中朝双方能够在对外政策趋向缓和方面进一步靠拢。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尼克松所说，“毫无疑问，中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以便促使金日成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变得温和一些”。204

中国的保证无疑增强了朝鲜的信心，没等中美正式接触，金日成便抢先采取了行动。1971年9月12日，朝鲜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议程中必须列入两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内容，即美军撤出南朝鲜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因为这是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205显然，金日成企望中美接触可以推动国际社会重视朝鲜问题，同时提升朝鲜的国际地位。从八点方案到两项要求，朝鲜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具体了，这实际上也是直接向美国传递的信息。对此，《人民日报》立即发表评论员文章给予坚决支持。206
可惜，时机尚未成熟。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朝鲜问题推迟一年再行讨论。207
联合国的大门没有敲开，中美谈判对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1971年9月25日、10月8日，金日成同日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记者进行谈话，公开表明朝鲜对中美关系突如其来转变的态度。在这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表达了四层意思：朝鲜采取的是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会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朝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尼克松访华“不是胜利者的挺进，而是失败者的跋涉”，是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困境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敌对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能进行妥协；如果中美对话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件好事，朝鲜并不打算推行背道而驰的政策，但要警惕美国的两手策略。208
金日成赶在基辛格到达北京之前发表的这些谈话，既是向美国表明立场——希望美国也能同朝鲜直接对话，也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防中国把朝鲜的利益当作筹码。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周恩来会晤10次，共23小时40分钟，主要是讨论和确定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的文字。209
回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其中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如下：周恩来多次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在事关自己直接利益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上等待，但是关乎中国小盟友的问题，如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是最要紧的。在对待盟友的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慷他人之慨的。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称台湾问题是最关键的，印度支那问题是最紧要的，朝鲜问题位列第三。不过，与7月的初次会谈相比，周恩来把朝鲜问题看得更加重要，提出双方有责任解决这个1954年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周恩来转交了1971年4月朝鲜政府的八点声明后，基辛格阐明了美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美国准备与相关方面讨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永久法律基础，但不会对一个可能使南北朝鲜敌对冲突再起的方案感兴趣。对此，周恩来强调，中国对给予南北朝鲜平等地位的问题感兴趣，至于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可留到未来解决。基辛格认为，在讨论结束时，周恩来事实上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解决朝鲜问题尚待时日，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中美双方可先交换意见。基辛格明确表示，朝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北朝鲜的克制。周恩来则回应，这一切都是相互的，中美双方都要利用自己对盟友的影响，防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至于相关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如何措辞，确定了中美双方各自表述的原则。210
由此看来，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在原则上支持和维护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方案及要求，但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金日成想尽快知道中美会谈的结果，也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0月25日）后国际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感兴趣，更想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改善朝鲜国际地位及南北对话的问题。因此，基辛格刚一离开中国，金日成立即于11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211
关于这次会谈的档案材料目前尚未解密，不过金日成回国后的讲话或许反映了他的感受。在12月2日对党内干部的演说中，金日成除了重复他此前关于“失败者的访问”的说法，又特别指出：对于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没有任何理由神经过敏或责难中国”。“长期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因尼克松去访问而抛弃革命或做出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事情”。212
看来，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似乎给金日成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书面报告中，黑格写道，“周总理在会谈结束时指出，越南的情况与朝鲜不同。朝鲜问题，他本人涉及很多，可以与美国人谈并达成协议”。213
周恩来的表态说明，在中国看来，与越南的抵制态度不同，金日成不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触，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也有信心。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和美国总统也讨论了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了解总统的想法。总统也了解我们的想法。总统的官方立场是美国准备将来最终从朝鲜半岛撤军，并阻止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因为这将有利于远东的和平。至于说如何促进南北接触，如何推动和平统一，这个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尼克松在抱怨“南北朝鲜人都极端感情用事”后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分别对朝鲜北方和南方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发生冲突，把大国拖进去。214
2月27日签署的《联合公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中方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美方声明：美国将保持与韩国的密切联系，支持韩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215
中国在声明中单独列出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一项，很可能是在谈判后认为，与要求美国撤军相比，实现这一目标更有把握。

3月3日，周恩来接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单位负责人，对中美联合声明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谈到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对朝鲜的八点方案，“我们一向是支持的”，至于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本来是要在二十六届联大解决的，因为当时南北朝鲜红十字会正在接触，所以联大没有讨论”。中方几次说到，“不取消这个委员会，就等于是对朝、中的侵略”。美国意识到中国对此不满，也感到这个委员会搞得不好，所以表示“可能在二十七届或二十八届联大把它搞掉”。美国对朝鲜“是采取守势”。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说，写上这一条（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是为了“使印支三国和朝鲜放心”。216

3月4日，即在中方向平壤进行通报前，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承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件好事”。同时强调，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遭到了总破产”。谈到中方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社论指出，“这是兄弟的中国人民对于我国人民迫使美帝撤出南朝鲜，争取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的强大支持”。随后，社论用大量篇幅重申了朝鲜政府的主张，谴责美国在声明中闭口不谈撤出美军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还特别提出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挫败日本企图重新征服亚洲的扩张野心。21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大量发表朝鲜的报刊文章，却唯独没有转载这篇社论。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可能看出来，朝鲜对中美《联合公报》没有提美军撤出南朝鲜一事感到不满意。

3月7日，周恩来再次专程去平壤，向金日成介绍中美《联合公报》的商谈经过。周恩来指出，中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是“最全面的”，关键是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美方本来有一个美韩条约问题，由于中方坚决反对把美蒋条约写进《公报》，所以美国连美韩、美日条约也不提了。或许是考虑到《劳动新闻》社论中大讲日本对朝鲜的威胁，而《联合公报》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周恩来不无用意地说到：会谈中尼克松还表示，不让日本进入台湾，也不支持日本进入南朝鲜，这就等于是一个默契。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解释说，这是美方主动提出来的，中方则向美方说明：“不代表第三方”同样适用于朝鲜，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中国与朝鲜还同为一方。金日成对中国在中美会谈中对朝鲜问题给予特别关心，再次表示感谢。218

据民主德国驻朝鲜外交官的观察，朝鲜领导人对尼克松访华的结果很满意，特别是在公报中提及中方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朝鲜领导人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坚定。《劳动新闻》几乎全文刊登了上海公报，仅做了极少字句的删节。219
中国的确时刻也没有忘记维护自己盟友的利益，而中美外交谈判的结果也的确为朝鲜带来了实际利益。

三、朝鲜在中美关系解冻中获利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成为常任理事国。《劳动新闻》为此发表社论，表示热烈拥护和支持。220
中美关系解冻及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同时也十分有利于推进按照金日成提出的和平统一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声明：“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决支持朝鲜提出的和平统一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221
与此同时，在私下场合乔冠华对波兰驻华大使说，朝鲜半岛统一一定要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朝鲜提出的协商建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中国驻平壤的外交官还向外界透露，北京想要建议废除朝鲜停战协定，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222
或许是得悉并接受了中国的建议，金日成在1972年1月10日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提议“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南北之间的和平协定”。金日成还乐观地提到：世界舆论关于联合国问题都说1972年是“朝鲜年”。223
朝鲜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国际影响在上升。

还在1972年2月，苏联驻平壤外交官就推断，朝鲜反对美国只是因为美军停留在南朝鲜，假如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变化，平壤对美国的立场也会随之改变。224
事实上，为了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朝鲜的确有意借中美关系解冻的春风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5月26日，金日成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提出，美国政府不应只是同大国改善关系，也应同小国改善关系；美国改善同大国的关系不会给同小国的关系带来多大影响。很快，《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了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225
这大概是想表明，北京已经注意到，朝鲜的对美政策也开始向中国靠拢，而且有意直接与美国对话。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还是继续在美国人面前帮助朝鲜说话。6月22日再次访问北京时，基辛格对周恩来说：“美国赞成南北朝鲜的政治对话，我们支持南北朝鲜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南北朝鲜最终要实现和平统一，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战争叫嚣，而是相互谅解。……我们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周恩来又强调：从原则上讲，你们的军队应撤出南朝鲜，也不能让日本军队进入。关于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由于担心中美在公开场合的争论影响目前南北朝鲜刚刚启动却又十分脆弱的对话进程，基辛格建议推迟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周恩来明确告诉他，中国会努力将朝鲜问题和废除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列入秋季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中。226
基辛格的理解是：周恩来关于朝鲜问题的观点有所变化，尽管在原则上仍坚持美国应该撤军，但他也表示，美军应在朝鲜留一阵子，以防日本军队进入。227
对周恩来“观点有所变化”的表述，实际上还可以这样理解：马上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是不现实的，但是在联合国又不能迟迟不讨论朝鲜问题，为了防止平壤产生急躁情绪，可以也只能先把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相比之下，金日成却显得志在必得。由平壤促成的南北高层秘密协商进展神速，并导致了惊人的结果。1972年7月4日，南北朝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民族统一的三项原则，承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伟大民族统一。228
这一举动无疑有助于为联合国接受讨论朝鲜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而选择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日来公布这个声明，这本身就是朝鲜向美国示好的一种姿态。关于这一点，后来朝鲜劳动党一位政治委员会委员向罗马尼亚人解释说，“根据当前局势，我们认为最好是发动一场和平攻势”。229

中国当然也希望推进朝鲜问题的解决。7月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中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等十三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作为紧急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并决定参加为该议题提案国。黄华还要求将这个信件作为大会文件散发。230
美国立即做出了反应。7月26日，基辛格在纽约向黄华表示，美方希望联合国大会在1972年不讨论朝鲜问题，以避免中美两国为朝鲜问题而在联合国发生正面冲突。基辛格认为，这也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成果，并提出如果能避免在联合国争论，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力来实际推动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黄华表示，中方欢迎朝鲜半岛政治的新发展；朝鲜方面希望联合国能为独立的朝鲜创造有利条件；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对联合国的讽刺。231
或许因事发突然，尚未接到国内指示，黄华的表态比较含糊。

1972年7月31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议题列入本年联合国大会议程。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坚决支持。232
中国还向朝鲜保证，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中国不会与苏联发生冲突。233
8月4日黄华主动会见基辛格，要求美国改变在联合国延期讨论朝鲜问题的策略。基辛格以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为借口推托，再次表示不希望中美两国在本年内就这一问题在联合国抗衡。基辛格保证，如果有关朝鲜问题的争论能够延期，明年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可能的。234
美国的僵硬态度令中国很为难，因此感到有必要给朝鲜人的热情泼点凉水。8月22-25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进行了会谈。在8月24日与金日成的谈话中，周恩来没有讲具体问题，只是反复向金日成解释：与美国开展高层外交，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但“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为了让朝鲜放心，周恩来甚至告诉金日成：“我们跟美国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南朝鲜不走，要挑衅，我们对朝鲜有义务，打起仗来我们还参加。”235
看来，周恩来的目的是在给金日成打预防针：本届联合国大会是否能讨论朝鲜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但中国不会损害朝鲜的利益。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放弃努力。9月19日，黄华会见基辛格时表示，中方理解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美国今年的尴尬处境，中国也不想使美国难堪。中国希望远东形势逐渐趋于缓和，但美方也应注意到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决议草案和过去一系列提案之间的差异，它考虑到远东出现的新情况，试图将朝鲜南北双方拉近。中方认为，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新议案有利于缓和气氛，促进各方的相互理解。黄华还指出，如果美国坚持反对在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列入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很可能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初，就引起争议。236
10月30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与其会谈。是否谈及上述情况，尚不知晓。237
不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日成三次秘密访华，足见其对中美关系改变将如何影响朝鲜问题的解决和中朝关系十分敏感。在此期间，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政府走上同中国建交的道路”，也引起了朝鲜的关注和“极大不安”。238

虽然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极力反对，但由于美、英、日等国的坚持，联合国大会还是通过了推迟讨论朝鲜问题的决议。239
此后，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和声援朝鲜政府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主张。1972年12月25日，中国就外交部长姬鹏飞访问朝鲜发表新闻公报，声明中国政府强烈主张：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南朝鲜，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必须解散。1973年2月朝鲜外交部长许锬访华时，中国又发表了同样的声明。240
此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取代苏联成为朝鲜在联合国的代言人。不过，在朝鲜看来，单靠中国的努力似乎难以解决问题。在访问期间，许锬要求中国向美国试探一下朝美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周恩来表示，这次基辛格来时，中国将转达朝鲜的要求。中国将同基辛格谈如下原则问题：朝鲜问题只能通过南北对话解决，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妨碍和破坏；一切军队从朝鲜半岛撤退；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应当取消；朝美接触问题可以侧面试探一下。241

1973年2月15-19日，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谈了上述问题。首先是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承诺下半年解决，如果与南朝鲜谈不成，再与其他成员国协商。关于撤军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提出这一要求是合理的，美方也表示要逐步撤军，并表示理解美国对提升南朝鲜自信力的关切。基辛格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南朝鲜，明年可能会有具体撤军计划出台。至于朝美直接接触的问题，基辛格说美方尚未考虑。周恩来最后表示，中国承认朝鲜问题要慢慢解决，并一直劝告平壤对美国撤军和半岛统一要有耐心，朝鲜逐步理解了这一点。同时又强调，美军撤离后不能允许日本进入朝鲜半岛。242

关于美国撤军和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尚无结果，朝鲜半岛又出现了新问题。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声明：不反对同北朝鲜一道进入联合国，作为其正式成员国。同一天，金日成发表讲话，主张“实行单一国号下的南北联邦制”——高丽联邦共和国。243
应该说，韩国的方案主要是希望北朝鲜尽早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以便能排除国际干预而由朝鲜民族经过平等协商自主解决统一问题。北朝鲜提出的方案表明，金日成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想要抢在朝鲜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之前，先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南北朝鲜长期对立，北朝鲜又一直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要实现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目标，尚且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南北朝鲜的统一岂能一蹴而就？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对北朝鲜有利，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无疑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纲领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韩国外交部观察到：“中国在进入联合国前后，广泛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借此东风也大力开展对外建交的活动。特别是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朝鲜紧跟在中国的后面，扩大了其外交空间。”到1973年4月，已有10个国家正式与北朝鲜建交。244
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也开始改善，朝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245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大门正在向朝鲜敞开：1973年4月28日，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同意朝鲜加入议会联盟，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接纳朝鲜成为正式成员，6月4日朝鲜宣布将在日内瓦设立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处。246
解决朝鲜问题的光明前途已经显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想法是循序渐进，逐步解决，而朝鲜则缺乏耐心，急于求成，这就导致了中朝之间在策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尽力帮助自己的盟友。

四、中国尽其所能维护朝鲜利益

至此，朝鲜问题列入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议程已无悬念，但存在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否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部队何时撤军（前提是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南北朝鲜以何种方式加入联合国。这次大会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多少，中、美、朝、韩各方都有自己的估计和期盼，而最后的结果则是中、美在说服各自的盟友后相互妥协而形成的。

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根据1950年10月联合国决议为促成朝鲜统一建立的，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7国代表组成。247
到1970年代初，美国认为韩国已经复兴，这个委员会不再有战略意义，在朝鲜统一问题上也不会起作用。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也更为重要。根据1950年7月的联合国决议，美国被授权统帅联合国军，而这个司令部则在法律上为“美国事实上控制韩国军队提供了保护伞”。248
直到1973年3月，美国人仍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以及对北朝鲜构成心理威慑等方面还有其作用。249
于是，6月19日基辛格通知黄华，美国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之后再讨论并解决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250
9月26日，黄华再次与新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面。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国已同意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希望将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件事至少搁置一年，以便有时间一起探求一个保证安全的新的合法机制。黄华建议美国人能劝南朝鲜放弃关于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基辛格拒绝对此表态。251
看起来，主要在美国撤军和朝鲜加入联合国的形式的问题上，美朝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缺乏接触，而中国夹在当中，其作用可想而知。252

现在，摆在联合国大会面前的有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议案要求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撤出南朝鲜；美、英、日等国提出的议案不反对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主张在南朝鲜保持联合国军司令部、保留美国军队和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于1973年11月14日开始正式辩论朝鲜问题，50多个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争论十分激烈。此前第一次受邀参加辩论的朝鲜代表团到达纽约，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253

为了能够取得实际结果，推动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国在大会辩论之前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分别与美、朝两国协商。10月21-22日，周恩来飞赴沈阳，与金日成就在联合国斗争中的策略问题举行了多次磋商。254
11月11日，周恩来又在北京与来访的基辛格反复讨论。周恩来表示，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解决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同意解决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需要做法律上的大量准备，也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维护稳定方面的作用。255
会议辩论期间，中朝两国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进行深入磋商。周恩来还在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有关问题，并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张庭延从纽约紧急召回，介绍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朝代表团应在联合国采取灵活对策，争取最佳结果。256
所谓“灵活政策”大概就是迫不得已时放弃撤退美军的要求。以上情况表明，很可能经过这些协商，朝鲜人接受了中方的看法：本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未必能够解决美军撤退问题。当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对朝鲜的安全提供保障。257

由于两个议案针锋相对，双方又都不可能放弃，如果联合国大会会议强行表决，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怎样才能避免形成僵局，给朝鲜问题的解决寻求出路？为此，中国提出了一个能够保全双方面子的折中方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均不在联合国大会交付表决，而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经过双方协议的“一致意见”。黄华在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商谈时表示，既然美方有和解的愿望，中方也想避免对抗，那么这个根据中朝双方商定的方针是可以考虑的。最后，经过中美双方磋商，就这个联合国大会“一致意见”的措辞达成了协议。258
1973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辩论并通过一项声明，决定立即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希望朝鲜南北两方本着1972年7月4日联合声明中三项原则的精神继续对话，同时宣布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草案将不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表决。事后，中朝两国分别发表社论和声明，对这一结果均表示满意。259
由此可以认定，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能够悄然解体，离不开中国的不懈努力，美国撤军问题得以暂时搁置而不致影响朝鲜问题的整体进程，也是中美、中朝反复协商并达成妥协的结果。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所说，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寿终正寝，中国起了重要作用。260

联合国大会以后，中国领导人继续为实现美军撤出南朝鲜的目标努力，但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严重逆转。由于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和重大分歧，朝鲜南北对话早在1973年夏季就陷人僵局，金日成甚至认为，由于南朝鲜领导人不愿意在可预见的未来严肃讨论祖国统一问题，除了发动南朝鲜人民“革命”之外别无选择。261
12月1日，朝鲜政府突然宣称，将对位于黄海停火线附近的白翎岛、延坪岛等5个岛屿行使管辖权，而当时这些岛屿均在韩国的控制下。为此，韩国国防部当日宣布，其武装部队已奉命处于戒备状态。262
1974年1月29日，金日成在答记者问时严厉指出，“用乞求于帝国主义者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和平的，只有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才能争取到和平”。263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讨论美国撤军问题，恐怕是异想天开了。

为了保证对朝鲜局势的控制，美国提出了取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前提条件。1974年3月29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251号文件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只有在其权力移交给韩美联军司令后才能解散。264
6月13日，美国政府将这一文件中有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内容转告中国。265
7月27日，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告诉美国国务院，中国已经就美国有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与朝鲜多次进行讨论，中国希望能像去年一样，在联合国与美国紧密合作，使朝鲜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但几天以后，中国通过驻美联络处明确表示“难以接受”美国方案，并指责这个方案把缔结南北互不侵犯条约与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相挂钩，企图以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司令部来换取在韩美军继续驻留半岛，从而使南北朝鲜分裂永久化。中国强烈要求美国在1974年内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并迅速撤退驻韩美军。266

看起来，中国又回到了朝鲜的强硬立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8月16日，中国等32个国家代表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要求将“撤出以联合国名义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议题列入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临时议程。第二天，联合国秘书处散发了该信及其所附解释性备忘录。267
8月28日，美国再次向中国递交了其修正后的方案，而中国没有直接做出回答。268
9月16日，中国等34国正式递交了关于“撤出以联合国名义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草案。随后不久，美国等国也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的议题和相应决议草案。269
既然私下协商谈不拢，双方就只好在大会上“兵戎相见”了。

1974年10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对美国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指责。270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放弃继续沟通的努力。当天晚上，乔冠华与基辛格举行了私下会晤。在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时，乔冠华说：“你了解，我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不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当然，如果你们有具体的意见，我们可以代为转告。”乔冠华又说，我们的意见主要是反映北朝鲜的立场，中国并不指望从中获得什么。乔冠华还指出，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从世界整体形势来看，朝鲜问题并不算是个大问题。基辛格表示，如果没有使停战维持下去的法律保证，美国不能接受取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主张。又说，“北朝鲜人也通过罗马尼亚人、埃及人以及银行家洛克菲勒等渠道希望与我们联系。但是，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解决之前，我们不能和他们接触。从原则上讲，我们不反对和他们接触。你们可以转告”。271
10月4日，乔冠华告诉基辛格，中国已将美国的意见转告朝鲜，但尚未收到朝鲜的答复。他还透露，朝鲜在未与中国商量的情况下，争得一些国家的支持，自行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和平协议和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272

不幸的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之前，解决问题的主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在中国，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他本人也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273
基辛格发现，乔冠华在随后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对抗”的立场。在美国，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在此后（11月）的国会选举中，美国舆论“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274
11月25-30日第七次访华时，基辛格刻意回避了朝鲜问题。275
没有了中国做缓冲器和桥梁，美国与朝鲜之间达成妥协的机会就更加微乎其微了。12月17日，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结果以61票赞成、43票反对、31票弃权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276

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中国政府为此所作的努力最终也未能取得圆满结果。为了拉住朝鲜这个仅存的盟友，中国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对朝鲜提供帮助。1970年代，双方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全面发展，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5个贷款协定、9个《科技合作议定书》及一系列其他协定。277
有学者指出：朝鲜对中美和解的支持是中国一项“重大外交成就”，而中美关系解冻的附带结果是“朝鲜成为毛主义时代中国最亲密的国际盟友”。278
从表面看确实如此，但也不可忽略，朝鲜作为盟友对中国的“支持”只是无奈之举，而并非发自内心。无论如何，在金日成看来，中国正在与自己的敌人拉拉扯扯。尽管不像越南和阿尔巴尼亚那样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但朝鲜内心存在的恐惧和担忧是无法消除的。按照当时（1972年12月）苏联驻朝大使在报告中的说法，朝鲜人对很多世纪以来的“痛苦历史”记忆犹新，“提心吊胆”地观察着中国与美、日的交往。朝鲜报刊把这一进程描述成“中国对外方针的伟大胜利”，是为了让北京满意，哪怕是在表面上。实质上，朝鲜领导人一方面想从中苏关系对立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好处”，一方面“试图利用美日中三角关系出现的新形势积极推动”“国家统一问题的谈判”。279

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美国、中国和朝鲜都是一次改变各自生存条件或安全环境的历史机遇。中国和美国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抓住这次机会，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逐步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既保证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又照顾各自盟友的利益。朝鲜是中国仅有的几个盟友之一，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考虑到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在涉及朝鲜问题时，一方面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审时度势采取妥协方针帮助朝鲜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不支持朝鲜方面有可能损害中美关系缓和大局的主张和行动，与此同时，为使其安心，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中美关系改善的必然结果，无疑将削弱朝鲜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安全门户和战略缓冲带的作用。

中美关系的解冻在客观上带动了朝鲜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缓解朝美、朝韩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甚至为朝鲜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朝鲜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积极谋划，但由于过分乐观和自信，朝鲜提出的目标过高，并试图在短时间内一鼓作气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影响朝鲜和平统一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中、美、朝、韩四方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朝鲜南北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互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朝鲜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愿妥协，最终还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又走回紧张对峙的老路。于是，在朝美关系仍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即中国与朝鲜在对外政策和战略利益方面开始出现严重分歧。从外交战略的角度考量，中国已经与昔日的敌人握手言和，而朝鲜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敌手，中朝同盟在外交层面的特殊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所以，尽管中国想方设法帮助朝鲜，但金日成对此是不会感到放心和满足的。

说到中美关系解冻对中朝关系的影响，还有一点应该看到，虽然一直以来毛泽东对金日成百般呵护和容忍，但在涉及重大问题时，依旧如朝鲜战争期间那样，“自作主张”，不是事先与金商议，征求意见，而是事后进行解释和说服。这一点，在几年后对待“朝鲜革命”的问题再次表现出了。

第三节　朝鲜接替中共“继续革命”

毛泽东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主要是从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以使中国摆脱在国际上“两线作战”、两面受敌的困境。由于中美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这一战略意图应该说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对于朝鲜来说，在这种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中，则被迫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无论中国怎样表明对朝鲜帮助和支持的立场，但是从战略上讲，这两个国家已经不是昔日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同一战壕”的“战友”了，金日成如何还能信任和依赖毛泽东？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在朝鲜看来，中国采取缓和政策，不再与美国为敌，就是放弃世界革命，如同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认为朝鲜理所应当地要接过反帝斗争的大旗，“继续革命”，而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则进一步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一、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及其影响

中国要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首先遇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障碍。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从来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在舆论宣传中，美国也一直是中国“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甚至中共对于中苏分裂原因的解释，最主要的说辞也是苏联与美国搞缓和，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目标。这样的宣传在中国已经深入老百姓的骨髓，这方面有一个最典型的案例：美国一个旅行团在西安马旗寨公社参观时，问到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一位生产队长回答说：“尼克松访华好嘛！在毛主席领导下，和他团结起来，我们一起搞革命。”陪同的翻译人员显然是觉得这种回答难以启齿，没有翻译。周恩来看到这个报道后批示：“很对！”280
如今，中国要与美国缓和，岂不是步苏联之后尘，也将放下世界革命的大旗？因此，毛泽东必须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个解释，也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交代。诚如杨奎松所说，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无论对于毛泽东本人，还是他的众多追随者，无论是在政策观念上，还是在心理情感上，都需要一个“转圈或过渡的阶段”。281
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三个世界”理论出台的过程。

在考虑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初，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合理性问题了。1970年6-7月间，毛泽东在几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都问到三个世界的概念和含义，并且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同时，毛泽东也开始留意第一、第二世界的提法，还注重从策略角度提出问题，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间国家”的概念，强调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以后，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德等“第二中间势力”。1973年，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及其含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达，他认为，除日本外，亚非拉都属第三世界，也叫发展中国家。毛泽东特别强调，苏联是压迫第三世界的国家，现在世界不安宁，苏联对欧洲、亚洲和非洲都有野心。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卡翁达时，完整而准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看法。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全世界阐释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胜利。邓小平特别指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把这一思想写进了宪法，使之成为一种国策。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之前，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一直成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282

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的主旨，就是反霸，而且核心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此时的反帝、反美主要是一种陪衬，是号召民族国家的一种策略和宣传需要。即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下，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283
既然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就调整对外战略而言，毛泽东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着想，联美抗苏，使中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放弃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外交模式，变革命外交为务实外交，却令中共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如何面对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国家？如何面对自己曾经长期支持和援助的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政党及其武装？一方面，无论在宣传上还是在行动上，中国都很难一下子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减少甚至拒绝对外输出革命的一贯做法。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发表声明，强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284
1971年3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尽管中国与奈温政府还有外交关系，“但是缅甸人民起来革命，我们要支持”。285
1972年1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中美会谈问题，提到联合公报的草案，毛泽东指出，可以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还说，他们怕革命，他们越怕我们越要提。不过，毛泽东接着又指出，其实公报没有把基本问题与进去。基本冋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286
嘴上说要革命，实际问题还是要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到1973年，毛泽东内心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革命的热情也更加低落，他在1月13日接见扎伊尔总统时，坦率而无奈地说：我们是支持卢蒙巴的，“还有一些打游击的，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你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不是我们不革命，是他们自己不争气，打你不赢有啥办法啊。”过去我们支持反对你的人，“现在呢，两国就要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法子反对了”。287
7月29日毛泽东与刚果总统谈话时，又重复了同样的内容。288
为了团结反对霸权主义，为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在“统治者”和“革命者”之间，中国不得不做出选择。

1974年5月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这个尴尬的问题再次呈现出来。在欢迎拉扎克总理的宴会上，周恩来说：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而不能由别国来强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289
5月29日毛泽东与拉扎克的谈话，更加表现出中共面临的窘境。拉扎克在谈话中反复而直率地问毛泽东，中国对马来西亚反政府武装力量到底采取什么政策，并一再要求中国出面劝说他们放下武器，与政府合作。毛泽东回避了正面的答复，翻来覆去讲了几层意思：让中国说服他们停止战斗，“这个事情也难呢，麻烦得很”；我们都是共产党，不能没有关系，但“这些人才不听我们的呢”；如何对待他们，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干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谈吧。毛泽东最后对拉扎克说：我们跟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总而言之是个麻烦问题。要搞得恰当一点。这个问题不会妨碍我们两国的关系。290
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担心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他在1974年12月23-27日对周恩来等人说：越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了，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291

随着认识和立场的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变得更加务实了。“文革”的混乱时期过去后，中国又重新开始了为外国政党和组织培训“反政府”人员的工作，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71年中国各军事院校和军区接受了19批352人来华培训，1972年接受了18批445人，1973年则减少到8批232人。292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以后，这项任务便基本停止了。293

1960年代初期，虽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险恶，但毛泽东高举世界革命大旗，意气风发，自信还有能力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自中苏分裂以后，大多数共产党都“不相信马列”，跟着苏联走了，“文革”的“左”倾激进政策和国内混乱局面更使中国陷入孤立境地。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从策略的角度讲，就是要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第三世界的领头人。中国无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还不能指挥正处于发展中的穷兄弟吗？然而，中国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制高点，又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不能再搞革命输出，现在能够影响第三世界、重新组织国际队伍的手段主要就是一个——加强对外经济援助，尽管中国的国力并不雄厚。

1970年11月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谈到对外援助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援助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294
1971年11月周恩来会见英国记者时说，中国坚持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不能强加于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它需要经济合作，你就帮助它，甚至可以无息贷款，乃至于赠送，但你不能要求特权”。295
1972年4月中国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做法：“援助的贷款应当是低息或无息的，并充分体谅受援国的实际困难，决不逼债。派往受援国的技术人员，应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中国“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增加外援数额、降低贷款利息、延长归还时间等合理要求”。296

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国对外援助工作迅速扩展，仅1971年上半年对外援助金额就支出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4%。该年度中国对外援助支出，由上年的22.59亿元增加到37.6亿元，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3.5%上升到5.1%。这一年，中国签订的援外协议总金额达74.25亿元，实际对外承担援助金额66.7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32年来承揽援外任务最重的一年。1972年，中国对外签订的援外协议总额度为49.95亿元，实际对外承担46亿元，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297
1973年全年对外援助协议总额度为40.63亿元，实际对外承担34.7亿多元。尽管援外协议额度有所减少，但由于以前签订的援外协议需要执行的援助数量多，使得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多的一年，其所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是最大的一年，达到7.2%。298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从1970年起不到两年的时间，中词新签协议的对外援助款项就等于过去20年援款总额的60%以上，承担的成套援建项目近300个。过去援建的项目以小型为主，对外援助成套设备项目到1970年全部累计完成448个，其中越南252个、阿尔巴尼亚52个、朝鲜31个。1970年代以后增加了不少大型项目，如援建阿尔巴尼亚的冶金联合企业、水电站、综合炼油厂，援建越南的太原钢铁厂（恢复）、红河大桥，援建朝鲜的地下铁道工程、火电站，以及坦赞铁路等。根据国家计委的统计资料，中国对外援助的成套项目1971年323个，1972年405个，1973年303个，1974年265个，1975年275个，1976年305个，此外还有非成套项目1000多个。299

在上述对外战略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处理对朝鲜的政策尤为棘手。“文革”开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盟友只剩下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朝鲜了。中国转变对美国的政策，导致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与中国渐行渐远，在昔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现在唯一的“兄弟”就是朝鲜。然而，中美接近在本质上与朝鲜的战略利益是抵牾的。这一点，美国人和朝鲜人都看得很清楚。在1973年12月3日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倡议的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妥协决议案“对韩国极为有利”，因为它没有提及联合国军的未来或美军在韩国的存在。对于中国说服北朝鲜同意这样一个妥协议案的“意愿和能力”，美国官员感到“非常吃惊”，并由此认为，“北京在平壤要比莫斯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人无疑把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视为他们的利益所在”，而美国的方针则应当引导中国去约束北朝鲜在半岛的挑衅行为。300
对此，朝鲜又何尝没有感受到？据《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斯珀尔透露，朝鲜副总理金一在1974年5月与他谈话时曾提到：中国不反对美军驻扎南朝鲜，也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301
不过，尽管朝鲜对中国并不满意，但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而中国为了保住这个唯一的盟友，也只能倾其全力对朝鲜提供各种援助，并在各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

然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还很脆弱。政治运动本来已经大大冲击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再加上“准备打仗”，“三线建设”大规模上马，能够用来提供外援的资金和资源十分有限。302
1972年底国家计委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问题。会议认为，过分强调国防建设，外援比例过大，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因而提出了压缩国防建设和外援开支投资比例的建议。周恩来也指出：对外援助“手太松了”。304
1973年5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时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今后只能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305
对外援助到1974年以后呈下降趋势。这一点，可以从成套援建项目中的新建项目数量看出：1972年129个，1973年116个，1974年121个，1975年99个，1976年81个。306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的要求。

在贸易方面，1970年10月，中朝签订了1971-1976年第三个长期贸易协定。1971年双边贸易额猛增，比前一年增长45%。1976年高达3.95亿美元，比1970年增长3.4倍。1971-1977年，中国通过贸易途径向朝鲜提供的商品贷款，主要有每年原油60万吨，成品油56万-59万吨，小麦15万吨，橡胶1万吨，铅锭1万吨，豆油4000吨，轮胎帘子布1000吨，染料700吨，其中小麦、橡胶、轮胎帘子布是转口供应的。307
中国商品的进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朝鲜的战略物资短缺问题。在工业建设方面，1971-1975年，中国援建朝鲜的成套项目101个，主要有：57高炮雷达指挥仪厂，鱼雷艇雷达厂，超高频电子管厂，沙里院织布厂，测距机厂，制氧制氮设备，空气压缩机，油泵油嘴厂，轴承厂，75吨/时锅炉，地下铁道设备（301工程），橡胶制品厂，33型潜艇装配厂，栲胶厂，继电器厂，橡胶轮胎厂，热工仪表厂，火力发电站，茂山水泥纸袋厂，满浦造纸厂，无线电仪器厂，超小型电子管车间，金属膜电阻车间，人造水晶及晶体加工车间。此外还有26个成套设备以外的援建项目。308
在项目设计、设备制造和安装以及工程建设各方面，中国政府都是以完成“政治任务”的标准要求有关部门，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尽量满足朝方需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务，尤其是炼油厂、地下铁道等重大项目。309
在军事方面，此期朝鲜军事代表团频繁访华，参观、学习、索要材料和援助，中国方面则是热情接待，解囊相助。310

在与朝鲜交往的过程中，对于朝方提出的各种要求，中国都是竭力配合，尽力照顾。如1971年4月朝鲜驻华使馆两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朝鲜政府决定为所有海外侨民换发新的海外公民证，外务省将派人前往中国几个主要省市换发证件，要求中国配合协助。外交部和公安部立即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积极协助，热情接待，友好协商，“总的原则是不与朝方争人”。311
再如1973年4月金日成61岁寿辰，中联部和外交部通知各地：如有朝鲜代表团、参观团在北京以外地区访问，应有相应对口负责人出面祝贺、陪餐；如有朝侨、朝鲜留学生和实习生搞庆祝活动，要给予方便，提供所需副食，保证安全。312
中国对朝鲜百般呵护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处理“郗恩庭事件”。1971年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办，赛前中方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要求“一切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朝鲜因实力较弱，本不想参加比赛，但中国希望朝鲜参加，并答应朝鲜，为了给朝鲜运动员创造机会，中国放弃与柬埔寨的比赛，并在与朝鲜运动员遭遇时给予“照顾”。然而，在男子单打比赛中，郗恩庭未遵从“照顾”方针，战胜了朝鲜最优秀的选手朴信一，使朝鲜失去了晋级八强的机会，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为了安抚平壤，周恩来多次召集国家体委和乒乓球队谈话，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并请示毛泽东批准，派代表团专程前往朝鲜道歉，还特别指定郗恩庭要亲自向朴信一道歉。周恩来在谈话时说：“作为战友，要事事想到他们”，“我们对战友要俯首甘为孺子牛”。313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无法留住金日成的心。

二、金日成主义替代毛泽东思想

朝鲜在中苏之间奉行对等外交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对美缓和，毛泽东坚持反美斗争，苏联不愿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国则大量提供对外援助，双方在争取朝鲜政治支持的较量中，中国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勃列日涅夫改弦更张后，中国首先失去了物资援助方面的优势，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又失去了意识形态的优势。朝鲜虽然表面仍保持对华友好政策，但天平已经渐渐向莫斯科倾斜。

中朝关系恢复以后，1970年11月，金日成请即将离任的保加利亚大使带话给日夫科夫，朝鲜希望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同“两个老大哥”的关系，“不想过分讨好一方而冷落另一方”。针对一些“外国同志”对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质疑——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外相许锬明确表示：“我可以说，这永远不可能发生！我们将努力提升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许锬还提醒东欧外交官注意，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没有出现“现代修正主义”一词，而这是中国谴责苏联时经常使用的词汇。314
民主德国驻朝鲜大使还注意到，中共十大召开时，朝鲜的舆论一片赞扬，报纸上几乎完整地刊载了周恩来的报告全文，却删除或修改了直接攻击苏联的所有内容。尽管对中共广为赞誉，但明显的是朝鲜不愿追随中国的反苏路线。在纪念朝鲜国庆二十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发表讲演的论调与中国相反，声称“所有进步人民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315

此后，中朝外交政策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例如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金日成公开谴责军人集团，还向阿连德夫人发了唁电，最后断绝了与智利的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以及很多亚非拉国家都发表声明或举行集会谴责这次政变。而中国只是发了几篇报道，没有任何外交表示。316
在朝鲜人看来，除了反对苏联，中国的“革命精神”已经消失了。10月30日与日夫科夫会谈时，金日成说，我们不赞成中国的政策，不同意两个超级大国的提法。在苏联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帝国主义”。金日成还表示支持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公开斗争，朝鲜因“情况特殊”，“只是闭上嘴巴”而已。317

在经济关系方面，苏联也占有优势。1970年9月，苏朝签订了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工业建设援助，并保证长期从朝鲜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80%以上的汽车电池、搪瓷釉管，60%以上的微型电子发动机，50%以上的碳化钙等。318

1970-1975年，苏联向朝鲜提供了9亿美元的贷款，援建了10个工业企业。319
虽援建项目数量不及中国，但贷款总额远远超过中国。320
1971年2月，苏朝签订了1971-1975年易货贸易和支付协定。321
在此期间（含1976年），苏朝贸易额在朝鲜每年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分别为58%,29.2%,35.9%,22.9%,38.1%,26.9%。虽有下降趋势，但还是高于中国。同期中朝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1.1%，18.5%，15.1%，19.3%，26%。322

就与朝鲜的外交往来而言，苏联也明显比中国更多。据朝鲜官方的统计，1970-1975年间，中国代表团访朝102次，而朝鲜代表团访华只有82次，总计184次。同期，苏朝之间的互访达245次，且基本上是对等的。323

更令毛泽东感到难堪的是，中国放弃的世界革命大旗，渐渐地被金日成接了过去。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做出决议：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已成为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指导方针，已成为我们一切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最正确的领导方针”。324
一年以后，金日成在劳动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全会认为，金日成的报告贯穿着伟大的主体思想，对于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从科学理论上给予了最正确的解答，报告中所提出的党关于加强我国革命的国际联系，争取祖国统一的活动方针，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是最革命和最正确的方针。325
到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时，朝鲜更加强调对外政策的主体性。1972年1月金日成再次对日本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明确地说：主体思想，首先是体现于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主体思想是以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为基础的，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326
3月，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决定颁发“金日成勋章”——朝鲜最高奖。政令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正确地、独创性地解决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所出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国胜利地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和共产主义的道路。327

这一年金日成60岁，正为花甲之年，作为寿诞礼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双重英雄勋章”，并把他的生日（4月15日）定为“朝鲜人民最大的民族节日”，还在平壤市建立了一个高达20米的金日成镀金铜像。328
是年10月，劳动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将根据主体思想制定“社会主义宪法”。329
1974年2月19日，金正日在《关于使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党的思想工作面临的几项任务》的一次讲话中，正式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概括为金日成主义。这个讲话后来被命名为“二月宣言”，以确立金日成主义的绝对权威。330
同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主体思想全国科学讨论会上，35个日本研究小组的代表一致提出，主体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指导思想、指导理论和指导方法。过去把这一思想理论体系规定为“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可以毫不犹豫地称它为“金日成主义”。331

几年前，毛泽东就提出“四个伟大”讨嫌，要对个人崇拜“降温”。332
而现在，朝鲜则迫不及待地推出金日成主义。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朝鲜似乎开始替代中国，占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制高点。

与此同时，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开始走出朝鲜，成为指导全世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1972年5月，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东奎在《劳动新闻》发表文章称：金日成“解决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提出的革命理论和战略战术问题”；全面解决了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独创地开辟了关于革命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崭新境界”。金日成的革命学说，“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战斗旗帜”，“反映了五大洲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崇高意志”。金日成“受到世界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民的绝对尊敬和信赖”，他们“把他看作是现时代的英明、杰出的领导者”。333
劳动党党刊《勤劳者》1974年第4期发表署名文章称：主体思想确实是向世界人民指明革命的原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和夺取胜利的战无不胜的革命旗帜，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世界人民高度称颂“主体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现代人类最完善的进步思想，是给各国人民指明斗争前途的百战百胜的思想”。334
金日成自己也对外国来访者说，“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要求自主，走自主的道路，所以，我们把现时代称为自主的时代”。“主体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现时代的要求和趋势，因此将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更大的拥护和欢迎”。335
1972年4月金日成60岁寿辰，万寿台大纪念碑在平壤建成，其中包括金日成的铜像以及两座高达22.5米的纪念塔和总长200米的雕塑群像。1982年4月金日成70岁寿辰，平壤市竖立起一座15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在塔身顶上立有象征主体光芒的20米高的火炬，火炬托盘直径8米，全重46吨。336
金日成的“光辉”开始普照大地。

1969年在马里出现了第一个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此后在亚洲和非洲不断涌现出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截至1971年，这样的组织在50多个国家里已建立了120个，到1970年代末，更达到800多个。337
自1970年代初以来，朝鲜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来往日益频繁，到1974年6月，与朝鲜建交的国家已有70个，并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接纳了朝鲜。338
正如当时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注意到的，朝鲜看重第三世界的力量，并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也把其对外关系重点放在亚、非、拉地区。同时，金日成极力把朝鲜打造成第三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使自己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不过，苏联和东欧外交官大多认为，朝鲜这样做是为了与中国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339
其实不然，虽然从表面上看，朝鲜与中国一样主张团结和领导第三世界，但两者的目标却有不同。毛泽东希望率领第三世界反霸反苏，保障中国的安全利益，而金日成则提出主要是反帝反美，继续推动世界革命。1974年3月4日，金日成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称：“今天，世界人民沿着自主的道路前进，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无论小国穷国，只要紧密团结起来，不给帝国主义者以喘息的机会，到处给它以有力的打击，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就能使帝国主义灭亡，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340

在具体的对外政策方面，朝鲜对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斗争”也采取了比中国更加积极的态度。正如苏联和民主德国外交官在讨论中一致提出的看法：在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支持智利游击队，向扎伊尔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撒哈拉、中东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朝鲜的立场逐渐与苏联协调一致，并“开始明确反对中国的立场”。341

在支持越南反抗美国的斗争中，朝鲜逐渐摆脱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有些做法甚至超过了中国。1966年9月，在朝鲜的请求下，朝越两国军事代表团经谈判达成协议，朝鲜方面派出一支空军部队，包括两个米格-17大队和一个米格-21大队赴越南参战，而越方负责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据退休的越南高级将领透露，1967-1969年初，总计有87名朝鲜飞行员在北越服务，其中14人牺牲，共击落美国战机26架。342

在中国逐步减少“革命输出”以后，朝鲜则接替中国为各国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和帮助。据韩国外交部的材料，1966年朝鲜民族保卫省设立了外国游击队训练政治指导中心，培训对象包括中美洲9个国家，中东和非洲15个国家，亚洲6个国家，受训人员共5000余名（截至1976年）。朝鲜对外输出革命的做法包括：向对象国大量派遣文化、体育、贸易代表团；通过送礼等手段在对象国组织亲朝“友好协会”；大量散发金日成著作和游击战术宣传手册；通过经朝鲜培训的游游击队员，在对象国建立革命基地；通过外交邮袋大量向对象国游击队寄送武器裝备；通过各种渠道在对象国煽动示威游行；向对象国游击队派遣军事顾问，等等。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北朝鲜公开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其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如向莫桑比克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安哥拉内战，向牙买加解放组织提供武器和军事人员，给智利游击队以技术支持，在哥斯达黎加从事反政府活动，在老挝派驻军事顾问以培训泰国共产党的游击队。343

此时，“朝鲜专家的足迹遍布整个黑色大陆”，朝鲜对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不亚于中国了。截至1970年代末，朝鲜向非洲国家派出的军事顾问共有1500多人，此外还向21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近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有一个典型事例：津巴布韦取得独立解放斗争胜利后，1980年10月，其领导人穆加贝首先访问的国家是朝鲜。穆加贝特别感谢朝鲜的帮助，并说“再没有比金日成主席更好的朋友、兄弟和盟友了”。344
而对中国，穆加贝只是在回国途中在北京做了“短暂停留”。345

1970年代中期，朝鲜在国际舞台的确十分活跃，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大有超越中国的架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取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权。

三、两位革命领袖最后一次会面

1975年，毛泽东82岁，金日成63岁。与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金日成相比，毛泽东此时已经步入暮年、老态龙钟，“革命”精神更是不如前者。

1976年毛泽东病重时曾对身边的人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46毛泽东讲这段话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失望，无奈，还是心有未甘？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很明显，毛泽东非常看重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希望他所开创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也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强大推手。1971年9月林彪的突然“叛逃”，无疑是对毛泽东最沉重的打击。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非常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终于病倒了。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347
尼克松也曾谈到他在1972年2月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感受：他很虚弱，缺乏表情，面色蜡黄，双目冷漠。348

毛泽东一直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強的社会主义大国。但是，“大跃进”和“文革”先后两次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总算松了一口气。结束“全面内战”，恢复国内秩序，本来可以全面开始经济建设了。然而，“九一三”事件再次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此外，林彪的倒台还使得党内外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进而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产生了怀疑。因此，毛泽东一方面重新起用大批老干部，推动生产建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方面继续重用一批“左派”文人，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这种权力平衡的政策并不成功。老干部的代表邓小平与“左派”旗手江青势不两立，争斗不休，而毛泽东新树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则不堪重任，根本无法掌控局势。毛泽东不得不以暮年病身亲自出面，在左右两派之间百般调和，殚精竭虑，费尽心机。349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自1972年底以后，毛泽东多次在接见外宾时谈到他的身体状况，反复说自己“快不行了”“要消灭了”“要上天了”。350

差不多与此同时，金日成则在暗中信心满满地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他的大儿子金正日。在1972年宪法已经明文规定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成为全国唯一的指导方针后，1973年9月，金日成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将金正日晋升为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书记，负责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12月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一部《政治辞典》，以替代三年前出版的《政治用语辞典》，并悄无声息地删除了其中关于“世袭制度”的条目。该条目对世袭制度的定义是：“在剥削社会中，根据特权阶级的身份，依法对其职位或者财产世代相承的反动制度”，并进一步解释说：“今天，这种世袭制度在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依然存在。地主、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护和加强对于劳苦大众的统治地位，继续利用着类似于封建贵族的特权地位世代相传的封建世袭制度。”351

事实上，从1958-1959年肃清党内反对派以后，金日成便逐步开始建立起世袭的金氏家族统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69年2月的一份报告，列举了金日成亲属在朝鲜党和国家机构中担任要职的情况：其弟金英柱，从1958年开始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教导部部长，1966年10月被提名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其子金正日，曾经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担任要职，如今是金日成的私人警卫员；其妻金圣爱，从1965年9月起担任朝鲜妇女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其表姐金贞淑，从1963年4月开始担任朝鲜青年共产主义劳动联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她的丈夫许锬，从1960年开始担任外务省副相，最近成为第一副相；其表姐金信淑，从1961年担任金日成大学历史系主任，她的丈夫杨亨燮从1960年开始担任中央党校校长，1967年9月被任命为高等教育相；其舅康良煜，从1962年起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其女性亲属金玉顺，从1961年担任朝鲜妇女民主联盟第一副委员长，1965年成为委员长，她的丈夫崔光1962年10月担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1966年10月被提名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其妻弟金圣允，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的部长；其妻弟金圣甲，1965年担任朝鲜驻苏大使馆三等秘书，1967年回国后被安排在社会安全省的重要岗位。此外，社会安全相金炳河也是金日成某位女性亲属的丈夫。352
所有这一切，都为金日成树立储君做好了准备。1974年2月，金正日当选为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公开登上政治舞台。353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与老朋友金日成见了最后一面。

1975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宣布，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即将正式访问中国。17日，金日成的专列到达丹东时，中国派出外交部长乔冠华专程前往迎接，并组织了2000多群众在车站敲锣打鼓，热烈欢迎。18日下午，金日成到达北京，受到10万人隆重的夹道欢迎，邓小平还登上列车，表示问候。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立即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与金日成进行了亲切谈话。当晚，国务院举办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和代表团。354
访问期间，金日成探望了病重住院的周恩来，并与邓小平举行了4次“充满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热烈气氛的会谈。355
期间，邓小平还陪同金日成到南京参观访问。356

金日成的这次“出乎意料”访问，特别是中国方面盛大而热情的欢迎场面，引起各国外交官和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这次访问与美国最近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失败有关，中朝领导人会谈的主要问题将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日益恶化的地位及其对朝鲜问题的影响。357
由于中国没有公布中国领导人与金日成谈话的内容，人们只能根据《人民日报》刊载的金日成、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讲话及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猜测中朝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和结果。从这些公开的材料中，美国、韩国以及东欧各国外交官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受到越南和柬埔寨革命胜利的刺激和影响，金日成试图在朝鲜南北关系及统一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努力尝试说服中国支持他；尽管中国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鲜，但因担心刚刚建立起来的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受到影响，而反对在朝鲜半岛发生新的战争，并特别强调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重要性。358

看过报纸上公布的内容，的确会给人留下上述印象。在4月18日的宴会上，邓小平的欢迎词没有新内容，除了盛赞中朝友谊、表示支持朝鲜统一和金日成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的主张外，还是强调了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一贯说法。然而，金日成的演说却激昂慷慨，大有新意。金日成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彻底做好准备，以便不论发生战争还是发生革命，都能胜利地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大变革”；“必须以矛对付敌人的矛，以革命原则对付敌人骗人的‘和平’花招，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今天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在全面崩溃，美帝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也绝不会平安无事”；“如果南朝鲜统治集团再继续用刀枪镇压在南朝鲜社会底层积蓄已久的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就必将引起更大的革命爆发。一旦在南朝鲜发生革命，我们就积极支援南朝鲜人民，我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绝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敌人贸然发动战争，我们就将以战争来坚决回答，彻底消灭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失去的将是军事分界线，取得的将是祖国统一”。359
言语中透露着一股杀气。不过，在4月25日告别宴会上，金日成的讲话多少反映出他的失望和沮丧情绪。除了呼喊几句中朝团结和友谊的口号，并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外，这个讲话再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已经完全失去了他刚到中国时那种斗志昂扬的激情。360
4月28日发表的中朝联合公报在谈到朝鲜统一问题时，强调的也是自主和平统一。361

关于邓小平与金日成的几次会谈，目前透露出来的内容也很有限，只有《邓小平年谱》中的寥寥数语。在4月20日上午的谈话中，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看法，并说现在美苏争霸更加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362
不过，笔者找到了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的记录。从这个谈话中，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金日成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与毛泽东寒暄几句后，金日成让朝鲜党政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包括代表团第二号人物金东奎）都退出，只留下了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显然是有关于军事方面的重要话题要谈。然而，金日成想说的话却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宾主入座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腿也不好。”毛泽东问起朝鲜的情况，金日成说，朝鲜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南朝鲜民主化的斗争、与第三世界团结。毛泽东说：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讲到南朝鲜和台湾，毛泽东说，美国人霸住不走啊！金日成说：“我看帝国主义经济危机，能来个大乱，美国鬼子就从南朝鲜、台湾滚出去了。”接着又说，柬埔寨和越南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感到很高兴”。眼看话茬就要转入正题了，毛泽东又说，自己眼睛不好，嘴不好，腿也不好。随后就把话题转移了，一会儿说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越南，一会儿又说尼克松、基辛格，还谈到周恩来、崔庸健、金一的病情。最后，毛泽东说：“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然后指着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你们去谈话，我不谈了。半个小时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363
毛泽东说不谈政治，显然是有意推托。因为两天后，毛泽东会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时，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对欧洲安全、苏联威胁和国际秩序缓和等问题的看法。364
而且在此前后不久，毛泽东会见了一系列国外领导人，都在大谈“政治”问题。365
看来，毛泽东不是不能谈政治，而是不想与金日成谈政治。

5月7日，朝鲜外务省第二司司长崔昌武在与民主德国驻朝大使埃弗哈茨会谈时，透露了一些“新闻报道以外的信息”：“金日成同志提醒中国方面，警惕美帝国主义继续占领南朝鲜的企图，及其与朴正熙合作强化两个朝鲜现状的意图。中国方面评论说，它继续认为1972年国家统一的三项原则以及金日成同志的五点建议是正确的。中国方面表示这些原则和建议应当作为朝鲜国家统一的基础。中国方面谴责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朝鲜的企图以及朴正熙镇压南朝鲜人民的恐怖统治。中国确信这一政策将会遭到失败。”“中国方面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取消联合国对美国军队的授权，并使他们撤离南朝鲜。中国将会继续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国家统一发起的和平攻势。”“在朴正熙尝试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的背景下，中国方面表示它不会与这个政权建立关系，并将继续支持孤立朴正熙政权的斗争。”在回答埃弗哈茨的提问时，崔昌武答道：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朝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的立场并不一致”；关于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朝鲜将实现统一，中国方面答应“将在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和平纲领作为解决朝鲜问题提案方面发挥作用”，而“朝鲜方面认为和平攻势应同时意味着阶级斗争。如果朴正熙发动一场战争，朝鲜同志期待来自他们阶级兄弟的各种支持”。朝鲜坚信，“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将以它在1950-1953年祖国解放战争中同样的方式支援朝鲜”。366
尽管这个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从中仍可看到中朝之间的明显分歧。

金日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北朝鲜是不是真的要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实现民族统一，目前尚无史料可以确认，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金日成在劳动党五届十中全会提出了朝鲜“可能发生革命大变革”“战争也可能在朝鲜半岛爆发”的论断，367
此次访华就是希望中国再次援助朝鲜，重视朝鲜，与朝鲜并肩战斗。同样显然的是，中方虽同意这一要求，但条件是必须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斯珀尔透露，通过1975年2月与中国驻日武官的谈话，他获悉了中国对亚洲问题的基本态度：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东亚和南亚的稳定，不希望那里出现激烈的动荡；中国担心印度次大陆因孟加拉政局不稳而卷入争执的旋涡；马来西亚是亚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中国对与马来西亚建交感到很高兴；中国一贯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但如果与“文革”时期比较，就可以判别出“哪个是实体，哪个是映像”。368
在金日成看来，中国既然与美国、日本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常关系，从本质上讲，就必然要寻求合作与缓和，哪里还有心思搞世界革命，更不会支持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毛泽东还是想方设法维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继续对朝鲜施以援助，但已经无法改变中朝之间貌合神离的状态了。

1976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中国与美国要搞好关系，与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也要搞好关系。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369
与此同时，朝鲜劳动党党刊《勤劳者》编辑部文章则发表了另一番言论：“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确实是一位用伟大的革命思想普照全球，开辟时代和革命前进道路的革命英才、伟大的思想理论家”；主体思想“提出了关于新型社会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理论，独创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而使关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理论全面得以重新系统化和完善，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胜利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历史性事业的最正确的道路”。370
5月4日，《劳动新闻》发表编辑部文章称：主体思想是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真正旗帜。371
看来，金日成的确有心接掌世界革命的大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朝鲜举行了自斯大林死后从未有过的盛大悼念活动。朝鲜政府规定，9月10-18日为朝鲜全国哀悼期，在此期间所有单位和居民家庭均要下半旗，在举行追悼大会的9月18日下午，全国停止工作三分钟，所有人就地肃立，并鸣笛致哀。372
金日成确实悲痛和伤感，尽管中朝之间存在着种种恩怨，但朝鲜享有今天的地位和发展，没有毛泽东诚心诚意的支持和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金日成心里非常清楚。不过，金日成更明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如果还存在的话，能够接替毛泽东执掌大旗的就是他本人了，正如斯大林倒下，站起来的是毛泽东一样。

至此，中朝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尾声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朝关系的重构

应该说，毛泽东在其晚年放弃世界革命，实属迫不得已；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中国不得不与美国联手，而一旦打开与西方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大门，世界革命的路线迟早是要改变的：然而，毛泽东生来就是革命者、“造反派”，他从未想过要放弃中国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国际上与美国和西方搞缓和，支援各国革命的势头逐步减弱，一方面却在国内大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热情有增无减。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试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时候，决心再次打倒他。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次“路线斗争”。

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导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又在客观上为邓小平后来的“叛逆”创造了条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走出僵局，进入联合国，打开对外交往的窗口，其直接的后果是为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奠定了基础。尽管毛泽东本人从未设想过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但外交战略的转变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以后，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与此不无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在1970年代拆除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政治障碍，就不可能有1980年代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之路。

[1]

经济方针和经济体制的变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生机和空间。如果说1950年代苏联的援助是现代科学技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转移，并由此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那么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实现了更现代的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向中国的第二次大转移，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复兴和步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基础。自然，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中朝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总体上看，中国和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把美国当作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有中苏关系恶化的变数，但这些基本要素依然存在，中朝之间到底还是一种特殊的“兄弟”关系。中美关系实现缓和并逐步正常化以后，美国不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甚至成为中国对抗苏联的潜在盟友，中朝之间特殊关系或“兄弟”关系的基础第一次开始发生动摇。由外交战略层面分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弱化，朝鲜作为中国东亚安全门户和战略缓冲地的作用开始逐步消失。从根本上说，这个变化开始于毛泽东和金日成时代的晚期。实际上，从那时起，朝鲜就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挡箭牌”或战略缓冲地，中国也不再是朝鲜的“大后方”了。

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朝“特殊”关系的基础发生了第二次动摇——经济层面。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讲，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机制，而在经济交往中就要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交往中所奉行的“国际主义”原则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以往中国在处理与朝鲜经济关系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方针更是无法继续。虽说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此期中朝关系仍然维持着友好团结的表象，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依然继续，但其内容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中朝关系由昔日的“兄弟”关系转变为一般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基础，无论在外交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已经逐渐成熟。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震动。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对于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已经解除，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极其困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对外要摆脱西方制裁中国的孤立局面，对内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经济方针，为此就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与韩国建交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口。然而，中国一旦迈出这一步，维系中朝“兄弟”关系的最后一条线索也就扯断了。1992年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中朝关系性质彻底改变的最后推手，以往中朝关系特殊性的政治基础也不复存在了。朝鲜站在“革命”的立场，完全有理由指责中国“背信弃义”，而中国要与外部世界建立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则必须摆脱“革命外交”的桎梏。

中韩建交标志着中国把朝鲜作为远东地区战略缓冲地带的传统安全战略已经彻底失效，中国对朝鲜政策由“特殊”转向“一般”的障碍已经彻底消除。至此，在现代国家关系的基础上重构中朝关系的条件在客观上已经完全成熟，问题就在于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了。此后，朝鲜因陷入外交绝境而制造了朝核危机，企图再次把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朝鲜半岛，为北朝鲜重新开辟冷战时期那种“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间。.而中国则有条件开始以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和形象来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了。

总之，“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里程。此后的中朝两国，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各行其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也已经分道扬镳。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与朝鲜宿敌韩国的正式建交，中朝关系在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注释

1.
关于中国改革之路的深入研究，参见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结语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归纳起来，在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期（1945-1976年），中朝关系总体上处于冷暖无常、起伏不定的状态，其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49年），其特征是“若即若离”。

在苏联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后，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下，金日成整合朝鲜各派政治力量，建立并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在由苏联主导的北朝鲜政权建立过程中，原中共系统的延安派朝鲜干部受到排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熟悉金日成等朝鲜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所谓中国内战时期（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朝鲜对中共的帮助，本质上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体现。毛泽东试图建立“东方情报局”，亚洲各国共产党均派出领导成员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办的“学习班”，唯独朝鲜劳动党没有一人参加。中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朝鲜则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朝两党之间若即若离，却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接受的是苏联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安排，新中国面对的则是一个斯大林安排的既成的“中朝关系”。于是，中朝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历史的和地缘的因素中，又注人了国际共运结构中的“兄弟”元素。

第二阶段（1950-1958年），其特征是“内紧外松”。

中国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在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双方对战争目标和作战方式的想法不同，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两国关系表面上亲密无间，实际上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何时需要中国援助、志愿军由谁来指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以及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和停战时机的掌握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或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阴影。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和国家层面凝成深厚友谊。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曾一度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早在战争后期，金日成便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挑动党内各派之间的争斗，以达到排挤和打压国内各派异己力量，树立其个人统治权威的目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引起各派反对。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试图利用苏共对金日成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迫其下台。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劳动党内部矛盾全面爆发，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波匈事件和苏联反党集团事件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提升，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和扩大与苏联竞争的优势，1957年底改变了对金日成的态度，主动承认1956年干预朝鲜政局的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甚至答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于是，中朝关系得以缓和，并在中国的“大跃进”和朝鲜的“千里马”运动中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三阶段（1959-1965年），其特征是“尾巴摇狗”。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由此为朝鲜提供了有利的外交空间。金日成在中苏之间采取对等外交的策略取得成功，出现了冷战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小国主导大国（“尾巴摇狗”）。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面临极大的内部压力，政权频繁更迭，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复兴。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安全环境。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

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大部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第二次高峰。

第四阶段（1966-1969年），其特征是“外紧内松”。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左”的外交路线使中国陷入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造反派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甚至向苏联表示决不会屈从“中国路线”。在这种背景下，朝鲜迅速倒向苏联，一度加入反华大合唱。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从高峰跌入谷底。

然而，在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斗争中，高举反帝大旗的毛泽东在内心决不会放弃两个亚洲近邻朝鲜和越南，从而使中国陷入孤身作战的境地。尽管在“文革”初期中国的外交一度失控，但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金日成的坏话，也从未想过要抛弃朝鲜。与此同时，金日成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1968-1969年，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武装冲突不断加剧，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击落美国海军EC-121大型侦察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并主动提出缓和对华关系。而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也不得不尽快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1969年10月1日，崔庸健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标志着中朝之间又开始恢复了“兄弟”友好关系。

第五阶段（1970-1976年），其特征是“貌合神离”。

中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决定对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打破中美长期对抗的僵局，恢复双边关系正常化。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但提出必须对朝鲜的利益有所保障。在中美外交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想方设法照顾昔日盟友，满足了朝鲜的所有要求，并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全力援助朝鲜，中朝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一片祥和景象。

然而，在中国采取联美抗苏战略的同时，朝鲜的主要敌人仍然是站在韩国背后的美国，其客观结果必然是把中朝两国的外交路线推向对立，而金日成在大力寻求中国援助的同时，也频频向苏联示好，继续开展等距离外交。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坚持世界革命的主张，不得不放弃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而使中国失去了领导反帝斗争的中心地位。朝鲜则全面宣传金日成主义和主体思想，有意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越南和柬埔寨的革命胜利刺激了朝鲜，金日成访华并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谈，企望中国支持朝鲜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统一，而毛泽东采取了回避态度。此期的中朝关系已是貌合神离，中美关系缓和在外交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动摇了中朝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

总结一下，本书对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大体是按照以下并行不悖且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三条线索或基本思路展开的：

第一，从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朝鲜提倡的“主体思想”及反“事大主义”之间的博弈。

冷战时期的中国和朝鲜无疑都属于个人专制国家，其外交决策方式则体现为“领袖外交”，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个人理念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具有极强的领袖欲——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始考虑如何恢复历史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又熟读中国古代史书——深谙中国历代皇帝作为“天朝大国”天子的统治术。因此，在他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理念中，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历史上中国帝王以宗藩体制统治周边地区的“天朝”意识。如果说在古代中国这种宗藩制度表现为朝贡体系，那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现实条件下，这种理念和意识则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中国成为亚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自己担当亚洲乃至世界革命的领袖，始终是毛泽东追求的人生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要求的，就是对其领导权的认可，只要服从和紧跟中国的政治路线，什么领土、国民、经济利益，都不在话下。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的特征，而这也是毛泽东的天下观与斯大林的领袖观之间的重要区别——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加传统。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依附于大国的小国领袖，金日成的理念恰恰相反。就建立世袭的金家“王朝”而言，金日成有继承传统的一面，但也有反传统的一面。古代朝鲜的统治者推崇“事大主义”，借助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确保其国家安全及在东亚的政治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败，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受尽屈辱。战后虽然见到了独立的曙光，却又因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不得不依附于苏联的保护。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金日成，一生追求的就是朝鲜的独立和统一。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日成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思想，不断开展反对“事大主义”的教育，就是要为朝鲜谋求彻底的、真正的独立地位。中朝关系的演变，就外交体制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传统宗藩体制在现代条件下向两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转变的过程。所以，尽管冷战的国际背景和意识形态取向要求中朝团结一致，但是从外交理念上讲，此期中朝两国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矛盾的，这种对立和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却贯穿始终。这就是中朝同盟关系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不对称同盟中大国与小国关系的特殊现象。

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朝鲜是一个小国、弱国，他们之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显然是不对称的。一般来说，在这种同盟关系中，都是小国服从大国，弱国依附强国。然而，中朝关系的情况却与此相反，表现为一种“尾巴摇狗”的现象。这种形象的说法也许不够文雅，但在冷战时期的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大国难以控制小国，反而受制于小国，中朝关系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究其原因，除了金日成的顽强意志和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外，主要起作用的首先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一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其外交地位本来是十分可怜和微弱的，但是如果两个大国处于对立状态，而两者又都寻求小国的支持，那么主动权无疑就会转移到弱者手里。这大概就是冷战格局中产生“尾巴摇狗”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金日成能够大力宣扬“独立自主”和“主体”思想的外交基础。朝鲜处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在远东安全和利益的交会点，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是，在1950-1959年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中，中国和苏联都需要照顾朝鲜这个社会主义远东门户的利益和要求；在1960-1965年中苏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斗争中，双方又都需要拉拢朝鲜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而在1966年中国被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朝鲜作为中国仅存的几个“盟友”之一，就更有机会和资格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了。从中朝双边关系看，中国作为“大哥”要求的是领导权，即对“大是大非”的管控（如对苏联和战争的态度），而朝鲜作为“小弟”追求的只是安全和利益。因此，中国可以忽视朝鲜政策的实用性、摇摆性，容忍朝鲜不断增长的需求，却无法接受它的背离。这就使得金日成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可以经常处于有利的和主动的地位。从长时段观察，朝鲜得到了它所要求的物质利益，却始终对中国若即若离，在中苏分裂和对抗的过程中，“脚踩两只船”。而对于同盟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分歧，中朝双方既不能让两国人民了解，更不能让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国获知。否则，这一同盟对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对外则不再具有威慑力。这就是中朝同盟存在的现实表现和结果。

第三，从行为特征和政治准则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中国和朝鲜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苏关系一样，冷战时期的中朝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不成熟或不正常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还没有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党际关系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着党际关系的政治准则。现代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特征表现在对主权、平等的承认和尊重，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观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或同盟关系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是明证，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际间和国家间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的观念中，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各国共产党党章关于“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和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存在就是明证，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宗法关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一家之长”任意指挥或干涉其他“家庭成员”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小弟”可以任性耍赖，“兄长”就必须忍辱负重。中苏关系是这样，中朝关系也是如此，只是调换了角色而已。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平等和主权应该是每一个国家必须享有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公开否定无产阶级推崇国际主义、世界革命需要统一领导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失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高点。或许，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悖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以上几点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过，当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毛泽东推行联美抗苏的战略方针后，连接中朝之间特殊关系的外交链条便在无意中开始断裂了。到邓小平时代，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朝鲜的方针。改革开放逐步切断了中朝之间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关系，中韩建交则最后摧毁了中朝之间以“国际共运”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中国和朝鲜实际上已兹分道扬镳。在冷战年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构成中朝关系特殊性的基础是两个阵营的对抗和中美两国的敌对。因此，毛泽东始终把朝鲜视为中国的“挡箭牌”和安全“缓冲带”，而中国则成为朝鲜的“大后方”。然而，随着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中美关系正常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和中韩建交，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和韩国仍然是朝鲜的敌人和威胁，但对中国已经不具有直接的安全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潜在的盟友。朝鲜再也不是中国的“挡箭牌”和安全“缓冲带”，尽管从外交策略的角度考虑，双方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但已是同床异梦，所谓“血盟”的特殊关系已经彻底瓦解。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本书的结论是，历史启示人们，中国欲摆脱与朝鲜关系的困境，并实现朝鲜半岛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核心的和首要的问题，就是把中朝关系恰当地定位于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从而制定合理的和现实的对朝政策。

后记

与其他中国学者一样，我深知，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特别是现代中朝关系，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而又令研究者感到刺激的课题。在多年研究朝鲜战争的过程中，我已隐约感到中朝关系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几次想沿着已有的线索探寻下去，但始终未曾着手。一则要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忙不过来，二则也不想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2009年，国家有关部门找到我，希望能对朝鲜战争以来中朝关系的历史做一个梳理，搞清楚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使我想到，揭开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历史课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的决策机构都不了解中国与朝鲜之间在过去经历了什么，怎么可能制定中国对朝鲜的现实方针和政策？！自己本来就感兴趣，再加上国家急需，我便欣然领命了。

在有关部门的催促下，我于2011年完成委托研究课题，提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研究报告，取名《冷暖无常：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1945-1965）》。在课题结项时，我发现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多数朝鲜问题专家，对于中朝关系历史中的很多基本史实竟然也知之甚少，这令我感到惊讶，同时感到有责任对这一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课题虽然结项，但毕竟时间仓促，还有很多史料没有看到，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从那时起，我便有意写一部现代中朝关系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把历史过程梳理清楚。

我本打算从1945年写起，因为中国学界对此前历史过程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只要简单归纳一下，做一个背景介绍即可。但到写作时才发现，以往的研究众说纷纭，且很少使用基本的原始档案，所以很难取信并进行概述。于是，我不得不找来共产国际有关中共与朝共关系的档案文献及相关史料，重新梳理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并做出了自己对这段历史过程的逻辑分析和基本判断。把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压缩为几千字的背景介绍，我实在心有不甘，便加了一个“序篇”，讲述1919-1945年中共与朝共的历史。从全书结构上看，这样安排也许会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但我对这些内容的确难以割舍，只好请读者见谅。至于“脚轻”，还有一个原因，主要是档案文献目前多数还未到解密期。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变化的情况，特别是中韩建交的内幕，自然是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一旦条件成熟，我会再写“续篇”。

历史研究首要的和主要的功能就是还原历史，把历史过程讲述清楚，尤其对于那些世人尚不了解或未搞明白的历史过程——现代中朝关系史当然属于这一范畴。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掌握尽量多的史料，并对所有收集到的史料进行分析、考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链条，如此才可能呈现出一幅比较真实、完整、清晰的历史画面。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归纳，才可以从不同的解释框架出发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愿本人的努力能够为人们了解中朝关系历史、研究当代中朝关系和朝鲜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实在的基础。——这就是本书的宗旨。

在课题研究和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必须在这里表示谢意。

首先是在学术方面，我特别感谢陈兼、方秀玉、金成镐、金东吉、金冲及、金观涛、李丹慧、厉声、刘晓原、马爰、石源华、夏亚峰、杨希雨、杨昭全、余伟民、张琏瑰、章百家、朱建荣、朱良，他们与我交流信息、讨论问题，或为我解答疑难，的确给予了我很大启发和帮助。

其次是在史料方面，我特别感谢白林、崔海智、邓峰、董洁、高晓川、谷继坤、葛君、蒋华杰、金泉、李锐、林宜臻、刘统、刘勇、吕雪峰、师建军、孙艳姝、王晨义、徐向梅、肖瑜、游览、张婷婷、赵青峰，还有国外学者A1su Tag1rova、Anastas1ya Bayok、Andrei Lankov、James Person、Sergey Radchenko、金东吉、金光云、林护政、下斗米伸夫，他们帮我查找资料，或翻译外文，或核对注释，使我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最后，我还要感谢几位企业界的朋友陈宁川、钱晓华、王建和、武克刚、谢黎、杨利川、于建东、张建强等，他们都对我的研究给予了特别帮助，或提供国家经费支出难以报销的资金，或陪同我收集档案和实地考察，或提供优越舒适的写作环境。还需要提及的是，在本书初稿完成以后，东方出版中心的中文编辑梁惠、以朱建荣为首的日文版翻译团队、以金东吉为首的韩文版翻译团队和英文版编译者夏亚峰在他们的工作中，对书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或建议，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亦深受感动。

当然，文责自负。对于书中存在的一切缺陷和舛误，还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沈志华2016年4月

（本书注释，附录，人名索引另见PDF文件）